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布迪厄场域理论看吕洞山“五行苗寨”的文化重构
时间：2023-05-29 09:55: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赵欣杰
“五行苗寨”位于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保靖县吕洞山镇，由镇下辖的五个苗族村寨组成，分别为：金寨夯吉、木寨梯子、水寨吕洞、火寨大烽、土寨十字坪，其中木寨梯子村和火寨大烽村属于夯沙村，是夯沙村下属的两个组，而土寨十字坪则因为曾在20世纪发生过匪患，所以人烟稀少，不成一村。以吕洞村为例，村子过去由格重村、雀儿村、新田村三个小自然村所组成，吕洞村所包含的其中两个自然村新田和格重沿着司马河从东到西排列，而雀儿村则建在半山之上，上山则要走一条很陡峭的山路才能抵达。可以看出村寨的地形地势充分体现在村寨的名称上。寨子住宅和田地均匀地分布在河谷和较为和缓的坡地之上。这种地貌复杂，山势起伏较高，山林树木密布的地区，跨越高山进行交流是异常艰难的事情，所以村寨多建在河流旁边，沿河而居便于交通，这在一个地理上完全近似密闭的聚落空间内形成了一个“文化圈”格局。
笔者于2021年11月进入吕洞山镇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调查期间常驻于吕洞村当地一龙姓老乡家中，以吕洞村为圆心走访了吕洞山镇所属的八个村落社区，同时本文所述的相关内容也围绕着吕洞山镇展开。
在“五行苗寨”中可以发现，围绕着苗寨建立了一个包括空间地理结构和圣山信仰以及宗族为一体的动态体系，即所谓的“生存生境”：“一个民族的生存生境当然包括由自然和社会两大组成部分，两者的结合才是完整的该民族的生境。”[1]在五行苗寨，自然和社会彼此相互紧密地耦合在一起，呈现出完整的“文化生境”体系。而这一体系则是在吕洞山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所应运而生的。吕洞山地区所孕育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其所处环境所固有的特殊性，而另一方面，文化也会根据其所依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吕洞山地区的文化与环境则如同布迪厄所论述之“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动态关系。
(一)场域与惯习及其动态关系
所谓场域(field)即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提出的实践理论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他对场域概念论述道：“我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2]首先，他认为这个场域是由许多社会成员所共同构建的，这个相互构建以及相互连接的形态则类似于一种网络结构，同时在场域构建的过程中需要共同遵守特定的客观逻辑，因而每个构建成员的位置都不是随意分布的，而是受到这个客观逻辑所限定的。布迪厄实际上认为场域更多意义上是一个由各种“一串串”社会关系所构建的一种独立的社会空间，同时这个社会空间则是先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而场域不同，则其内部的各种关系、规则、组成要素都不尽相同，同时行动者一旦进入该场域，则自动受到场域内各种规则的制约。其次，场域还具有自主性、斗争性以及变动性。布迪厄认为各种场域实际上是由社会分化的结构，场域之间还能相互影响，同时从内部看来，场域内部的各种成员由于占有资源的不同，从而导致了竞争过程的不平等，因而具有斗争性，斗争的变化则引起内部各种位置处在变动之中，因而也具有了变动性。这种变动性在布迪厄看来实际上是场域的一场自我重构的特性。而惯习(habitus)在布迪厄眼中是一种“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由此我们可以了解“惯习”自身所固有的两重特点：持续性和可转换性。一方面，惯习的持续性是因为惯习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形塑已深入骨髓，内化于个人与集体的意识领域，外化于相互之间的交互作用，一旦生成，很难改变。另一方面，惯习具有两重特性，其一，惯习可以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里突出强调的是惯习的移动性；
其二，惯习虽然是在历史中生产的，但并非简单地对历史进行复制和粘贴，而是会因势利导，创造再生，故而这里突出强调的是惯习的变换性。
(二)场域与惯习动态交互过程中的“五行苗寨”的形成
