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渭桥意象研究
时间：2023-05-29 19:10: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雨墨，杨 雨，李 哲
(中南大学 a.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b.建筑与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长安作为诸多王朝的都城所在地，其北临的渭河，同长安周边其余河流构成了“八水绕长安”的宏壮景象；
在渭河上修建的桥梁，成为了长安向北沟通渭北道的关键交通枢纽。到了唐代，架在渭河上的桥梁至少有三座——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在《全唐诗》中，“共出现‘桥’字1856次，除掉‘鞍桥’‘桥山’‘桥梓’等与桥无关的诗，唐诗中以桥为题者，如‘赋得浮桥’、‘石桥’、‘升仙桥’等内容与桥有关的诗1096首，约占《全唐诗》诗歌总数的五十分之一”[1](P1)；
与“渭桥”有关的诗作共计32首。
学界对于渭水三桥的研究成果颇丰。以建筑学视角为基点的桥梁学专著，周新成的《中国桥文化》《中国桥美学》最具代表性。刘中和《秦汉渭桥的几个问题》就中渭桥的位置、堤激、界碑、作用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记录了自2012年以来，相继发现挖掘的3组7座渭桥，详细说明了其地理位置、发掘经过、遗迹遗物、取样测年结果，此次发掘诸渭桥的数量远远超过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三座之数，具备极高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伴随着考古学的新发现与建筑学研究的推进，文学经典中渭桥意象的深入研究亦成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即以《全唐诗》中出现的“渭桥”为考察对象，试图呈现其从长安地标性建筑实体到意象化、抽象化的过程，揭示其文学价值，探讨其承载的历史文化意蕴。
司马相如《上林赋》云：“终始灞浐，出入泾渭；
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2](P88)“荡荡乎八川分流”句指的就是环绕长安的八条河流，“隋唐时期，八水指的就是北有泾、渭；
东有浐、灞；
西有沣、涝；
南有滈、潏，在这八条河流中，渭水是黄河的一级支流，是一条主要的河流，其余的七条河流都是渭水的支流，其中泾水在渭水之北，其他支流皆在渭水之南。”[3](P13)渭水是流经关中平原最大的河流，其余七条河流均为渭水支流。包围长安城的“八水”地处关中平原，关中地区以北为黄土高原，以南为秦岭山川，以东为黄河干流，以西为岐山六盘山山脉；
其中“秦岭山脉面积广阔，主峰海拔2000-2800米，具有较强的蓄水能力，北山山麓形成了七十二峪口，源源不断地向渭河南岸提供水源，经西安小平原汇于关中平原大动脉的渭河，并最终由东注入黄河。”[4](P27)浐水、灞水、沣水、滈水、涝水、潏水均发源于秦岭山脉，由南向北不断冲刷着秦岭北麓的土地，共同汇入渭水，浇灌出了“八百里秦川”的膏腴之地。这六支发源于秦岭的河流位于渭水南侧；
泾水则位于渭水北侧，流向自北向南注入渭水，渭水则自西向东最终汇入黄河。
关中平原的水网体系实际是由渭水及其支流组成，故《水经注》言：“渭水，秦大川也。”[5](P647)唐都城长安选址于被八条河流环绕的冲积平原处，密布纵横的河流满足了长安城人民的日常用水需求，滋养着这方沃土与子民。下图为肖晗海所绘隋唐时期关中地区山脉河湖分布图以及西安小平原的山水分布图，直观鲜明地展现了唐都长安所处地理位置及周边山川河流分布。
图2 隋唐时期关中水系分布图[4]
山川形胜，长河奔流，长安被众河流环绕，唐前存留的桥梁以及唐时兴建的桥梁成为了交通往来的重要途径。笔者对《全唐诗》中涉及“八水”的桥梁诗歌完成了统计，其相应频次见下表：
表1 《全唐诗》“八水”桥梁意象频次统计表
图3 西安小平原的山水分布图[4]
《全唐诗》中未出现“泾桥”“沣桥”“滈水”“滈桥”“涝桥”“潏桥”词条。涉及泾水的诗歌有诸如柳宗元《乐府杂曲·鼓吹铙歌·泾水黄》：“泾水黄，陇野茫。”[6](P176)等共计55首，且大多与渭水共同出现在诗作中，通过“泾渭分明”“浊泾清渭”的鲜明对比来喻指是非黑白、界限清晰。“渭水”意象见于475首诗歌中，蔚为大观；
