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国际议程设置路径研究*

■郭志奔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武汉 430079

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中，世界各国基于自身利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衍生了不同的治理主张，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方案：一是基于网络自由主义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认为网络空间是一个独立于主权国家之外的“全球公域”，互联网治理应当将政府的管制排除在外，由私营企业、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主导，相关国际组织是开展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最重要的平台[1]；
二是基于网络主权观的多边主义模式，认为国家主权应延伸至网络空间，倡导互联网治理应由政府部门主导，并通过相应制度建设引导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从而规范网络空间秩序，全球互联网治理则需要主权国家间的通力合作[2]。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理念之争，在反映国家角色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逐渐成为主导的同时，也表明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中重要性进一步上升。根据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以下简称WGIG）的定义，“互联网治理是政府、私营公司和社会，根据各自的角色、共享的原则、规范、规则、决策过程以及程序，来规范互联网的发展和使用”[3]。互联网的勃兴赋予了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精英人士等诸多国际关系行为体新的角色和能力，全球互联网治理注定是一个多元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复杂过程。

智库是典型的非国家行为体，其通过政策研究、舆论宣传、国际智库合作和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供给，弥合了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不足，为多元主体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一个进行协商对话的可能路径[4]。目前，国内学术界从模式变迁[5]、制度竞争[6]、国家安全[7]等方面，对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必然性、重要性与可行性做出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但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诠释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中国方案，带有较强的国家（政府）中心主义色彩，缺乏对智库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参照美国的全球互联网治理经验，智库是影响其互联网政策的重要力量，也是其全球互联网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8]。中国从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智库的角色和作用不可或缺。一方面，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中国作为互联网大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必然需要智库提供强力持续的思想、舆论和人才支持；
另一方面，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软实力的发挥不是依靠命令或武力，而是源自对议程的设置以及对辩论框架的决定”[9]。通过智库在多边外交场合设置国际议程，宣传中国政府关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主张，有助于推动国际合作的深入，是中国提升网络空间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因此，本文结合国际议程设置理论，在建立智库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讨论中国智库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设置的可行性与制约因素，并就智库如何通过国际议程设置助力中国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建议。

国际议程设置是相关行为体将其关注的议题列入国际议程，获取国际社会优先或重点关注的过程[10]。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中，智库因其独特性、专业性和创造性具备重要的议程设置能力，有力地推动了全球互联网治理议题的变迁和全球互联网治理话语的构建。智库对国际议程的塑造包括对国际组织决策、全球和区域治理议题以及国际社会动员的影响，主权国家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分离导致的全球治理不足，为智库在国际议程设置领域创造了广阔的活动空间[11]。中国在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进程中，须借助智库成功设置相关国际议程，提升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国际议程设置的过程可以分解为议题形成、议题传播和议题制度化3个彼此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时序和阶段[12]。结合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实践情境，本文认为智库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主要包括3 个环节。

首先，提出和界定重点议题。政策研究与咨询是智库最核心的功能，围绕互联网安全与发展相关问题，智库具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和政策聚焦。外交决策者开展全球互联网治理愈发需要来自专业智库的智力支持，从而能够迅速、准确地做出价值判断，并提出理念主张。国际议程设置的前提是相关议题先被纳入国内政治议程。因此，智库只有提出符合或不损害国家利益的议题才会得到外交决策者的支持，才能最终有望进入国际议程。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有关互联网治理的国际议题层出不穷，但一定时期内国际议程的承载能力有限决定了只有少量的议题能最终列入国际议程。这就要求智库充分考虑国际社会现实，审慎地在其所关注的国际问题清单中选择议题进行研究，从而表达自身对全球治理互联网事务的关切。例如，2015 年12 月，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所向政府建议编制《俄罗斯互联网和互联网经济长期发展规划》，并就“互联网+主权”进行了专题研究[13]。

其次，表达与汇集共有观念。国际议程设置是诸多行为体共同参与的结果，国际社会对某项议题的关注程度越高，共同利益的交集就越大，更能促使各参与者围绕该议题达成集体行动。因此，议程设置者需要为其倡议的议题进行广泛地宣传动员，并获得国际社会的优先关注，以扩大该议题最终进入国际议程的可能性。“如果议题提出方能够成功拓展冲突，结成广泛的利益联盟，实现最大的利益动员，那么该议题进入国际议程的可能性就较大；
反之，则议题进入议程的可能性较低。”[9]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中，智库不仅提供政策对话平台，还是国际舆论的制造者，能够通过组织多元行为体互动交流、宣传母国或自身观点主张，促进各方关于全球互联网治理理念的融合，进而构建互联互通的全球互联网治理格局。美国智库就长期通过撰写报告、发表评论和公开演讲的方式鼓吹网络自由主义，推崇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其实质是为美国维系全球互联网治理霸权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8]。

