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向度

欧庭宇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阳 550001)

共同富裕是5000年中华文明中的大同社会理想、500年沧海桑田中的社会主义基因及中国共产党100年赓续创新的价值追求。其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共同富裕的必备要素，首次出现于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这意味着自觉关注精神生活是对它与物质生活“共富”的同步问题，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初心“从何来”和使命“何处去”及中国梦实现等方面问题的深刻回答。深入探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向度，就是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什么、有何价值、何以推进这一深层次问题的关注。在奔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探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问题，既是对有关共同富裕问题的误读与偏见的批判性、补充性回答及为其理论认知与价值认同提供理论支撑，又是基于现实诉求和未来走向的探索性回答和建议性献策，更是一个亟须理论阐释的重大课题。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一个从天而来、主观捏造的抽象命题，而是发端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精神生活理论的探寻求索，也是中国共产党选择和坚持“走什么路”“如何走”的赓续创新，体现了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现实坐标的中国智慧。为此，从理论渊源、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的角度来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向度问题，是对其科学内涵的立体化、深刻化认识。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精神生活理论的价值诉求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在《巴黎手稿》中直接提及“精神富有”一词外，没有在其他论著中专门研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问题，但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中，却蕴含丰富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实质上，这一概念呼应了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提到的“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2]，暗合了晚年时期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人人富有的生活憧憬，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终身追求。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断，以唯物史观的理论为基础而论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主要包含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人的精神生活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社会生产既是所有人物质富裕的基础，也是“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4]的必备条件。这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前提，即便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发生分离，也依然会受到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限制。因为只要有人的存在，意识就是社会的产物。当然，社会生产的目的绝不止于此，而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5]，并达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为丰富的标准，才能保证人拥有更多的休闲时光去度过和享受精神生活并顺应自身道德禀赋和兴趣，达致人的自由自觉。这契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强调的“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6]并废除私有制，赋予人人共享自身创造福利的权利的逻辑，以保证所有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是人的主体活动中的特有生活方式。马克思把“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7]作为创造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源自于人的新陈代谢的生物机制诉诸人的物质需求，但不可忽视他的另一论断：“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8]这意味着人类在从事社会生产过程中建构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意义世界，分别满足吃穿住行的生理需求、主体精神需求；
物质层面的生理规定性并不能区分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属性，而是人的自我意识能动性成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活动中的特有方式。正因为人类这种特有的生活方式，使原本自然发展的无机世界演变成由人类自觉参与和主观能动地推动发展的有机世界。马克思从人的灵魂与肉体的集合体角度来谈人的特有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中”[9]，意味着只有人的精神生活得到肯定、精神需求得到满足，自然属性和生理需求的人才是完整的人，也才找到了与动物区分的本质属性中最根本的、特殊的标志。

三是人的精神生活(世界)具有相对独立性。马克思不仅强调社会生产力决定人的精神生活水平高度，更看到精神生活作为意识向度的形式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反作用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恩格斯强调政治的、意识向度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10]。换句话说，政治、哲学、道德、艺术等意识向度的事物，往往是人的精神生活、精神世界的食粮，尽管要以社会生产力、经济基础作为根本性前提，但并不否认它们具有独立身份去影响经济基础或社会生产力。正如邓小平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指出的：“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11]这里的“困难的局面”对应着经济条件的落后，“一块苦”对应着精神生活的能动作用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所以，这对人的思想观念提出相应的要求，譬如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科学的哲学观、高尚的道德观、前沿的艺术观，从而为推动社会生产力、改变世界提供精神动力与思想保障。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题中之义