“渭桥”一词出现于32首诗歌中。提及浐水的诗歌有骆宾王《畴昔篇》：“我住青门外，家临素浐滨。”[6](P835)等共计61首。浐水清浅而水色素白，故别称“素浐”，与灞水的幽深浑厚相区别，有“玄灞素浐”的美誉。“灞水”意象见于264首诗作中，“灞桥”意象见于19首诗作中，除郑谷《小桃》：“和烟和雨遮敷水，映竹映村连灞桥。”[6](P7819)一诗外，其余9首均为抒发离别感伤的赠别思乡诗。灞桥是古人送别亲友的经典之处，灞桥风雪、灞桥折柳也是述说离别的经典意象，“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7](P356)涉及沣水的诗作有韦应物《答畅校书当》：“时伐南涧竹，夜还沣水东。”[6](P1954)等共计29首，其中21首均为韦应物寓居沣上时所作。此外，《全唐诗》中提及涝水的仅有柳宗元一首《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关涉潏水的诗歌有杜甫《义鹘》：“近经潏水湄，此事樵夫传。”[6](P2284)等总计5首。
由上表数据可见，除渭水、灞水上的桥梁被唐代诗人反复琢磨吟咏甚至成为重要意象之外，基本未见其他六支河流上架设的桥梁入诗，涉及泾、浐、沣、滈、涝、潏的诗歌数量也相对有限。另外，“灞桥”“灞水”的使用频率也远低于“渭桥”“渭水”。《全唐诗》中渭桥、渭水的出现频次远多于长安周围的其他河流及桥梁的原因，大致可归为以下三方面：
1.渭水得天独厚的特殊地理位置。唐长安南侧为秦岭山脉，西侧为岐山、六盘山山脉，东侧为华山、骊山，地势险峻、道路崎岖、车马难行；
唯有长安北侧的大面积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地形平坦开阔，利于出行，渭水就横亘在关中平原中部，行人需途经渭水才能到达渭北道，故渭河上的桥梁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交通地位，是长安城沟通渭北道的必经之路。人们在渭桥上迎接游子、送别亲友，-渭桥见证着一幕幕分离与重逢；
作为交通要道，渭桥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个故事在此上演，诗人见之难免扼腕感慨；
帝王车驾、军队出征也要途经渭桥，因此渭桥还具备着独一无二的政治核心地位象征意义。凡此种种，渭桥承载着丰富多元的感情，成为长安城近旁最具代表性的桥梁意象。
2.渭水源远流长，属名山大川之列。渭水是其余七支河流的干流、黄河的一级支流，更是关中平原上最大的河流，长约800余公里。自古以来，湖光山色与万顷狂澜都是文人墨客歌颂锦绣江山、直抒胸臆的经典意象；
而渭河奔流不息，诗人立于渭桥桥头，眺望着广袤无垠的关中平原与八百里秦川的长河流水，百感交集之际，常赋诗以骋情。
3.渭桥的历史积淀与政治意义相较于其余七条河流的桥梁也尤为厚重与丰富。渭桥的历史渊源上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8](P755)周文王即将迎娶新妻，为显隆重，将船只相连充作浮桥，亲自横渡渭水，迎接远嫁而来的妻子。这首诗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桥梁”最早的出处之一，可以说桥梁之史始于渭，并早在先秦时就已与帝王产生密切关联。周文王遇到垂钓以待明君的姜太公，也是于渭水之滨——“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
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9](P1477)这为后世渭桥的政治核心地位象征意义奠定了基础。秦定都咸阳，秦始皇秉持“天命”“天道”思想，在兴建咸阳宫之时，使宫室殿堂与夜空星宿一一对应：“(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
