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担保的霍尔:理论化探索与文化研究的反思——中文版《斯图亚特·霍尔文集》阅读札记

□孟登迎

【导 读】 中文版《斯图亚特·霍尔文集》 梳理了霍尔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各种理论探索, 尤其探讨了霍尔在充分借鉴、灵活运用他人既有理论并努力加以创新推进等方面所展现出的独到思考和示范性实践。

这些理论探索促成了霍尔更为自觉的学术使命感和身份自省意识, 后者对于当今的文化研究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用特里·伊格尔顿(1943— )的话来说,斯图亚特·霍尔 (1932—2014)几乎“可以娴熟地处理六门学科涉及的问题”,而且总能紧跟各个时代的新潮理论,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几乎亲历和参与了英国新左派发起的各种社会运动。[1]霍尔其实也是一位高产的学者和演讲家,据不完全统计,他发表的大小文章有300 多篇(含少数重复或修订的篇目),另外还有100 多篇演讲与访谈稿件。[2]不过,由于他一直强调“理论”的“语境性”和“局势介入性”,重视研究结论的暂时性、未定性和开放性,因此,除了在朋友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劝说之下出版过一本以他个人署名的小册子《走向艰难的复兴之路: 撒切尔主义和左派的危机》(The Hard Road to Revival: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Verso 1988),他生前几乎没有出版过一部自己独立署名的专著或论文集。[3]留英归国学者章戈浩也认为:“霍尔本人反对以选本、读本、全集等方式出版他的作品,主要是他不愿意在这种选编过程中生产出对他作品本来不具备的一致性……分散的文章更便于他根据现实,不断地作出修订与重述。”[4]

这些解释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霍尔因应时代斗争需要所做的独特的理论立场选择,以及他所推动的文化研究实践所带有的浓厚的集体合作和实验介入特色,的确都有切实的参考意义。不过话说回来,由于霍尔在文化研究、传播研究和左翼政治批评等诸多领域的杰出贡献和广泛影响,尤其是他在借鉴、消化和创造性地运用各种经典理论资源方面所做的诸多卓越的探索(对于构建文化研究这一极富创造力的学术领域有奠基作用),必然引发世界学术界对其思想遗产的持续关注和研究。

自霍尔于2014年去世以来,他的家人、学生和同事建立了霍尔基金会和档案馆,陆续编辑出版他的文集和演讲集。目前至少已经出版了8 部,大部分收入“霍尔文选”丛书(Stuart Hall:Selected Writings)。其中,包括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编辑的两卷本《霍尔精要文选》(Essential Essays,2019),共收录论文和访谈23 篇; 格雷戈尔·麦克伦南 (Gregor McLennan)编辑的《霍尔论马克思主义文选》(Selected Writings on Marxism,2021); 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和露丝·威尔逊·吉尔摩 (Ruth Wilson Gilmore)合编的《霍尔论种族和差异文选》(Selected Writings on Race and Difference,2021); 等等。

中国学界近20年来对霍尔的译介和研究也在日渐增多。霍尔大约有15 篇论文及其主编(或主笔)的《表征》《做文化研究》《通过仪式抵抗》《管控危机》等著作,已有中译本出版。[5]据笔者所知,自2006年起,黄卓越老师就与霍尔商谈中文版《斯图亚特·霍尔文集》(以下简称《霍尔文集》)的编辑事宜。由黄老师初拟出文集的目录,霍尔随后对所选文章篇目做了一些压缩,并加入了他2008年前后的几篇访谈,在他去世之前最终将篇目确定下来。戴维·莫利作为他们之间的联络人,对中文版《霍尔文集》的编辑也贡献了力量。2015年后,黄老师开始找学者分头翻译该文集,后经7年多的统稿和校译,今年终于出版。

《霍尔文集》厚达930 多页,共收录霍尔的30 篇文章和6 篇访谈稿,写作(发表)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全书分为“文化研究与阶级”“理论与方法论实践”“媒介、传播与表征”“政治形构: 作为过程的权力”“种族、族性和身份”“全球化: 后殖民与流散”“新近的访谈与反思”七大部分(辑),内容比戴维·莫利所编英文版《霍尔精要文选》还要充实,涵盖了文化研究、传播学、符号学、政治研究、知识社会学、后殖民研究和种族研究等多个领域。该文集向读者基本呈现了霍尔的多重思想“面相”,也体现出文化研究这种介入性的“反学科知识实践”所具有的强大扩张力。

