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的现代性内涵

刘秀玉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克服危机的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和社会领域引发了剧烈变革，创造出与中世纪迥然不同的新型文化，标志着欧洲从中世纪向现代文明迈进，现代性也应运而生。英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全面展开晚于欧洲大陆近两个世纪，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6—17 世纪尚处于现代性的萌芽阶段，但是构成西方思想框架的基本原则已然有了雏形，对其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意识形态、人类行为、文化价值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为对人类早期现代活动的生动回应，英国文艺复兴戏剧开启了西方戏剧追求现代性的漫长旅程。据估计，1560—1642年间，英国创作出3000 部左右的戏剧作品，尽管留存下来的作品只有约六分之一，这部分作品对英国文化和历史却具有重大意义。①参见〔英〕海伦·海克特：《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的世纪演变》，顾春芳译，《南方文坛》2018年第1期。因此，美国当代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指出，英国文艺复兴戏剧“几乎全都跳脱了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的时代窠臼，进而树立起适用于所有时代的摹仿标准”。②〔美〕哈罗德·布鲁姆：《剧作家与戏剧》，刘志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61页。

近年来，莎士比亚戏剧现代性问题开始引起学界关注，但是对英国文艺复兴戏剧及其在英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的奠基性地位还鲜有论及。本文拟将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纳入现代性视域，条分缕析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的现代性品格，揭示其对英国戏剧现代性的生成意义，这将有助于从诗学层面对英国文艺复兴戏剧进行整体把握。

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是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英国文艺复兴戏剧使用常态化和反常态笔法，塑造了一系列褪去神性、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真实个体，它关注的是个体生命在遭遇社会转型挑战时的不同呈现，反映了人文主义者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现代精神。学术界早期对现代性的界定比较宽泛，泛指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发生的与之相关的经济的、社会的、科学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活动。20 世纪40 年代以后，阿多诺等人开始关注现代性的自我否定维度，将辩证思想运用到现代性阐释上，现代性理论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劳伦斯·卡洪认为，主体性就是意识，是人类个体的属性或者行为，是对于“任何事物、场或者诸显现的总体性的意识”，人类借之以觉察“各种显现和现象”，物借之以向我们展现它们自身。①〔美〕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4页。

概括起来，英国文艺复兴戏剧对主体意识的凸显主要有正反对照描写、混杂式描写和曲折隐晦描写等方式。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 1558—1595）、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 1580—1627）、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等剧作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出神入化地描绘了摆脱中世纪束缚的鲜活的现代新人类，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戏剧，为英国戏剧走向成熟创造了重要条件。

首先，文艺复兴戏剧通过正反对照的方式塑造出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肩负起重建社会道德的文化使命。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摹仿的不仅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而且是能引发恐惧和怜悯的事件。”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2页。戏剧人物通过行动展现性格，人物命运有因果相袭，其道德警示意义由此显现。一方面，文艺复兴戏剧大量描写正面英雄形象，弘扬人性光辉，为个体生命赋能，洋溢着新时代的乐观主义和积极进取精神。这类形象代表新兴群体的价值观，他们与传统势力的抗争实则体现了人类探索终极存在意义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戏剧对人性恶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鞭挞，通过刻画一群面目可憎、灵魂扭曲的恶人形象，揭示出社会转型期个体面临的道德选择及其后果。这一类负面描写与正面描写相辅相成，构成文艺复兴时期思想文化的两极呈现，具有强烈的反差审美效果。