最后，选择或搭建制度平台。议题的构建和扩散只是对议题能够进入议程进行铺垫的过程，成功设置国际议程还需要为其找到适当的议程设置平台或场所。斯蒂芬·利文斯通（Steven Livingston）提出了议程“切入点（access points）”概念，强调议程设置需要通过“切入点”（分为全球知识生产场所、跨国网络及传媒、关键的国际组织或机制以及国际会议或联盟等4类外交活动）来进行，而成功设置议程则取决于行为体是否恰好拥有或可以利用这些“切入点”[14]。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实质是多元主体通过协商，促进网络空间规范化的过程。而围绕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不同问题领域，国际社会制定了相应规则，以约束多元主体间的互动。随着智库外交的兴起，跨国智库网络成为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中，选择或搭建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等协商平台，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规则，是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重要体现。

智库是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要力量，设置国际议程是智库影响全球互联网事务的重要方式。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智库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的能力也相应提升。

3.1 网络空间失序是中国智库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的历史机遇

从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面临许多值得关注的议题，但国际社会可供支配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在一段时期内，特定的国际议题才能最后成功进入国际议程。这就要求智库等行为体在设置国际议程时，尽量选择和界定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公共议题，而不仅仅主张对母国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议题。受互联网的开放性、隐匿性和即时性的影响，一国的网络安全问题常常不受地理边界的限制，可轻易、快速地向他国扩散，在全球层面加强互联网治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历来主张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整体利益相结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智库应主动提升设置全球互联网议程的意识，通过政策咨询的方式引导党和政府加强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相关议题的关注，为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提供智力支持。此外，在议题的选择上，发起者并非完全握有主导权，在特定时期，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或突发性事件（如全球金融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等）会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优先关注，智库往往只能因势利导，在对议题的排序和解读等方面发挥自主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范围内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生，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等成为全球公害。”[15]全球互联网治理某些议题领域的规制失效或空白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网络空间的失序态势。在此背景下，中国智库应当把握好当前网络空间失序和治理规制缺失所带来的有利时机，通过发起和倡议相关议题，宣传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性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从而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合法性、正当性的认知。

3.2 建设网络强国是中国智库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的现实需要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网络安全、数字经济和通信技术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世界主要大国围绕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中国建设网络强国，不仅要依靠内部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的不断创新发展，还需要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为中国的信息化建设提供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以下简称CNNIC）发布的第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 年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16]。作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数字社会的国家，中国是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际社会也期待中国在全球互联网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在无政府体系下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交往过程中，国际制度会导致利益分配的“非中性”[17]，现行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的网络霸权已经成为中国建设网络强国的最大威胁。智库是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知识密集型组织，其对全球互联网事务的专业认知和权威主张使其成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规范的重要组成，在塑造全球互联网治理话语权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亚非认为：“智库参与网络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有助于形成网络空间治理相关理论系统化，进而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建设提供理论支撑。”[18]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中，中国智库可以通过引导国际舆论、制定行动方案、开展跨国合作、向相关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等方式，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规则的修订和完善，为中国争取与自身实力、地位、责任相匹配的网络空间国际话语权，从而为我国建设网络强国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3 外交能力提升是中国智库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的重要保障

在国际议程设置过程中，“各问题领域中权力资源分配的变化将对议程产生影响”[19]，具备权力优势的行为体不仅可以发起对自身有利的议题，也可以选择忽视某些议题或将其排除到议程之外。目前，美国凭借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商业应用及互联网组织机构等方面拥有的强大话语权优势，占据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核心地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则被边缘化，更多的国家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强国能其所事，弱国受其所难”的特点。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全球互联网治理舞台的中心，智库也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设置实践。

