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交互的创新研究——评《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
时间：2023-06-01 16:25: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书名：《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
作者：[美]柯马丁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8965-4
出版时间：2019年9月
定价：48 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公元前219年至前210年外出巡游过五次，在疆域东部区域的名山之巅留下七处石刻。以往对这七处石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校勘与训诂等方面，较少关注石刻文本背后的礼仪内涵与文化价值。由柯马丁（Martin Kern）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一书，结合考古文物与出土文献，对秦始皇石刻文本进行了英译与注释。该书作者将石刻文本放在周文化背景下，探寻石刻文本寄寓的礼仪内涵，同时分析石刻文本的用字特点、文本结构表征的文化意蕴，并结合《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石刻文本的编撰进行了历史性阐释。
该著作吸收了清代著名学者严可均、容庚，日本学者水泽利忠、鹤间和幸等人的研究成果，对峄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之罘石刻、之罘东观石刻、碣石门石刻、会稽石刻等七篇秦始皇石刻文本进行了校释与英译。译注精审，较好地呈现出石刻文本原貌，深得中外学者好评。
该著作第三章“秦始皇礼仪体系中的石刻”，柯马丁将秦始皇石刻文本置于周代礼仪传统文化中，探寻其礼仪内涵，这种切入视角颇具启发性。具体而言，在该章 “石刻的观念”一节中，柯马丁通过探寻秦早期石鼓文、诅楚文的安放位置与当时秦国礼仪中心——雍邑之间的关系，来揭示石刻文本诞生的礼仪语境。作者还将秦始皇石刻与《穆天子传》、中山石刻、石鼓文、诅楚文作了对比，发现它们在材质、仪式语境、文本序列方面存在相似性。进而指出，早期的秦人石刻当承继了周代礼仪传统。于该章第二节“前帝国时期秦宗庙青铜器、石磐铭文”中，柯马丁指出，秦始皇之前宗庙青铜器、石磐铭文也沿袭周代的礼仪祭祀文化，这可从两方面得到印证：其一，秦公镈、秦公簋、秦公钟与周代青铜器的使用范围具有相似性，即大多都被用于宗庙祭祀，说明二者在用途上，呈现出用于祭祀礼仪的连续性。其二，在表述模式上，这些前帝国时期的秦宗庙青铜器铭文与周代青铜器铭文，具有相同的宏观结构，从而呈现出文本的连续性。此处，柯马丁借用了罗泰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宏观结构进行说明。此外，在第三节“巡狩与祭祀宇宙神灵”中，柯马丁指出，秦始皇巡狩活动的目的，不外乎向宇宙神灵宣告统一，或向被征服区域的民众宣示权威，但最后都指向了某山某岳，而其中立石、刻石活动均嵌入相关礼仪议程。由此看来，秦始皇巡游与《尚书》记载的帝舜巡游具有相似礼仪语境，其巡游刻石的目的与礼仪传统相关。总之，柯马丁以秦始皇石刻为中心，进一步探寻秦早期石刻、青铜器、石磐铭文与周代礼仪文化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秦石刻存在礼仪与文本的连续性特征。从秦人早期石刻延伸至前帝国时期秦人的祭祀青铜器与石磐，再回归秦始皇石刻文本与目的，研究视角几经转换，展现出柯马丁宏大的学术视野。
秦石刻文本的语言与结构不是简单堆砌组合，柯马丁对石刻语言、表现形式及主题结构的分析，都体现出不凡的学识才力。
不同时期秦石刻文本，放置地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巡游地点的转移，而安置在不同的名山之巅。虽然从客观环境看，它们是孤立的存在，但柯马丁注意到当它们被第二次整理编撰时，开始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他指出，这些石刻文本是公式化的，很可能在秦始皇登巡游名山之前已有底稿。它们由秦廷官方特定的博士群体利用礼仪、文本的相关知识撰写而成。如果将这些石刻文本看作一个系列，那么它们呈现出一定的撰写模式。
