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四六书启总集对当代作家的经典化*
时间：2023-06-01 21:35: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陈 晨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明代中后期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书启整理与研究的一个高峰时期，特别是丰富多彩的四六书启总集的大量出版(1)就目前资料来看，现存四六启总集至少有三十种，其中，约有十余种是由车书楼主持编撰发行或牵头合作编撰发行的，另有一种由多个作家四六启集构成的汇编丛书集，即《启集狐白》(又名《四六狐白》)。，与其时散体书牍总集一起构成了晚明书信出版的空前盛况。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俞安期编纂《启隽类函》之时，数量规模就已很庞大了，如，凡例一云：“《启隽》者，汇海内所刻如《词制录》《秘籍》《新书》《濡削选章》以下数伯什种，不可计数，悉一一辑之。”(2)语见《启隽类函》卷首，明万历刻本。在这股大潮中，各方力量不断建构各自的当代“四六书启”文学谱系，必然颠覆原来形成的一些历史定见，从而推出一个个阶段性的经典系列，具有多重考察价值，如，“当代作家作品”在社会价值、文学史价值等方面的“经典”意义；
又如，如何评判“当代作家”的学术地位；
次如，如何彰显“当代作家创作”的价值导向等。不过，本文更关注的，一是明代四六书启总集不断建构、解构与重构当代经典背后的重要根源，二是在处理阶段性经典与历史性经典之关系层面卓有成就的明代四六书启总集代表，三是明代中后期选家群及其系列编纂活动，从不同的点、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渠道采集当代四六作家作品之后进行的作家经典化与文学史研究。
无疑，这些总集对“当代四六书启作家”的典范选择，是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介入其中的复杂建构，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经典一直在被建构、解构与重构。其中，笔者认为，文体意识与文化类型，是经典建构的逻辑起点与变量因素。
1．文体意识
从明代中后期四六书启作家的成长及选本批评与理论意识的展开来看，四六书启的文体优势得到了一定的认可与阐扬，虽然在理论意向上还不够深透，但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认知上具有了相应的时代感。
一是，赋予“四六书启”以“真”与“情”的质性。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创作界“浮华靡丽”与“阿谀奉承”之风盛行，以致错误地将四六书启的质性定位为“靡”与“谀”，而 “真”与“情”的质性之所以一再被强调，就是对这股不良创作风气的理性反思。如，方大镇《四六类函序》云：
盖情文递生者也，情不借辞，则苞僿而喻；
辞不根情，则鞶帨粉黛而弗克真。今绅缙士大夫，大都以四六为酬答，亦知格尚排偶、响叶宫商，以非此不足泻发才情、寄吾缱绻，然而璞混收、淄渑不辩，则续貂之滥也。……总之，不伤于雅，则漓于真，情不象心，以至于此，辞虽骈何益？[1]卷首
在方氏看来，四六书启是社交写作中的特殊文体，既能通彼此，亦能显才情——“恶自而取乎四六之工？极才人之致，抒达士之怀，情溢乎词，词鬯于交，离合非我，亲澹在彼”。所以，放在与明代中后期骈散书牍发展态势上来看，方氏及其选家群体，他们之所以对当代四六酬答文很自信，正是基于中晚明以来四六重情重真的文体写作体验。
二是，客观评价四六书启的文体变迁。此期论者多对“夫四六者，以物连类，借事喻意，拘而不迫，抒写性灵之变，婉而成章，抑扬在文字之外。体俳而谐，故善戏不为谑；
