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总集“选政”话语塑造与政治权力纠葛

◇史哲文

总集研究是学界近来探讨的热点之一，大量明清总集选本整理出版，得以重见于世，功莫大焉。不过，总集研究中一些基本问题的内涵仍未能得到充分探讨。明清总集在描述网罗放佚、芟汰繁芜的编辑观念与行为时常用“选政”一词：“逮梁萧统有《文选》之书，而汉魏诗附载。继此而唐，而宋，而金元，而明，皆赖选本以传。因叹选政之事，有功于作者不小。”[1]440然而考诸文献，这一词汇本意并非如此，而是起源于政治，其含义演变过程也与政治权力关系紧密。在明清总集中，政治权力不时隐显于“选政”行为之中，深刻影响总集编选思想。

古往今来，“选”作为一种行为，意在从人或事物的整体中找出适合选取者需求观念的部分。既是一种区分行为，也是一种汇聚行为，其结果直接取决于选择标准的差异。施闰章感叹说：“选政执一时之风尚，定千秋之是非。”[2]85“选”而称“政”，其含义大致有三：

第一，指政治上铨选职官、提拔人才之事。从字面意义上看，“选政”词语的生成，与政治相关。《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王制》篇指出选政的具体步骤：“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表明先民已清楚地意识到选拔人才是大道得以施行的应有措施与必要保证，并付诸行动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施行办法。后世通过察举、征辟、科举、部选、外补等诸种方式选拔任用贤才，成为国家行政运转的必要手段。

明清以前，代指选拔人才的“选政”一词所见不多，但相比其他含义出现更早。较早的记载是在南朝刘宋之时，谢庄向宋孝武帝上表请求广纳贤才，《宋书·列传第四十五》载：

伏惟陛下膺庆集图，缔宇开县，夕爽选政，昃旦调风，采言厮舆，观谣仄远，斯实辰阶告平，颂声方制。……何尝不兴资得才，替因失士。……今大道光亨，万务俟德，而九服之旷，九流之艰，提钧悬衡，委之选部。[3]2169-2170

《宋书》说彼时“搜才路狭”，谢氏有感于此，将“选政”即选拔人才与开拓疆土、教化百姓、广开言路一道，作为帝王政治清明的具体表现，说明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意义。至唐宋时，间有“选政”的类似表达：如白居易《除韦贯之平章事制》云：“惟是贤俊，寤寐求思，历选周行，乃获时彦，宜以政柄，举而授之。”[4]3144“历选”而授以“政柄”，显然为选政之义。又如朱熹为刘珙所作行状中写道：“今边陲大计方倚督府为重，官属尤当审择。如珂小人，非惟不堪此选政，恐或能妄作以阻挠其事机也。”[5]602表明“选政”指代选拔官员的含义。

至明清之时，屡见以“选政”指选人任官之义。如明末政治流弊丛生，选拔体系贪腐横行，王夫之抨击道：“时选政大坏，官以贿定。”[6]288清代以“选政”代指铨选已成习称，如《清史稿·列传六十六》载，宋文运“再迁吏部郎中，掌选政，清直守正”[7]10123。刘汝骥《陶甓公牍》也记载：“选政如何重要，罚则如何严明，果实有串通舞弊情事，及不合被选举资格之人，一经判实，即遵馆章办理。”[8]539可见，代有更易，“选政”首要含义即是古代行政体系内选拔人才、量人授官的代称。

第二，指编选制义墨卷之事。此义为第一种含义的扩大化，以选裁应试文章来比拟选拔人才，所选时文又具备协助举子通过选拔考试的效用。明代以降，八股取士成为选拔人才的必由之路，官方严令从四书五经中选取考试内容，芸芸举子为了获得政治权力，莫不以穷究八股写作技巧为能事，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举子迫切需要优秀的制义选本作为学习效仿的范本教材。故而，当时的书坊、文社竞相邀请名士编选时文，如晚明天启时人陈天定“操时艺选政，海内操觚家多宗之”[9]787，崇祯时，张溥邀请徐孚远选文：“议以选政归闇公，于是秉文一选，为天下第一部书。……它房行社稿试牍，统于秉文，莫敢与之争衡者。闇公之教，至是大昌。”[10]732“社稿试牍”即指经过“选政”而出版的时文选本，举子加以背诵模仿，便可在科场中提高中式的概率。