在分析石刻文本的主题结构方面，柯马丁同样提出了不凡见解。该著作第四章“铭文的结构分析”指出秦石刻文本的原型架构：一，从文本内容来看，开篇先叙述皇帝巡游、群臣追思等主题；
主体部分嵌入历史的叙述，从文治与武力等方面呈现秦始皇兼并天下与治理天下两大核心主题，强调“各安其宇”；
结尾群臣诵功。二，从文本形式来看，刻石文本基本遵从四字一句形式，各篇呈现出三十六句的构成模式，与此相应，全篇字数也为六的倍数。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六”的结构模式与秦始皇认定秦为水德的说法有关，对此柯马丁表示质疑，他仍坚持认为，七篇石刻文本呈现出相似的主题配置，如“对武力征服的理想化叙述”“群臣追忆的理想化历史叙述”。
此外，在铭文结构分析方面，柯马丁提出“自我指涉现象”的观点，也值得引起一定的关注。“自我指涉”即文本指涉自身，柯马丁称其为“自反性”要素。以早期礼仪文本为例，即文本结束时末尾几行文字指向祭奠者自身。例如秦刻石文本在结尾部分的“献词陈述”之后，“器主便陈述自己所期待的祖先回应性的赐福。”柯马丁也将“自我指涉”理论广泛使用在《诗经》《楚辞》解读中。
从整体省视石刻文本到具体分析主题结构，再到提出“自我指涉”的理论观点，柯马丁对秦石刻文本分析并没有遵循历史化、伦理化的传统研究路径，而是还原其礼仪语境，将平面的石刻文本看作生动的仪式表演，启人深思。
与秦石刻铭文结构分析的精彩相比，更让人佩服的是柯马丁对秦石刻铭文的历史性阐释。在著作第五章“在秦朝历史与汉代历史编撰之间”中，柯马丁有段话很重要：“（司马迁）这位史家没有为这些石刻安排一个恰当的位置，至少就后世史学体例而言，它们应置于作为帝国统治象征性核心的礼乐志。相反，我们看到这些铭文被置于《秦始皇本纪》。”他将这种情况称为“错置”。从《秦始皇本纪》记载来看，司马迁将秦始皇的六篇石刻文本，以历史编年形式进行叙事，其中加入了秦始皇遭遇刺杀、派人砍伐湘山等故事情节。这些情节与秦始皇石刻宣扬国泰民安的主旨存在矛盾之处，他认为至少在司马迁笔下，石刻文本宣扬秦始皇个人权威与光辉形象的目的被削弱。司马迁对秦始皇石刻文本的记录，并不等同于事件历史本身，而是无法重现的叙述的历史，叙述的历史是对曾经事件的记述或记述的记述，其中蕴含着叙事者的视角以及思想与心态的流露。由此，柯马丁敏锐地觉察到，司马迁借助秦始皇石刻文本对秦历史进行了重构，并从秦汉历史编撰角度进行了阐释。综上，柯马丁不仅从《史记》叙事结构上指出到秦石刻文本的特殊性，而且或许更接近历史真相地道出司马迁的叙事意图。
另外，柯马丁对传统思想与礼仪实践连续性的阐释也颇具价值。无论是文本表述的结构形式，还是歌颂帝王内容主旨，秦刻石与西汉时期宗庙颂歌都存在很大的相似性，秦始皇石刻文本与《安世房中歌》便展现出这一特点。虽然《安世房中歌》的作者迄今存在争议，但柯马丁认为，极可能是朝廷的礼仪官吏。作为汉代颂歌，《安世房中歌》很可能被用于宗庙祭祀。柯马丁借此说明秦文化与汉文化之间并没有割裂，尤其在传统的礼仪形式上存在连续性。在该章第三节“帝国初期的学术与权威”中，面对《秦始皇本纪》记述的“焚书坑儒”事件，柯马丁产生了质疑，进而重新进行了阐释。他综合汉代王充《论衡》以及宋代郑樵《通志》对“焚书坑儒”的不同理解，并结合汉学家卜德将“焚书坑儒”看作《史记》虚构事件，指出“焚书坑儒”并不是完全消灭儒家，不是秦残暴的表现。“焚书”只是针对当时非秦廷掌管的“私学”而言。这些“私学”向往周代传统政治，而对秦始皇执政颇为不满，故而“焚书”只是烧毁官方规定之外的作品，是对“私学”的一种控制，防止“私学”随意流通著作。可以流通的作品则是由秦廷指定的合乎统治需要的著作。“坑儒”是斩杀填埋了咸阳四百多位儒生，并没有扩大到所有儒生。所以，“焚书坑儒”不能看作秦帝国消灭儒生的文化政策。难能可贵的是，柯马丁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思路。他认为秦人并没有排斥周以来的礼乐传统，相反在秦始皇时期，秦人可能修订过《诗经》《尚书》等经典文本。“焚书”并没有破坏经典著作，反而对一些经典文本的流传有所强化。正如柯马丁所指出：“创制高度传统的铭文与焚书之间，不再自相矛盾，而是面向政治文化统一与帝国权威的同一驱动力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
综上，柯马丁一方面拓展了秦始皇石刻文本研究视野，为古代早期礼仪性文本研究提供了新视域和新思路，具有典范意义；
另一方面，作为当代德国著名汉学家，柯马丁对秦始皇石刻文本的翻译与研究，加速了中西学界的沟通交流，有利于国际汉学与中国文化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