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变局中的中日韩合作

江瑞平

中日韩合作于1999 年启动，之后在波动中不断推进，到2012 年5 月中国主办领导人会议时达至高峰，主要标志是正式签署了中日韩投资协定，正式启动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但好景不长，很快受到中日、韩日“岛争”冲击，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其主要标志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两次（2013—2014 年和2016—2017 年）被中断，直到2019 年底中国在成都主办领导人会议，才推动中日韩合作重回正常轨道。但到2020 年，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先是习近平主席已商定的访日和拟议中的访韩被迫中断，后是好不容易才重回正常轨道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又被迫延迟，何时能够恢复，迄今尚不得而知，生出多方面的变数或不确定性。更加重要的是，围绕中日韩合作的内外局势，也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包括日韩两国政权更迭和对外战略调整，以及疫情蔓延、俄乌冲突导致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等。

在中日韩合作与世界大变局之间，形成密切关联和高度互动关系：世界大变局的每一重大变化，无不存现着中日韩合作的浓重身影；
中日韩合作的每一重大进展，无不植根于世界大变局的深厚环境与土壤。一方面，中日韩同为G20 成员，分别为全球第二、第三和第十大经济体，三国合在一起，要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已经超过美国，更是远超欧盟，成为全球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一极。2021 年，中日韩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高达25.1%，已超过美国的24.2%，更远超欧盟的18.0%。[1]中日韩合作态势如何，可从多层面直接影响到世界大变局的所有重大变化趋向；
另一方面，中日韩合作的每一重大进展或严重倒退，又都是在世界大变局中形成和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大变局在东北亚的直接体现。世界大变局展现的所有重大趋向，尤其是遭遇的重大波动，都会对中日韩合作产生强烈影响。本文即拟从新兴市场整体崛起、大国实力对比调整、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四大层面，对中日韩合作与世界大变局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初步探讨，肤浅甚至谬误之处，恳请学界同人批评指正。

一大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构成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中日韩合作与世界大变局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首先体现在这一重大变化趋向之中。

（一）新兴市场群体快速崛起

众所周知，关于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要战略判断，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 年底首次提出的。而作为这一重要战略判断的形成依据或主要表现，总书记首先列出的就是“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2]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更是明确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3]学界则将这一重要变化趋向，简要而形象地描绘为“东升西降”，得到广泛认同。关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的基本态势，可从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快速攀升得到明证。若按购买力平价（PPP）来测算，这一占比在2000 年仅为43.3%，到2008 年即攀升至51.2%，首次超过发达国家，2020 年更攀升至57.6%，而发达国家所占比重，则由2000 年的56.7%降至2020 年的42.4%。若按名义汇率来测算，这一占比在2000 年仅为20.9%，到2020 年已攀升至40.4%，20 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而在全球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即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期也由30%上下攀升至60%左右，同样翻了一番。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1 年10 月[EB/OL].[2022-04-16].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目前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整体加速世界大变局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势头。主要依据是在2020 年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严重衰退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上相对较轻，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1%，其中发达国家为-4.5%，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为-2.1%，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要比全球平均和发达国家分别少下降1 个和2.4个百分点；
而在2021 年全球经济反弹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回升更劲，2021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9%，其中发达国家为5.2%，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为6.4%，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分别要比全球平均和发达国家多增长0.5 个和1.2个百分点。[4]这种“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的总体态势，显然进一步提升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和增量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

（二）中日韩发挥的引领作用

在上述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中日韩三国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各自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占据有重要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快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中国来引领和带动的。如从2000 年到2020 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当中所占的比重，由20.9%提升至40.4%，20 年间提升了19.5 个百分点，其中有14 个百分点是由中国贡献的，贡献率高达71.8%。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1 年10 月[EB/OL].[2022-04-16].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同时，中国还通过为其他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提供市场、资金和技术等途径，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快速崛起，发挥了多层面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目前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以及绝大部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伴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带动和支撑作用，正在得到进一步提升。其次，日本虽是东亚地区第一个发达国家，但其长期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0 年前），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快速崛起，同样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尤其是在东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崛起过程中，更依托其主导的“雁型模式”，通过提供发展援助、资金技术、机械设备和出口市场等途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带动、引领和示范作用。如在1980 年，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即所谓“亚洲四小虎”的出口结构中，对日出口占比高达34.5%，远高于同期对美出口占比18.7%。上述中国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过程中发挥的引领作用，也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在20 世纪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曾一度形成“改革学日本，开放对日本”的基本格局，更能充分体现日本对中国经济快速崛起重要作用。如在1985年，对日贸易在中国外贸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曾一度高达28.5%。[5]再次，韩国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共同被称之为“亚洲四小龙”，曾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全球第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日韩三国在加强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对东亚经济快速增长与全面合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而东亚始终处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前沿地带和核心地区。如在2022 年初正式生效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经济格局中，中日韩三国要占到15 国经济总量的82.7%（2020 年）。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1 年10 月[EB/OL].[2022-04-17].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