清代沿袭前朝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举子对于金榜题名的渴求使得时文选政的风潮依然不减，沈德潜记述道：“章在兹，字素文，江南吴县人。顺治丁酉副榜。……我吴操选政莫盛于杨忠文公之《同风》，素文先生继之，每一部成，其序文文目，老媪仆人匿而不出，坊间演剧，予金始付之，此吴中佳话也。”[11]180仇兆鳌也善时文操瓠，仇氏四十八岁才中进士，多年场屋经历使得其制义经验甚为丰富，清人黄百家为其八股选本作序说：“仇子沧柱操选政十年，举业之家奉之为金科玉律。自通都大邑，至穷山委巷，家塾案上，必有《文征》。自成名至初学，惟《文征》之是读。声誉铿鞫，无不知有仇子沧柱。”[12]547说明清人时文“选政”之流行。更为突出的例子是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描写。书中第十三回，蘧公孙对马纯上说：“先生来操选政，乃文章山斗。”之后“看见刻的墨卷目录摆在桌上，上写着‘历科墨卷持运’，下面一行刻着‘处州马静纯上氏评选’。”[13]123-125吴敬梓屡困科场，创作《儒林外史》故事皆依据自身见闻遭遇所改编，选政能入小说，可见其风靡。作为编选时文之义的“选政”帮助举子获取政治权力而得到追捧，虽不是政治行为，但实际上暗含了政治因素。

第三，指编选诗文之事。作为此义的“选政”，其对象从单一的制义时文延伸到广义的诗文，进一步扩大了第二种含义范围。选裁诗文结集古来有之，而名之“选政”的现象于明清两代尤为注目，前代则几乎未见。该含义又分二端：一则选编个人诗文定为别集，如清人沈景修编定李龄寿《匏斋遗稿》，沈景修于卷末跋云：“匏斋既殇，子屏寓予书，属搜辑其诗文谋授梓，而以编定之责自任”，分致凌泗、李道悠“两君各操选政，为之编定诗文各若干首，曰《匏斋遗稿》”[14]182。二则编选多人诗文定为总集，这是更多情况下的用法。如严沆《溯洄集》序文即指出：“夫操选政者，近今不乏矣，其意各有所向，持所见以行一切之法，而不揆于六义之正。”[15]512《重刻潮州耆旧集序》云：“耆旧集者，编自道光间，……当时操选政者，为顺德冯君奉初。”[16]535以“选政”代指选汰诗文编为总集之出处尤多。

编选诗文具有更加个性化的选政观念，选本之优劣取决于操持者的见识。如明人偶桓，编元诗总集《乾坤清气集》，朱彝尊称赞此集“选政”的精思：“明初诗家操选政者，赖良直卿、许中丽仲孚、刘仔肩汝弼、沈巽士偁、王偁孟敭皆有所蔽，惟瞎牛《乾坤清气》一编能开生面。”[17]167偶桓编选元诗被后人称道，正在于其选政观念能够纠正弊病，故而傅增湘说此集“能力矫元季秾缛之风”[18]970。进一步说，操持选政者对诗文进行评价择取，实际上是一种对他人创作的个性化再创作，所编诗文虽然是书籍中刻印的主要内容，但其实在编纂者看来，这些诗文已不是选本总集的核心内容，而只是用来表达见解，展露选政观念的文字物象，后人评价选本总集的优劣，也正着眼于其选政观念。从这个角度而言，相较前一种编选时文含义的“选政”，作为编选诗文含义的“选政”形成了自身的选裁权力，但这种选裁权力仍会受政治影响。