面对这样一本收录了多篇理论分析长文的《霍尔文集》,那些能耐着性子读完大部分章节或整本书的读者,想必都希望能对霍尔及其思想实践做进一步的了解,并能从中各取所需,获得新的思想启发和实践参照。像笔者这类对文化研究依然抱有关注和期待的人,面对这本几乎展现了英国文化研究各个阶段之独特思想风貌和霍尔本人之丰富思想历程的综合文集,期待感自然会更加迫切。的确,关于霍尔的特殊成长经历和移民知识分子特征,关于他动用和加工的各种理论资源,关于他对于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的意义,汉语学术界目前已有不少介绍和研究。[6]但是,总体来说,这些介绍和研究还未能有效传播到更多的读者和研究者当中,也未能激发起应有的理论效应。我们目前对于霍尔和英国文化研究的了解,尤其对于如何借鉴英国文化研究的“经验”来开展更有效的“在地化的”文化研究,依然缺乏比较完善的思考和可行的进路。一方面,文化研究的相关观念、思想和方法已经广泛渗入各类人文社科研究领域; 另一方面,大学建制内的文化研究教育、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科)反思和实践路径探索,似乎依然困于原地踏步(“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境之下,阅读《霍尔文集》,更为全面地了解、理解霍尔的理论选择、思想创新和现实应对,重新思考霍尔的理论探索在多变的表象背后究竟有哪些可取之处,也许能给中国的文化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霍尔文集》收录了霍尔在各个历史时期发表的代表性文章和访谈文稿。这些文章基本上是霍尔对于各种理论原理和思潮的研读和运用,大都缘于他要积极回应和介入的社会情势之变。这期间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也经受了数次较大的理论转折。

大体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68年,霍尔的文化研究探索主要承传的还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思路,还在英国本土色彩较浓的文化主义 (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文化传统中进行问题考察。他这一时期主要检讨的是阶级文化的新形态和流行艺术 (popular arts)影响下的青少年文化和教育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霍尔大量筛选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20世纪欧陆马克思主义诸流派(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政治文化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等)、后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欧陆理论思潮(现象学、知识社会学、结构主义、符号学、话语理论)及符号互动理论的时期。《霍尔文集》收录的文章有一小半就发表或孕育于这一时期。霍尔带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伯明翰中心”)的师生集体治学,在基本理论研究、青年亚文化、传播研究、种族表征等领域取得了较多突破。可以说,这是大力开拓文化研究的理论路径和现实关注对象,推动其走向理论化、方法论探索和现实介入(研究)齐头并进的“英雄时期”。尤其是学生运动极度活跃的1968年之后,霍尔和伯明翰中心的文化研究开始大量借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等更为复杂的新型马克思主义资源,同时继续积极地吸收和融合其他各种最新的理论思潮。这些努力使得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水准大为提高。或者说,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对消费主义时代那些更为复杂而隐蔽的阶级、种族、代际、性别等结构性紧张所制约的各种意识形态、话语表征和日益多样的文化展现形态(仪式或风格),做出更富有学术说服力的、趋向专业化的文化形式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霍尔因遭遇一些更激进的女性主义信奉者(学生)的冲击,离开伯明翰中心,去了授课对象更为多样化和平民化的开放大学任教。但他的理论探索并未停止,更为自觉地辨别和接受后现代思潮、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对文化研究带来的复杂影响,并开始公开以自己的独特身份(来自英属殖民地但居于英帝国内核地带不断发声、流散漂泊的左翼黑人公共知识分子)来回应和扩展各种身份政治研究。霍尔把从对“小我”身份形构和认同的分析,扩展到了结合国内外阶级和种族结构、殖民史、全球化重构、文化认同差异等因素对种族和族裔的全新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他又同一些弟子积极因应现实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比如,“冷战”貌似以资本主义大获全胜而终结,资本主义生产转向“后福特主义”,但福利国家制度、左派民主政治面临危机,通俗文化和消费文化泛滥等),提出了“新时代”(New Times)议题,同时继续坚持之前活学活用葛兰西政治理论对“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和“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展开深度批判。21世纪之后,这些批判逐渐转化为对于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消极后果的批判。