语庄以丽，故善诵不为谀”[2]卷首的认同度提升，根源是他们在考察文体盛衰变化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当代文体问题的思考，如邓渼《启隽类函序》云：
四六之文，起于徐庾，……夫其粘缀以拟，磔裂烦碎，格既卑矣，雅亦病焉，昌黎訾其衰飒，子厚喻之骈支，有以也。然音圆故便于宣读，体方则易于模拟。……唐初则四子敷其艳，昆体则温李擅其长。濯亦代棽，丽而可说，驱役百家，颁斌以咸戾。对偶精切，则东西虬豹千年待其作合；
音韵铿金钅宏，则伯仲埙箎四会于焉具举。鸟吐绠以为文，鸡食跖而自泽，概诸彼法，斯为正始。至宋欧阳庐陵、王临川诸公，叙事之外，自为文章，稍变蓐缛之习，工为条达之言，间杂长语，颇类散文，斯又四六之一变也。明兴作者，代不乏人，因前则饾饤者易为旨，承后则沙汰者难为，精较二代，亦得失相半已。夫芝桂虽芳，不适烹饪之用，缟綦虽贱，而叶嬿婉之欢，苟以适用为美，奚必是古而非今哉！[2]
事实上，当代四六书启创作，多少隐约可见六朝体、初唐体、宋体的影子，由此亦透露出了明代作家追踪历史遗绪的复杂性。
在复杂的文化系统中，当代四六书启经典秩序的确立、确定，往往经历冲突、争辩、渗透、调和，才逐步形成一定的标准与依据——“成规”。在这些标准与依据中，文体意识(既包括强调“真”与“情”的文体质性，亦包括客观对待当代文体的历史遗绪)是很重要的逻辑起点与变量因素。
2．文化类型
以总集出版为方式的经典确立，本身就是集创作、鉴赏、批评、实用于一体的文化现象，从而鲜明地呈现了社会文化的分层—— “雅俗分化”与“雅俗交融”。换言之，有必要考察四六书启总集所归属的文化类型，如此方能找出造成创作及经典化中复杂变化的深层原因。
从历史情况来看，明代创作及其总集编纂，大致分为官场交际、市井俗用、介于二者之间这三种类型。先看“官场交际类”。基于士大夫阶层的社会身份与文化修养，这类创作及总集往往推崇“雅”(典雅、清雅、雅正、雅隽、雅奇等)，如，李国祥《古今四六濡削选章叙》云：
况尺牍文之小道，而启多谄语，又尺牍之滥觞也。《选章》及此，始愿禀经酌雅，不相剌谬乎？盖启之为数，上窥表笺，下轶书记；
即辞采纷纭，易于骋炫，犹得以心肃而振其萎、体严而节其蔓，点缀虽改，气骨犹存也。且骈俪称靡者自靡耳，旨伐山六经、酌海诸史，经史书藻语也，何有秾郁艳冶大为雅道伤乎？[3]卷首
如上，在四六书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辞采”“气骨”“谨严”一直都是士大夫作者抵制俗化创作品格下滑的法宝。与之相应，序作者就曾直言：“不佞窃窃禀经酌雅，复有兹选，无亦昭体以期新而不乱，晓变以期奇而不渎，防文滥也，因僭陈于首。”[3]要之，明代士大夫抵制“华缛软媚”之风，欲以提倡典雅通达的文体文风来“振雅起俗”。与此同时，创作的普遍世俗化又成了不可逆的潮流，后二种类型创作不断涌现，其作家作品亦逐步进入当代经典化的竞争之中。
次看后两种类型，作者多为低阶层文人或略通文墨的市井百姓，创作亦多为满足世俗生活之需，通常不承担什么重大主题的表达。尽管如此，他们及其创作还是引起了文化出版界的关注与肯定，李肇亨云：
先君子少攻古业，旁及骈偶……平生缔构既多，因广为考证，泛滥既博，因时为采辑，岁月所积，遂成此编。犹谓声偶之学终属雕虫，饰羔雉以娱世与绘月露以自娱，非所贵也，故晚岁以来庋置不复记忆。[4]卷首
如上，李日华“饰羔雉以娱世，与绘月露以自娱”的观念，貌自嘲，实自许，也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共识，于“当时四六书启创作普遍俗化事实”颇有揭示之力。事实上，这类观念，不仅正视了“俗文化势力兴起是不可逆趋势”的现实，也反映了“后二类创作及总集影响力扩大”的事实。
从本源来说，雅俗之区别，犹如君子小人的品性差异；
而雅俗之区格，则是侧重人的情趣品味。自然，无论正统文人，抑或非正统文人，由于各自所处社会、经济、文化等氛围不同，他们之于“雅俗”的看法，通常呈现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形态与观念走向，而明代各类四六启总集的作家作品经典化就是最为集中的表现。于此，美国汉学家吕立亭云：“这一时期，对往昔经典的重新评价，想必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为书籍市场生产新选本的压力。万历年间的其他一些现象，也与出版世界密切相关。”[5]事实上，晚明商业出版确实冲击了传统“雅俗格局”。由此，作为经典确立的方式，总集出版，不再局限于人品、情趣等传统评价标准，从而获得了更多变量因素。要之，准确把握“各类四六书启总集的文化类型”，能深化对当代作家作品经典化的理解。