“选政”后两种含义一脉相承，在各类总集中表现较为明晰，从文体上看，时文选本与一般的诗文选本都在总集范畴之内，是本文讨论的对象。“选政”三类含义并非彼此独立，从铨选职官到编选科举制义，再到编选诗人诗作，表现出从政治向文学的含义转变，也蕴含了政治向文学逐步渗透的意味，呈现出始终笼罩在明清文学天空的政治云层。

在专制皇权达到顶峰的明清时期，政治权力的触角几乎伸向社会各个角落，权力所在，则政治所在。文学莫能外之，政治地位的高低决定权力的大小，文人的政治地位事实上影响了文学活动的传播接受。明清总集“选政”作为一种权力行为，选裁者以及被选裁者的政治地位所带来的影响力也无可避免地渗入“选政”过程。

首先，帝王通过御选诗文总集使得政治权力直接控制“选政”话语。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乾纲独断的政治权力，清帝进一步将政治权力向文学场域渗透，亲自御选诗文总集来确立主流文学风尚，从而彰显政治权力的无所不能。考诸史实，所谓“倡一代正始之音，为臣下标准”[19]438，以康熙帝名义编纂的大型诗文总集有《御选古文渊鉴》《御选历代赋汇》《御定历代题画诗》《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钦定全唐诗》《御选唐诗》《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历代诗余》等。乾隆帝效祖父之选，有《钦定四书文》《皇清文颖》《御选唐宋文醇》《御选唐宋诗醇》《御选寒山拾得诗》等诗文总集，嘉庆帝又编《钦定熙朝雅颂集》等，御选、钦定等词语，显然标示皇权话语的权威。如玄烨在《钦定全唐诗》的基础上，又选《御选唐诗》，用意在于倡导“温柔敦厚”的主流文学风格：

……自三百篇降及汉魏六朝，体制递增，至唐而大备，故言诗者以唐为法。……朕万几余暇，留意篇什，广搜博采，已刻全唐诗集，而自曩昔披览，尝取其尤者汇为一编，……因命儒臣依次编注，朕亲加考订，一字一句，必溯其源流，条分缕析，其有征引讹误及脱漏者，随谕改定。逾岁告成，因付开雕，以示后学。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20]1

明清帝王尤其善于运用权力规训文人，玄烨“亲加考订”使得“选政”具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光环，唐诗未必皆为“温柔敦厚”之貌，这无非是帝王借推崇唐音来行使政治权力，引导文学风向而已。如果说康熙帝此处尚且“犹抱琵琶半遮面”，将政治权力干涉诗文选裁作为“余暇”之事，那么乾隆帝则毫无遮拦，认定诗文总集的“选政”乃是帝王政治权力付诸实践的应有内容，他在《皇清文颖序》云：

我大清受命百有余年，列祖德教，涵濡光被海宇，右文之盛，炳焉与三代同风。……《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盖自有天地，而人经纬乎其间。士君子之一言一行，国家之制度，文为礼乐刑政，布之为教化，措之为事功，无非文也。乃其菁英所萃，蔚为国华。[21]1

乾隆帝编选本朝文章为《皇清文颖》用意明显，一是称颂统治之盛，二是指引主流文风。选萃本朝文章正是采用政治权力除稗存菁的题中之义，最终目的仍是以政治指挥文学，以文学服务政治。

其次，身居高位的士人通过总集“选政”教化文学风尚。位列馆阁督抚的文人秉承天子旨意，常常编选总集来引导潮流，不过相比皇权的威压观感，朱紫文人“选政”中的政治权力行使态度相对和缓。如洪亮吉在《读雪山房唐诗选序》中指出：“王文简、沈文悫以名工巨卿手操选政，文简则专主神韵，……文悫则专主体裁。”[22]92王士禛编《神韵集》《唐贤三昧集》等总集，主导“神韵”风致，沈德潜辑《唐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等总集，力倡“格调”宗尚。二人借助“选政”传达的诗学观念看似专注文学而无关政治，然而，如若王、沈身份不是“名工巨卿”，其影响力显然难以达到天下翕然宗效的态势，王士禛与沈德潜二人以台阁翰臣的政治地位操瓠诗选，反映出政治权力透过文学总集干涉文学潮流的手笔。