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桥之南北堤，激立石柱。”(亦有版本作“七百五十柱”)[10](P6)秦时的渭水不像唐朝时位于都城外，而是“渭水贯都”，对应着天上的银河，因此秦渭桥位于都城内部，其政权中心象征意义相比于唐朝更为突出。秦朝渭桥是一座大型双层封闭式宫桥，“为了保证始皇活动的机密性，秦渭桥的通道必须是双层密闭空间，而30里长桥，自亦有可供始皇及其庞大的随行队伍、卫队等休息停留之所，亭阁峥嵘，可以想见。”[11](P51)秦渭桥的上层是专供皇帝出行的辇道，下层则用以通行其他车驾，渭桥和帝王宫廷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其政治核心意义与军事战略意义愈发重要。(1)据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李哲教授考证，由于秦中渭桥主体为木质结构，木桥承重能力有限，故建为双层封闭式宫桥且通行车驾的可能性较小；
依据《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等史料进行复原后得出结论为秦渭桥形制应是多跨梁式桥。汉朝的渭桥上也不乏皇帝的身影——《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记载了著名的“渭桥惊马”典故，皇帝御辇出行，却在渭桥上被奔走的老百姓惊了车驾，廷尉仅以罚金稍加惩戒，且劝谏盛怒的汉文帝，诫之以“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9](P2754-2755)普通的“惊马”当然构不成新闻，但渭桥上御马被惊却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还牵涉到了法制公平的重要讨论。“渭桥”作为一个地标，象征皇权、传递政令，考见统治者的为政得失，其与政治核心地位关联性可见一斑。
在唐都长安附近架设的渭河桥梁自东向西分别为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
中渭桥因位于长安城横门外，又称横桥；
西渭桥因与长安城便门遥望相对，又称便门桥、便桥，也称咸阳桥。《唐六典》内记载：“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三，洛一。河则蒲津；
大阳；
盟津，一名河阳。洛则孝义也。石柱之梁四：洛三，灞一。洛则天津；
永济；
中桥。灞则灞桥也。木柱之梁三，皆渭川也：便桥；
中渭桥；
东渭桥。此举京都之冲要也。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12](P226)唐代时，三座渭桥依旧存在并投入使用，是由长安通往渭北道、西域、巴蜀的交通要道。
图4 唐代渭河三桥位置图[13]
(一)东渭桥
东渭桥始建于汉景帝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9](P443)此处的渭桥即指东渭桥。东渭桥亦是三座渭桥中唯一一座通过考古发掘，得以明确其遗迹位置的渭桥，王仁波先生发表的《高陵县唐东渭桥遗址》中确定了1980年初挖掘出土的渭桥遗址即为唐代东渭桥，其遗址位于今陕西省高陵县耿镇白家嘴村渭河南岸2.6公里处，北接渭北，南通长安。这也是历史上第一座被成功发掘的渭水桥梁，为文献典籍的记载提供了文物实证，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由于渭河贯穿于八百里秦川，东渭桥无疑是连接渭河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是通往唐长安城的咽喉，因此在军事战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寿成在《说唐代的东渭桥》一文中谈到：“东渭桥是朝廷粮仓所在地，中央文武衙署所需经费又出于此，中央还在此设立东渭桥纳给使专门负责管辖渭桥仓。可见东渭桥之重要，是由于其地设有贮藏自黄河、渭河运来的东南地区的粮食财富的仓库，占据了东渭桥和渭桥仓，就掌握了大批军粮，可以供应并控制各路兵马。”[14](P117)出于上述原因，在唐后期发动的以长安城为中心的几次战争中，如“泾师之变”“黄巢起义”，东渭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到了唐末期，由于各藩镇将领拥兵自重，中央政府式微，地方军阀不再向长安运送粮食，渭桥仓继而丧失了其中央粮仓的作用，东渭桥也就不再是重要的军事据点之一了。
(二)中渭桥
