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视域下《诗经·国风》中本源概念词的英译策略
时间：2023-05-28 15:45: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卢 欣，谭淑芳
(福州工商学院 文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700)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三百多首诗歌，堪称世界文化瑰宝。《诗经》英译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国内《诗经》英译研究量却与此不成正比。国内《诗经》英译研究方向有三类：《诗经》英译的概述研究，《诗经》译者和译本的研究，以及英译《诗经》传播的研究[1]。本文以《诗经·国风》的英译本为语料，从文化自觉论角度出发探究本源概念的英译策略。
根据费孝通的论述，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特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该文化有“自知之明”，以适应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涵盖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三方面[2]。文化自觉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只有结合对“本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和对“他族文化的他知之明”，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秉持开放态度，才能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3]。
不少学者指出文化外译已经失去了文化自觉。翻译文化自觉首先是译者的文化自觉，具体来说，译者要有对源语文化的自觉、对目的语文化的自觉和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自觉。这要求译者既不能无端漠视他族文化，也不能过分崇拜本族文化；
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译者应该增强翻译文化自觉，以文化传真为目标，把握中西文化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差异，选取最合适的方法解读和翻译典籍材料，最大限度地满足西方受众阅读中国典籍的需要，从而促进中西文化的良性交流。
(一)文化自觉的翻译表征
文化自觉包括了对本族文明和他族文明的反思，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现实影响。翻译是文化自觉的一种重要表现，根据文化自觉论的内涵和学者的解析，文化自觉在典籍英译上显现出历时性、主体性和适度性的特征。
1.历时性
历时性指的是从动态和纵向维度考察个体，与共时性相对。翻译文化自觉的历时性表现为翻译对象和翻译策略的演变和变迁。时代变迁，岁月更迭，不同的社会背景造就不同的翻译流派，从梁启超的“豪杰译”到鲁迅、矛盾等人的“民族自觉论”，这些都是翻译的时代印记[4]。典籍翻译也经历了从“失真”到“传真”、从“求同”到“存异”、从“完全归化”到“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历史进程。
2.主体性
主体性是个体有目的且自觉地调控自我的心理和行为。翻译文化自觉的主体性表现为译者有意识地选择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具体来说，译者在语言操作、文化特质、美学标准、翻译风格等方面具有自主性能动地结合历史文化现实和时代要求，寻求最优表达推介源语文化。
3.适度性
适度性是保持事物质和量的限度，既防止“过”，又防止“不及”。翻译文化自觉的适度性表现为以合适的方法和技巧译介中国典籍，既不能过于“深度翻译”，也不能总是“欠额翻译”，要尽可能地呈现其广度和深度，致力于可读性和可视化的统一，进而追求译文的效度和信度。
(二)文化自觉与《诗经》英译
《诗经》西传始于16世纪，西方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用拉丁文翻译了《诗经》在内的《五经》并推介给西方国家。此后二百年，法国、德国、俄国学者等纷纷推出《诗经》的选译本或全译本[5]。《诗经》英译始于18世纪，二百多年间国内外优秀译作层出不穷。国外英译者主要有理雅各(James Legge)、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 Bryan)、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韦利(Arthur David Waley)、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庞德(Ezra Pound)。国内英译者主要有许渊冲、汪培榕、赵彦春。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自觉要求保持文化的异质性，又尊重文化的多元性；