清初的宋荦与魏裔介亦为明证，宋荦被任命为江苏巡抚不久，选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古文，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成《国朝三家文钞》。其用意在于导引文风，他认为，彼时“习尚纷华, 好新竞巧”[23]601，故而在此集序中要求：“风声所被, 文学蔚兴。上之卿大夫、侍从之臣, 下之韦布、逢掖, 争作为古文、诗歌以鸣于世。”[24]卷首2倡导唐宋古文，引领一时宗尚。学者郭英德指出《国朝三家文钞》引领清初古文风尚，建构国家文治形象的意义：“在宋荦看来，侯、魏、汪‘三家’所承续的唐宋古文传统，理所当然地确立了‘国朝’的古文仪型，代表了‘国朝’的文治气象。”[25]又如魏裔介（1616—1686），字石生，号贞庵，拜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位极人臣，擅于编选诗文结为总集，有选诗总集《唐诗清览集》《溯洄集》等，选文总集《古文欣赏集》《左国欣赏集》《战国欣赏集》《两汉欣赏集》《六朝欣赏集》《唐文欣赏集》《宋文欣赏集》《古文分体大观》等，其《古文欣赏集序》说：

顾选本虽多，精确者少。梁昭明太子《文选》虽称奇书，而专骛词华。真西山先生《文章正宗》趋向正矣，而文体割裂。若近日之操选政者类，多从事于古文，然或略而不备，或驳而不纯，甚者批评防次，荒谬舛错。[26]222

魏氏认为当时选本虽夥，但“选政”存在不少偏颇，不能彰显古文正途，故而编《古文欣赏集》，他又编《古文分体大观》进一步完善其选政思想：“余尝选《古文欣赏集》矣，搜罗最广，批评亦慎。然其集繁多，恐后学未能尽涉也。……选本虽多，瑕瑜兼收，且体裁殊淆，操瓠者莫能辨之。……余是以再为兹选。”[26]226魏氏循循善诱，意图通过反复编选总集开导风气，进而影响文学发展，而其政治地位在当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再次，被选者政治地位影响总集“选政”排序增删。明清之前的诗文总集大多根据体裁或年岁排序作家，至明清时期，诗文总集排序以及选诗数量则常转向以政治地位为依据。陈鹏年在《国朝诗的序》坦言：“诗之有选，犹物之有权衡也。无权，则衡百货者无以得轻重：无选，则六义者无以定优劣。然论诗于远代易，论诗于近代难。……回护之意胜，则淘汰之功浅。”[27]290之所以近代“选政”难于远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操持选政者的编选观念不能独立自主，而受到政治权力的干涉。明末清初陈焯致信王泽宏，谈及总集“选政”时说：

《国雅》之选甚善，但一言奉规：宁严毋恕。近见纷纷操选政者，大约以爵位之崇卑，为篇次之多寡先后。友人潘蜀藻笑曰：此直一部有韵之缙绅便览，非诗也。仁兄主持斯道，自应特出手眼，谅不使西河沿洪家，与妙选争纸贵，骚坛良有幸矣。[28]298

陈焯认为，如果按照官爵高低排序，总集的文学本位就要让渡于政治本位，他清楚地认识到政治权力渗透进入文学活动的弊端。清人曾灿也针对当时总集“选政”过于趋附政治地位之现象加以批评：

今之操诗选者，于风雅一道，本无所窥，不过藉以媚时贵耳。某也贵，宜首，宜多；
某也贵不某若，宜次，宜减。某也昔卑而今贵，递增之；
某也昔贵而今贱，遂骤减之。非仕籍也，而仕籍矣；
非履历也，而履历矣。故观近人所选，不必细读其中去取若何，闭其书而暗射之，则其人历历可数矣。[29]62

当政治权力对文学总集施加压力后，被选者地位之高低决定诗作获选之多寡，更为可笑的是这种“选政”还呈现“动态调整”样态，升迁则增诗，贬谪则削诗。曾氏讽刺彼时选家荒谬的“选政”观念，如此诗文总集已绝非文学作品，而彻底沦为谄媚政治的风雅附庸，故而“不必细读”。