综上，各类总集在当代四六作家作品经典建构过程中，由于各类社会力量与文化因素的介入，不断建构各自的当代四六文学谱系，推出各自的阶段性经典系列。尽管如此，当今学界却极少关注它们之于当代作家经典确立的意义，究其根源，一方面是因为“骈文中衰”的偏见，使得他们极容易忽视明代骈文(四六书启)的发展与成就；
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总集编纂群体的单维度考察，使得他们极易忽视对编著者文体意识及总集文化类型等重要方面的探讨。而它们又分别是明代四六启总集建构当代作家作品经典序列的逻辑起点与变量因素。
在四六启总集的文化生产与传播过程中，晚明有几部在处理阶段性经典与历史性经典之关系层面卓有成就的总集，它们反映了那个时代在典范融炼与理论沉淀等方面的最高成就。其中，《古今濡削选章》《启隽类函》最为突出，二者都很关注当代典范的确立与呈现。有特色的是，它们都致力在历史漫漫长河中去追索、考辨阶段性(当代)经典的前世今生，当然亦更能真实、全面地反映那个时代整体的文学文化状况。
1．《古今濡削选章》
《古今濡削选章》，四十卷，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序刻本，为贯通古今的四六书启总集。就分量来看，明前所涉仅六朝、唐、宋，约一百零二人，七百四十八篇，规模远不及当代，略统计明代排名前十五位的李国祥(221篇)、连继芳(58篇)、吴守道(28篇)、唐文灿(25篇)、曾光鲁(24篇)、徐榛(23篇)等经典作家，作品量就多达五百三十五篇。可见，《古今濡削选章》重点应在当代作家作品上，那么，如何审定、确立当代典范，自然就很重要了。为此，我们很关注编著者确立了哪些标准与依据，具体如下：
首先，否定文章领域里的媚俗与复古，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某些流行“成规”。基于对“启的文体质性及总集的文化类型”的清晰认知，李国祥通过提倡“心肃体严”之“气骨”来反对“软媚谄谀”之“谄语”，而这就是《古今濡削选章》经典选择的逻辑起点之一，如，李国祥《古今四六濡削选章叙》云：
不佞厌世浮慕乎古也，无不嘐嘐，文递两汉，曾不一留瞩焉，及证所述造，又无不泥蟠两汉、飙骇六朝者，宁传时为靡哉？激水无漪、槁木无阴，势有固然也，亦惟是不佞郷成《檀考》合刻，勉勉乎模经为式矣，乃而今有《濡削选》者，岂不镕铸严郛为有司存乎![3]
基于“兼解以俱通”“随时而适用”的学术理念(3)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熔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郛，难得逾越。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
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黃霖《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李国祥坚决反对文章复古风气(秦汉派与六朝派)对其时四六启创作及批评的负面影响，而这又是其经典选择的逻辑起点之二。与此对应，《古今濡削选章》一反“以‘六朝’为标杆或旗帜”的做法，前代部分，仅收“王融一篇、庾信八篇”而已，当代部分，对吴中地区六朝派创作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要之，反“媚俗”，反“复古”，这些使得《古今濡削选章》对当代作家作品经典的确定，避免了某些“成规”的不公平、不客观。