中渭桥是渭河三桥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桥梁，兴建于秦始皇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三十五年，……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9](P256)唐代诗人杜牧所作《阿房宫赋》中言：“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15](P362)此处的长桥，指的就是连接渭河南北咸阳宫殿群的中渭桥。“渭桥”这一名称在历代文献典籍中最早得到确立也是在《史记·孝文纪》中：“代王(汉文帝)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9](P414)
中渭桥命途多舛，曾数次被焚重建。西楚霸王项羽率兵攻入咸阳后，火烧秦王宫，中渭桥未能幸免于难，仅存在了五年多之后就被付之一炬。西汉时中渭桥得以重建，《三辅黄图》载：“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一门曰横门……门外有桥曰横桥。”[10](P26)因其位于汉代长安横城门外，故又称横桥。时至东汉末年，权臣董卓再焚中渭桥，《水经注·渭水》记载：“后董卓入关，遂焚此桥，魏武帝更修之，桥广三丈六尺。”[16](P329)
至于其地理位置，因目前尚未有考古发现遗址遗迹，故只能从文献典籍中探寻一二。刘庆柱先生在《三秦记辑注》中认为：“渭水桥故址约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相小堡西北一点五公里处。”[17](P92)根据《三辅黄图》《汉书·文帝纪》等史学材料记载，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在横门外钻探出的1250米南北向大道的证据，可证刘庆柱先生的这一结论基本上是准确的。而关于秦中渭桥的形制样式，由于其遗迹尚未被发掘，故依据《三辅黄图校证》《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等史料予以还原：
图5 秦渭桥复原图(侧视)
据此，推测秦中渭桥形式为多跨梁式桥，筑桥时采取桩基础，其上每排四根木柱，木柱之上为斗拱，斗拱承托着木梁、铺板及立栏，秦渭桥的长度约为527.9m，两个边跨倾斜，中间诸跨水平；
与复道甬道相连，专供皇家出行，具备极高的私密性。
图6 秦渭桥复原图(俯视)
(三)西渭桥
西渭桥始建于汉武帝年间，《三辅黄图校证》记载：“便门桥，武帝建元三年初作此桥，在便门外，跨茂水，通茂林”。原注：“长安城西门曰便门，此桥与门对直，因号便桥。”[10](P140)西渭桥位于长安城西门外四十里处；
至唐时此桥尚在，更名为咸阳桥。西渭桥遗址今尚未被发现。
渭桥考古队经2012—2013年度考古调查、钻探与发掘后，在汉长安城以北及东北共发现了3组7座渭桥，远远超过史学资料所记载的三座之数。这7座渭桥的遗迹遗物经碳十四校正取样测年后，基本可以明确其修建时间：“2012—2013年发掘的诸桥中，厨城门四号桥最早，大体为战国晚期，厨城门一号桥、洛城门桥次之，为汉魏时期，厨城门三号桥为唐代，相对最晚。”[18](P46)由此可知，唐代时渭水上并不止有三座桥梁，这一发现弥补了文献典籍的缺失，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
《全唐诗》中“渭桥”出现于25首诗作中；
中渭桥别名“横桥”出现于4首诗作中；
西渭桥别称“便桥”出现于1首诗歌中，“咸阳桥”出现于2首诗歌中，共计32首。考虑到《全唐诗》中涉渭桥诗的情感内容多以兴亡怀古、浴血疆场、少年义侠、应制挽歌为主，凸显出渭桥与政权中心的密切牵连；
其余涉渭桥诗不离伤时感怀、送友赠别等常规桥梁意象所承载的感情，故按题材将涉渭桥诗分为政治军事与个人感怀两类各16首。
(一)政治军事类题材
自周文王于渭水造舟为梁、偶遇姜尚开始，帝王将相与渭水、渭桥的羁绊便代代相传了。秦始皇规划都城之时令渭水横贯咸阳宫，汉朝“代王(汉文帝)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9](P414)渭水“自汉代起便是帝王猎场，百官从帝游兴多在此地，策马奔驰，纵横无际，于猎场上享受畅快人生。”[19](P13)唐代帝王继承了这一传统，时常巡游于渭水之上，并在渭水近旁的亭台组织宴饮游赏活动。如景龙四年三月甲寅日，唐中宗同文武百官行“祓除畔浴”之举：“三日上巳，祓禊于渭滨，赋七言诗，赐细柳圈。”[20](P115)
渭桥除与皇权政治息息相关外，还与军事战争密不可分。“鸿、渭之流，径入于河；
大船万艘，转漕相过；