林纾坦承：“鄙意总集之选，顾不易易。……甚哉操选政之难也！”[30]274总集“选政”之难，除了诗文评判标准的主观性使然，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学以外因素的掣肘。明清朝廷树立儒家经典的唯一解释权，如永乐时编修《四书五经大全》等钦定经书，科举内容必须以官方话语为准，皇权统一解经口径，决定文人上升命运，从而影响文学发展。当帝制王朝权力高度集中并影响社会各方面时，文人无论是从个人和家族切身利益出发，还是效仿立德立功的前贤着眼，大都或主动或被动向往获得权力，而科举无疑是获得政治权力的必要途径。受此风气熏染，政治权力影响明清诗文总集之“选政”，除了通过政治地位直接施压，还通过科举制度以及刻印在文人心中的科举观念加以干涉“选政”风尚。

一是影响时文总集之选政。虽然时文制义选本的动机、用途相比一般诗文总集不尽相同，但其本质依然是一种文章总集。对于明清举子来说，选拔人才的“选政”——科举，是他们获得从政资格之前所面对最重要的权力对话，科举也就是政治权力的代言者。而司执文柄的乡试、会试考官可以视为连接举子与政治权力的中间人，又是科举的代言者，他们无疑拥有至高无上的选裁权力，他们的文风喜好能直接决定中式文章的风尚，梁章钜就说：“武进庄方耕存与阁学，乾隆乙丑榜眼，累司文柄，酷好短篇，所取闱墨不过三百字，……士子揣摩风气，率以假成、弘规模应之，所谓卖假古董也。”[31]509这一情形施加在时文总集上作用尤为凸显，由于时文总集源于科举，更加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干涉，科举风向的转变会造成总集“选政”文风迅即改易，试看清人叶梦珠的记载：

自顺治乙酉、丙戌，迄于丁亥，乡会再举，即其制义醇雅者固有之，而夙习不能遽变，一二好奇之士，主持选政，丁亥房书，句琢字雕，用古而必欲使人难解，用字而必欲使人难识。……己丑会场，文风丕变，义必本经，说必宗传，中式墨卷，皆清正简洁，揣摩之家，始得正宗。予尝问同郡先达周釜山先生曰：“先生乡会场制义，如出两手，何也？”釜山笑曰：“此即世人所笑，吾之胸中无成见也。当乙酉之役，非此等文不售，故不得已而为之。若己丑而仍守此技，至今终老青衫矣。”[32]184

叶氏明确指出，顺治四年丁亥（1647）科考选士推崇艰涩雕琢之风，于是当年的时文总集皆以此风为尚，至顺治六年己丑（1649），取士风向一变而归于雅正，总集的“选政”也迅速更易文风。所以时人周茂源认识到，面对带有浓厚政治倾向的科举风尚，时文总集“如出两手”的选政风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结果。

二是影响古文总集之选政。明清之时大量出现的古文选本实际上逃脱不了现实需求，在举业日炽的环境中，明清古文总集的选政也受到时文总集的影响，方苞指出明代时文对古文的渗透：“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33]580可看出明人的古文观念与科举的关系。而看似与时文无关的古文总集也依然有时文的影子，明人茅坤辑《唐宋八大家文钞》正式提出“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盛行海内，奠定了后世古文经典的地位。然而，皮锡瑞批评茅坤《唐宋八家文钞》“选政”动机不纯：

明尚时文，竞操选政。人自以为巨眼，家各擅其别裁。又或依傍昔贤，规模曩哲。青紫速化，笑前事之未工；
丹黄杂陈，强古人以分谤。茅氏评定八家，专为举业。体貌袭古，惟期便于揣摩；
花样入时，固已卑无高论。[34]104

《唐宋大八家文钞》从中晚明到清代多次重印重修，后世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但在科举时文的“选政”思维浸染下，茅坤选裁“唐宋八大家”实际上存在应用“举业”的意涵，而非纯粹用文学视角评定唐宋古文，其影响很大。