（三）中日韩合作的全新机遇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快速崛起，也为中日韩合作顺利展开与全面推进提供了全新机遇。一方面，作为全球第一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为中日韩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是中国在日韩对外经贸格局中比重和地位快速攀升，中日韩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更成为中日韩三国加强合作的强大动力和坚固支撑。如中国在日本出口格局中所占比重（即日本对华出口依存度），在1990 年仅为2.1%，2000 年提升至6.3%，2010 年再提升至19.4%，2020 年更提升至22.0%，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日本作为东亚出口主导型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得到快速提升。[6]中国在韩国对外经贸布局中的比重和地位提升更快，其对华出口依存度更高。1990 年，韩国对华出口依存度也仅为2.1%，2000年即提升至10.7%，2010 年再提升至25.1%，2020年更高达25.9%。②依据 UN Comtrade Database 数据计算。此外，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日韩企业通过对华投资获得巨额利润，也成为中日韩三国加强合作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比重和地位快速攀升，也为中日韩开展“中日韩+X”（即“3+X”）合作提供了巨大空间和全新机遇。尤其是在疫情暴发前的2019 年8 月21 日，中日韩三国已经共同发布了《“中日韩+X”合作概念文件》，同年12 月24 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又就“3+X”合作的定位、路径和举措等进一步达成了共识。中日韩“3+X”合作的“X”，主要是指作为“第四方”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疫情进一步加速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势必为中日韩围绕“3+X”开展合作提供新的机遇和空间。而在这方面更加长远的基础是，伴随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中日韩三国都已将其视为对外经贸布局的优先地域和主要方向。

迄今为止的世界，始终是由少数大国主导的世界。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快速调整，也构成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中日韩合作与世界大变局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充分体现在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快速调整之中。

（一）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快速调整

作为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快速调整，还与上述新兴市场群体快速崛起有着直接关系。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上述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也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及其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上；
而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地位的相对下降，也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为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快速调整，成为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快速调整的集中体现。实际上，中美分别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在由约200 个经济体构成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始终占据举足轻重地位，且这一地位在总体上还呈持续攀升之势。

如图1 所示，在1990 年，中美两国合在一起，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26.9%，到2000 年这一比重即攀升至33.7%，之后在波动中进一步攀升，到2020 年更达到42.1%。而在这30 年间，两国各自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变化，却显现完全不同的态势。其中，中国占比始终呈快速攀升之势，尤其是步入21 世纪之后。在1990 年，中国在全球GDP 总量中的占比只有1.7%，2000 年攀升至3.5%，2010 年更攀升至9.1%，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0 年更高达17.5%。而美国占比却波动不定，步入21世纪后总体显现不断下降之势。在1990 年，美国在全球GDP 总量中的占比为25.2%，2000 年提升至30.2%，之后开始显著下降，到2020 年已降至24.6%。本世纪头20 年，在中国全球占比提升14 个百分点的同时，美国占比却下降了5.6 个百分点。结果必然是中美实力对比关系的快速调整，中国相对于美国经济实力的比重快速提升。直到2000 年，中国相对于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11.6%，2010 年提升至40.1%，2020 年更攀升至71.1%。伴随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快速缩小，甚至在许多重要层面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还要超过美国，引发了美国的战略疑虑，开始增大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力度，从奥巴马“重返亚太”，到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科技战，并主导其盟友与中国经济强行“脱钩”，尤其是全力推进“印太战略”，再到现任的拜登政府进一步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通过各个战略框架强拉其盟友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导致中美战略冲突愈演愈烈，中美关系恶化到1972 年尼克松访华以来半个世纪最坏的状态。目前美国对中国战略围堵，主要通过可概括为“2”“3”“4”“5”的四大框架来实现。所谓“2”，是指充分利用“美日”“美韩”等双边军事同盟；
所谓“3”，是指近前启动的美英澳三国同盟，即所谓“AUKUS”；
所谓“4”，是指由美日印澳构成四国联盟；
所谓“5”，是指由美英加澳新五国组成的“五眼联盟”。此外，美国还力图将其主导的北约亚太化，将其进一步打造成为围堵中国的更具全球性的战略框架。近前（2022 年4 月6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一再渲染所谓中国对全球安全和民主的“系统性挑战”，并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四个亚太国家外长参会，即是明证。