霍尔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开掘和阐释文化研究理论阵地(theoretical positions)的责任”[7],有学者认为“他的著作提供了一幅文化研究的路线图,即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8]霍尔因应时代情势所做的这些理论化的探索,也的确呈现出相当善变或多变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细心观察霍尔的理论探索历程,就会发现他的每一次理论化突围都不是简单追逐新潮理论,更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云亦云,而是凭借自己顽强的使命坚守和艰苦的独立思考所获得的真知灼见。

霍尔于1979年离开伯明翰中心之后,陆续发表了五六篇专门回顾和介绍英国文化研究形成史、学术旨趣和文化政治追求的文章。这批文章包括《文化研究: 两种范式》(1980)、《文化研究与伯明翰中心:若干问题架构和问题》(1980)、《第一代新左翼的生平和时代》(1989)、《文化研究的兴起与人文学科的危机》(1990)、《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1992)、《种族、文化和传播: 回顾和展望文化研究》(1992)等。

霍尔在追溯文化研究的形成史之时明确指出,文化研究与第一代新左派1956年反对美苏霸权并探索第三条道路的文化政治实践指向有密切关联。他认为“这种联系从一开始就将‘学术工作的政治’ 毫不含糊地置于文化研究的核心地位”,并指出“文化研究从来也没有,也决不能放弃这种关注”。[9]霍尔强调英国文化研究初创者们对于学术政治使命的高度自觉,不只是在澄清那段学术史,更是要表达自己对于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政治实践的独特理解。

十年之后,面对文化研究思潮已经向世界多国扩散并日益职业学术化的“繁荣”现状,霍尔抱以警惕的态度,数次重申文化研究固有的政治使命。他结合撒切尔夫人执政时代的政治形势(如占据主导权的威权民粹主义对边缘群体、移民、有色人种、下层人群的排斥,对英国日渐衰落而感受的各种威胁以及在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方面出现的各种焦虑),再次明确“文化研究的使命一直是致力于帮助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的现实,尤其是向那些现在遭受排斥的所有人提供思考方法、生存策略及进行抵抗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仍然肩负着它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及20世纪70年代所肩负过的历史重任”[10]。霍尔将文化研究的使命明确界定为要对受歧视群体提供“抵抗的资源”,说明他不仅善于结合时代形势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在开辟新领域的过程中坚守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政治介入传统。

20世纪80年代末,当马克思主义在全球遭遇重大现实危机,以工人阶级运动为代表的传统左派政治运动逐渐式微,各种身份政治运动勃兴,西方发达社会日益走向消费文化和多元文化主导的“新时代”时,他提醒大家,即将来临的90年代依然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新时代”。[11]他指出,此时资本的全球性更胜以往,“与新时代一起,正在生产出新的社会分裂、新的不平等和剥夺权力的形式,它们将原有的形式都覆盖了”[12]。进入21世纪,霍尔更多关注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带来的全球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关注种族研究、流散研究、移民问题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与现实中的后殖民存在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复杂交错关联。与这些学术性的讨论相较,他最为关注的,似乎还是与资本和富人群体的全球化流动(所谓“全球公民身份”)所对应的那些底层劳动者的全球流动(困境)问题。[13]

不难发现,霍尔半个世纪以来都在努力从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认知、文化认同等各种层面一以贯之地关注边缘(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关注他们的反抗性的文化表达和表征他们的话语形构。他的这些关注、理论认识和理智判断,不断地将文化研究推向可以应激现实处境并富有思想活力的介入性学术政治实践。这样的精神坚守和知识追求,散发着为了平等与正义而奋斗不懈的热情和意志力,这对于开拓文化研究事业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由于霍尔在理论探索方面的不断创新和多变,他在多次演讲和访谈中都被问及或提及自己如何对待和使用“理论”这一问题。霍尔究竟如何对待“理论”? 他于2005年底在回应我国学者金惠敏的提问时就提醒我们,(纯粹的)“理论”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重要,而是“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make it work for you)”。[14]可见,他其实并不是不重视或者不要理论,而是更着力于运用各种理论资源来对政治现状和文化现象进行更为细致入微的情势分析。