马洛是英国最早呈现现代人形象的文艺复兴剧作家。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The Tragedy of Dr.Faustus,1604）中，他为我们塑造了第一个现代人形象。浮士德的故事取材于德国传奇，马洛第一次成功地对它进行戏剧化改写。200 多年后，德国启蒙运动领袖歌德以此为题材，用尽一生心力创作完成了长达12 111 行的浪漫主义诗剧《浮士德》，成就了他在世界文学史的崇高地位。不同时代两位剧作家同时将目光聚焦到浮士德传说上，有其必然性，也颇具象征意义，标示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资产阶级人文精神的决定性胜利，同时也反映出欧洲追求现代性的步履之艰辛。与歌德版本相比，《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有明显的中世纪道德剧的痕迹，但是这不影响它的时代价值。马洛笔下的浮士德形象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追求真理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宏伟气魄。浮士德是一位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追求充盈的生命体验，敢于向落后的宗法礼教发起挑战，甚至不惜背弃上帝，落得粉身碎骨、魂飞魄散。马歇尔·伯曼指出：“现代人转变自身的唯一途径就是，根本转变他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物质的、社会的和道德的世界。”③〔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0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浮士德的悲剧本质是发展的悲剧，而悲剧的根源在于冲破中世纪礼教、追求现代性的努力。

其次，在对主体精神进行正面褒扬和反面抨击之余，文艺复兴戏剧还通过塑造难以用常规善恶标准来界定的反英雄形象，多元化呈现人性的复杂与丰富，折射出英国向现代转型时面临的文化困惑，以及社会变迁带来的对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价值体系的颠覆，反对宗法权威，提倡世俗精神，强调相对于客体世界人性主体的发展与完善，其实质是理性化的、世俗化的个体主义。安东尼·凯斯卡迪在《现代性主体》一书中指出：“世俗化主体的出现反映了超验主义的宗教理想威权被一系列社会行为准则所替代的过程，而这些行为准则又受新出现的理性言说主体制约。”①Anthony J. Cascardi, The Subject of Modern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27.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世俗化是对中世纪宗教文化的超越，也是世界“祛魅”的过程。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来说，信仰丧失意味着更大的自由和变革的可能，是向自我敞开的过程。英国新教与罗马天主教的斗争旷日持久，16世纪这种交锋达到顶点。新兴资产阶级肯定个人通过自我奋斗追求美好生活，实现人生理想，与主流观念产生剧烈冲突。这种文化震荡与价值交锋催生了一批充满矛盾的文学经典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麦克白夫妇。麦克白与麦克白夫人的人生轨迹折射出的是时代对于个人命运的戏弄，这是不同时代个体都可能面对的际遇，具有强烈的戏剧共鸣。反英雄人物虽然各有不同，但无一不是个性鲜明，集合了人文主义者的光环，也有自私、狭隘、野心等世俗社会的印记，展示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复杂多变的社会心理，充分揭示了人的主体意识在现代伦理冲突中的客观存在。

除了运用常规手法描摹人的主体精神，文艺复兴戏剧还大量使用病态、疯癫、梦呓等非理性叙事手段，隐晦传递出对人性自由的渴望。反常规叙事间接反映出新旧两种价值体系交锋带来的心理冲击，揭示了人的主体诉求与社会理性之间的内在冲突与对抗，病态或神经症是这种对立关系不可调和而引起的精神危机的极端表现。英国评论家马·布雷德伯里认为，“现代的概念是和混乱、绝望、无政府状态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无理性、混乱、个人深刻忧郁”的特点，容易引起“困境、异化、虚无主义”等问题，因此带有先天的危机感。②〔英〕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编：《现代主义》，胡家峦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27页。非理性行为，是人文理念的曲折映射，它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可以追溯到时代社会环境，剧作家通过这种非理性叙事手段，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秩序的尖锐批评和对人性的肯定。

作为一种特殊意识表现形式，鬼魂、梦境、迷信、魔幻等超自然场景在文艺复兴戏剧中时有出现，可以被解读为外在环境压抑下主体欲望的曲折表达。哈姆雷特的父亲以鬼魂形象现身，对剧情发生的背景和走向做了铺垫，成为全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五幕第一场中，有一段罗密欧梦见自己被爱人拯救死而复生的描写，通过梦境反衬现实的残酷。盖尔·帕斯特认为，超自然元素在戏剧中的使用是作家对外界刺激产生的情感、态度、行为等多方面体验的综合反映，因而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含义。③Gail Kern Paster, Humoring the Body: Emotions and the Shakespearean St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18-19.文艺复兴戏剧对超自然事物的关注与其说与宗教有关，不如说是以春秋笔法表现对当时政治的敏感和忧虑；
而写作风格向浪漫主义的靠拢，恰好说明现实世界个人诉求的难以达成。