既尊重传统文化，又兼顾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文化自觉是弘扬本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是文化外译的稳固基石，也为典籍英译开辟了新思路。就《诗经》英译而言，译者既要有对诗经文化的自知之明，又要熟知他者文化及二者差异，维持文化“间性”，并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深深地融入翻译实践中。本文以国内翻译家许渊冲、汪培榕和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译本为例，探究文化自觉论指导下本源概念词的英译策略。
(一)本源概念词
何元建将本源概念解释为某一语言在历史、社会、文化和思维方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有概念，并将其分为实物类和认识方式类两种[6]。可见，本源概念词是指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词语，折射出深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奈达将文化因素分为物质文化、语言文化、生态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五种。魏晓红将文化语境分为体现文化共性的表层文化语境和体现文化个性的深层文化语境。综上，笔者将《国风》中本源概念词分为表层本源概念词和深层本源文化概念词两种，其中表层本源概念词包括物质(实物)类、生态类、社会类词汇，深层本源概念词包括宗教类、语言类、认知类词汇。
(二)表层本源概念词的英译策略
当《国风》中的表层本源概念词褪去文言外衣后，便与他族文化具有一定的文化共性，源语和译语在语言和文化功能上可能实现等值。以历时性和主体性原则为指导，译者可采用直译法、音译法、音译加注法和意译法处理该类词汇。
1.物质类本源概念词
《国风》中物质类本源概念词主要包括服饰、佩饰、食物、器具、交通工具、乐器等。例如，中国古代酒器“兕觥”，实为“犀牛角做的或呈牛角状的酒杯”，许渊冲和理雅各采用直译法，将“酌彼兕觥”分别译作“drink my rhino cup”[7]26和“(take) a cup from that rhinoceros’ horn”[8]28；
汪培榕则意译作“have a gulp”[9]7。意译法顺应了译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却缺失了这一特殊酒器的韵味；
比较而言，简洁的许译本更胜一筹。又如“琼琚/琼瑶/琼玖”这三个美玉名，在诗中作为回赠的定情信物，三位译者分别处理为“a green jade/ a white jade/ jasper fair”[7]86“a gem/a jade/a jewel”[9]116“keu-gem/yaou-gem/kew-stone”[8]338。许渊冲和汪培榕均直接用“jade”和“gem”来翻译美玉，用“jasper”和“jewel”来翻译美石，理雅各则采用音义结合法(音为“威氏拼音”，下同)，保留源语色彩。再如，“大车槛槛”一语中“大车”解为“牛车或马车”，三个译者分别译作“your cart”[7]95，“grand chariots”[9]131和“his great carriage”[8]380。其中，“cart”意为两轮或四轮的运货马车，手推车；
“carriage”为四轮马车；
“chariot”为双轮敞篷马车。此处“carriage”更适当些。就“车”一词，还有“cab”[7]105和“waggon”[9]147两种译法。
2.生态类本源概念词
《国风》中生态类本源概念词主要是动植物名称，诗中植物类名称描述约118次，动物类名称描述约81次，其中不乏源语本源概念词。如《周南》中“麟”这一意象，麒麟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仁兽，是祥瑞的征兆；
原诗以麒麟比人，盛赞诸侯公子。三个译本分别将“麟”处理为“the unicorn”，“thelin”和“kylin”，笔者认为音译法更有助于保留中国传统文化韵味。伴随着历时表征，诸如“long(龙)”和“kungfu(功夫)”等词汇逐渐进入各类词典，“Qilin”也一定会让西方读者有兴趣走近中国文化，了解这一传统瑞兽。再如“雎鸠”和“鸤鸠”二词，“雎鸠”是中国特产的珍稀鸟类，忠于伴侣，众学者各执一词，译法有“turtledoves”“ospreys”“waterfowl”。相较于“鱼鹰吃鱼”的凶猛意象，“斑鸠出双入对”的忠贞意象更符合原诗，而“水鸟”所指范围宽泛，从原文意境和文化传递角度来说，“turtledoves”更为妥当。“鸤鸠”意指“布谷鸟”，中国有谚道“布谷处处催春耕”，它是一种善鸟，国内两位学者都处理为“cuckoo”，理雅各则译作“turtle dove”，有悖于原意象。
3.社会类本源概念词