其次，确立“气骨犹存”为贯通当代经典与前代经典的联接点之一。简单来说，就是“取材于经，叶律以雅”的“气骨犹存”，于此，李氏序云：
以尺牍著于唐，四六工于宋，则知著此者精聚于工彼，工此者力专于无彼，唐宋词人聚精专力于启也，非一日矣。不佞就其工者，登之选，以迄于今，犹然取材于经，叶律以雅也。[3]
如上，前代经典选择，确以两宋(84人，654篇)为最，以李刘(157篇)、方岳(82篇)、刘克庄(54篇)等为著；
那么，“气骨犹存”这个联接点又是否成立呢？
就前代典范而言，以李刘(号梅亭)为例，其《梅亭先生四六标准》，在明代颇为流行，在万历年间两次被刻行。学人施懿超研究指出，作为四六高手，李刘善融化经史语，既避免“轻疏”，又不流为“重浊”，达到了词意俱佳的境界；
[6]这正与李国祥“骈俪称靡者自靡耳，旨伐山六经、酌海诸史，经史书藻语也，何有秾郁艳冶大为雅道伤乎”的观念一致；
此外，“流丽稳贴”“隶事亲切”“措词明畅”[7]卷一百三十六之评，则是其创作“叶律以雅”的显证。综上两点，选择李刘作为前代典范之最，确实符合编著者的理论主张。
就当代典范而言，以连继芳为例，有《莺鸠小启》《启札三牍》刊行于世。以《四六灿花》[8]选评为例：卷九，评《贺张太府六弄璋》为“劲骨纵放”“雅流宏器，纬以巧思”；
卷十，又评《请马总兵》为“整练”“丰华不如真率”；
卷十二，又评《谢送砚》云：
连氏有四六刻，公为毗陵郡司马，时茂宰五云张公为跋语，命余代斫，颇深赞美。今刻集中，然非心所推许也。盖公为多拗体，少风韵，岂非马夬舌人学作汉语、不免舌本闲强耶？乃博综搜括，庀材甚饶，可饱嗛腹，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今采二通，以备四友。○此首爽儁特秀。
如上，连继芳创作，确实“多拗体，少风韵”，因而“气骨犹存”，从选文情况来看，连氏在“取材于经，叶律以雅”方面也较成功。要之，李国祥将“气骨”作为联接古今经典选择的价值标准，是其既有历史考索亦有现时阐释的理性之选。
再次，确立“昭体晓变”为贯通当代经典与前代经典的联接点之二。如前所述，《古今濡削选章》编纂是以自觉的文体与文学史学观念作为支撑的，所以，他从“昭体晓变”中贯通了古今作家作品的经典化，自是水到渠成之事。不过，这亦与明代中后期文体观念发展状态有关，如，《四六类函》凡例一云：“排偶语，即六朝业有之，而沿于唐、工于宋，《八代全书》具在。苐时世渐邈，体式稍殊。”[1]又如，陆云龙《四六云涛序》云：
虽六朝以藻丽，唐渐转而风雅。至宋则能行以议论、出以才气；
然点鬼簿、算博士，色积而欲腐，气窒而不生，甚至卑卑步乞人谀语、袭寒士酸辞，令人触目赧生、入心呕作。[9]卷首
如上，明代中后期学人对“六朝体”“唐体”“宋体”等时代文体的看法较统一，尽管如此，仍涌动着不同观念的波谲云诡。如，《古今濡削选章》就破“成规”，略六朝体，重唐、宋体。而唐体，以李商隐为典范之最，因为“(李商隐)下开宋体，而风骨独峻”(4)《季刚先生手拟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提要跋·樊南四六评》，见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39页。；
至于宋体，则侧重南宋，亦有充分依据，如，清代彭元瑞《宋四六序》云：
如上，刘李、方岳、刘克庄、王迈等赫然在列，皆是南宋后期四六名家。此外，李氏推崇南宋后期四六作家，还有两个原因：一是维护四六书启“非古文化”的文体诉求，二是他与这些南宋作家在精神方面的微妙勾连。
2．《启隽类函》
《启隽类函》，古体二卷，近体一百卷，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四十六年(1618年)序刻本，亦为贯通古今的四六书启总集。编排有古体与近体之分，特别有意味；
选文有上、中、下三个层次，标准分明；
而这两点正是俞安期《启隽类函》审定、确立古今四六书启典范的重要特点。
首先，关于“体分古近”与当代经典之确定，凡例三云：“先之古体，取东汉魏晋以下笺启奏记，简质古雅，文若散而语稍俳，列于前卷”，在语体、风格之外，俞安期还看重文体的特殊用途：