……地势便利，介胄剽悍，可与守近，利以攻远。”[21](P627)长安之所以被定为秦、汉、唐等王朝的都城，得益于关中平原“四塞之固”“金城千里”的地理优势，由于此地三面环山、易守难攻的地势，护佑了长安的稳定与安宁，保障了都城的“长治久安”。亦因山路难行，水路尤其是渭水，便成为了敌方进攻突破的薄弱口，是兵家必争之地。唐朝时危及长安的几次战事，都以西渭桥为标志——“贞观元年，突厥颉利可汗拥徒卅万众来寇(渭水)便桥，太宗率精兵出讨。颉利遣使乞降，请屏左右，太宗独将公(安元寿)一人于帐中自卫。其所亲信，多类此也。”[22](P46-47)该墓志铭记载的突厥来犯长安时间有误，应为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不过其所载战事经过与史实相符，当时太宗即位不久，突厥兵临西渭桥、剑指长安，太宗于西渭桥会见颉利可汗，经密谈达成退兵协定，史称“便桥之盟”。代宗年间，“吐蕃趁唐因安史之乱国时精兵内调，西部边防空虚之际，纠结吐谷浑、党项、氐、羌共二十万人马东犯，渡过便桥，剑指长安。代宗仓皇出逃，吐蕃未遇明显抵抗轻取长安”。[19](P40)同代宗一样，因敌进犯长安出逃的还有唐玄宗，玄宗因安史之乱携贵妃一路行至蜀地避难。唐玄宗出逃的路线据《雍录》载为延秋门—便桥—咸阳望贤宫—马嵬坡—大散关—河池—剑阁—成都[23](P96)。由此可见，西渭桥是通往西北与西南的交通要塞，不论是突厥吐蕃等外敌欲东入长安，还是代宗玄宗等外出向西或西南，西渭桥都是必经之路。中渭桥始建于秦始皇时期，后因楚汉之争被项羽所焚，西汉时得以重建，后董卓率兵入关再度被焚，可见中渭桥见证着皇城的争夺兴衰与权力的更迭变换。东渭桥位于渭水东侧、唐长安东北方向，是水路出潼关、函谷关的交通枢纽，更为重要的是，东渭桥是唐代朝廷粮仓所在地，在唐后期发动的以长安城为中心的几次战争中，东渭桥都是重要的战争据点。渭水、渭桥成为了唐代都城皇权的代名词与军事战争的见证者，唐诗中的渭桥意象亦因此被赋予了厚重的政治军事意蕴。
《赋西汉》是唐朝名臣魏征所创作的一首劝谏怀古诗，魏征以西汉初期几位励精图治的君主典故为例，意在劝诫唐太宗身为皇帝要知人善任、居安思危、重视文采武功。“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6](P441)化用文帝的典故：汉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大举侵犯汉朝边疆，汉文帝知人善任，委派周亚夫驻守于细柳营抵御匈奴。文帝亲自前去慰劳军队，途经渭桥到达细柳营，视察后发现周亚夫治军严明有方，大为赞叹。魏征希望唐太宗能够向汉文帝、汉高祖等皇帝学习，既“受降”于秦王子婴，建灭秦之武功；
又礼遇儒生叔孙通，开文治之基业。唐太宗在听闻魏征此诗后言：“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也。”[24](P2558)魏征诗中的渭桥，是具有历史讽谏意义的桥。
储光羲创作的《明妃曲四首》借昭君出塞的典故咏史怀古，诗作主要表现了王昭君入胡以及在胡中的境况与心情，“胡王知妾不胜悲，乐府皆传汉国辞”[6](P1418)表明单于对昭君思国怀乡的情绪包容体谅，命乐府传唱汉朝歌辞，以慰昭君思亲之苦。然而昭君依旧悲切哀愁，“若为别得横桥路，莫隐宫中玉树花”[6](P1418)委曲深入地刻画揭示了昭君的心事，长安城的横桥、宫中的玉树花实则代表着她对远方故国亲人的挚爱之情，即便昭君归汉无望，她却依旧眷眷向汉；
侧面突出了其为国奉献自身的民族大义，塑造了一个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
这两首诗中的渭桥寄托着对君主贤明治国的期望以及对明妃离乡去国的叹惋。魏诗大气凛然，饱含着对统治者的劝谏与一心为国的忠肝义胆；
储诗语言矜炼深雅，缠绵婉丽，将明妃的思国怀乡之情娓娓道来，又蕴含着对一介女子舍己为国的敬佩之意。魏诗与储诗中的渭桥，是咏叹曾经的桥；
当视线转回唐代，渭桥除了象征着权力的中心，还具备着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相对繁华强盛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战火纷飞、兵戈抢攘的朝代，国内是自安史之乱为始，而在边塞之地，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甚至从不曾休止。这种金戈铁马的战争状况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塞下曲六首·其三》作于玄宗天宝二年，此时李白供奉翰林，诗作反映出了热烈浪漫、俯仰天地的盛唐气象。