图1 用设备中美全球GDP 占比变化（1990—2020 年）

（二）困扰中日韩合作的二元结构

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快速调整，及其引发的中美战略冲突愈演愈烈，美国不断强化对中国的战略打压和全面遏制，也从多层面对中日韩合作产生了严重冲击和强烈影响。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由此导致的“二元结构”对中日韩合作产生的严重困扰。这与中美实力对比关系的快速调整，及其引发的东亚地缘格局的快速变化直接相关。东亚传统的地缘格局，是典型的“一元结构”，无论在政治安全层面，还是在经济贸易层面，都高度依赖美国或被美国高度全面控制。

在政治安全层面，美国对东亚的高度控制众所周知，如前文刚刚涉及的“2、3、4、5”框架，无须赘述。而在经济贸易层面，在战后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起飞和高速发展过程中，长期延续着“经济增长靠出口，出口扩大靠美国”的突出特点。具体表现为，在很长历史时期，绝大部分东亚经济体都以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对美出口在出口格局中占比极高，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如在1990 年东亚10 大经济体①中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的出口总量（7067.2 亿美元）中，对美出口（1851.5 亿美元）所占比重高达26.1%，而对日出口（605 亿美元）和对华出口（290.6 亿美元）占比分别仅为8.6%和4.1%。但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和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推动东亚地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开始由“一元结构”向“二元结构”快速转化。其突出特征是在政治安全层面，美国依然对东亚高度控制，甚至控制程度进一步强化的同时，而在经济贸易层面，却越来越从对美依赖转向对华依赖，从而形成“政治安全依赖美国，经济贸易依赖中国”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是依然保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东亚经济体，对华出口占比快速提升，对美出口占比相应下降，以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越来越多从而绝大部分东亚经济体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越来越形成“经济增长靠出口，出口扩大靠中国”的全新特点。先看日本，直到2000 年，其对华出口占比仍仅为6.3%，远远低于对美出口占比30.1%。而到2009 年，对华出口占比提升至18.9%，而对美出口占比却下降至16.4%，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之后对华和对美出口互有升降，到2020 年对华出口占比高达22.0%，对美出口占比仅为18.5%。[7]再看韩国，直到2000年，其对美出口占比仍高达21.9%，对华出口占比只有10.7%，2003 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韩国第一大出口对象国，2019 年对华出口占比高达25.1%，对美出口占比只有13.5%。东盟也同样如此，如在2000 年，东盟10 国出口总额中对华出口仅占3.8%，远低于对美出口占比19.0%，到2010 年，中国即取代美国成为东盟第一大出口对象国，2019 年对华出口占比已升至13.9%，而对美出口占比却降至12.3%。[8]

这种“政治安全依赖美国，经济贸易依赖中国”的“二元结构”，在上述中美战略冲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对中日韩合作造成严重冲击和巨大障碍。对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的日韩尤其是日本而言，在美国的要求甚至逼迫下，不得不追随美国从政治安全层面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这成为目前损害中日韩合作顺利进展的最大障碍；
但在经济贸易层面，又高度依赖中国，从对华贸易投资关系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从而在日韩两国的对华战略层面形成严重的“二元困境”：出于政治安全考量，不得不臣服于美国，很难一心一意与中国一道推进合作；
基于经济贸易利益，又不想完全被美国所左右，需要与中国尽心尽力开展合作。从历史经验看，2011 年前后美国“重返亚太”，全球战略重心转向遏制中国，成为中日韩合作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中日韩合作主要在经济互利的促动下顺利进展，直至2012年5 月达至高峰，正式签署中日韩投资协定，正式启动中日韩自贸谈判；
在此之后，中日韩合作主要受到日韩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直接影响，以致合作对中日和中韩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和损害，中日韩也越来越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目前日韩两国政坛变化导致对外战略更加“亲美”，在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华竞争与遏制战略的背景下，越来越成为中日韩合作面临的最大障碍。

（三）中日韩的大国地位及其变化

从大国实力对比快速调整层面观察中日韩合作与世界大变局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必须重视上述中美实力对比关系的快速调整的同时，还必须关注中日韩自身作为世界大国相互之间的实力对比与相对地位变化，后者同样对中日韩合作有着重大影响。作为世界大国，上述中美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已足够强烈，但美国始终保持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只是在快速追赶从而快速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迄今也不过是刚刚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三左右，与美国仍有很大差距。但在同样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中日韩相互之间，尤其是在中日两国之间，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则要比中美之间强烈得多。