《国风》中社会类本源概念词主要包括社会礼仪、人名称谓、古代地名、休闲娱乐等方面。社会礼仪方面主要有田猎礼、婚礼制、觐见制、饮酒礼等。狩猎文化是诗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猎手高超的技艺和勇壮的品格折射出崇尚武力的国风，此文化可见于《召南·驺虞》《郑风·叔于田》《齐风·卢令》《秦风·驷驖》等诗中。《驷驖》主要描绘秦襄公狩猎盛况，其中，“奉时辰牡”意指“狩猎官驱赶母鹿公兽等野兽的情形”，译法有“the male and female preys”[7]145“the male animals of the season are made to present themselves”[8]603“the forest men drive out the stags”[9]219。笔者建议遵从汪译，重现盛况及狩猎礼，试译为“the hunting officers drive out the (male and female) preys”。此诗后一句还出现“载猃歇骄(长嘴和短嘴的猎狗)”的形象，许渊冲和理雅各均直译为“the long and short-mouthed dogs”，保留古时贵族王公猎兽的情形。此外，《国风》主要是民间歌谣，抒发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感，“爱情婚姻”题材的诗作约占三分之一。诗中既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眷念，也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缱绻，更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坚定。例如，《鹊巢》中“之子于归，百两御之”描写了贵族女子出嫁时送迎的情景。其中，“之子于归”一语在《桃夭》《燕燕》等诗中复现，译者多采用直译法，译作“the bride comes fully-drest/the maiden’s getting wed”[7]34“indeed,the bride is blest/ the pretty bride”[9]21“this young lady is going to her future home”[8]67。其中前两种译法直接点明 “bride”这一信息，后一种译法“future home”一词指代不明。又如，《葛覃》中“归宁父母”一语，“归宁”一词指的是女子嫁后回娘家看望父母；
汪培榕和理雅各分别处理为“be back my home”“going back to visit my parents”，更贴近原文。
另外，承载着中国文化特色的人名、称谓和地名也是诗歌翻译的难点，是否完整推介人名地名也是长期争论的焦点。从人名称谓来看，以“孟姜”为例，孟姜意指“姜姓长女，姜为彼时齐国的国姓，故也指齐之长女”，三种译本为“Lady Jiang”“eldest Keang”“Elder Jiang”，其中汪培榕和理雅各突出了“长女”信息。又如“将仲子”一语，“将”意为“恳请”，“仲子”指代家中排行第二的兄弟，许渊冲用“cadet(幼子、次子)”一词来处理，较为准确；
汪培榕采用减译法，仅译作“prithee”；
理雅各采用音译法，译为“Mr.Chung”，与原意有出入。从国名地名来看，理雅各采用音译法把“陈宋”“终南”“肥泉”分别译为“Ch’in and Sung”“Chung-nan”“Fei-ts’euen”；
汪培榕则采用音译法或音译加注法译作“Qi and Song”“Mount Zhongnan”“Feiquan Spring”。许渊冲在地名处理上相对灵活，将“陈宋”音译为“Chen and Song”，将“终南山”意译为“the southern hill”，将“肥泉”转译为“Fair Spring”；
将“出宿于泲，饮饯于祢”简化为“I will lodge in one place,ate my meal in another”。关于地名的处理，笔者建议采用汪培榕先生的音译加注法，发挥译者主体性，既保留原文术语信息，又兼顾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
(三)深层本源概念词的英译策略
深层本源概念词体现文化的差异性，译本应该综合考虑文本内和文本外因素，处理这类蕴含中国文化内涵和语言特色的词汇。以主体性和适度性为原则，译者可综合采用直译法、意译法、增译法和创译法来处理该类词汇。
1.宗教类本源概念词
《国风》中宗教类本源概念词较少，主要是一些与意识、信仰和祭祀相关的文化词汇。《礼记》有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宗教祭祀活动是中国典籍中重要的议题，有着鲜明的民族特点、浓郁的宗教气息和特殊的文化价值。如《七月》中“其蚤，献羔祭韭”就是描述“月初祭祖，献上韭菜和羔羊”的情形，呼应“仲春献羔开冰”的习俗。三位译者或直译或意译地再现祭祀场景，译文有“we offer early sacrifice,of garlic,lamb and sheep”[7]201“early in the morning,having offered in sacrifice a lamb with scallions”[8]726“we use it in sacrifice,to preserve the lamb and the chive”[9]267。理雅各还采用增译法，将《鸨羽》中“稷黍”处理为“our sacrificial millet and millet”[8]577。
此外，巫术和占卜也起源于原始宗教。古时人们寄希望于“巫”，以向神明请愿，实现自己的目的；