非理性内容出现在众多作品中，有其深刻的价值指向。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代表了时代进步理念，他们的悲剧反映了追求独立的主体精神和以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理性之间的巨大落差，而疯魔等病态表现则是外界环境对个性心理造成的扭曲和异化。主体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矛盾导致人的精神畸变，其实质是现代性危机与审美现代性追求之间的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剧作家超前的审美意识。

英国文艺复兴戏剧远承古希腊戏剧精神，对抗中世纪宗教桎梏，追求和弘扬人性解放，“是历史的产物，又给现代以艺术享受”，以戏剧的方式揭示了早期现代性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成为“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①孙家琇编：《马克思恩格斯和莎士比亚戏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第18、20页。文艺复兴戏剧呈现的是神意与人性两种精神力量的对比，最终指向人性的胜利，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正面直接肯定生命主体价值，有的则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揭示人的自由、自主精神，可谓异曲同工。正是对个体命运和生存状态的关注，使文艺复兴作品具有了超乎时代的审美现代性。

民族身份意识的觉醒与现代性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吉登斯指出，公元1500 年前后，人类历史经历了一次大转变，从自给自足的前现代社会进入互联互通的现代社会，从此，人类社会的组织模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为了解释现代社会的性质，我们必须抓住民族国家的具体特征，这是一种以特别突出的方式与前现代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社会类型”。②〔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对于刚刚摆脱封建神学枷锁的英国大众而言，文艺复兴戏剧起到了政治思想启蒙和教化的作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英国民族国家观念的雏形。民族主义在英国既是一种意识存在，更是一种现实存在，提倡世俗主义、平等主义和人民权力的现代社会原则瓦解了中世纪的封建秩序。里亚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中提出，“原初的现代民族观念出现于16世纪的英格兰”，“民族”一词最初用来指代全体英格兰人，成为“人民”的同义词，“意指主权的持有者、政治团结的基础和最高的效忠对象”，并与精英阶层区分开来。③〔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5-14页。同一民族中，阶层和地位只是表象，人们在本质上没有不同，这种同质性与多样性解释了英国文艺复兴戏剧追求精神平等和文化宽容的美学向度。

首先，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的现代国家理念体现在历史剧的繁荣上。一定意义上，历史书写激发了剧作家的家国想象与政治关切。亨利八世时期，英国努力摆脱罗马天主教的千年桎梏，无论出于政治目的，还是教化目的，建构新的英国民族身份已然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和共识，而历史书写为他们提供了参照。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已经开始面临共和制与君主制的两难抉择；
到这一时代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显著改变了旧有的社会结构，代表人民的议会与代表传统贵族势力的王权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国家政治体系日益世俗化。在这种背景下，受柏拉图《理想国》、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等作品启蒙，剧作家们也开始思考国家民族命运问题，加之为了躲避官方审查制度，历史题材遂成为他们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的不二之选。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偏爱历史题材，除了英国历史，世界古代史、意大利和法国的近代史也纷纷进入他们的视野。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写作类似艺术创作，集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于一身，是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④Malcolm Hebron, Key Concepts in Renaissance Literatur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6, p.150.实际上，当时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并非如我们现今所理解的那样泾渭分明，这一点可以从词源学角度得到佐证。根据《韦氏词典》，“history”（历史）一词源自拉丁语“historia”，14世纪进入英语词汇后，很长时间里与“故事”“历史剧”同义，直到15世纪末才具有学科的含义。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独树一帜，是人文主义者面对时代政治困局，希冀从历史中寻求突破的真实写照。《裘力斯·凯撒》《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科里奥兰纳斯》等均以罗马为背景，埃里克·尼尔森认为，莎士比亚的罗马戏剧既非对共和制怀旧式的推崇，也非捍卫罗马时代的帝国荣耀，而是为解答何为理想共和国提供了一个思路。①Eric Nelson,“Shakespeare and the Best State of a Commonwealth”, Shakespeare and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Ed. David Armitage et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p.256.在《裘力斯·凯撒》中，莎士比亚对于君主帝国和共和国的选择给出隐晦的回应。该剧围绕古罗马两个政党之争展开，深入探讨了伊丽莎白时代专制统治引发的社会问题。剧中的凯撒代表王权，他独裁跋扈，凯歇斯等共和派反对个人专制，在德高望重的勃鲁托斯的帮助下，他们刺杀凯撒，后来凯撒的心腹安东尼复仇成功，剿灭共和派。借勃鲁托斯之口，莎士比亚委婉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意图：君主制极易滑向专制暴政，而专制将威胁到公民社会。因此，刺杀凯撒这一行动具有政治和道义的双重合理性。与此相对，莎士比亚塑造的统治者形象，大都郁郁寡欢，饱受失眠焦虑的困扰，更有甚者如李尔王、查理三世，为了逃避王位不惜放逐自我。与同时代剧作家一样，莎士比亚对当代政治观念与行为持怀疑态度，深知美德的时代已经过去。②Quentin Skinner,“Afterword: Shakespeare and Humanist Culture”, Shakespeare and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Ed. David Armitage et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280.也许莎士比亚等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对民主政治理念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界定，他们的政治倾向性也未见得多么鲜明，但是不能否认他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关注，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表达了人文主义者对民族国家观念的深刻思考和洞见。