如图2 所示，直到1990 年，中国仍仅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的约1/8（12.4%），到2000 年也只有1/4（24.3%），而到2010 年即已超过日本并取而代之跃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到日本经济总量的1.05 倍，之后进一步把日本落得越来越远，2020 年更达到日本经济总量的2.9倍。不仅如此，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快速变化，还体现在贸易实力或竞争力、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规模、金融实力与外汇储备以及世界大企业排位等众多层面。如2020 年中国对外货物贸额易高达43660.3 亿美元，继续位列世界第一，相当于日本12067.8 亿美元的3.6 倍。[9]在中韩之间，实力对比关系变化虽不如中日之间那么强烈，但也颇值关注。如图2 所示，中国相当于韩国经济总量的倍数，1990 年仅为1.4 倍，2000 年即攀升至2.1 倍，2010 年再攀升至5.3 倍，2020 年更高达9.1 倍，2021 年为9.7 倍，据IMF 最新预测，2022 年将达到11 倍。[10]

图2 中日韩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变化（1990—2020 年）

（四）相对地位与相互依存的冲突

中日韩三国是一衣带水的东亚近邻，三方合作占据天然地理之便，还分列全球第二、第三和第十大经济体，且都以崇尚对外开放或以外向型发展模式著称，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自然呈现不断强化之势。这始终构成中日韩合作展开和推进的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但伴随上述实力对比关系的显著变化，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在强度不断提升的同时，相对地位或相互依存位势却在发生显著变化，甚至根本转变。其基本态势和总体特征，是中国对日韩的经济依赖程度不断下降，而日韩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快速提升。这在中日贸易关系层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图3 所示，对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在1980 年高达25.4%，1985 年更高达28.5%，之后不断下降，到2020 年已骤降至6.5%，比1985 年的高点下降22 个百分点。而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在1980 年只有3.7%，之后虽有波动，但到1990 年代后开始呈直线上升之势，1990 年为3.1%，到2020 年骤升至23.5%，比1990 年的低点上升了20.4 个百分点。中韩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也大致显现同一态势。这一相对依存位势的显著变化，是上述实力对比关系快速调整的直接结果，并与后者一道，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相互依存关系加深对中日韩合作的基础和推动作用，成为损害中日韩合作的重要障碍。主要原因是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政治互信与经济互利的严重背离。

图3 中日贸易相互依存关系变化

（五）政治互信与经济互利的背离

政治互利与经济互信是中日韩合作的两大支柱或两只轮子，缺一不可。其中，经济互利是中日韩合作的基础和“压舱石”。虽然如上所述中日韩三国经济相互依存的位势的确发生了显著变化，但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强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日韩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还呈快速提升之势。这意味着日韩在发展对华关系、推进中日韩合作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丰厚的经济利益，搭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快车或“便车”。如从1980 年到2020 年，日本对华出口由51.09 亿美元猛增至1405.44 亿美元，40 年间增长了26.5倍。对华出口在日本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同期则由3.9%攀升至22.0%，40 年间提升了18.1 个百分点。[11]从1990 年到2020 年，韩国对华出口由13.7 亿美元猛增至1325.6 亿美元，30 年间更增长了95.8 倍。对华出口在韩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同期则由2.1%攀升至25.9%，30 年间提升了23.8个百分点。①依据 UN Comtrade Database 数据计算。当然，通过加强三方合作，发展对日韩经贸关系，中国也获得了多层面的经济利益，中日韩三方加强经贸合作从来都是互利的。但问题是，经济互利并未能促成三方相互之间相应的政治互信，尤其是从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日韩，并未促成其对中国相应的政治安全信任。而众所周知，政治互信严重不足，安全冲突长期困扰，恰恰是损害和妨碍中日韩合作的最大问题。从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快速调整层面看，导致这一问题的深层背景，除了上述中美实力对比关系快速变化、美国增大对华遏制力度，造成中日韩合作面临严重的“二元困境”之外，中日韩自身相互之间实力对比关系显著调整、相互依存位势的深刻变化，也是其深刻原因，尤其是在中日之间。

