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的耦合：“后李娜”时代的媒体奇观*

陈旭光 谭伟豪

(湖北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

改革开放以来，李宁、姚明、刘翔等优秀运动员是媒体重点关注的对象，其媒介形象早已超越体育的范畴，成为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国家和商业运作的层面上，体育明星所折射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意义常常能引发显著的“奇观效应”，成为官方、媒体、受众共同追捧的对象。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在役运动员的媒介形象和现实价值，而忽视了其退役后持续的社会影响力。

两夺“大满贯”冠军的网球运动员李娜是举世瞩目的体育明星，2014年9月19日，她宣布退役。退役后的李娜筹备网球学校、拍摄自传电影、参加综艺节目、参与网球比赛推广、接受广告代言……一系列活动使她一度在“中国最具商业价值明星榜”上排名第24位、“体育明星榜”排名第1位。可见，退役后的李娜其受追捧的程度不减当年，各种权力场域中的“李娜话语”频出，得到了官方、商界与大众的高度认同，掀起了“后李娜”时代的媒体奇观。

(一)李娜媒介形象研究

雷蕾通过《人民日报》2010—2014年的“李娜报道”，分析了新闻报道与体育明星形象建构的关系[1]。王颖江[2]、刘钊[3]、李佰伦[4]都关注了李娜媒介形象背后的时代意义，力图窥探社会转型期中国体育明星媒介形象的变迁之路。常凯硕以李娜为个案，从定位策略、建设策略、传播策略、管理策略、发展策略五个方面总结出体育明星品牌构建与传播的普适性策略[5]。陈茜则认为《中国体育报》和《中国青年报》的“李娜报道”具备鲜明的英雄主义叙事色彩，经事实建构、神话建构、意识形态建构三个层面的路径，“李娜报道”建构了国家认同[6]。

上述研究多以李娜为个案，围绕“各类媒体如何呈现其在役形象”“李娜报道如何建构国家认同”进行探讨，极少观照其退役后的社会效应和文化意义。作为世界级的体育明星，个性鲜明的李娜在退役后积极投身于赛事筹办、公益事业、体育教育等领域，并开办了个人餐厅，其影响力持续存在。随着个人自传《独自上场》、纪录片《娜就是我》的推出，以及“国际网球名人堂”的入选，“后运动员”时代的李娜延续了在役时的媒体奇观，并将其“名片效应”从体育场发散至教育、文化传播等诸多领域。

(二)体育明星与媒体奇观研究

居伊·德波(Guy Debord)将“一个围绕形象、商品和喜剧性事件而组织起来的媒体和消费社会”视为“奇观”[7]。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媒体奇观”的概念，以指代“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8]2。在凯尔纳看来，媒体文化将体育转化为出售产品、名人价值、价值观和媒体消费社会机制的一个奇观。这一奇观是媒体对体育的深刻影响甚至劫持,他以乔丹为例，指出篮球明星乔丹现象不仅仅是一种体育现象，更是一种媒体奇观。国内学者对于体育明星与媒体奇观的研究多沿袭凯尔纳的学术思想，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体育产业的奇观化趋势。此类研究多将体育明星视为一种符号，试图“以小见大”，观照体育产业的发展走向。研究指出，媒体奇观研究是近年来体育学界的一个研究方向，它与符号消费、文化、媒体、社会领域联系紧密，是职业体育不断追求符号化、商业化、景观化的发展过程[9]。当下，竞技体育运动在信息娱乐工业中逐渐被奇观化，体育赛事媒体奇观现象容易引发体育的去中心化和过度商业化，也容易让受众在媒体报道“失范”的情况下迷失在虚拟的体育赛事狂欢中[10]。因此，新业态下各利益方要正视处于强势上升期的体育传媒与相关行业可能造成的对体育、受众、资本等主体的异化后果，形成对媒体奇观的训导与规诫机制[11]。

二是体育明星的奇观化批判。骆繁荣认为，明星现象不仅是一种体育现象、商业现象,更是一种媒体奇观，需要辩证地、批判性地看待[12]。黄璐指出，体育传播中的媒体奇观是由体育、政治与传播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的，必须以一种联系视角去考察其作用机制[13]。董青、洪艳、李静则对体育明星媒体奇观形成过程中偏离和异化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提出媒介与体育应寻求合作共赢之路[14]。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多集中于体育产业的奇观化趋势、在役运动员的奇观化批判等方面，极少观照体育明星在媒体奇观中的持续运作机制。事实证明，奇观从生成到式微，或到再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权力关系和多元价值斗争的过程，其彰显的文化意义是亟待考察的议题。为此，本研究以体育明星李娜为个案，具体讨论两大问题：一是大众传媒、官方、商业、粉丝如何以退役后的李娜为核心，建构了“后李娜”时代的媒体奇观？其间潜藏何种复杂的权力关系？二是这一媒体奇观体现了怎样的话语机制？表征了何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意义？