文艺复兴历史剧讴歌了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息息相关的人民权利和自由平等精神。里亚将民族主义定义为“平等成员组成的主权共同体”，身份认同出自作为一个民族成员的身份，因此这种具有涵盖性的、高贵的认同，显然不同于被它取代的那种被宗教所确认的等级认同。③〔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第3页。民族权利和利益与人民的主权意识相辅相成、互相依存，普通民众获得政治平等权的过程也即民族意识得以实现的过程。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戏剧聚焦君主权力的消解与人民主权意识形成的主题，将长期徘徊在政治体系之外的民众纳入现代国家体系中，这一点在作品中有两个维度的体现，其一是洋溢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其二是复仇主题遮蔽下的权利意识。《查理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爱德华三世》等历史剧再现了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期英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如英法战争、玫瑰战争等，维护国家主权、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情绪在这些剧作中得到充分表达，以富有诗意的戏剧语言正面书写蓬勃的民族精神。而在普通人身上，剧作家也不吝惜笔墨，衷心赞美底层人的高尚人性和完美品格，对他们的悲惨命运寄予同情，也肯定了他们为追求社会平等与个人自由揭竿而起的勇气，认识到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变革的伟大力量，体现出剧作家朴素的现代人权意识。

其次，除了历史剧，充满血腥、残暴和杀戮的复仇悲剧在伊丽莎白时代大行其道，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文主义者对家国命运、时代伦理的关切。复仇悲剧受欢迎，一方面因为它是充满张力和爆发力的动作戏码，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出色地捕捉到了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代气息，因此戏剧冲突具有了超乎个人或者国家利益的普遍性，成为时代紧张情绪的极端投射。④Thomas Rist, Revenge Tragedy and the Drama of Commemoration in Reforming England, Aldershot/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8,pp.4-6.民族主义虽然有着世俗的特质，但是它脱胎于特殊的、具有自闭性的宗教文明，不同思想碰撞带来的结果是人们普遍感受到的无序状态，也即一种“失范”。16 世纪末期，“圈地运动”在英国余响未绝，资本化带来巨大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残酷的时代催生新的艺术形式。这一时期，英国开始出现复仇悲剧，托马斯·基德创作的《西班牙悲剧》（1594）奠定了复仇悲剧在英国的基本模式，此后相继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1601）、托马斯·米德尔顿的《复仇者的悲剧》（1606）、约翰·韦伯斯特的《白魔》（1612）等问世。英国复仇悲剧一般有五幕，复仇是主线，多用内心独白和戏中戏手法，超自然的鬼魂形象、复仇者的延宕和佯疯也是必备元素，结局往往是复仇者与敌人同归于尽。