重大国际会议是国际关系行为体提出议题、进而设置国际议程的有利时机。近年来，中国通过发起和承办相关国际会议，成为影响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要一极。自2014 年以来，中国连续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深入互联网领域的各方力量共同坚持以对话凝聚共识，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2016 年11 月，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中国还举办了“互联网国际高端智库论坛”，全球近百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智库应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发挥作用，并就智库如何推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一系列的主场外交活动，中国不仅向世界阐述了自身关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理念，而且为智库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搭建了实践平台。与此同时，中国智库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显著提升。2015 年12 月，在第二届互联网与国际治理智库论坛上，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联合南方舆论数据研究院、人民网舆论监测室等14 家智库单位成立了国内首家互联网治理智库联盟[20]，并发布了《互联网与国家治理年度报告》，强调提升网络空间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中国互联网协会等单位通过举办互联网治理论坛和发布互联网治理研究成果的形式，宣介中国政府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政策主张，为自身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设置积累了丰富经验。

中国综合实力的稳定增长以及对网络空间秩序认识的变化，为智库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提供了充分条件。但国家实力的提升并不等同于其在国际社会中权力的增加。作为互联网领域的后发国家，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与自身实力的提升长期处于不对称状态，使中国智库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设置进程中依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4.1 利益分化加剧困扰中国智库广泛建立议题联盟

多元行为体在充实全球互联网治理力量、促进多样全球性网络问题解决的同时，也强化了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设置的竞争态势。多元行为体对全球互联网治理议题的关注点以及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的需求度并不一致，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智库凝聚全球互联网治理共识的难度，也增加了中国智库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的成本。

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中，主权国家之间的政策分歧正在逐步扩大。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网络发达国家极力推崇“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模式，鼓吹网络自由主义，主张网络空间是无主权的“全球公域”，对“非民主国家”政府力量介入网络空间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排斥的态度；
另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内部出现了阵营分化，其在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改革上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有所下降。近年来，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不断强化与欧美国家的网络安全合作，离开网络主权支持者的阵营，招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不满[2]。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行为体之一，中国智库一直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倡导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面对网络自由主义和网络主权观念的激烈交锋，中国智库关于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一系列主张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来自相关议程设置主导国的压制和排挤，国际社会对中国智库倡议的注意力相应下降，议题联盟也就难以建立。在主权国家之外，互联网企业、非政府组织是参与全球互联网事务的有效补充，但中国智库在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中并未及时回应非国家行为体的诉求。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智库与政府联系密切，其关注的议题常常是从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探讨如何加强网络监管，解决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
而私营企业和技术社群则更重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应用开发、标准规范制定等互联网经济议题。在政府监管和市场效率优先性博弈的背景下，中国智库囿于所倡导议题的“全球性”不强，往往难以调动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民间社会力量。

4.2 知识生产不足限制中国智库构建权威话语体系

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智库能够发挥作用的基础要素就是其研究公共政策和提供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能力。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智库不仅生产观念，而且通过全方面的舆论传播和跨国网络的构建推动了各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共有观念的形成，进而对网络空间国际话语权施加影响[4]。以美国为首的网络发达国家能牢牢掌握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其智库所具备的强大知识生产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对比而言，中国智库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专业性、传播性和国际性均有待加强。

一方面，中国智库在应对全球网络问题的学术研究和对外传播上存在短板。相对于经济合作、国际安全、气候变化、疫病防治等全球性问题，网络空间治理并非中国智库所关注的优先议题，相关研究只是分散于期刊和专著中，尚未形成具有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对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设置的影响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中国智库的数量和质量发展状况与我国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并不相符。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以下简称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中国所拥有的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但在入围“2020 全球顶级智库综合榜单”的174 家智库中，只有8 家中国智库，且绝大多数为官方智库，主要集中于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研究领域，而在“2020 全球最佳互联网应用智库评估”中，只有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以下简称CCG）一家中国智库上榜，排名第25 位[21]。由此可见，在全球互联网治理研究的专业智库建设方面，中国与网络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同我国全球互联网治理重要引领者的角色并不相符。在与其他国家智库围绕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设置的竞争中，中国智库缺乏集中、系统的知识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现有网络空间话语霸权的限制，也就难以为我国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提供相应的智力支持。