一般认为，导致中日之间政治互信不足的主要原因，包括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对立、政治制度差异等。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半个世纪前就已存在，且始终未有根本变化的老问题，为何这些问题在半个世纪前并未妨碍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也未阻止20 世纪80 年代形成中日友好“蜜月期”，而只是到后来尤其是目前才导致中日政治互信缺失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源显然在于，中日实力对比关系和相互依存位势的显著变化，彻底改变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启半个世纪发展进程的历史原点和客观基础。伴随中国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两国之间始终存在的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对立、政治制度差异，在日本方面都被作为所谓“中国崛起的挑战”而越来越凸显出来，从而对双方政治互信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损害。当中国积贫积弱、日本国强民富之时，强势的日本认为可以把这些问题控制在战略上对己有利的方向上，而当中国快速崛起、日本走向衰落之时，弱势的日本又越来越认定这些问题将成为战略上对己不利的“挑战”或“威胁”了。这应该就是在半个世纪的中日关系发展中，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对立、政治制度差异始终未见根本变化，而越到后来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广泛流行、愈演愈烈，对政治互信造成越来越严重损害的深层背景和主要根源。[12]

全球地缘经济布局发生重大调整，世界经济中心不断向东亚转移，也是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中日韩合作与世界大变局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充分体现在世界经济中心快速向东亚转移层面。

（一）世界经济中心快速向东亚转移

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先是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从而欧洲地区位居前列，后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地区后来居上，从而使欧美（西方）长期在世界经济地缘布局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到20 世纪50 年代，日本经济显现高速增长势头并将其延续了20 年之久，20 世纪60 年代“亚洲四小龙”随之起飞，20 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虎”紧随其后，80 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快速增长，90 年代越老柬缅逐步跟进，从而形成东亚经济整体快速崛起的强劲势头。世界银行在1993 年曾专门发布报告，将其称之为“东亚奇迹”。伴随东亚地区经济整体快速崛起，其在世界经济地缘布局中的比重和地位快速提升，从而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和重心。世界经济中心快速向东亚转移，遂成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如图4 所示，到2000 年，RCEP 东亚15 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已提升至23.1%，2020 年更提升至30.7%，已经高于美加墨等北美三国所占比重（27.7%），更明显高于欧盟所占比重（17.9%，加上刚刚脱欧的英国也仅占21.1%）。显而易见，东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大世界经济中心之一，而这三大中心合在一起，到2020 年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约79.5%。从增量看，东亚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更加明显，近年东亚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维持在40%左右，其中中国一国即占到30%。

图4 世界三大区域组织全球GDP 对比变化

（二）中日韩引领东亚经济快速崛起

中日韩均是东亚大国，在RCEP15 个成员中经济总量分列前三位，在东亚经济整体快速崛起，从而推动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转移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占据重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中日韩三国共同引领了东亚经济的整体快速崛起。首先，中日韩三国在东亚经济总体格局中始终占据举足轻重地位，三国经济发展态势如何，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东亚经济总体走势。如在2000、2005、2010、2015和2020 年等五个年份，中日韩三国合在一起，分别要占到RCEP15 个东亚成员经济总量的89.0%、84.8%、82.8%、85.1%和82.2%。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2 年4 月[EB/OL].[2022-04-20].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2/April.其次，中日韩三国共同为东亚地区创造了“非西方式”崛起道路的成功典范，为其他东亚经济体顺利走上经济起飞与高速增长道路提供了成功经验。东亚绝大部分经济体在历史上虽然遭受过西方殖民侵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始终没有根本改变社会文化传统的地区特性，包括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的深远影响。如何在非西方文化和社会秩序的背景下，实现经济起飞与现代化，开始主要是日本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奇迹”，紧随其后的主要是韩国创造了经济起飞与现代化的“汉江奇迹”，目前主要是中国开拓了影响深远的“中国道路”，为东亚地区整体快速崛起提供了举足轻重的榜样和示范效应。再次，东亚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外需/出口主导型特点，而中日韩三国为其提供了越来越重要的出口市场。如在2010、2015 和2020 年，对中日两国的出口额在东盟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高达22.0%、21.8%和23.3%，明显高于对美出口占比9.7%、11.2%和15.7%。[13]在此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具有14 亿人口、包括已有4 亿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国，正在积极推进贸易战略向扩大进口转变，更将为东亚各经济体以扩大对华出口来进一步推进经济增长，进一步搭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或“便车”，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后，中日韩三国对东亚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最新动向是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最重要对外直接投资大国，而东亚也越来越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80.9%都流向了亚洲，高达1108.4 亿美元。[14]日本则很早即已开始对东亚大规模投资，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日元快速升值后，步伐进一步加快。2010 年至2020 年，日本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南等九个东亚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年末余额，由1314.3 亿美元猛增至3719.1 亿美元，10 年间增长达1.83 倍。[15]