复仇悲剧的杀戮主题往往隐含着一种深沉的民族叙事。在《西班牙悲剧》中，基德以1582年西班牙和葡萄牙战争为背景，创造性地将塞内加戏剧传统中的鬼魂和戏中戏元素融入戏剧叙事，使之成为推进剧情的重要线索和手段，并将暴力场面植入舞台表演，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拉尔夫·海克尔认为，尽管该剧中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历史政治背景是一种艺术处理，并非实指，但是基德笔下的西班牙可以看作是伊丽莎白时代晚期的意大利，是一个“他者”形象，与正深陷紧张与冲突中寻求民族身份建构的英国在精神上气息相通。因此，“基德的西班牙是想象出来的，是创造出来的”，这种“他者”定位包含了初始的民族国家和文化的自我建构意识。①Ralf Haekel,“‘Now Shall I See the Fall of Babylon’: The Image of Spain in the Early Modern English Revenge Tragedy”, Theatre Cultures within Globalising Empires: Looking at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Spain,Ed. Joachim Küpper and Leonie Pawlita,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8,p.144.从这个意义上讲，《西班牙悲剧》是早期现代英国在各种矛盾冲突中重新确定自我身份的艺术体现。以《西班牙悲剧》为参照，《哈姆雷特》成为英国复仇悲剧教科书级的存在。该剧重心直接转向国家社稷，国与家的关系通过王位之争得以放大，其间牵涉国王与臣民、父与子、夫妻、朋友、主仆等多重关系，也间接衬托了当时的家国伦理观念。

最后，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的民族意识还体现在民族语言——现代英语的确立和发展上。文艺复兴时期是英语发展史上最富创新精神的阶段。此时，英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确立了现代英语的雏形。摆脱中世纪宗教话语体系的束缚后，英国社会进入迅猛发展时期，社会流动性加剧，资产阶级地位上升，进步思想冲击旧有习惯，社会变迁在语言层面也有所体现。在前现代时期，雄辩一度是阶级地位的象征，是贵族的特权。人文主义者提倡教育平等，致力于培养新时代公民。在他们的努力下，包括商人和平民在内的普通人都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民众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他们也因此接触到早期现代思想的熏陶。当时的教育家约翰·布林斯莱（John Brinsley）认为，聪慧的人民才能创造光荣的国家，因此他号召国家精英和领袖都要投身教育事业。②Markku Peltonen,“Political Rhetoric and Citizenship in Cariolanus”, Shakespeare and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Ed. David Armitage et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p.237.马尔库·佩尔托宁指出，由于当时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现代公民，所以文法学校的课程大多与政治议题有关，雄辩术是入门课，作为一门普及性技艺被传授。③Markku Peltonen,“Political Rhetoric and Citizenship in Cariolanus”, Shakespeare and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Ed. David Armitage etc., pp.237-238.在这种背景下，文艺复兴戏剧有力呼应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寓教于乐，以喜闻乐见的形式间接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在戏剧的影响下，英语在平民中迅速普及，更多大众被吸引到戏剧活动中，极大改变了戏剧创作主体与受众的力量对比。这样的结果，不但促进了戏剧的普及和传播，也确立了现代英语作为英国民族语言的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正是中古英语向现代英语转型的时期，戏剧为英语确立了明晰的标准，丰富了英语的生命力，同时也保留了英语语言的纯粹性。16 世纪末“大学才子派”剧作家走的是大众化文艺道路，作品蕴含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成功塑造了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戏剧形象。其中，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成就尤为突出。他革新中世纪戏剧，摆脱了古典戏剧的束缚，首创气势磅礴的无韵体诗（blank verse）。经莎士比亚发扬光大，无韵体成为伊丽莎白时代主流的文体样式，对戏剧普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语言的倚重从此也成为英国戏剧的优良传统，持续影响着现当代戏剧创作。塞缪尔·约翰逊写道：“假若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永不过时的表达方式（我相信是有的）——一种和它本民族语言的规律相符合的，稳定不变的文体——这种表达方式可能要到日常生活的普通交谈中去寻找，要到这样一些人们当中去寻找，这些人说话只是为了别人听懂他们的意思，毫无任何追求文雅的野心。”①〔英〕塞缪尔·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李赋宁译，载《李赋宁论英语学习和西方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11页。莎士比亚对当时流行的宫廷语言和平民语言有过深入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个性鲜明的新时代语言。他的语言创新有诸多表现，比如词类自由转换、新旧词语混用、新造词语、隐喻、习语、双关语、铺排，以及普及无韵体等，雄辩是他笔下人物的重要特点。语言创新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通过语言刻画人物、推动情节，引起更多读者的情感共鸣，扩大了戏剧的影响力，进而将新时期先进思想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们的认知体系中。