在布迪厄的视野下，场域首先是以一种社会空间的形式而存在的，而在讨论空间这一概念意义时，则必然要考虑到该空间是由自然与社会两种环境所共同耦合和作用下生产出来的，并在持续的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而在自然与社会所进行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独有的民族文化则可以理解为场域施加于社会个体所形成的惯习。运用这一理论视角并结合“五行苗寨”的形成进行剖析，则一目了然。根据笔者统计，当地至少拥有“梯子苗寨、夯沙苗寨、排拔苗寨”等十数个苗寨，而五行苗寨则是由其中的五个组成，所以在吕洞山区发生了两种惯习上的转化。“五行苗寨”作为场域中具有创造性惯习，则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形成的。从以“五行苗寨”为代表的众多苗寨的自然环境因素来看，吕洞山地区属于西南山区，距离保靖县城80公里，距离吉首21公里，同时由于当地山势险峻陡峭，当地的出口只有一条阿婆山隧道与龙吉高速相通，由此当地形成了一个封闭隔绝的自然地理空间。封闭的空间加之山地林立，直接地导致了环境承载能力的脆弱，根据学者周政旭的观点：“由于聚落村民的不断繁衍，往往接近该聚落人口极限时，部分分支另寻合适地点建立繁衍聚落，如是反复，在数百年的长时段内，形成大量具备共同祖先的聚落群。”[3]将这一观点结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看，吕洞山地区苗寨众多则是惯习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由于当地变动者所处的场域空间下的特殊自然社会环境的形塑下产生的。
吕洞山地区众多苗寨向以“五行苗寨”为代表的场域的衍化，是由于惯习根据周围不断发生更迭变化的场域做出的反应所造成的。其中场域发生的最为直接和显著的变化，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来就是吕洞山地区由传统聚落形态向现代商业形态的转变。场域理论认为惯习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对于个人和人群具有十分强烈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表现为即使周边场域发生剧烈的变动，惯习在有所改变的同时也会有所保留，从这一点来看便为“五行苗寨”的形成提供了依据。由于场域的变化，从而导致了生存衍化需要的苗寨让渡为观赏、娱乐以及创造经济价值为主的“五行苗寨”。变化孕育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需要，其一是生存繁衍的需要，这种需要所依托的场域形态为“传统聚落形态”；
其二是娱乐及经济创收的需要，依托的则为“现代商业形态”。前者的苗寨着眼于自然地理环境，结合传说、信仰和集体记忆，逐渐繁衍并形成了众多分支的苗寨聚落；
而后者则是根据传承下来的建筑形态、文化习俗并结合现代商业理念从而生产出更多的经济效益。
1.传统聚落形态的前“五行苗寨”
根据笔者深入吕洞山地区所进行的实地访谈和调查发现，这一地区属于典型的西南山区地貌，山峦起伏，其地势被山脉分割，同时降水丰沛，河流众多，山脉被河水反复冲刷，形成“两山夹一河”的河谷地貌，当地村落多建于分割的山谷之间，依照山势和缓梯次建房。同时，村寨多沿河而居，苗寨皆是背靠山体，沿河而建，是苗族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山脚河岸型”苗寨。从十字坪土寨发源的数十条溪流将五个寨子连接起来。如此分散破碎的地理环境并不能形成一个完整和庞大的聚落结构，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场域便形成了围绕着吕洞山四处分散的苗族传统聚落形态，苗寨之间因为共同的集体记忆、彼此之间的宗族姻亲关系和针对于吕洞山的圣山崇拜而连接为一个统一的场域，在这样的特定场域之下，便出现了传统聚落形态的具体惯习形式。
2.现代商业形态下的“五行苗寨”
现代商业形态下的文化需要更多强调的是娱乐观赏性，从而达到增加经济效益的直接目的。笔者在实地观察中才发现在当地的众多苗寨聚落中，仅以“五行苗寨”的村内苗族建筑保存最为完整，并无现代水泥砖混结构建筑，村内木质苗族建筑较为统一，布局依靠山势，梯次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旅游观赏价值。五个村寨以及相应景点分布并不紧密集中，都分属于不同行政村，例如在吕洞水寨附近则存在着“圣山祭台、苗祖圣山、古井、古树湾、格重苗寨、老瓦洞”等十个旅游观赏景点；
而在十字坪土寨附近则存在着“十字坪药材基地、望天门、望天坡、金落河”四个景点；
在大烽火寨附近则存在着“大烽爱情谷、夯沙火寨、大九冲、(泽戎漂)金童瀑布、(帕戎漂)玉女瀑布、(咕哒漂)指环瀑布、(渡鸟漂)驼峰瀑布等十一个景点。基于吕洞山地区景点众多且分布过于疏散的特点，“五行苗寨”作为其中最主要的观光地点，能够非常完美地将吕洞山区内的各种文化旅游资源串联起来，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所以“五行苗寨”的建构能够更好地展示吕洞山地区苗寨的观赏性从而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也印证了现代商业形态所表现出来的惯习具有更加突出和明显的适应性。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取象类比”的学说体系，最早见于《尚书》中，显然不是当地苗族所固有的文化体系。五行文化作为古代中原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概念一直传承至今，在如今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中显然代表着一种“强势文化”。而在后续的访谈中得到了一种当地人的说法，吕洞村的当地村民龙某发称：“从来没有这个叫法，我们小时候就在这里长大，小时候这个地方叫作新田村，后来小村合并成大村，就叫吕洞村新田组，这个什么“五行苗寨”的也就是这几年搞旅游才有的。” 而吕洞村格重组的龙某熬老人说：“ 我刚出生的那时候，这个村叫作格重村，旁边两个是新田和雀儿，这个五行是这几年镇上搞旅游开发，新取的名字。”笔者在抽样访谈了其他村民时得到的资料基本上与这两种说法一致，在调阅史料的过程中也发现在历史记载上当地并不见“五行”字样。