汉魏以下诸笺初变其体，率意经纬，未有段落，犹为近古。若上之尊显，必以此体为当，苟加葩冗，便亏悃愊，虽诚不信矣。是特存其文体，取以为式，不遑分厥部类。(5)见《启隽类函》卷首。
汉魏以下诸笺结构率意纵横，没有严格体制，反而显得敦厚诚信，适合行文恭肃的场合。基于此，选择典范如下——简文帝(10篇)、王安石(10篇)、江淹(7篇)、庾信(6篇)、谢朓(5篇)、李商隐(5篇)等。“简文帝萧纲”，其作多数较质朴，“所作笺启小品，固极轻倩秀逸之能事”[11]；
王安石笺启，有古文之气势，不尚用典，不事藻饰，语言平易。可见，在《启隽类函》里， “古体”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质性概念。凡例四又云：
次之近体，取唐宋以下至我明诸名士之启，若表奏连珠为近时所尚者，上自诸王宰相，下逮丞簿教职，以类汇从，俾易于揽拮。①
如上的“近体”阐释，“名士之启”“近时所尚”之说很模糊，尽管如此，仍可从李刘(224篇)、方岳(112篇)、蔡复一(251篇)、许以忠(97篇)等古今典范的创作风尚中窥见一二。如明蔡复一，著有《骈语》《续骈语》等集，以《四六金声》[12]选评为例，卷十，评《慰张黔台断弦启》云：“丧内之启，无套可袭，此公亦铺列词华，犹见作手”，“欲使节哀，先说不得不哀，甚得操纵之法”；
卷六，评《答冯文所宪副启》云：“论起是法”，“空中蜃楼，华丽奇幻处，人所快睹”，“末联，一字一珠”。可见，“近时所尚”，或谓“名士之启”，就是在题材上热衷所谓“岁时通候、仕途迁除、吉凶庆吊”[7]的日常交际，在体裁上喜好“隶事亲切，措词明畅”[7]的精巧工丽。简言之，“名士之启”之“近体”，其本质就是明代中后期官场交际之需与宋季四六体风格的结合体。
“体分古今”的观念及做法，必然对《启隽类函》审定、确立当代经典产生重要影响，依据就是其所展示的历史延续感：一是虽然推重近体，却不排斥古体；
二是无论古体，抑或近体，都很看重文体质性的内在延续性，而不是所谓的朝代划分。故颇有理论深度，必然深刻影响总集编纂。
其次，“品分上中下”与当代经典之确定，可见凡例一云：“其选法三乘并收，上者，辞雅情真，造语古朴，可为法式，而不可袭其膏馥；
次者，意达辞华，法其气韵，拟其步骤，而不雷同其语意；
下者，如渤澥之滨，沧溟之上，任人渔猎其中，取之不竭，采之罔穷，可资急需。”①
就凡例一所言，上者因“辞雅情真”，可为“法式”，却因“造语古朴”，无法让人体会文章的美好。由此来看，审定当代经典的最高标准，就是“超越文体的应俗性、彰显修辞艺术”的美文。
至于“次者”， 就凡例一所言，“意达辞华”，可以让人学习其气韵、风味；
“拟其步骤”，却不可袭其“造语”与“立意”。由此来看，审定当代经典的稍次标准，就是既看重“修辞达意”的社交目的，亦看重作者学识、才情、文华的完美呈现。无疑，“次者”更为俞安期所重，而邓渼“唐初则四子敷其艳，昆体则温李擅其长。濯亦代棽，丽而可说，驱役百家，颁斌以咸戾。对偶精切……音韵铿钅宏……概诸彼法，斯为正始”[2]，就是最完美的诠释。不过，邓渼序之史论，却远不及顾起元《启隽类函序》之史论有洞见力。尽管如此，俞安期还是放弃了顾序，原因就在于顾氏“宋人兼用之以论事诠理，其体稍近实，而精藻薄矣。国朝因之，士大夫邮筒问答，不尽沿宋季双书之陋，而于所当用四六之文犹不敢废”[13]卷二百一十四的史论，不合其心意。实际上，俞氏并不认为宋季四六启粗陋，相反，他认为它们多属于“意达辞华”者，因为，俞安期必须顾及“当代经典作家亦对南宋后期四六名家多有学习”的创作现实，这恰好充分证明了俞氏“品分上中下”确实对其审定当代经典有重要影响。
所谓“下者”，就凡例一所言，“任人渔猎”“可资急需”，就是邓渼序所言“夫芝桂虽芳，不适烹饪之用，缟綦虽贱，而叶嬿婉之欢，苟以适用为美”[2]者，这一分品及其观念亦会深刻影响了《启隽类函》对当代经典的审定与确立，进而促使《启隽类函》采用近似类书的编纂方式，有意识超越了类书的单纯知识检索，从而体现了较为自觉的整合意识。于此，顾序云“是编也，以官为之经，以事为之纬，自前代以迄于今人，凡启之能援据故实、缀辑华藻者，或举其全，或提其要，靡不罗而载至，至截寸朽于千云，擿点瑕于照乘，澄汰之美匠自渊衷，纶贯之精密于纤手。视宋人《四六丛珠》等书，或博而为精，或断而不属，未有能或之先者矣”[13]卷二百一十四，实为确论。