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法。文本选择以2014年9月19日(退役日)至2019年10月24日的李娜报道，所据文本来源于《中国体育报》、腾讯网(包括图、文、视频等)、百度李娜贴吧(中国女网娜娜吧)、部分李娜采访和纪实影像(如2014年9月30日的李娜退役仪式、2016年5月24日播出的《鲁豫有约·李娜》、2019年7月20日入选世界网球名人堂、2019年11月6日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季》)。研究者以“李娜”为关键词在慧科中文报纸数据库进行“标题及内文”搜索，得到《中国体育报》样本398篇；
在《体坛周报》官方客户端“体坛+”App和报刊合集“嗨客”App得到《体坛周报》样本54篇。研究者对上述文本进行深度阐释，以厘清“后李娜”时代媒体奇观的基本特征。

对“李娜奇观”进行分析，应观照多方建构主体的意图及其赖以生根的权力关系进行阐释，本研究通过话语分析进一步挖掘媒体奇观潜藏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福柯的“话语-权力”思想着力于话语的深层结构及其权力流动，体现出从建构性权力转向生产性权力的话语权力观，为本文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在话语研究中，结构主义范式习惯于从各种关系中寻找出一种意义如何被稳固地生产出来，而以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学者更关心“如何说”和“为什么这样说”的问题，在他看来，某一特定文本的建构往往是多方共建的、动态的，必须关注该文本在话语实践中的权力表征和整体结构，而权力并非根植于社会结构中，而是不断交换的过程。在当下的媒介生态环境下，“后李娜”时代的媒体奇观不再由官方全权主导，商业资本、普通受众也能参与到奇观的生产中。多元价值涌入与技术赋权带来了话语的共存与嵌套，使当下媒体奇观的表象错综复杂。本研究试图通过话语分析厘清上述现象，以发掘媒体奇观背后的话语生产机制和权力关系图景，这一研究旨归与福柯的“话语-权力”思想高度契合。

凯尔纳认为，奇观本身是一个各种话语冲突的场域，当代媒体奇观构成了一个推行霸权和抵抗霸权共存的话语场[8]14。从李娜这一个案来看，其“后运动员”时代的媒体奇观主要表现于“专业话语与体坛神话”“官方话语与民族主义”“商业话语与符号消费”“粉丝话语与多面偶像”四个层面。

(一)专业话语与体坛神话

自李娜两次夺得大满贯后，“首个夺得单打冠军的亚洲人”“中国网球代表人物”“中国一姐”等话语充斥于李娜报道中。2014年9月21日，李娜退役新闻发布会举行，她对自己的网球生涯进行了全面回顾，并四度流泪，透露出对球场、球迷的不舍之情。新闻发布会在当天得到了争相报道，被称为“中国网球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2014年9月30日，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为李娜举办的退役仪式再次引发媒体关注，在仪式上，各方嘉宾的发言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李娜退役仪式上的嘉宾发言

新闻发布会与退役仪式上，“最重要时刻”“两个大满贯冠军”“顶尖的选手”“巨大贡献”“宝贵财富”“真正的斗士”“亚洲第一位”等评价性话语，无一不与李娜的职业身份紧密勾连，建构了一种专业性强的话语意义，即李娜的运动成绩卓越，是一个体坛神话。发言人在国际网坛的权威性，使上述话语的专业性进一步提升，它们经由媒体向全球直播，数以亿计的受众第一时间共享和解读了“李娜话语”，而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体育报》大篇幅报道了此事；
专业媒体——《体坛周报》开辟了八个版形成了李娜退役特刊；
平台和社交媒体——腾讯、新浪等媒体也纷纷以专版专题的形式对事件进行了报道。

研究者在慧科中文报纸数据库以“李娜+退役”进行搜索(2014年9月19日—2019年10月24日)，得到样本共计8 997篇。可见，各大媒体对退役后的李娜给予极大关注，其热度不减。研究者对专业性报刊《体坛周报》的54个样本进行词频分析，如图1和表2所示。

图1 《体坛周报》李娜报道的词频

表2 《体坛周报》李娜报道的前二十位词频

表2显示，退役后的李娜报道依然充斥着“满贯”“球员”等专业话语，排名前二十位词语几乎全部关涉体育领域，而“郑洁”“张帅”“彭帅”等高频词的出现也与网球专业密切相连。上述报道借重专业话语凸显李娜的运动成绩，及其对中国网球事业的贡献，试图生产出一位实力超群的体育明星。可见，在赛场之外，退役后的李娜依然与网球、与体育密不可分，这彰显了专业话语与媒体奇观之间的微妙关系，是其作为奇观符号散发持续影响力的体现。

在《体坛周报》“2014年度体坛年度人物”的专访中，李娜本人也十分感激社会各界对其专业性的认可：“对于我来说，既然是职业球员，那么打球就是我的工作；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尽心尽力把这份工作做好……”[15]2019年7月20日，李娜成为第一位跻身国际网球名人堂的亚洲球员，她表示：“对于我来说，网球运动是我的职业，我需要做的，就是尽力做好我的本职工作。”[16]上述报道大量援引李娜的讲话，将“职业球员”“本职工作”“中国网球”等专业性话语呈现出来，李娜的自我评价也被限定于专业领域(“有的人会夸大我做出的贡献，我真的不喜欢这样，或许我对中国网球做出的贡献，只有一点点。”)，且与“最优秀”“中国骄傲”等肯定型话语勾连，这使得“专业话语+体坛神话”的隐喻得以反复书写，并被其他媒体大量仿效。