4.3 国际制度缺失阻碍中国智库进入议程设置场所

如上文所述，国际关系行为体能否成功将其个体议程设置为全球议程，关键在于其是否拥有国际议程的“切入点”。在国际政治中，“声势显赫”的行为体由于对全球传媒及国际组织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掌握直接设置国际议程的“进入渠道”，而弱小的行为体只能借助与声势显赫行为体的“特殊关系”或利用国际组织来间接设置国际议程[22]。国际制度是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关键要素，“它们协助制定国际议程，并且是促成联盟建立的触媒和弱国提出政治倡议、推行联系战略的场所”[23]。因此，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多元行为体之间的竞争关系集中表现为对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场所和平台主导权的争夺。对智库而言，成功设置国际议程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掌握“进入渠道”，以便于将其发起或参与的议题置于国际组织之内，或者置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多边论坛之中，从而推动议事规则向对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中，美欧等网络发达国家长期利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以下简称WSIS）、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以下简称IGF）、国际互联网协会（Internet Society，以下简称ISOC）、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以下简称ICANN）、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以下简称ITU）等，界定网络空间治理的重大议题，从而不断巩固自身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导致中国智库难以有效地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设置。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部分重要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机制中的投票权和决策权相对弱小。全球网络空间的有序运转是建立在制定相应国际规范基础上的，其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以美国为首的网络发达国家所提供的网络空间公共产品。在此背景下，脱离现有制度而“另起炉灶”的成本高昂，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以“搭便车”的方式享有互联网治理的相关技术标准和基础设施，而不愿彻底变革现有网络空间秩序[24]。例如，ICANN 是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对互联网唯一标识符系统及其安全、稳定的运营进行协调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却长期受美国政府管辖，成为其对外推行网络霸权的重要工具。部分网络发展中国家曾主张将ICANN的部分业务交由ITU管理，却因美、英、日等网络发达国家的反对而被搁置[25]。另一方面，新兴国家主导创设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机制类型较为单一，影响力相对有限。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和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赤字的显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创设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机制逐渐增多，但对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影响力尚有待提升。例如，中国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更多地关注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信息社会等传统经济议题，较少提及网络安全、大国竞争、网络霸权等高级政治议题；
中国互联网治理论坛尚处于初创阶段，只是WSIS 和IGF 的组成部分，在独立性、代表性和全球性上同ICANN 等治理机制存在较大差距。

从国际议程设置的理论逻辑和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实践逻辑出发，中国智库应从理念创新、制度完善与自身建设3 个层面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为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智库贡献。

5.1 找准理念契合点，提升智库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的包容性

网络空间是一个多元行为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需要各方加强团结合作，凝聚治理共识，形成治理合力。智库是参与全球互联网事务的重要主体，也是加强政府、企业、技术社群和公民社会之间联系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中，中国智库可通过其舆论影响力，提升国际社会对网络空间公害的关注，促使包容性强的议题进入国际议程，从而构建各方共商、共建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环境。

其一，中国智库在议题选择时要坚持国内需求与国际责任相结合的原则。在网络空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智库要持续深化对网络安全问题的政策关注和理论研究，为全球互联网治理提供更多优质的智力支持，彰显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进行议题选择和界定时，中国智库不仅要注重国内需求，将自身关注的议题与网络强国建设议程相联系，还要强调国际责任，发起或倡议尊重网络主权、打击网络犯罪、加强网络合作等敏感性和显著性强的国际议题，从而在各国利益深度交融、依赖关系逐步加深的国际社会展现中国智库担当。

其二，要善用智库渠道加强对中国全球互联网治理理念的传播。中国一直主张“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13]。智库作为政府在国际事务交涉中的“协助人”[26]，有必要在议题扩散阶段向国际社会广泛传播中国关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一系列政策，表明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致力于推动网络空间秩序向更加公平和正义的方向发展的基本立场，在同世界各国及其智库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努力寻求治理共识，从而更好地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在各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发展。

其三，中国智库要重视对非国家行为体的针对性宣传动员。国际议程设置并非大国“通吃”的舞台，媒体、专家群体、倡议团体甚至是个人等大量非国家行为体也是设置国际议程的重要力量[9]。目前，中国智库进行对外传播主要依赖政府主导的官方活动进行，在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方面有所欠缺。因此，中国智库应积极发挥其外交职能，借助举办各类研讨活动和出席国际会议的有利时机，同互联网领域的跨国企业代表和知名权威专家积极交流，以便与全球媒体、技术社群和民间机构组建立体式的议题联盟网络，促使更多的中国理念融入全球互联网治理实践，从而增加个体议程进入国际议程的可能性。

5.2 着眼制度切入点，提升智库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的正当性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本质是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而非“西方治理”或“霸权治理”，但美国等网络发达国家凭着自身的技术、人才和资本等先发优势，长期主导着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格局和走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处在“失语”“缺席”“弱势”的状态[8]。面临网络空间制度缺失的复杂形势，中国智库需要从适应和改革两方面掌握更多的议程设置平台，从而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