中国共产党是因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执政党，始终把人民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革命、建设和改革奋斗历程中的初心与使命。从建党时起，李大钊就旗帜鲜明地表明社会主义并非人人富裕或人人贫穷，而是让“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12]，意味着把共富置于治国理政的空间，包括物质上机会均等的共享、精神上最大化的幸福感。毛泽东极为看重人的精神力量，把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满怀热忱为人民服务、做人的毫无私心、做事的精益求精的精神作为先进共产主义战士的基本标准，使其成为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有益于人民的人，从而达到精神生活的富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把国家建设目标确定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3]，高度重视精神文明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建设。邓小平就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成就的原因总结道：“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14]144这就阐明了先进社会意识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革命时期挽救党和红军的长征精神、形成于党的伟大转折的延安精神、追求科技强国的“两弹一星”精神、致力工业强国的大庆精神，就是先进的社会意识。可见，人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党通过改善自身作风和社会风气，为广大人民提供更多、更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使广大人民在心中牢牢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并为之践行。邓小平高度重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问题，提出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两手论”。在他看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意义重大。若没有精神文明，就意味着不可能有远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无法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最后落脚到“共同富裕”，并非在处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中要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而是要把党和人民的事业建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事业。因此，习近平基于复兴大任强调治国理政的原则依然是“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15]10，使人民的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不断走向共富。当然，我们应看到广大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应遵循一定的历史规定性，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尤其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东方奇迹”“社会主义建设奇迹”，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质富足的经济基础和劳动力解放的技术基础，也把守护精神家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可见，党的百年奋斗，始终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统一起来，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对共同富裕精神层面目标的话语表达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在人的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基础上，通过人的客观实践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而后获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它在不同的时代境遇和发展状况下，对共同富裕目标给予相应的话语表达。从一般性的构成要素来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包括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精神追求、供给精神文化作品的精神创作以及注重个体精神体验和感悟的精神获得等方面。从精神追求来看，表现为“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精神追求，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心向光明、追逐梦想的里程碑式进程，力求延续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挺直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激发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推进伟大祖国的精神富强，不断为实现中国梦而砥砺前行。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成为国家走向富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必备条件，及时地将其提上议事日程是应有之义。如前所述，精神追求尽管受物质方面的支配和影响，但具有一定反作用、相对独立性。所以，针对脱贫攻坚战就有了“扶贫先扶志”的精神激励机制，“扶志”有助于提升困难群众的精神斗志，在建立起良好的脱贫意志的基础上，从教育层面进行“扶智”，使脱贫攻坚战得以事半功倍、持续长效。从精神创作来讲，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形式的精神创作内容，譬如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口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精神，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开拓精神，新时代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等。百年来，党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民族气概挺直中国人民的精神脊梁，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苦与难的白手起家、革与新的艰苦创业中奏响雄壮激越的精神乐章，构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中国人民精神主动、自信的长城。针对广大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艺创作问题，习近平强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16]从精神享受来看，不仅跟个体从事职业的经济条件与休闲时光的多少有关，而且跟自身的精神追求、精神欣赏的主观条件密切关联。不过，伴随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和人民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投入精神享受的时间和精力将会更多。新时代，人们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满足更多的文化熏陶、教育互动、文艺欣赏、人际交往等多方面的精神享受，并在共情、移情和怡情等多种能力培养下，增强精神享受的情感与境界。

与此同时，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思想的创新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在逻辑：一是“看不见”的精神富足。要全面认识共同富裕的内涵，就要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新时代的话语表达入手。既充分把握人民收入、个人财产及物质生活条件这种“看得见”的显性富足，又要健全完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安居乐业”的公共服务体系，关注人民精神状态是否良好，人民精神体验是否愉悦等“看不见”的隐性富足。对于全体人民的精神富足来讲，要以人民普遍的文化获得感为着力点，借助不同形式、内容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来提升人们的精神状态、自尊自强意识和奋斗姿态。二是精神富足的“共同”范围和本质。每个人的精神富足程度千差万别，基于国家层面来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侧重多数人的富足。值得注意的是，富足的“共同”并非意味着“全体”，譬如“全面建成小康，一个也不能少”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并非平均主义和同质化的文化供给，也不是部分精英立场的理解和定位，而应基于价值意义上的理解，侧重于全体人民基于共同的奋斗目标而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可见，建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来引领民族更加意气风发和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引导每个个体精神更加独立、主体意识更加强烈。