“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6](P1702)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壮怀激烈的将士们怀揣必胜之心，身下骏马风驰电掣，一路鸣鞭从长安出发途经渭桥，前往边塞战场击败胡人的景象。可以看出当时渭桥作为连接长安城向北沟通渭北道的关键交通枢纽地位。这一句气势雄浑，颇有高唱入云之势。“破天骄”、“星芒尽”、“海雾消”表明战争大获全胜，天兵所向，势如摧枯拉朽。尾联“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6](P1702)的氛围却急转直下，颇具讽刺意味。“麟阁”即麒麟阁，位于汉代未央宫中，汉宣帝时曾悬挂十一位功臣画像于阁中。霍嫖姚即霍去病，曾任“嫖姚校尉”。尾联除了隐含一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讽刺意味之外，其实也是以士兵的立场表达：纵然知道战争胜利后，只有将军才能封狼居胥、名列麟阁，但是他们依旧为能够报效祖国人民而深感骄傲与自豪，表现出了将士们的英勇气概和牺牲精神，使《塞下曲六首》饱含着震撼心灵的悲壮色彩。
谈及李白，就不得不提其名篇《陌上桑》，此诗是“香草美人诗”的代表。“香草美人诗”是指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香草美人”等物象往往被学界解释为代指作者政治理想和政治追求的意象；
自屈原以来，许多诗人继承发展了这一创作手法，借“香草美人”自喻或喻君王，来委婉地抒发感情、表达思想。《陌上桑》借秋胡戏妻的故事，来褒奖赞扬像秦罗敷这般的女子洁身自好、忠贞不渝的高尚品格，同时寄寓着李白自己高风亮节的性格与忠君为国的赤子之心。“美女渭桥东，春还事蚕作。五马如飞龙，青丝结金络。”[6](P1708)容貌姣好的女子在渭桥边采桑，此时一位乘坐五马之车的官员途经渭桥，他的马车装饰奢华、缀满青丝金络。首两句点明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渭桥，渭桥作为重要交通枢纽，来往官员行人络绎不绝，因此采桑女才会在此处偶遇这位位高权重却举止轻佻的官员，这是故事发生的必要背景。“使君且不顾，况复论秋胡。”[6](P1708)强调了采桑女坚贞自爱，同时突出了采桑女的反抗性格；
她不畏强权、不慕名利，敢于断然拒绝达官显贵，高尚的品格可见一斑。采桑女实为李白的自寓，唐代诗人往往借女性题材的诗歌来指代君臣之义，寓有寄托，使这类诗歌“归以正”。
杜甫《兵车行》同样是一首以边塞战争为题材的纪言叙事诗，“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6](P2255)车轮滚滚、战马嘶鸣，即将出征的穷苦百姓装配上了箭镞。父母妻儿站在路边依依不舍地送别，马蹄车轮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使咸阳桥的轮廓不甚清晰。咸阳桥在《兵车行》中成为送别征人的标志性地点，化身为象征“离别”的特殊意义符号。这首诗通过抒写征夫与老人的对话，述说了劳动人民对连年征战的痛恨厌烦，揭露了唐玄宗积年累月的穷兵黩武，对穷苦百姓来说不啻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诗人杜甫自创乐府新题写时事，为中唐时期兴起的新乐府运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除却直接描绘军队出征的纪实诗，还有诗人代留守闺阁的女子立言，利用轮转的视角站在女性角度评判战争带来的苦难与分离。许景先《折柳篇》述说的是女子的离愁别绪，《折柳篇》源自《折杨柳》歌，“‘旧曲’的《折杨柳》(西曲)与‘新声’的《折杨柳》(梁鼓角横吹曲)在梁代宫廷里汇合了。其最可能的形式组合成为一首曲调的两个部分。这个‘混血’的‘新《折杨柳》’在演奏中既包含了西曲的相思闺怨之调，又在某些旋律中翻成南朝人固定音乐思维中的边塞之调。最终形成了对唐人影响颇大的《折杨柳》。”[25](P104)由于新曲《折杨柳》中融合了胡笳胡角等乐器，音乐气氛由清泠幽婉向雄浑刚健的边塞意境转变，诗歌的内容也就随之倾向于描绘边塞战争、征夫思妇。“春色东来度渭桥，青门垂柳百千条”[6](P1134)，春光明媚、杨柳抽枝，渭桥两岸荠麦青青，如此美好的景致却反而叫女子生愁，折下一支花遥寄给边塞的故人，甚至不禁担心起自己容华易逝，再见时不复当年的容颜。