早在1985年,霍尔接受访谈时就对如何运用理论有过较为完整的阐述:“这意味着在站稳脚跟去考虑某种立场的同时,你的视域也要向理论化过程保持开放,并以此方式表达你的立场。保持这一点对文化研究而言非常重要,至少,如果要保持批判和解构的目标的话就必须如此。我是说,文化研究总是会自我反思式地解构自己; 它总是在理论化需要的前进/后退运动中运行的。我对大写的理论不感兴趣,但对正在进行的理论化过程感兴趣。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必须对外界的影响保持开放,如新社会运动、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文化差异理论的兴起等。”[15]由此可知,霍尔开展理论工作的重心和兴奋点就在于推进这种理论化的过程。

更有意思的是,他对这种理论工作还有非常形象的描述:“我想提出一种有关理论工作的不同的比喻:搏斗的比喻,与天使进行较量的比喻。值得拥有的理论恰恰是你不得不竭力击退的理论,而不是你可以非常流畅地言说的理论。我随后会对文化研究在今天显示出的这种令人惊异的理论流畅性进行讨论。我自己对于理论的体会——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与天使进行较量,一个你可以切实地按你喜欢的方式来理解的比喻。”[16]在圣经故事中,雅各在晚间同看不见的富有神力的天使一次次“摔跤”和较量。他虽然无法战胜对方甚至被搞瘸了腿,但也不会轻易服输和放弃。通过这种搏斗,反而自己的功力大增。这有点类似于中国武术中的太极推手,两人一遍又一遍地你来我往彼此较量和纠扯,在这种你来我往的反复纠缠中不断提升各自的内功。霍尔把理论化的过程比作“与天使摔跤”,生动地指明了文化研究中的理论应用者应该保持耐心、细心和谦逊之心,并以此来不断磨砺自己应用理论的功力、睿智和勇气。

霍尔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那些被学界所推崇的理论文章,其实都是他在与其他前辈、同代学者或理论流派的“角力”中逐渐成形的,因此充满了语境感和争辩色彩。这种融知识分析与知识介入为一体的情势干预式写作,充分体现了他对理论化过程的重视和推进。他通过与诸多理论名家(尤其是马克思、阿尔都塞、葛兰西等)不断角力和搏斗,最终试图给那些已经成为“常识”的经典的理论范畴赋予新的思想活力和新的关联性,努力构成新的富有相互联动性的概念系列,并以此来重新组织自己的文化分析路径。比如,霍尔在阅读马克思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时,从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等循环中完成了对传播信息时编码—解码过程的重构; 在梳理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范式转型时,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分析、罗兰·巴特对流行文化的符号学分析及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等资源中,重组了可以用来解读青年亚文化构造和表意机制的“拼贴”(bricoleur)和“风格”(style)等范畴;在与阿尔都塞和福柯的较量中,进一步深化了对于意识形态、多重不均衡决定(overdetermination)、主体建构与话语形构等范畴的讨论,最终促成了对于社会结构复杂结合体、身份认同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种族、族裔和后殖民问题的具体而独特的思考; 在与葛兰西和拉克劳的艰苦对话中,既获得了对于领导权(霸权)和“接合”理论更为全面、辩证的思考,又创造性地将这一理论灵活运用到了对于英国当代政治的恰切分析当中,创用了“撒切尔主义”和“威权民粹主义”等富有概括力的新范畴。

不难看出,霍尔对所谓“大写理论”的每一次“理论化”应用,都促成了一些可以有效针对具体分析对象的新思想方法的诞生,都能让那些观念性的理论主张获得某种新生,同时保持了这些理论应用的开放性和讨论性。这大概也是他所推崇的那种文化研究者应有的“谦逊”。比照我国学者贺照田在中国当代精神/思想研究方面的治学心得,我们也许会获得更切身的感受。贺照田在与师友的交流中多次提醒,人文学者要对自己所用的理论工具、自己所讨论的对象的复杂性,保持高度的敬畏、谦逊和谨慎,千万警惕不要用那些大而化之的“理论模式”顺畅地、粗暴地介入对具体研究对象的切割式“讨论”。他强调,不要以后来人的观念和价值为标的去切割历史,而是紧贴千变万化的历史对象的不同形态,紧贴当时的叙述者和当事人所处的具体时代语境和精神成长氛围,去体会和把握历史对象的内在构成方式。他还提示我们,一些看似影响力很大的学术论断,其实都存在研究方法预设和研究对象简单化对待这种双重意义的草率化,从而导致了他称之“病药相发”的思想困境。[17]笔者以为,这些思考、提法和努力,一定意义上可以与霍尔的理论应用心得和实践相互映照。对于我国文化研究界来说,重新体会霍尔所做的理论反思、理论探索和具体应用,很有必要。