所以“五行”并非吕洞山苗寨的传统文化架构，而其中涉及了文化在生产过程中的强弱文化的互动。布迪厄在对“符号权力”进行定义时曾说：“符号权力是通过言语建构已知事物的能力，是使人们视而可见和闻而可信的权力，是确定或者改变世界的视界。因而确定了或者改变了对于世界的行动乃至于世界自身的权力。”[4]作为世代生长于斯的村民，面对习以为常的村寨，其名称必然来自于长久的日常生产和实践的过程中，而这一过程必然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一种强势文化的传入和浸染，无疑代表着当地文化的一个中断，同时新文化作为一种起点开始融入到村民的日常记忆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当地苗寨无疑是被动的一方。
“五行苗寨”建构的过程也是一种“柔性”的方式，代表着强势的“五行”文化在融入当地的过程中是一个逐渐“合法化”的过程。如当地文化专家吴心源称：“五行苗寨中的五行是根据苗族古历法中的五行太阳历而来的，并非汉族文化中的五行文化。”五行与苗族古历法的结合，使得这种文化不会给当地人带来一种疏离感和陌生感，它试图解释这种“他者”文化本来就是与“自我”系出同源，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一种“自我”的创造。于是合法化的解释使阻碍和隔阂似乎显得不会再那么尖锐，一切都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和理所应当的行动。于是“符号权力”的支配者把自己的这一支配状态当作是合理合法的加以接受。
笔者在当地查阅资料时发现，“五行”二字最早出现于此的时间是2012年，在此之前从无“五行”等字样，同时在当地官方文件的记载中，2012年8月7日西南四省苗学会在当地召开“太阳历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定：“吕洞山及周边苗寨是中国苗族远古太阳历的推演和传承圣地，就是苗族的‘奥林匹亚山’。”通过当地学者和政府合法化的推动，代表着强势地位的“五行”与代表着弱势地位的吕洞山苗寨于是在“符号权力”的作用之下进行了一场本土化的融合，吕洞山的“五行苗寨”实际上是一种经历了本土化改造之后的“五行”。吕洞山苗寨并不是简单地处于文化上被支配的地位，相反，支配者给予了山寨自主性选择的权力，所以我们发现在建构“五行”这一过程中，符号权力并不是一种赤裸裸的强行灌输和压制，而是采取了一种隐藏性和温和性的方式，而吕洞山苗寨也在这一过程中根据本身的主观需要试图构建了两种符号之间的合理秩序，经过这一动态博弈的过程，被支配者便会主动地调整以接受支配者的合法化建构，最终完成了整合当地文化秩序的目的。
在某种角度上，吕洞山区的“五行苗寨”更多地展现为一种景观上的庞大聚集，这种庞大聚集便是布迪厄所论述的场域视角。针对“五行苗寨”当地的地理与社会文化环境，运用历时性的观察脉络，发现当地场域与惯习之间经历了“传统聚落型”向“现代商业型”的转变。同时“五行”文化作为传统强势主体的文化，在融入和建构的过程中，发生了作为被支配者的当地传统苗寨以及村民与当地学者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博弈过程。在社会化、市场化的今天，传统乡村在发展经济时必然面临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的碰撞和融合，而如何更好地平衡双方的关系，成为一个必然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猜你喜欢 布迪厄苗寨场域 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视域下学生体育文化资本的作用及建构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2年4期)2022-10-21布迪厄资本理论视角下我国女性运动员形象报道取向变迁及其成因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2年4期)2022-10-21民居摄影中华民居(2022年3期)2022-08-08新文科建设探义——兼论学科场域的间性功能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4期)2022-06-15西江千户苗寨乡村地理(2020年1期)2020-09-10场域视野下的射艺场建筑文化探析武术研究(2020年2期)2020-04-21激活场域 新旧共生——改造更新项目专辑现代装饰(2019年12期)2020-01-19王芝藕东坡赤壁诗词(2019年4期)2019-09-12中国武术发展需要多维舆论场域武术研究(2019年12期)2019-04-20“反思社会学”，还是“反身社会学”中国科技术语(2017年1期)2017-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