进入清代以后，时文选家也继续编选古文，从各自经验出发形成了不同风格，清人赵慎畛指出：“康熙时，江南负文名，操时文选政者，宜兴储同人最有法度，桐城戴田有颇尚清奇，长洲汪武曹、吴县吴荆山同时竞爽。”[35]210值得一提的是，戴田有即戴名世，戴名世精于科举制义，并沾溉方苞、刘大櫆等人，戴氏虽然不列“桐城三祖”，但事实上肇始了桐城派文学观念的雏形，桐城古文一派实际即从制义选政起家。戴名世编有《唐宋八大家文选》，上承茅坤，他在序中说：“有明之世，归安茅顺甫有八家之选，号曰《文钞》，其择取者不无过多，而评点论次亦多疏略而未备，学者眩之。……乃执笔为著明其指归。”[36]103即说明了戴氏“选政”与“举业”的关涉。之后的方苞与戴名世谊情笃厚，继承了戴氏古文时文共通的思想，他一方面奉旨纂《钦定四书文》，厘定制义范本，另一方面又编《古文约选》，从古文总集角度阐发其“选政”观念，所以康熙帝之子和硕果亲王在《古文约选》序中直言：“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榖》《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33]613其古文总集仍与科举应试脱离不了关系，也依然能瞥见科举背后高悬的政治权力。

三是影响诗歌总集之选政。一方面，科举催生试律诗歌总集。清代科举增加试律一项，纪昀编《唐人试律说》《庚辰集》《我法集》等范本，详论试律法门，他认为：“功令以诗试士，则试帖宜讲也。然必工诸体诗而后可以工试帖，又必深知古人之得失而后可以工诸体诗。”[37]271强调科举试帖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进而推动试律总集的编选出版。在科举试帖的现实作用下，大量择取试律的诗歌总集应运而生，翁同龢为钱禄泰《虞山七家试律》作序云：“钱漱青孝廉……编辑邑人试律七种，将刊以行，清而不窕，丽而不靡，足启后学之悟，而悉合有司之选。”[38]序3 明确表达选诗之“政”与选人之“政”的关联。

另一方面，即便是与科举无关的普通诗歌总集，其选政者心中依然难以抹去科举的影子，晚清王闿运编选《八代诗选》，意欲特立唐宋之外，推崇汉魏六朝诗风，表面上与科举无涉，不过其弟子颜缉祜回忆称：

湘绮师在蜀刊《八代诗选》时，门人请将批评原本照刊，师笑曰：“吃自己饭，读自己书，取千古诗人操选政，已与马二先生选墨卷争名矣。”[39]2375

王闿运此话虽是笑谈，但将选诗总集的“选政”与《儒林外史》中的制义“选政”相提并论，已侧面反映出其心理动机，不经意的玩笑反而能看出其内心的深层认知。故而，绝大部分经由科举考试反复捶打之下的明清文人，已在潜意识中接受了政治权力的训诫，即便编选诗文总集，也难以忽视紧箍于头顶的儒冠，只是程度轻重不同而已。

明清帝制统治稳固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学多受制于政治，而当统治趋弱之时，文学活动却时常会反过来作用于政治。明清皇权趋于薄弱最为显著的时期当属易代之际，这一时段恰又是文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40]，文学与政治的角力表现尤为突出。文人通过文学总集的“选政”试图影响政治，或谋求政治利益，或拯救政治危亡，丰富了明清总集“选政”话语的内涵。