霍尔虽然是英国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教育的主要引领者和推动者,但他从不以文化研究的权威阐释者和“正统”裁断者自居[18],相反,他是一位对文化研究学术的进展和自己的工作角色不断进行反省和自我批判的身体力行者。这一点似乎不能简单看成是他对某种令人敬仰的人格的追求,而应该更多出自他对文化研究学术的自反性特征的尊重。

在霍尔看来,“理论化的目的不是提高一个人的知识或学术声誉,而是使我们能够掌握、理解和解释——去生产一种关于历史世界及其过程的更充分的知识,进而传递给我们的实践,以便我们可以变革它”[19]。抱定了这样的学术宗旨,他才会成为推动集体性的知识工作、忽略个人名号的社会思想推动者。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更为强调文化研究对于学院政治以及文化研究者自我身份反省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知识上的自我反思活动”(an activity of intellectual self-reflection),它“推进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以检验学术严谨性与社会相关性之间的明确界线”。他强调“大学里的学者们要不时地关注现实生活”,又强调文化研究应保持学术严谨性与社会关怀之间这种“特有的张力”,并认为“这种张力就一直标示了我自己的学术发展和我自己的学术工作。也就是说,对一个人所能聚集的所有知识、思想、批判精确性以及概念的理论化进行的最大限度的动员,都变成了一种批判性反思的行动,后者不害怕说出常识的真相,而关注那些最重要、最微妙和隐藏的对象: 社会及其文化生活的文化形式和行为”。[20]霍尔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工作所做的这番深刻反省和精辟概括,对于我国的文化研究者甚至知识界也有很强的参照性。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将此看作他对自己大半生所期待的那种富有“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具体化思考。[21]

读完《霍尔文集》之时,也许人们禁不住要问: 霍尔对“有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角色(功能)做了那么多的限定,那么一个活生生的“有机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模样呢? 笔者认为,霍尔本人作为一名流散知识分子 (diasporic intellectual),半个多世纪以来坚持不懈的学术政治生涯,也许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生于英国海外殖民地牙买加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却从少年时期受到反殖民思想和平等思想的影响,对弱国弱族和下层民众充满同情; 他的家庭血统混杂,兄弟姐妹众多,肤色深浅不一,而他肤色最深,深谙种族歧视之害;他远涉重洋来到牛津求学、教书并成为英国公民,却对英帝国内部的种族主义表征和撒切尔主义充满怀疑并展开深度批判; 他是第三世界出身的学术巨星,却“拒绝在第一世界代表第三世界发言,拒绝成为流离海外的投机分子(diasporic opportunist)”; 他在以个人声名为资本的文教和学术领域工作,却“拒绝个人的名号积累,积极推动集体的知识生产”[22]; 他发表的论文和接受的访谈数量繁多,影响巨大,却没有出版一本专著; 他喜欢时时处处与各种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和“较量”,却否认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广泛接触和吸纳各式各样的新潮理论,却始终坚守独立的批判立场; 他研究过从街头青少年小混混、美国嬉皮士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从下层社区表达到传媒妖魔化“监控”等丰富的个案,但没有一次不在努力追求理论应用上的推陈出新; 他被称为“文化研究之父”、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批评家、思想家……但他自己从未以这些权威身份自居过。霍尔的流散型文化身份无疑充满太多的未定性和流动性,他具备空前开放、柔韧的学术胸襟,愿意吸纳各类新潮理论,对中心论、本源论、本质论和决定论进行游刃有余的跨学科瓦解,但他绝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不向任何理论流派做“保证”,也不拿自己的理论化探索做“担保”,而永远坚持批判性对话的姿态。他虽然永远不对任何理论或主义做“保证”,但力求保持自己永远会“有机地”介入社会政治批判,保持自己的批判知识分子角色和使命感。

霍尔的终生努力似乎在显示,文化研究要想取得知识性 (真理)和实践性(正义)的统一(平衡),至少得思考五个方面的相关问题:(1)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这要对现有社会的意识形态表征/符号化展现做出深度的认知和测绘。(2)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要对现实社会结构及其话语展现/形构过程之间的契合度进行语境化和历史化的恰切分析。(3)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要展开对现实社会结构之未来趋势的某种预知性分析。(4)世界应该变成什么样子? 这要依据价值取向对现实社会和即将展开的未来社会趋势做出负责任的反思与实践性调控。(5)当知识上的严肃认知与意愿上的正当诉求出现明显的差距,是不是只能以“知识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来支撑行动上的积极介入和永不放弃?