综上，在《启隽类函》里，所谓当代经典之“名士诸启”，绝不仅出于“对社会身份与文化声誉”的考虑，还有对“古今四六书启体类在质性上的延续性”的考察，亦还有对“明人创作取法唐宋特别是宋季名家事实”的把握。在《古今濡削选章》里，当代经典的审定与确立，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坛两股复古风气，还在贯通古今经典之时，确立了“气骨犹存”的美学标准，以及“昭体晓变”的文体文学史观。虽然此二总集均从历史考索中融炼当代典范，对宋季四六书启名家多有偏爱，亦不乏有洞察力的理论沉淀，但亦有诸多不同，《古今濡削选章》对当代文坛的品评反思更为直接，而《启隽类函》对六朝书启创作与当代近似六朝书启创作的呈现更为宽容。此外，二总集呈现的经典化谱系，与民国以来的各类骈文专史叙述的差距很大。
多年来，“至明代经义兴，而声偶不讲，其时所用书启表联，多门面习套，无复作家风韵”[14]凡例八的否定，几乎一笔抹杀了明代四六创作成就。反差巨大的是，明代中后期选家却对当代创作充满自信，并以极大的热情将之纳入文化出版，出现了《古今濡削选章》《新刻旁注四六类函》《车书楼汇辑旁注当代名公四六瑶函》《新刻学余园类选名公四六凤采》《车书楼选注当代名公新制四六明珠》《启隽类函》《张梦泽先生评选名家四六灿花》《古照堂汇纂四六奇赏》《简远堂辑选名公四六金声》等一批总集，畅销一时，成绩斐然。客观来说，为了示范写作，它们多以类系文，在作家展示方面稍有减弱，但在作品展示方面则更充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看到一个事实：这些选篇者从不同的点、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渠道采集当代四六作家作品，并进行分析，最后亦融入了经典化与文学史研究之中，不乏学理规范，亦不乏学术探讨价值。
1．叙述逻辑与认知框架
毫无疑问，多数明代四六书启总集热衷于呈现并褒扬当代作家作品，其遴选亦多是建立在相对真实、全面的创作活动与艺术成果之上，所呈现的经典标杆式人物背后，自蕴含了不乏艺术追求与理论思考的叙述思路与认知框架。以前述十种排名前五位者为例来说(6)人名后括号内的数字，是篇目统计数，下均同。，具体如下：
《濡削选章》：李国祥(221)、连继芳(58)、吴守道(28)、唐文灿(25)、曾光鲁(24)
《四六类函》：马朴(56)、许以忠(28)、李国祥(28)、余钟英(24)、连继芳(23)
《四六瑶函》：徐榛(64)、江世济(63)、陆德龙(35)、张维祯(32)、程尧功(32)
《四六凤采》：陶望龄(22)、许以忠(9)、刘国缙(8)、连继芳(7)、谢朝佐(6)
《四六明珠》：虞邦誉(24)、江世济(21)、蔡复一(21)、邹德澡(8)、李惟乔(8)
《启隽类函》：蔡复一(251)、许以忠(97)、林世吉(87)、马朴(76)、王家屏(69)
《四六灿花》：蔡复一(26)、毛应翔(21)、卜豫吉(19)、樊王家(18)、李惟乔(18)
《四六争奇》：诸葛升(17)、许以忠(15)、艾南英(13)、吴明郊(11)、瞿九思(11)
《四六金声》：许以忠(13)、谭元春(7)、李春熙(6)、连继芳(6)、黄克缵(6)
《四六类编》：李日华(31)、蔡复一(23)、马之骏(22)、许以忠(20)、沈承(12)
如上这些相对陌生的名字，是一个个明代中后期四六启名家的代号，足以说明骈文作家的普世化、民间化。且不论创作成就高下或文学知名度大小，仅就四六启总集而言，他们何以被选择、如何被批评，就是当时四六文学文化发展状况的真实侧影。先以马朴为例来说，时人李维桢《四六雕虫序》云：“精工而能古雅，高华而能清虚，平易而能神奇，兼六朝唐宋之美，非思穷八荒、书穷万卷者，未能易办也。”[15]卷十三清人马先登《四六雕虫重刊序》云：
(马氏)其气息之渊懿朴茂，笔力劲健扶疏，词采之润腴丰赡……最为工绝者，尤善用成语，每当出落转换出处，在他人不知费几许炉锤，公独运之以清轻隽折之笔，遂使通首骨节俱灵，而作者乃自不经意，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为。[16]卷首