一方面，中国智库要着力维护我国在相关国际制度中的良好声誉。“良好的声誉是国家在国际制度中重要的信用资本，它为其他成员提供信心及其预期，从而提高一国在制度内的动员能力。”[2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逐渐参与并融入到国际制度中，可靠的承诺和有力的行为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为此，中国智库需要在参与全球互联网事务中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合作，提升中国在全球互联网体系中的信用资本，从而掌握更多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的“进入渠道”。具体而言，中国智库应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等框架下，发起或倡议更多的全球互联网治理议题，深化相关成员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交流合作关系，为推动达成网络空间治理的多边解决方案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而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国互联网治理论坛等我国主导创设的全球互联网治理平台中，中国智库要引导各参与者加强对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等议题的关注，从整体层面推动提升网络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中国智库要持续跟进我国推进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改革的实践。全球网络空间的有序运转需要以相应的国际规则为基础，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中，规则制定的主导者往往是议程设置的受益者，行为体推进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修订和完善有助于更好地掌握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切入点”。因此，中国智库需要根据互联网发展形势，在系统深入学习《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政策文件的基础上，为推进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建言献策，就中国所提出的相关倡议加强国际对话，通过加入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参与世界经济论坛“互联网未来”行动等，倡导主权平等原则应适用于网络空间，呼吁提升现行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包容性和持续性，特别是增强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发言权和投票权。

5.3 围绕组织建设点，提升智库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的专业性

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智库参与全球互联网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中国加强网络强国建设和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政策实践对智库的特色建设、国际化发展、高质量成果产出均提出了更高要求。面临网络空间国际话语权争夺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中国智库需要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聚焦自身组织建设，从而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

一是要强化中国智库对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的理论供给。当前，网络空间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依然被美国等少数网络发达国家所掌握，中国智库要积极开展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学理研究，紧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对领导人关于坚持网络合作多边主义、强调网络空间公平正义、统筹网络安全与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论述进行深入阐述，系统传播中国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力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互联网治理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外交决策者还应进一步畅通决策咨询渠道，充分集合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智库、高校智库以及互联网企业智库的差异化资源，依托公共政策、国际法、国际关系、网络空间安全等学科专业优势，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智库联盟，在强化对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研究的同时，发起更多提升网络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议题，为成功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奠定理论基础。

二是要强化中国智库对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的人才供给。人才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向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输送人才是智库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全球互联网治理涉及多个学科专业、多个议题领域和多个政策环节，中国智库需要进一步加强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以掌握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的主动权。一方面，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旋转门”机制，为智库专家到外事部门服务网络强国建设大局提供更多制度化的渠道，鼓励政府官员和退休干部到智库挂职或任职，提升智库的权威性；
另一方面，中国智库要重视和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邀请在互联网领域有广泛影响力的政府要员、著名学者、技术专家担任智库研究人员，积极推荐智库人才到ITU、ICANN、ISOC 等国际组织竞选重要岗位，为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提供更加可靠的制度条件。

三是要强化中国智库对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的平台供给。全球互联网发展存在地域性差异，众多互联网参与者所关注的议题领域和所秉持的治理理念不尽相同。加强对话与合作，协调国家、市场、社会等多方力量是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要前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多元行为体提供对话平台，促进各种政策、思想和观念的交流，是智库塑造国际议程、赢得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因此，中国智库须进一步打造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对话平台，畅通政府、企业、国际名人的交流渠道，在一些热点和敏感问题上要加强舆论引导，对于抹黑中国互联网政策的论调要敢于发声，从而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转向更高级别的政治安全领域。此外，中国智库要有序“走出去”，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和建设合作机构组建跨国智库合作网络，从而拓展中国智库在国际社会的活动空间，为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提供更多的民间力量和社会关注。

大国成长是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的统一[28]。国家开展外交事务不仅需要依托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物质性力量的提升，还需要借助舆论、知识和话语等社会性力量的壮大。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很大程度上需要获取国际社会对中国议题、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的认同。智库在知识生产、舆论引导、政策咨询以及平台搭建等方面的优势，使其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具备独特的国际影响力，契合了中国提升网络空间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需要。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经验表明，设置国际议程不仅有助于提升国际社会对全球互联网问题的认知，也有助于捍卫议程设置者的利益。通过智库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是中国适应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大势，是保障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强国、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有效方式，也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供了一种创新思路。需要指出的是，全球互联网治理是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中国智库应当充分认识到设置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从理念创新、制度完善与自身建设3 个层面入手，扩大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的“朋友圈”，从而为提升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做出更大的智库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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