《霍尔文集》对以上问题似乎都有探索,但都没有做出“担保”或“保证”,也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而中国的文化研究,因为面临中国独特的社会语境,必须对中国作为一个已经融入全球不均衡矛盾结构、自身又是一个不均衡矛盾结构的存在形态,做出更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此来说,阅读《霍尔文集》可能也只是一次知识上的激发和重新启动。

注释

[1]伊格尔顿《最新潮的人》(The Hippest),首发于《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1996年第5 期(https:/ /www. lrb. co. uk/v18/n05/terry - eagleton/the-hippest)。

[2]转引自黄卓越为《斯图亚特·霍尔文集》中文版所写“前言”,见该书第2页。霍尔著作(包括音像作品)的详细名录,可参考霍尔基金会网站(https:/ /www.stuarthallfoundation.org)相关链接。

[3]编者导言[A].[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1983:一部理论史[M]. 周敏,程孟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6 -7.

[4]章戈浩.分析当下:霍尔与情势的相遇[A]. 王晓明,蔡翔. 热风学术(第9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84.

[5]补:台湾学者陈光兴、唐维敏编译《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1998年由台湾元尊文化出版社出版。

[6]参见曹顺庆,石文婷.超越文化研究:我国学界与国外学界斯图亚特·霍尔研究的对比与思考[J].中外文化与文论,2020(4).

[7]Dennis Dworkin.Cultural Marxismin Postwar Britain:History,the New Left,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169.

[8]张亮,李媛媛,宗益祥等主编. 霍尔文化批判思想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7.此处对所引译文有改动。

[9][英]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研究:两种范式[A].孟登迎译.黄卓越,[英]戴维·莫利.斯图亚特·霍尔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64.

[10][英]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研究的兴起与人文学科的危机[A].孟登迎译.文化研究第20 辑(2014·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34.

[11]朱菲.“新时代”理论:新主体与新政治[A]. 黄卓越等. 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20 -158.

[12]转引自张亮,李媛媛,宗益祥.霍尔文化批判思想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5.

[13]世界主义、全球化与离散——斯图亚特·霍尔与尼娜·韦伯纳的对谈录[A]. 丁珂文译. 斯图亚特·霍尔文集[M].2022:885 -886.

[14]金惠敏. 听霍尔说英国文化研究——斯图亚特·霍尔访谈记[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5).

[15]“后现代主义”与“接合”——斯图亚特·霍尔访谈录[A].张道建译.斯图亚特·霍尔文集[M].2022:280.

[16]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A].斯图亚特·霍尔文集[M].2022:90 -91.

[17]转引自何浩.时代课题的构造与从苦恼出发的学术——谈贺照田的学术研究及其新著《从苦恼出发》[J]. 开放时代,2017(4):94.

[18]Kuan-Hsing Chen,“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D.Morley and K. H.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Routledge,1996:396 -399.

[19][英]斯图亚特·霍尔. 花园中的癞蛤蟆:理论家中的撒切尔主义[A].和磊译.斯图亚特·霍尔文集[M].2022:497.

[20]Stuart Hall,“Race,Culture,and Communications:Looking backward and forward at Cultural Studies”,Rethinking Marxism,Volume 5,Number 1,Spring 1992. See also in Marcus E. Green ed.Rethinking Gramsci,London:Routledge,2011:12 -13.

[21]霍尔对于文化研究应该培养批判性“有机知识分子”多有论述,可参其《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文化研究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等论文和相关访谈。笔者拙文《文化研究的政治自觉和身份反省——兼谈如何看待我国“文化研究”的困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6 期)对此也有探讨。

[22]陈光兴. 霍尔:另一种学术知识分子的典范[J]. (台湾)当代,199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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