人们通过占星、占梦来判断即将发生的活动或情况，通过龟甲或蓍草等物品来预测凶吉。例如，《宛丘》中“子之汤兮”一语，“子”意为“你”，此处指“巫女”，许渊冲将其译作“a witch dances with swing”，另两个译本并未指明舞者身份。又如，《氓》中“尔卜尔筮”一词，“卜”指的是通过烧灼龟壳裂纹判断吉凶，“筮”指的是通过蓍草占卦，许渊冲和理雅各均选用“tortoise shell and reed”还原原文语境，而汪培榕则简化为“seek the omens”，有失传统文化意象。再如，“参与昴”指的是两个冬季星宿：参星和昴星，对应西方的说法是猎户座和金牛座，理雅各套用西方星座术语“Orion and the Pleiades”来处理该词，许渊冲减译为“the Pleiades”，汪培榕意译作“star-clusters”。笔者认为，从全文语境来看，译者更需要传递的是役夫披星戴月的辛劳之苦，因此意译即可。正如，“三星在天”中“三星”指的是参宿、心宿、河鼓星宿，许渊冲等也译作“three stars”，并未作详细解释。
2.语言类本源概念词
《国风》创作时间较早，有着诸多中国特色的古语词汇。例如，《七月》一诗使用周历记录了周之先民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周历中“三之日和四之日”分别是夏历的一月和二月。故而许渊冲和汪培榕均意译为“in the first moon/ in the second”和“Month One/Two”。理雅各将“四之日”处理为“in the days of fourth month”，而将“四月”译作“in the fourth month”，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解。
又如，“子都”和“子充”二词，原均为人名，现均指代“美男子”，理雅各采用音译法，译作“Tsze-too/ Tsze-ch"ung”，而许渊冲和汪培榕则舍形取义，作隐化处理，译为“the handsome/ the pretty”和“intelligent lad/industrious boy”。结合原文语境和读者接受程度，后一种处理方式更佳。再如，《国风》中“叠词”是语言类词汇的一大特色，共有83首诗中出现叠词，或为拟声词(“关关雎鸠”)，或为单词重复(“燕燕于飞”)，或为修饰类词汇(“肃肃宵征”)。但是汉英叠词存在较大差异，故译者大多采取直译法或创译法。以“明星煌煌/明星晢晢”为例，其中“煌煌/晢晢”均指代明亮的样子，理雅各则采用直译法，两个词语均译为“and the morning star is shining bright”[8]657；
许渊冲和汪培榕则采用创译法，分别处理为“the evening star shines bright/ the morning star is quivering”[7]167和“But meanwhile Venus starts to peer./But meanwhile Venus glistens to clear”[9]239，融入了个人的理解，丰富了译文意境。
此外，许渊冲在维系语言结构和文化语境的均衡方面最佳。例如，《江有汜》为怨刺诗，讲述丈夫娶新妻，抛弃了旧人。原诗一段为“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以，其后也悔”，共18个字，许渊冲将其译为“upstream go you,To wed the new,And leave the old,You leave the old:Regret foretold”[7]41，译文仅17个词，简练中传递原文，押韵中透露诗意，保持了意象美和音象美的统一。又如，他将“劳心慅兮/劳心惨兮”译作“Can I not care?/Can I not pine?”[7]158既维持了音象美，又传递了视象美。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可见，只要译者以主动性和适度性为原则，可以有效地将深层本源文化概念词推介给译语读者。
《国风》记录了周代约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蕴含着各类风俗文化。英译时应该兼顾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尽可能保持原作的意蕴和神韵，从而将中国独有的诗学、思想内涵和文化传统传递给译语读者。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的自我觉醒和认同，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基石，是重塑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译者应秉持文化自觉和文化传真的原则，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找到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发扬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本源概念词英译时应以历时性、主动性和适度性原则为指导，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显化为主隐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表层本源概念词宜采用直译法、音译法、音译加注法和意译法，避虚就实，立象尽意；
深层本源概念词宜采用采用直译法、意译法、增译法和创译法，若即若离，探显索隐。唯有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很好地响应“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号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