亨利·琼斯在《国家戏剧的基础》中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英国人那样，其性格和气质如此深刻地被流行娱乐形式，尤其是戏剧的本质和特质所影响；
同样，戏剧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但是“不可能有两套完全相左的戏剧国家标准”，“戏剧的民族品味”是相对固定的。②Henry Arthur Jones, The Foundations of a National Drama: a Collection of Lectures, Essays and Speeches, Delivered in the Years 1896-1912, London, Chapman & Hall, 1913, p. xv.考察一个国家的民族思想及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轨迹，最重要之处在于考察民族思想及民族主义在民族建构过程中的发展历程，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自我身份的认同模式、排外主义思想及特性化等在文化的领域里生根开花”。③〔荷〕叶普·列尔森: 《欧洲思想的变迁：一部文化史》，骆海辉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8-9页。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宗法秩序，工业化及其引发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促进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建构共同的地域，培育共同的语言，维护共同的传统，实现统一的治理，这些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在英国文艺复兴戏剧中都有生动的展现和演绎。

文艺复兴戏剧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介入现代性悖论的文学样式之一，对现代性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进行了形象化描摹，为我们全面、深刻认识人类早期现代性提供了独特视角。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是多维的，每一个被各种传统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④〔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0页。一方面，文艺复兴戏剧肯定新兴经济体的进步性；
另一方面，它也清醒地认识到资本对人性和社会的异化，聚焦伦理思想与价值取向已经变化了的现实社会，凸显了主体意识与社会理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概括地讲，英国文艺复兴戏剧对现代性危机的摹写大致可以归纳为个体悲剧、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三个层面。

人文主义者难以避免理想主义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因此文艺复兴期间大量优秀的悲剧作品实则是个体主义的悲剧。卡洪认为：“只有在文化的、公众可以通达的存在秩序中，人类个体才会变成他自身……正是因为有了文化，人类个体才赢得人格，才变成建立完整的人，并且因此而有可能和有动力去表现他们的个体性，用他们自己的阐释反对气焰嚣张的文化传统，因此创造出新的文化类型。”⑤〔美〕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第348 页。引文中“建立”应为“健全”，英语原文为“become fully human”，参见Lawrence E. Cahoone,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Philosophy, Culture, and Anti-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p. 220.在与传统文化对峙的过程中，人文主义者深陷现代性悖论和反讽中而难以自拔。一方面，他们高擎起人道主义旗帜，为人的独特性和高贵品质辩护；
另一方面，他们又与作为人类创造性和阐释性活动的广义的文化为敌，将其视为追求真理道路上的绊脚石。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英国文学史上一个经典的类型人物——恶棍英雄（villain）。恶棍英雄与传统戏剧中的恶棍形象不同，他们亦正亦邪，言行举止往往引发强烈的道德争议，其实质是新旧价值观冲突的艺术表达。马洛创作的第一个剧本《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1587—1588），塑造了英国戏剧史上第一代恶棍英雄形象。帖木儿是一位骁勇善战、开疆拓土的大英雄，但他性情暴虐，欲壑难填，终酿惨剧。帖木儿的大无畏精神与文艺复兴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理想相契合，而他的悲剧性结局暗示了人文主义者面对强大传统价值体系需要付出的代价。由此推断，浮士德博士、麦克白、奥赛罗等一众反英雄人物集善恶美丑双重性格于一身，他们的悲剧是个体与社会、传统与现代冲突的外化，具有明显的悲剧人格。