如上评价，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亦足以说明其四六创作的特点与价值。当然，马朴及其创作被推崇，绝不仅是一个单纯个体接受，而是被纳入了一个个有叙述逻辑与认知框架的知识生产谱系里。如，《四六类函》凡例一云：
排偶语，即六朝业有之，而沿于唐、工于宋，《八代全书》具在。苐时世渐邈，体式稍殊，兹故不复刻云。[1]
是集确立了“时世渐邈，体式稍殊”的叙述起点，又建立了以“情真”“肖我”为核心的认知框架，马朴就是实践编者这种叙述逻辑与认知框架的标杆式人物。又以陶望龄为例来说，其为学，谈玄论妙，泛滥于方外；
其诗文创作，务在适性，信心而言，信口而出；
其四六启创作，以《四六灿花》[8]选评为例，卷十一，评《为侄孙纳聘李总戎》为“妙品”——“清畅自然，令上”， 卷十，评《请张总兵》为“小品”——“简切”“质而不俚”。如上，陶氏创作为当代典范，并被纳入了编者毛凤翔所推崇初唐四杰与宋苏轼父子的知识谱系里，也就不奇怪了。时人邱兆麟《四六凤采序》亦持类似谱系，其云：“予尝读唐宋诸篇，若卢、王、杨、骆光采陆离，苏眉山父子爽利龙人，予深喜之。”[17]卷首
事实上，各类总集的叙述逻辑与认知框架之间的差别客观存在，所以，展现的作家群像的结构成分及强调的经典元素，不仅有许多有意味的相似性，亦有较丰富的差异性，而这些正是追溯四六书启发展史区别于总体文学史、其他文体史的有效切入点。
2．“同与不同”对文学史研究的深化
以上所及十种四六启总集，编著者从不同的点、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渠道采集当代作家作品，并进行分析，最终还落实到了序跋、凡例、目录、批点及正文编排等各方面。由此，有必要对这些历史细节进行考索，这样有助于对明代中后期这段或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的文学史研究的深化。
明代中后期的各种书牍总集，通常亦被纳入《四库全书总目》“明万历以后，侩魁渔利，坊刻弥增，剽窃陈因，动成巨秩，并无门径之可言”[18]卷一百八十六的否定性序列，这不合适，亦不公平。因为，这些总集编纂往往凝结了编著者的文学思想或研究心得，不乏学理规范，亦不乏学术探讨价值。如，《四六灿花》凡例一云：
四六之体，始基汉魏，滛裔六朝，严于唐，逸于宋，而滥觞于我明，无论黄初之丽藻閴如，建业之繁华尠当，乃仿唐者多矜饰未圆，学宋者辄散缓弗饰，又有一种跳于不唐不宋之外，间出无聊，杂于或唐或宋之间，只寒暄而已，几成嚼蜡，仅佝偻为恭，何用镂尘？[8]
又如，程尧功《四六争奇序》云：“其用小，为词人之指南；
其用大，凡士大夫之抒悃陈情，罔有不寄径于兹已。其奇而朗者，芒引乎星辰；
其奇而壮者，气凌乎河岳；
其奇而巧者，嘤嘤异鸟而调春；
其奇而新者，郁郁丹英而含露；
其奇而古者，商彝周鼎之色泽；
其奇而雅者，弹丝吹竹之声音。至若俳偶之谐律令，韵致之叶征羽，变幻之合阴阳，则又其唾余焉耳。”[19]卷首次如，《四六金声》卷一之刘勷《端阳送唐抚院启》，编著者评云“苍然古色”“好声口”“结联甚是爽逸”。[12]要之，这些既是明代中后期四六创作繁荣活跃的反映，亦是明代中后期文人深入研究文体之后的结果，换言之，自亦应是学界避开《四库全书总目》认知误区、深化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支撑。
编著者在选择各自当代作家典范过程中，也有不少有意味的相似处，这点从同一作家被多少总集收录可窥见一斑，为此，笔者做了统计，仅以同时入选五种总集以上为例来说明，具体如下：
(1)许以忠(入选八种)：《四六类函》《四六瑶函》《四六凤采》《启隽类函》《四六灿花》《四六奇赏》《四六金声》《四六类编》。
(2)连继芳(入选七种)：《四六类函》《古今濡削选章》《四六凤采》《启隽类函》《四六金声》《四六灿花》《四六类编》。
(3)唐文灿(入选六种)：《四六类函》《古今濡削选章》《启隽类函》《四六灿花》《四六凤采》《四六类编》。
(4)徐榛(入选六种)：《四六类函》《古今濡削选章》《四六明珠》《四六凤采》《四六瑶函》《启隽类函》。