（三）东亚崛起进程中的中日韩合作

作为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的快速转移，也为地处其中的中日韩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强劲的发展动力。首先，伴随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的快速转移，东亚在中日韩三国对外经贸布局中的地位快速提升，而基于三国在东亚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在任何一国的对外经贸布局中，其他两国自然成为其对东亚经贸布局的重中之重，从而全面强化了三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为启动和推进三国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强力支撑。这在日韩两国的对外经贸布局中更加明显。如日本对中韩两国出口在日本出口总额所占的比重，在1990 年只有8.2%，到2000 年也仅有12.8%，之后快速提升，到2020 年已提升至29.1%，30 年间提升了20.9 个百分点。[16]韩国对中日两国出口在韩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1990年只有21.5%，到2020 年也快速提升至30.8%，30年间提升了9.3 个百分点。①依据 UN Comtrade Database 数据计算。其次，伴随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的快速转移，东亚各个框架下的区域合作全面展开、快速推进，为中日韩合作提供了良好氛围和重要平台。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是，1997 年底启动的东盟+中日韩（即“10+3”，当时东盟为9个国家，柬埔寨加入后变为现在的10 国），直接为中日韩合作的启动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和良好平台。从历史演进看，1999 年，借共同受邀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三次“10+3”领导人会议之便，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实现了开创历史的三方会晤，中日韩合作由此得以启动。此后直到2008 年，一年一度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都是在“10+3”框架内召开的。再次，从另一方面看，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前三大经济体，在东亚地区格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为东亚地区的整体发展与合作，承担着不可或缺、不能推卸的重任，为此也必须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与互动，这也成为中日韩合作的主要内容甚至主要动力。在最近一次（2019 年12 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中日韩作为东亚经济的中坚力量和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应进一步加强紧密合作，发扬同舟共济精神，在保持各自发展上升势头的同时，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要共同引领区域合作。中日韩总人口16亿、占东亚70%，经济总量近21 万亿美元、占东亚近90%，应担负起带动地区共同发展繁荣的重任。三国要加强在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的协调配合，引领区域合作聚焦东亚、聚焦发展，维护和完善东亚现有区域合作架构，使之更符合地区国家需要。”[17]最后，也是最重要的，“3+X”框架越来越成为中日韩合作的重要领域和优先方向，而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快速转移，东亚有关经济体作为“3+X”框架下的“X”，分量越来越重，地位越来越高，从而为“3+X”框架下的中日韩合作提供了越来越厚实的基础，越来越广阔的平台。2018 年5 月，李克强总理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建议启动“3+X”合作模式，得到日韩两国领导人支持和响应。2019年8 月，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正式签署了《“中日韩+X”合作概念文件》，明确指出：“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众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三国合作亟待在现有进展的基础上开拓新领域、探索新模式，实现提质升级。三国可在拥有优势的领域开展‘中日韩+X’合作，与其他国家分享成功经验。”[18]可见，亚洲和东亚发展中国家被确定为“X”的主要对象。2019 年12 月，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了第一批“中日韩+X”合作早期收获项目清单，清单中的“X”所指定的，主要是东盟相关国家。

与世界百年大变局始终相随相伴的一个关键议题，是如何对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进行越来越必要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2018 年，约翰内斯堡）阐述“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再次强调“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是这一大变局的主要趋向之一。[19]中日韩合作与世界大变局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充分体现在其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强烈互动层面。

（一）多边治理体系深陷困境

2019 年3 月26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巴黎）明确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最严重问题是存在着四大赤字，而放在四大赤字首位的重中之重，就是“治理赤字”。[20]全球治理赤字受到如此高度重视的基本背景之一，是步入20 世纪90 年代之后，全球化全面提速，对全球治理的需求空前增大，而在供给层面，以往担当全球治理主要职能的多边治理体系却陷入了困境，出现了“失灵”“失效”甚至“失败”，越来越难以满足全球化对全球治理空前增大的需求，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供不应求”，即治理赤字。如在全球贸易投资治理领域，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国际贸易投资规模迅速扩大、领域不断拓展、业态全面创新、程序日趋繁杂，亟待调整、完善和强化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体系，而担当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主要职责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却因谈判进展迟缓——原定2005 年即应完成的多哈回合谈判迄今尚未完成，且看不到何时能够完成的希望，几乎陷于被放弃的状态，重要机制停摆——如被誉之为“WTO 皇冠上的明珠”的上诉机构，因美方阻挠陷入瘫痪，总体上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结果是全球贸易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贸易投资摩擦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全球贸易投资活动的顺利运转和正常扩大。又如在全球金融货币治理领域，面对20 世纪90 年代后以各种形式在全球蔓延的金融货币危机，担当主要治理职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却束手无策、鲜有作为，而为完善和强化其职能的改革又进展迟缓，甚至停滞不前。此外，在气候变化、发展议题等层面，全球治理也存有严重问题，赤字累累，亟待完善和强化。疫情暴发之后，多边治理层面存在的赤字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尤其是在作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的全球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两大方面，几乎看不到联合国系统的实质性作为；
本应担当重任的世界卫生组织，面对疫情蔓延显得无能为力；
面对全球金融震荡和市场波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显得力不从心；
面对全球贸易阻塞和产业链条断裂，世界贸易组织显得难有作为。诸如此类，显然都是疫情暴发之前就已存在的老问题，而所有这些老问题在疫情暴发之后都进一步恶化了，从而也进一步加大了变革的迫切性和紧要性。步入后疫情时代，全面变革和全力完善全球治理，越来越成为摆在世界各方尤其是大国面前的重大课题。[21]