其一，操持选政者凭借时文总集“选政”获取政治地位。一方面，明末书坊为了满足举子提高八股文科举中式几率的需求，从而获取利润，出版商组织有名望的文士编选时文总集，镂版印书。由于时文总集对举子大有裨益，使得操持“选政”者具有助力中式的权力，自然受到一众追捧，特别在长江下游一带，此风极盛，明人艾南英指出苏州的中心地位：“二十年来，举业选政竟趋吴中。”[41]311另一方面，操持“选政”的文人逐渐组成文社，形成利益共同体。地方文社、文会通过时文总集之“选政”转而议政，进而组成各类派系：“是时江北匡社、中洲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各分坛坫。”[42]210黄宗会进一步说：“当时南北风气，皆锓私所作制举业，以诩诩自矜，而扬、越、吴、楚籍甚。其中魁然雄鸣者，执牛耳以麾一方之人文，莫不翕然奔之若狂，谓之操选政者，无虑若汉末之清议，魏晋之中正，不入此不得为名士也。”[43]135-136点出书坊私刻八股“选政”流行南北，明末形成“行稿社义与程墨争道而驰”乃至“时义敢于侮程墨”[44]3192的现象。从湖北到江浙的广大地区，选政者俨然成为领袖一地人文的巨子，操持“选政”甚至和“清议”“中正”等官方选人制度并驾齐驱，成为文士政治地位的象征。

书商与文社二者又互相影响，各取所需，成为一时风气。崇祯元年（1628），吴应箕“因得交于金沙、娄东，遂操文选之政，论文合于大道，属笔甚敏，坊客厚赀购其书，辄获大利”[45]551，金沙指周钟，娄东指张溥、张采，与吴应箕先后执复社牛耳。《阅世编》记载晚明文士王光承在书坊编选诗文总集而获名，进而被文社吸纳的情形：

时松郡文社甲天下，陈黄门、夏考功辈，主持坛坫，仰声誉者，莫不倒履影附，公（王光承）兄弟独从君谟先生严谕，闭户读书。……崇祯己卯，丁内艰，书贾走币以选政请，公勉从之。所选《庚辰房稿乐胥》，鸡林为之纸贵。海内慕公兄弟如仰山斗。午、未乡会未举，即想慕公之所选，以为揣摩风气之的，一出而天下应响。当时吴下选家最盛，自公选成而皆若为之削色。陈、夏诸先生曲求致之，而公始入社，一时声名之重，未有如公者也。[32]102

王光承编选总集的盛况只是明末文社士人的缩影，在“选政”作用下，文人经世意识高涨，文社的职能也由单纯的衡文论艺转而趋向关注政治。其实，时文总集的“选政”是为了帮助举子获得功名，从而间接参与政治，但明末士人已不满足于此，直接通过“选政”来干涉政治。时人陈弘绪认为天启、崇祯年间“选者之权遂足以夺主司之势”[44]3229，在书坊和文社双重作用下，明末私人性质的“选政”，其权威性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官刻程墨，由此形成了“文统在下”的现象。学者张献忠因此指出：“藉由商业传播的力量，他们却掌握了话语权，拥有了操控舆论的力量。他们也有意识地借助编选和评点时文来影响科举考试，甚至操纵‘选政’。”[46]无论是书坊借“选政”获利，还是文社借“选政”以结党，其行为动机皆来源于科举意义上的“选政”，同时又反作用于政治之“选政”。明亡以后，文社“选政”之风依旧不减：“复社余波分为两派：曰慎交社，曰同声社，各植门户。唐东江孙华入慎交社，操选政，一时协然从之。”[47]380至清代一统天下，统治日趋稳固以后，政治力量重新获得对文人群体的绝对优势，官方为避免明末时文评判标准落入民间选政之手，故而致力于树立官方的文风标准，也就回到上文所论清代帝王、名宦借用总集“选政”教化文风，稳定统治的局面了。

其二，明清之际诗文总集借“选政”试图拯救时政世风。明季鼎革之时世风倾颓，时人颇以为文风衰微预兆了王朝消亡，他们在诗文总集中加以激烈批评。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说：“尝取近代之诗而观之，以清深奥僻为致者，如鸣蚓窍，如入鼠穴，凄声寒魄，此鬼趣也。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此兵象也。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气运从之。……衡操斯文之柄，而征兆国家之盛衰。”[48]571在传统认知中，观诗而知风俗，自孔子用“郑风淫”象征国家衰败以来，历代末世文柄操持者的作品似乎回荡着或幽微，或淫靡的困顿徘徊之气。