(5)王兆云(入选六种)：《四六类函》《古今濡削选章》《四六瑶函》《四六凤采》《启隽类函》《四六奇赏》。
(6)曾光鲁(入选五种)：《四六类函》《古今濡削选章》《四六凤采》《四六奇赏》《四六类编》。
(7)谢廷谅(入选五种)：《四六类函》《古今濡削选章》《四六凤采》《启隽类函》《四六类编》。
无疑，这七位作者创作颇为出版界青睐，不过，编著者又是从哪个着眼点、哪个层面、哪种渠道来做出选择呢？以唐文灿为例来看，唐氏字若素，号鉴江，漳浦人，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著《鉴江集四六汇辑八卷》，《鉴江自序》云：
四六之文，童子学偶句类也，工文者即为此易耳。固亦有难者：其援证古书旧典，必配合双成而后称，则对待难；
拘牵于格调，而助语鲜得参焉，则转折难；
深衷隐迹往往为曼词所掩，则道情属事又难。[20]卷首
唐氏本人确是颇有理论功底的四六高手，从朱赓《鉴江合集叙》所述来看，唐文灿尚能独立于复古风尚之外；
(7)见《鉴江四六汇辑》卷首。从其《鉴江集四六汇辑八卷》来看，其通俗四六创作分类，亦颇合明代中后期四六启总集的设类。①事实上，《四六类函》，重唐文灿，突出的是唐氏“以我铸词，不以词铸我，得其皮神，肖真而出”的特点；
而《古今濡削选章》，反对文坛复古风气，亦看重唐文灿的“肖真”；
至于《四六灿花》，将唐氏作品分别归为“清品”“逸品”“小品”“具品”，侧重的是唐氏创作风格多样性的总结。又以许以忠为例来看，仅从统计分布来看，其艳丽、博赡的创作风格，还是颇受明代中后期文学文化界欢迎，此亦可从非车书楼系列总集大量选录其作品中得到验证。要之，明代中后期编评者对作家创作的接受，与选家对作家创作丰富性的研究与接受息息相关。与之对应，这些总集编纂往往亦凝结了编著者的文学思想或研究心得，既不乏学理规范，亦不乏个性探讨。
综上，不妨把明代中后期四六书启总集当作一个窗口，从它们展示的四六文学史、社会文化史的丰富与深度，我们可以判断那个时代审定、确立当下经典之时所推出的总问题，包括创作与书写，亦包括阅读与解释。所以，明代中后期选家系列编纂活动，虽然是一种知识生产，有商业逐利的目的，但仍可看到那个时代人在作家经典化与文学史研究中的积极意义，而这是同期总体文学史及文体史可能关注不到的重要所在。
古往今来，文学经典化的问题，不仅是作家作品的展示，还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语境内由诸多相关因素组成的综合问题。
就明代四六书启总集如何审定、确立当代经典而言，笔者认为，首先，要厘清影响经典被建构、解构与重构的根源所在。一是文体意识，即四六书启的体式特点与表达优势，编著者到底有哪些富有时代性的阐释与推扬；
二是文化类型，即考察“四六书启创作体现出的文学文化分层的立场”，这是关涉当代经典审定与确立的重要变量。
其次，要客观考察晚明时期在处理阶段性经典与历史性经典之关系层面卓有成就的总集——《古今濡削选章》与《启隽类函》，它们反映了那个时代在“典范融炼”与“理论沉淀”等方面的最高成就。
再次，明代中后期选家群体及其系列编纂活动，从不同的点、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渠道采集当代四六作家及作品，并进行分析，最后亦融入了经典化与文学史研究之中，不乏学理规范，亦不乏学术探讨价值。
近年来，学界同仁对明代四六书启总集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8)多是个案研究，且多停留在编纂背景、编纂方式、编纂宗旨等问题的考察上，间或触及对“当代作家”创作的影响过程、影响内容与“当代作家作品”的时代意义及其典范价值。简言之，个案研究，确实很有必要，且还需要扩大考察对象与推进研究深度；
正因如此，其局限亦很明显——主要是缺乏宏观视野及问题聚焦，而本文正好可以弥补这两个方面的不足。，但较少涉及这些总集的当代经典化问题，而这个经典化问题很重要——可以促动学界去关注总体文学史及文体史触及不到的盲区，因为它们往往就是其时文学文化的晴雨表，能更真实地反映那个时期整体的文学文化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