（二）区域合作框架蓬勃兴起

在上述多边治理机制陷入困境，难以满足经济全球化对全球治理提出的强烈需求的背景下，各种形式的区域治理框架开始蓬勃兴起、全面展开、快速推进，越来越成为填补多边机制失灵留下的全球治理空白的主要方式。向WTO 申报的区域贸易安排（RTA，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件数，在1955—1959 五年间只有4 件，之后虽有增长，直到1985—1989 五年间仍只有105 件，而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开始快速增加，1990—1994 年153 件，1995—1999 年314 件，到2015—2019 年更达1506 件，每年平均高达300 件。在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兴起的全球性区域合作浪潮中，与世界经济三大中心格局相适应，逐步形成了区域合作全球格局的三足鼎立之势，或所谓“三极格局”。且这一“三极格局”又显现“欧洲领先—北美跟进—东亚滞后”的基本态势。欧洲是区域治理框架起步最早（1958 年）、进展最快、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地区，欧盟（EU）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治理框架。20 世纪90 年代之前，美国通过其高度控制的多边治理框架，完全可以满足其相关利益和诉求，不屑于推动区域治理框架。当多边框架陷入困境，难以借此满足其相关利益和诉求时，美国才开始推动由其主导的区域治理框架。其中最积极也最有成效的是两任总统：一任是克林顿，在1992 年与加拿大建成“美加自由贸易区”后，1994 年又把墨西哥吸收进来，共同建立了NAFTA（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另一任是奥巴马，在其全力主导和推动下，于2016 年达成了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东亚区域治理安排直到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后，才以“10+3”（东盟与中日韩）方式启动，之后开始多元推进，陆续形成“10+1”（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10+2”（东盟与澳新）、“10+6”（东盟与中日韩澳新印）、“10+8”（东盟与中日韩澳新印美俄）等多层次的区域治理框架。

图5 区域贸易安排（RAT）的数量变化

（三）欧美区域合作出现波折

上述“欧洲领先—北美跟进—东亚滞后”的基本态势，近前出现显著变化。领先的欧洲和跟进的北美，区域合作进程出现重大波折，甚至遭遇了“倒退”。在欧洲，欧元启动、欧洲央行成立（1998），将欧盟框架下的区域治理推到了顶峰。但启动后的欧元并未能如成员国所愿，迅速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站稳脚跟、提升地位。尤其是2011年前后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更进一步暴露出欧洲统一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深刻矛盾。近前备受关注的自然是英国脱欧，对欧盟框架造成的严重冲击。因为在欧盟28 个成员国中，英国是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占到欧盟经济总量的15.1%左右。更加严重的是，在欧盟内部，显现脱欧倾向的绝不只有英国一家，早在2017 年法国总统大选时，对现任总统马克龙形成巨大竞争压力的勒庞（Marine Le Pen），在其竞选纲领中也带有鲜明的“分裂欧盟”“法国脱欧”倾向。在北美，2017 年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对美国主导的两大区域合作框架造成巨大冲击。上台伊始，就让美国退出了奥巴马时期全力主推的TPP，随后又对克林顿时期美国主导形成的NAFTA“推倒重来”，逼迫墨西哥和加拿大完全按照美国意愿，重新签署了“美—墨—加协定”（USMCA）。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是对欧洲和北美的区域框架造成巨大冲击和严峻考验，区域框架层次上迟迟未做反应，缺乏整体安排，以致完全无所作为，主要成员面对疫情危机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都进一步暴露出欧美区域框架固有的内在矛盾和重大缺陷。