千万将士征战在外、血洒沙场，而京畿的平安也需守护，保卫都城与皇帝安危的禁卫军们也被诗人写入诗中。韩翃创作的《羽林骑》：“骏马牵来御柳中，鸣鞭欲向渭桥东。红蹄乱蹋春城雪，花颔骄嘶上苑风。”[6](P2749)羽林骑为国羽翼、如林之盛，禁卫军炽烈无禁、纵逸不羁，达达的马蹄经过渭桥，骏马的红蹄与春城的落雪相得益彰，一片苍茫的雪白中是梅花般的蹄印。少年的壮怀激烈足以融化冬日的冰雪，从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到唐代人世俗享乐的生活色彩、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看到一种通脱跳跃的生命存在以及风流潇洒的生活模式。崔颢所作乐府诗《杂曲歌辞·渭城少年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书写了少年公子买酒鸣鞭的豪情，也反映出唐代社会较为开放的风气和生活情状。《少年行》系列乐府诗以歌咏游侠事迹为题材，诗歌内容注重表现少年侠士建功报国的雄心壮志、义薄云天的豪爽之情、披甲出征的英雄壮举、勇武尚力的风格气调与饮酒狎妓的享乐生活，“并最终凝定为英俊勇武的‘白马少年’形象，成为乐府游侠诗尚武精神的典型化身。”[26](P10)试看崔颢此诗：“贵里豪家白马骄，五陵年少不相饶。双双挟弹来金市，两两鸣鞭上渭桥。渭城桥头酒新熟，金鞍白马谁家宿。”[6](P329)热闹的街市、繁华的都城，一众意气昂扬的少年郎相携来到金市，恣意扬鞭纵马。崔颢对于色彩的对比运用可谓炉火纯青，“金鞍”“白马”形成了鲜明的色彩比对，为诗作注入了生动活泼的气息，更衬托出渭桥作为重要交通要道的繁华熙攘，以及少年郎的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无忧无虑。诗人写少年的纵酒寻欢、狎妓享乐并非为了对此进行批判，而是通过这样的举动来显示唐代少年游侠的意气风发、青春活力，他们的跑马放歌代表的是昂扬鲜活的生命状态与壮怀激昂的报国之心。就咏侠诗的嬗变而言，游侠题材早在汉魏时就已经进入诗歌领域，然而汉代时的咏侠诗寥寥数篇；
魏晋六朝时，吟咏侠士的诗歌之风渐起，不乏有文人墨客一抒心中豪情壮志。但若论咏侠诗蔚然大观的朝代，则首推唐代——唐朝时，咏侠诗如异军突起，成为了社会各阶级人物争相吟咏唱和的题材，不论是内容的扩展，还是艺术手法的革新均足以睥睨汉魏，气夺明清。
与君王政治相关的渭桥诗，特征最为明显、分类最为清晰的就是应制诗，其内容多歌功颂德，少数也有陈述一些对皇帝的期望。在安史之乱前，大批文人讴歌太平盛世，讽咏菁华之物，展开浩浩荡荡的同题应制唱和。而自安史之乱后，这种唱和逐渐向地方团体或个人唱和转化。张说的《奉和圣制初入秦川路寒食应制》描绘了寒食节时朝廷巡幸、百姓踏青的情景，春风和煦、生机盎然；
“渭桥南渡花如扑，麦陇青青断人目”[6](P934)，渭桥边的鲜花已然绽放，田野里的麦子生长的极其旺盛，目之所及都是方兴未艾的春色。奉和圣制，是指奉命和皇帝的诗。圣制，即皇帝所作的诗。这种诗的题材大多出现在盛世、国富民强的时代里。
还有一类涉渭桥诗颇为特殊，即挽歌悼亡类，共有《苗侍中挽歌二首》《代宗挽歌》《文德皇后挽歌》三首。且看岑参痛吟的《苗侍中挽歌二首》：“青史遗芳满，黄枢故事存。空悲渭桥路，谁对汉皇言。”[6](P2096)这首挽歌所祭悼苗侍中的内容，也是其在政治上的建树与功绩。岑参在挽歌中歌颂赞扬了苗侍中一心为国、袖里乾坤、青史留名的政绩；
同时表达了深沉悲痛的惋惜之情，斯人已逝，生者只能面对着空荡荡的渭桥徒增感伤，叹惋无人再对君王直言纳谏。
(二)个人感怀类题材
卢照邻代表作之一《长安古意》，堪称是一幅完整的长安城画卷，长安的所有风土人情、社会生活都在其中有所映射，尤为特殊的交通要道渭桥：“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6](P522)长安城南拿着弹弓猎鹰射鸟的少年，和渭桥西边意气风发的游侠，都带着芙蓉宝剑一起来到娼家门前。卢照邻以铺陈写实的笔法，描绘了长安城夜间的热闹繁华，同时也讽刺了时人奢靡无度、纸醉金迷的夜生活。