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把知识分成事实知识(偏重理论层面)和价值知识(偏重实践层面)。实质上，前者偏重不含任何主观因素的事实间逻辑判断，后者偏重主体与评价对象的关联度，对象的好坏完全是由主体的需求、态度和意志所决定。同时，认识理论的终极目标就是发现真理，包括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尺度：真理既是制约实践的客观尺度，又是实践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
价值则是实践追求的根本目标，同时又是制约实践的主体尺度。可见，价值是从认识事物到实践过程的中间环节和必经途径。当前，我国迈进新发展阶段，习近平对此作出了“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的重大判断。这意味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标准也应作出相应调整，它不再是精神富足程度“有与无”的问题，而是解决得“好与差”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作了三个层面的解读，即“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7]，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评判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中国梦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科技、军事等重要领域，其中涵盖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转换与复兴追求有多重要？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直接决定中国梦的实现可能，不能缺失强大的精神力量，因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5]7。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意义在于自身民族具有“我们是中国人”的身份确证，从自身历史文化根脉中确立和增强精神信仰，所以在通往中国梦的奋斗进程中离不开对自身民族精神文化的价值认同，从而为中国梦的砥砺奋进提供持续的、持久的精神源泉。换而言之，中华民族无论面对任何局势与形势，始终葆有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譬如，2020年疫情防控攻坚战，全体人民舍生忘死、邻里互助、命运与共的奋斗事迹，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向心力和社会凝聚力。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作为滋养人们精神世界的源头活水，是全体人民对自身民族精神文化的“根”与“魂”的深刻体认，蕴含着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孜孜追求，强化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归属感和集体记忆的认同感，为中国梦的奋斗提供了精神能量场。“十四五”规划纲要在2035年远景目标中提出“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努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8]，将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具化为全体人民渴望丰衣足食和安居乐业的美好期盼满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落脚到“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把“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推进人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相协调的现代化，为中国梦的实现凝心聚力。譬如，全面乡村振兴，除了提升农村和农民的物质文明外，还要从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汲取精神动力，促使乡愁、乡情、乡韵成为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可见，中华民族对自身民族精神文化保持精神独立和价值认同，让自身在中华文化滋养中形成精神定力，提升全体人民对精神文明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中国梦的奋斗提供了思想指引和精神源泉。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条件

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标志着我国人民的需求不再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物质层面，还有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按照边际效应的观点，当人们从一定的收入和物质中获得基本的生存需求后，其幸福感会随着分配差距、收入预期等方面的落差关联而减弱，逐渐把多元化、立体化的美好生活期待作为自身的核心诉求。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并不代表精神文化产品的“数量多”就意味着“质量高”，“吃饱穿暖”就意味着“精神富足”，“感官体验”就意味着“内心审美”，而要通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来提升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力、认同力与追求力。所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导向与价值目标，通过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来引领广大人民塑造对美好生活的理性认知与价值认同。特别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助于调动人们的奋斗积极性、创造性、创新性，提升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价值理念和理想信念的认同度，遵守相应的道德秩序并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头脑来创造，使他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过程中感受主人翁的获得感和使命感，从而为美好生活的奋斗提供强大的精神向心力与思想战斗力。同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精神供给，而是为美好生活而进行高质量的精神生产、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所谓“保质保量”，是对人们实践结果科学判断的评价指标。对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而言，既要从“量”入手供给丰富多样的、高雅的、人们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们各式各样、多层多面的精神文化需要，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丰厚的精神食粮与动力；
又要从“质”上提供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制度、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善的公平制度体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等有力保障，使精神交往关系能够得到有效调节与完善。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对西方现代化精神生活模式的超越

我国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像西方注重“物”为基础的精神生活治理模式，而是以人民精神上感到幸福和富足为目的，注重全体人民能够自主自由地享有精神文化产品，并能在精神追求和享受中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西方国家强调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唯一通往富足的途径，他们把人民的“福利”作为缓解国内矛盾的手段和政党博弈上台执政的利益砝码，其结果是人民并没有实现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富足，反而加大了既得利益者与底层人民的贫富差距。相反，我国的共同富裕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特别重视全体人民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把人民的满意作为自身执政绩效的衡量标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种既能依据自身国情和人民意愿又不固守某种“普适”样板的治理道路，超越了西方私有制经济思维。与西方“个人优先”和“自由至上”的治理理念不同，我国现代化道路注重“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4]123。在对外交往上，西方国家面对自身长期未能消除的内在矛盾与对抗，往往通过对外扩张和掠夺等手段来提振国内人民的精神气和支持力，从而化解矛盾、消除对抗。而我国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由相互“对抗”转变为彼此“对话”，在彰显大国担当行动中塑造人民自信心与自豪感。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分配来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度重视自由问题，美国政治家罗尔斯认为没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自由都是“空中楼阁”，所以他提出“有利于最不利者”的二次分配方式来调和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然而，这种基于理论上的“美好愿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方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奋斗初心上把人民与江山融为一体，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来处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问题，构建初次分配(提升产业效率)、再分配(侧重公平分配)和三次分配(鼓励社会各界支持慈善事业)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进一步为全体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更加公平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显而易见，我国的共同富裕政策更注重公平正义，尤其是关切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超越了西方囿于自身的私有制经济基础的现代化治理模式。