兼具物质、社会和精神三重属性的家庭在文艺复兴戏剧中有多样化呈现，且经常伴以悲剧性结局，从中观层面反映出早期现代社会面临的伦理困惑与隐患。文艺复兴戏剧的家庭书写涉及父权制、两性关系、权力分配、人际关系等多个维度，内涵丰富，值得深入研究。19 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直言：“家庭关系问题，就其对于人类幸福的直接影响来说，却正是比所有其他问题加在一起还要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①〔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5页。大量文艺复兴戏剧以家庭为背景，描写了因违背伦理道德和自然和谐准则酿成的悲剧，实际上是依托家庭悲剧来探讨普遍人性和社会问题。如果说《麦克白》和《奥赛罗》等剧从扭曲的夫妻关系层面生动呈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家庭悲剧的复杂，《李尔王》《哈姆雷特》等作品则从父母与子女关系角度诠释了权力对家庭关系产生的异化与疏离。文艺复兴戏剧通过将权力欲望具象化为夫妻之情、父母子女之爱，由此打破家庭成员间正常的平等关系，继而摧毁家庭和谐酿成悲剧。家庭悲剧的演进过程凸显的，是封建伦理思想与资产阶级价值体系之间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

英国文艺复兴戏剧对现代性悖论进行了具有前瞻性的现实主义批判，深刻揭露了由于生产方式转变引发的社会伦理悲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为资产阶级的逐利取向赋予了神圣性与合理性：“在现代经济秩序中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忠于并精于某种天职（calling）的结果与表现。”②〔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这种“天职”观念是资本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因素，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与此同时，韦伯也认识到资本自身的双重性，他认为，早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形式与精神是统一的，而到了资本主义成熟期，二者相背离，资本主义成为压制人性的单纯的机械文明。③参见唐爱军：《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理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57-58页。马克思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货币的本质：“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④孙家琇编：《马克思恩格斯和莎士比亚戏剧》，第7页。很多文艺复兴剧作家不约而同地聚焦以金钱为载体的资本问题，对资本在社会伦理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摹，体现出超前的问题意识与审美自觉。马洛《马耳他岛的犹太人》（1589—1591）中的巴拉巴斯、《威尼斯商人》（1596）中的夏洛克、本·琼森《狐狸》（Volpone，1606）中的福尔蓬涅，是文艺复兴戏剧中著名的三位拜金主义者，戏剧家对他们的刻画从深层次揭示了现代资本社会的悲剧根源。虽然此类作品多以戏谑的喜剧形式呈现，其实质则是对早期现代性悖论的悲剧性揭示，具有强烈的美学张力。

质言之，文艺复兴戏剧展现的个人悲剧、家庭悲剧、社会悲剧，虽然形式各异，但是都可以归结为社会发展的悲剧，是追求进步的主体意愿与落后的社会体系之间相对立的产物。社会变革对个人与自我、自我与他人、个人与时代和社会等多重关系的固有范式产生巨大冲击。如同人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而存在一样，文学作品的生产创造过程必然受限于它所处的社会诸要素，比如政治体制、思想意识、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等。异化是与资产阶级几乎同时出现的事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症候，也是文艺美学的重要话题之一。文艺复兴剧作家对现代性悖论的认识是符合辩证精神的，也证明了文学的超越维度，即不仅表现了资本主义初期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也展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残暴的一面，忠实再现了早期现代社会的复杂多面性。

从文艺复兴戏剧中，我们可以窥见英国封建制度逐渐解体，新的阶级关系、伦理道德关系得以确立的过程，以及新旧体制更迭的历史必然性。文艺复兴戏剧以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诠释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体现的现代精神，其对现代性悖论的原创性阐发对后世戏剧创作具有启蒙意义。文艺复兴戏剧所承载的现代性内涵与此后数百年间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归根结底，现代性是其内在驱动力。诞生于中世纪与现代文明冲突之际的文艺复兴戏剧，体现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反思能力，即现代精神，因此具有了超越现代性悖论的认识论意义，为英国戏剧的现代性演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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