送别分离是自古以来人类必须面对的永恒主题。正因如此，对桑梓故里的思念、亲属配偶的牵挂、友人告别的不舍，牵动着无数文人墨客的心弦，“别离”自然就成为了涉渭桥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如卢照邻《晚渡渭桥寄示京邑游好》：“我行背城阙，驱马独悠悠。寥落百年事，裴回万里忧。”[6](P531)诗人独自一人驱马晚渡渭桥，把萧索的背影留给身后的长安，孤寂寥落的心绪跃然纸上。再如罗隐所作《寄渭北徐从事》中云：“暖云慵堕柳垂条，骢马徐郎过渭桥。”[6](P7610)诗人挥别好友徐从事，目送他骑着青白色相间的马远去，渭桥路旁柳色新新。“莫恨东风促行李，不多时节却归朝。”[6](P7610)寄托着诗人对好友真挚的祝福与深切的思念，劝慰他不必因此怅然慨叹，并期盼着他早日归京。这些赠友送别诗意境辽远开阔而言语爽朗，侧重于鼓励劝慰友人；
正因为是知己至交，言谈才朴实真诚而大方豪迈，又因别离，才以希望为慰藉，于慰藉之中倾注了信心和力量。齐己的《闻雁》则是一首怀友诗：“潇湘浦暖全迷鹤，逻逤川寒只有雕。谁向孤舟忆兄弟，坐看连雁度横桥。”[6](P9661)大雁成双结对飞掠横桥上方，诗人却坐在一叶扁舟上，独自一人仰望成双大雁，以乐景写哀情，反衬出诗人自身的孤寂落寞，内心不禁倍加思念自己的兄弟亲友。全诗语句哀婉清丽，笔法灵动飘逸，观察细致入微，显示出独特的人生境遇与体验。
刘熙载曾言：“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
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故诗无气象，则精神亦无所寓矣。”[27](P264)渭桥以默默矗立的独特文化意象映照出唐代社会的绚丽多彩、繁荣衰败，穿越时空、横亘古今。《全唐诗》中的渭桥意象则见证了唐长安的庄重繁盛、动荡倾颓，又被诗家借此批判抨击唐中后期的奢靡腐朽、风气败坏等社会现象。渭桥还承载着诗人细腻幽微的心灵家园，成为游子、征夫、怨女抒发思乡怀亲之情的媒介，连接着外乡通往故土的道路。渭桥还见证着诗人“香草美人”的寄托、爱人友人的悲欢离合、少年游侠的意气风发，并对其报以真诚的歌颂，同时还从人生际遇的角度给予作者和读者深刻的哲理启思。
作为长安地标性建筑，渭河三桥在唐代是不容忽视的水上明珠，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唐诗》中占比50%的政治军事类题材渭桥诗，凸显了渭桥有别于其他桥梁的政权中心象征意义与军事重地枢纽地位。宋以后，长安不再是政治核心，北宋定都东京开封府，南宋则偏安一隅，定都临安府。政治中心的南移是否会导致渭桥在宋诗中的地位有所下滑，吟咏渭桥的宋诗内容是否也有所改变，不再与政治军事密切相连了呢？
从《全唐诗》与《全宋诗》的体量上看，两者差距可谓天壤之别。康熙帝在为《全唐诗》作序时提到：“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28](P64)《全宋诗》收诗数量则为20余万首，涉及诗人约8900余人，几近《全唐诗》五倍之数。在宋代浩如烟海的诗歌中，涉桥诗又为数几何？据统计“直称‘桥’类为4760首，唤作‘虹’类为207首、‘梁’类116首、‘航’类17首、‘独木’为12首，此外，以桥名入诗题或诗题中含桥字的诗将近500首，占全部涉桥诗的一成左右。”[29](P23)《全宋诗》中的涉桥诗远多于《全唐诗》的1096之数，然而其中关涉渭桥的诗歌数量却并不乐观，仅有17首。为何《全宋诗》的诗歌体量与涉桥诗基数均远超《全唐诗》，但是涉渭桥诗的数量占比却有所下滑？这或许与长安不再是政治中心，政权南移相关。且北宋时长安尚在治下，至南宋绍兴和议后，长安已不再隶属北宋，而是受金朝统治。此时的长安已脱离政治核心圈，成为宋朝的边陲之地甚至落入敌国疆域。
值得注意的是，《全宋诗》中涉及渭桥的诗歌全部属政治军事题材，其中大部分为咏史怀古诗，如苏辙“会逐单于渭桥下，欢呼齐拜属车尘”[30](P10051)，诗歌内容多倾诉山河不复的无奈、未能一雪前耻的怅恨、追忆往昔繁荣的叹惋以及矢志不渝的报国之心。宋代诗人不像唐代诗人那样途经渭桥有感而发；
宋诗中的渭桥更多时候是一个远不可及的符号，象征着南宋失去的国土，诗人们凭此追忆当年霍去病深入大漠、歼灭匈奴的卓著功勋，如陆游《投梁参政》：“何时嫖姚师，大刷渭桥耻？”[31](P135)既表达了自身上阵杀敌、收复失地的决心，也隐含着南宋王朝江河日下、岌岌可危的现状。此类涉渭桥诗不复唐代的气宇轩昂、俯仰天地、恣意风流的气象，国运与诗歌互为表里；
而渭桥所代表的意义与象征的情感出现变化，也揭示着政权的转移和国家命运的变迁。因此，对桥梁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物象和现实的桥，它更是历史的桥、情感的桥、诗歌的桥、家国的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