新时代是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习近平在《求是》杂志2021年第20期刊发了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了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高度关联的重要论断，指出“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给探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向度指明了方向。从现状来看，现阶段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存在以下情况：需求上，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特征；
供给上，公共文化的供给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舆论环境上，主流文化与亚文化混杂，各种思想激荡、错误思潮挑战精神文明建设秩序等等，影响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推进与实现。为此，要遵循“精神层面的问题要靠增强精神力量来解决”[19]的方法逻辑，从价值引领、文化服务、制度保障和舆论引导等方面入手，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一)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为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明确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全体人民砥砺奋进的共同理想信念的重要基础，凝结了全体人民致力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为了实现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亟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借助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思想影响力、社会传播力，鼓舞士气、振奋精神，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而团结奋进。

一要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文明创建工程的前进方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创建导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进思想宣传、文化创作、文化服务、国民素质教育等广大人民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厚植“勤劳创新致富”“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等价值理念，并不断满足广大人民多样多层多面的精神文化追求，使他们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体验和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二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价值认知与价值践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丰富的教育内容和多种教育方式来进行讲解与剖析，为全体人民追求共同富裕提供精神力量。具体而言，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引领人们形成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担当精神，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理念引领人们的共同体意识、维护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用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来约束与规范人们的行为，筑牢“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价值根基，引领全体人民自觉抵制民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笃实全体人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

三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建设。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来看，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根基，又有红船精神、雷锋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有基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和自身国情对民主、自由、法治等世界优秀文化的批判性吸纳。一旦明确了这一层次的逻辑认知，就不难形成这样的行动认同：要实现用中华文化涵养人们的思想、浸润人们的心灵，离不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赓续与弘扬革命文化、丰富与吸纳世界先进文化，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功能。价值观的培养需要遵循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规律。为此，要善于根据不同受众的知识结构、兴趣偏好、年龄差异等情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中的历史文化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身边人不平凡的故事中来，用通俗易懂、有亲和力、有烟火气的话语来传递故事的价值取向，为人们呈现形象、具体、生动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道德观画面，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提升公共文化的服务水平，为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精神文化载体

满足全体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既要有高大上且接地气的价值引领，又要有看得见又摸得着的精神文化载体。公共文化事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经营与发展的第一位，并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意识形态属性和市场属性有机结合，提供精品质、好服务、高品位的文化产品，提升人们的精神文化体验感、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此，要构建政府为主导、各大公益文化单位和社会力量共同合作、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运行机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服务体系，提供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文化作品和服务。

一要推进文化产品的研制转换。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筛选过程，既要高度重视文化产品中资源空间场景和文化语义的表达，又要注重把握图像化、视频化、交互化、碎片化的传播特性，更好地适应网络环境和广大受众的心理与行为。在文化产品的研制与转换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指导”，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现实题材的价值取向，向受众提供契合新时代形象、讴歌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和团结奋进精神的文艺精品。为了便于人民群众的感知和体悟，可将文艺作品传递的价值观具化为见义勇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敬业奉献等主流价值观内容，并通过书刊、微电影、音乐、访谈、话剧、工艺品和服装设计等实现形式，使人们在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感官体验中得到价值观塑造与熏陶，实现人们的精神生活在“百姓日用而不知”中达到共同富裕。