有鉴于此，陈子龙与李雯、宋征舆编选《皇明诗选》，又与徐孚远、宋征璧编选《皇明经世文编》等尝试矫正文风，从而拯救时政。陈子龙认为：“近世以来，浅陋靡薄，浸淫于衰乱矣。”[49]2而之所以造成这种情状，与钟惺、谭元春引领的明末诗风有很大关系，清初徐增认定：“崇祯初年，竟陵之风炽，而世道顿衰，遂致铜驼荆棘，寝庙荒凉。”[50]序6李雯在《皇明诗选》中进一步扩大挞伐的对象：“本宁（李维桢）、元瑞（胡应麟）之俦，既夷其樊圃；
而公安、竟陵诸家，又实之以萧艾蓬蒿焉。”[51]9李氏既不满意李维桢、胡应麟的七子余波，又抨击公安、竟陵之流，而操持《皇明诗选》“选政”即是具体挽救措施。因此陈子龙阐明《皇明诗选》的“选政”宗旨：

网罗百家，衡量古昔，攘其芜秽，存其菁英。……去淫辞而归雅正。……明英瑶之则异物也，功斯迈矣。且唐自贞元以还，无救弊超览之士，故不复振，而为风会忧，二三子生于万历之季，而慨然志在删述，追游夏之业，约于正经，以维心术。岂曰能之国家景运之隆，启迪其意智耳。[49]2-5

在他们看来，诗歌是发自人心之声，诗风变换也就意味人心改易，如若不加以修正，而任由人心大坏，则社会风气随之疲敝，进而导致国家衰微。在这套逻辑驱使下，陈子龙决然清廓风气：“举古人所为温厚之旨、高亮之格、虚响沉实之工、珠联璧合之体、感时托讽之心、援古证今之法皆弃不道，……而可为世运大忧者也。弟慨然欲廓而清之。”[51]201《皇明经世文编》更力陈“怀救时之术，相与网罗往哲，搜抉巨文，取其关于军国，济于时用者”[52]6欲挽狂澜之目的。因而，时人编选相关总集意在匡正人心，扶持国运，从总集“选政”的角度关涉政治，姑且不论这种行为是否确实能够达成愿望，但易代文人以文学挽救危亡，以文学权力浸溉政治权力的赤子之心俱见其中。

要之，“选政”含义来源于政治制度，至明清时含义扩大，应用于选拔考试，并延展至文学行为，显现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政治影响文学的作用情形尤其体现在明清总集的“选政”行为之中，着眼于与政治权力错综复杂的纠葛，明清总集“选政”话语得以从多方面塑造。

第一，政治人物的地位高低直接影响总集“选政”。帝王将“选政”赋予官方意识形态内涵，将其作为一种施政手段；
台阁重臣利用“选政”引导文风，稳定统治；
政治地位也成为总集“选政”排序增删诗家的重要因素。

第二，政治权力通过与文士利益关系最为密切的科举间接影响总集“选政”。政治权力能够迅速改易时文总集的“选政”风向；
在“以古文为时文”的科举写作风气中，其进而制约古文总集的编选；
即便是诗歌总集，也在选裁诗作中向制义“选政”靠拢，包含科举之义。

第三，明清总集借助“选政”又反过来主动参与政治活动。明清之际的操持选政者一方面利用时文总集“选政”同声共气，进而结成共同利益群体，获取政治地位；
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借助“选政”以文化人，以文拯溺，挽救倾颓的政治局势。

文学当然具有独立的学科属性，然而在中国古代诗文实际生成、传播、接受的过程中，政治因素自始至终扮演了“看得见”与“看不见”的角色。就明清文学研究而言，探究文学内部的视角诚然无可指摘，不过这一时期政治权力与文学演进如影随形，文学活动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训诫。如果抛开这一点，而仅着意于文人雅士的遣词造句，可能未见明清文学思想发展之全豹。在明清总集中瞩目的“选政”一词便是反映政治与文学作用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探求彼时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切入口，通过阐论“选政”内涵中文学与政治的互动作用，我们得以觇视明清政治权力的文化面相，复现明清文学生态的运行过程，探索明清文学思想的生发实态，这也正是其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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