（四）中日韩三国的共同需要

中日韩三国均是东亚出口/外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对外经贸关系的稳步推进和快速扩大，均是三国经济在不同时期取得成功的关键。目前，三国对外经贸关系仍在总体上呈快速发展之势，并对其经济稳定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推动和支撑作用。1990—2020 年，中国出口总额由627.6 亿美元猛增至25980.2 亿美元，30 年间增长了40.4 倍，日本出口总额也由2876.8 亿美元增至6381.7 亿美元，韩国出口总额则由650.2 亿美元增至5125.0 亿美元。[22]中日韩对外经贸关系的稳步推进和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国际贸易投资环境相对稳定的基础之上，而相对稳定的国际贸易投资环境，又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运转顺畅、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因此，中日韩三国在坚持自身的对外经贸开放战略和政策的同时，也始终是全球经贸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和变革的坚定支持者：一方面积极参与包括WTO 和IMF 在内的多边经贸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和变革，另一方面全力引领东亚区域经贸治理框架的构建、运行和提升。在多边治理层面，中国越来越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外战略的总体目标，在经贸治理层面倡导“共商、共建、贡献”的全新理念，并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完善全球经贸治理的主要平台和高效抓手。在2021 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指出，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此要“维护和完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日本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多次强调“日本必须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甚至要争当多边经贸治理体系的“旗手”。在区域治理框架层面，日本更是多面出击，包括在美国退出后主导达成CPTPP、全力推进签署和启动日欧EPA、积极参与RCEP 签署和生效等，一举占得了全球区域合作的战略先机。目前，日本已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自贸协定（FTA/EPA）覆盖率最高的国家，截至2021 年3 月，已签自贸协定覆盖率高达80.4%，而同期中国、美国和欧盟分别仅为48.8%、43.6%和46.3%。韩国也力图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作用，扩大影响，提升地位，2010年借主办G20 领导人会议之机，充分利用主办国地位，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分配改革，成为国际货币金融治理变革史上的重大事件。其自贸覆盖率在主要经济体中也仅次于日本，截至2021 年3月已签自贸协定覆盖率高达78.6%。[23]

（五）共同担当推动三方合作

中日韩三国在上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层面的共同诉求和共同担当，成为推进中日韩合作的主要领域和强大动力。首先，充分发挥作为世界前十大经济体的大国优势，推进多边治理体系，尤其是多边经贸治理体系变革，成为中日韩合作越来越重要的内容和优先领域。众所周知，由于“世界政府”缺位，多边治理体系只能由大国来主导，战后持续至今的多边治理体系，基本是在少数大国尤其是美国的主导下建立和运行的。但由于上述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快速变化，美国全球第一大国的实力不断弱化、地位相对降低、影响逐步减小，加之特朗普执政时期又采取了一系列“退群”行动，导致其对多边治理体系的主导能力趋于弱化。一战以前，欧洲大国曾长期在多边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作为主战场遭遇两次世界大战，其实力和地位早已不能满足其主导多边治理体系的需求，而这一衰落趋势不仅始终未见转好，近前爆发的俄乌冲突还将使其进一步恶化。在此背景下，中日韩三国更应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在引领和推动多边治理体系变革方面，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9 年12 月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重申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以改进其功能。……我们一致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作用，将致力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强化现有国际规则，确保公平竞争以培育良好营商环境”。[24]其次，充分发挥作为东亚前三大经济体优势，在东亚各个层级和层面的区域合作中加强协调，引领和推动区域治理框架的完善和区域治理能效的提升。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密切协调配合，尽快推进2022 年1 月1 日生效的RCEP 全面贯彻落实，不仅三国自身要率先垂范，还要帮助其他成员尤其是东盟后发展成员切实履行承诺，并在时机合适时，进一步提升RCEP 的总体标准和水平。中国已正式提出加入CPTPP 申请，韩国政府也基本决定申请加入，日本在CPTPP 中占据重要地位，可以发挥一定程度的主导作用，中日韩三国在中韩加入CPTPP 层面，也应加强协调合作。最后，也是最直接的，如何突破目前面临的阻力和障碍，继续推进中日韩合作向前发展，成为摆在三国政府和相关各界面前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被疫情中断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疫情暴发以来，日韩政局和全球格局均已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主办方，刚刚上任的韩国新总统的意愿和能力如何，将成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能否尽早恢复举行的关键。中日韩自贸谈判也走到了十字路口，是借RCEP 成功签署、如期生效的东风乘势而上，还是因RCEP 已经填补了中日和日韩自贸关系的空白而弱化向前推进的动力，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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