二要实现公共文化设施的全覆盖。对于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既要注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挖掘，又要注重相应的平台和渠道建设，为他们共享文化美、体验价值高的精神生活提供有效供给。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的“共同”二字表明了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不能仅仅停留于服务微观个体，更重要的是代表所在地区的对外形象，引领人们对精神生活中的文明礼仪、理想信念、主流价值、社会风尚的积极追求，从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引领。这就要求各地区避免精神生活建设的“低洼地”，推动文化设施向“县—乡—村”行政区域下沉。通过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挖掘、培养和使用具有文化服务才干的人才，加强对他们政治素养、业务技能和管理素养的培训，建立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公众参与的考核评价机制；
加强城乡地区的图书馆、博物馆、电影厅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使其更加契合当地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特点，可学习和借鉴共同富裕示范区建立“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文化惠民工程的服务理念和管理方法，使广大人民得到精神价值升华、精神气质提升、精神文化熏陶。

三要加强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七成，意味着“云端式”精神生活方式已成为人们今后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大趋势。近年来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技术等网络技术为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条件，亟须加快搭建数字文化云，有效发挥其技术赋能下的交互性强、传播面广、集成度高等文化体验优势，使人们能够借助手机或笔记本等移动终端随时随地遨游在书海和视频云中。当然，也要注重数字文化云的服务方式优化，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或终端设备来筹办“云朗诵”“云演讲”“云游文化展览”等多种文化活动，让人们能随时随地感悟中华文化精髓、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和审美导向，以积极向上、先进正派的精神文化产品陶冶人们的情操心灵，构筑美好的精神家园。

(三)加强精神文明舆论引导，为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营造向上向善的舆论环境

共同富裕是“富口袋”的物质富足与“富脑袋”的精神文明的统一体。除了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与提质外，还需推动人们的文明素养提升、道德情操涵养、心灵家园培育，为共同富裕的推进营造崇德向善的舆论环境。伴随经济全球化和生活方式网络化的发展，各类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短兵相接，倒逼现阶段要加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引导。

一要加强对共同富裕的思想认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宣传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做抽象的宣传，否则就会沦为脱离经济基础而空谈上层建筑的“唯心主义”。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要用充满烟火气、沾泥土、带露珠的信息资讯或文化内容向广大人民讲清讲透“共同富裕的概念”、厘清“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等关系问题，避免劫富济贫、平均富裕、同步富裕等错误认识的“野蛮生长”，使他们树立依靠自己胼手胝足奋进、携手并肩突破的幸福奋斗观。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宣传共同富裕取得的成效与进度，激发广大人民勤奋致富、踏实肯干的精气神，避免人们陷入“心急想吃热豆腐”的焦躁心态、“前怕狼，后怕虎”的畏难情绪。同时，也要引导广大人民认识到共同富裕离不开勤劳的双手，向他们开展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宣传教育，鼓励他们向先进典型看齐、向时代楷模靠近、向致富能手转变，发扬驰而不息、不怕苦不怕难的奋斗精神，增强其创造精神生活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二要加强对不良文化思潮的批判与匡正。除了正面引导广大人民的思想认知，也要批驳社会舆论中充斥的各种错误思潮和低俗文化。针对社会中存在的是非不分的事实判断、好人不好与坏人不坏的价值观念，特别是网络环境中庞杂的错误文化思潮，各级政府和社会相关组织要强化“意见领袖”的角色定位，用道德褒善抑恶的价值判断来引导人们认识和制止“网络喷子”和“网络暴力人”的破坏行为，为人们树立正确的政治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扫除障碍。譬如，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共同富裕政策的抹黑和否定，特别是将其歪曲为“打土豪分田地论”“杀富济贫论”，主流媒体和“网络大V”要旗帜鲜明地揭露错误论断背后的阴谋。既可用党的革命故事、建设故事、英雄故事来统一广大网民的思想意识，也可用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事例来佐证共同富裕的共建共治共享属性、人民主体观属性，提升人们对错误思潮的辨别力和防御力，塑造正确的思想认知力和行动实践力。又如，针对农村地区的“恶俗”“媚俗”文化，要敢于全面剖析与批判，并用具有淳化社会风尚的文化来熏陶人们的思想，形成可以持续运行的公序良俗、优良的村规民约，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当然，精神文明的舆论引导离不开法律法规的保障。可以用立法的方式来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各项要求，把社会诚信、志愿服务、孝老爱亲等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为广大人民感受公平正义提供更加健全和完善的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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