专业媒体《体坛周报》不遗余力地建构了“后李娜”时代的“体坛神话”，主流媒体《中国体育报》则从官方的视角对上述专业话语进行了复现和体认，以形成文本和意义上的互文。同时段《中国体育报》的李娜报道词频如表3所示。

表3 《中国体育报》李娜报道的前二十位词频

表3显示，“网球”“澳网”等专业性话语多次复现于《中国体育报》这一官方媒体上，在排名前二十位的词语中，直接涉及专业领域的多达15项。《体坛周报》“两度大满贯冠军，多次杀进决赛和四强”这一专业话语描述不仅被援引和化用于《中国体育报》的报道中(《亚运会在韩国仁川开幕 李娜宣布因膝伤退役》，2014-09-20 )，还在同一天的《体坛周报》上的不同报道中进行了复现(《爱笑的李娜流过的泪》《非典型李娜的非典型告别》，2014-09-22)。

可见，退役后的李娜继续在专业领域发挥着影响力，其符号价值通过专业话语的复现被不断巩固，最终续写了“体坛神话”。媒体的争相报道和海量转载形成了文本间的互文关系，它们无处不在地进行着话语共享，以“英雄隐喻”建构李娜这一“网坛神话”，凸显李娜给中国网坛和世界体育带来的巨大影响。媒体通过强调运动成绩、铺陈专业话语来询唤“体坛神话”“中国骄傲”这一价值；
通过不断征用国家修辞、进行情感动员，以延续“后李娜”时代的媒体奇观(“李娜的运动生涯结束了，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

(二)官方话语与民族主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7]6。他认为，新闻报刊等大众传媒广泛传播创造了统一而有限的交流领域，印刷资本主义增强了语言的相对固定性，生产出新的占据政治优势的话语，从而助力于民族主义的建构，“民族”的客观要素让位于一种共同体的主观认同，最终“民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人造物”。体育作为一个合法的竞技场，长期以来，个人和集体(包括国家)常利用它来表达集体情感[18]。而体育报道擅长运用各种民族主义叙述策略，激发这种集体情感，建构共同体的主观认同。

李金铨认为，“肯定型”“武断型”“好斗型”和“理性/批判型”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四种媒介叙述策略。其中，媒介的肯定型叙述遵循官方意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生产主旋律话语，强调国家的伟大复兴；
武断型叙述将简单的信息处理得武断煽情，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抓人眼球，增加戏剧性；
好斗型叙述善于抓住公众的怨怼心理，在市场与官方的底线中转换，以搅动民族主义议题；
理性/批判型叙述则呼吁进行改革，以理性、中立的话语探寻民族主义议题[19]。在《中国体育报》的李娜报道中，主要体现了“肯定型”“武断型”“理性/批判型”三种叙述模式。如表4所示。

表4 《中国体育报》李娜报道的民族主义话语模式

在“肯定型”叙述中，李娜被建构为民族国家的英雄人物，“至关重要”“中国体育的魅力”“历史第一人”等官方话语的介入，使退役后的李娜依然成为建构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的重要载体，是“体育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榜样力量。通过“李娜话语”，媒体勾连起个体与国家、中国与世界等多重议题，并指向“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价值序列。站在“民族-国家”这一神圣高度上的李娜，在传递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同时，使民众产生强烈的作为同一国民的“集体意识”，正是这种集体意识的整合，让体育再次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理想媒介，使“后运动”时代的媒体奇观得以延续，使“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

在“武断型”叙述中，媒体首先以“伤病”问题为核心，以“流泪说不舍”“哽咽谈退役”的叙事凸显李娜艰辛的运动员之路，煽情风格显著，如“严重的膝伤却成为了李娜更进一步的最大障碍……”；
其次，“与西方抗衡，彰显大国意志”是“武断型”民族主义话语模式的重要手段，在李娜报道中，它表现为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恒常化，如“尽管退役两年……李娜的名字依然和乔丹、贝克汉姆、帕尔默这些伟大的传奇并列在一起”。类似的表达在报道中多次出现，试图建构与稳固李娜(自我)与西方一流体育明星(他者)势均力敌的权力图景，从而隐喻这一事实——当下中国早已从“东亚病夫”的阴影中走出来，成为能与西方抗衡、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大国。安德森认为，正是新闻报道通过重复图像和语言，生成了民族认同所必需的团结，构建了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20]。在李娜退役及其后续报道中，媒体反复而密集地调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话语，以“武断型”叙述将感动模式和对比模式输出为主流范式，从而淡化个体的私人化情感，凸显大众对体育英模的歌颂，以强化政治、文化和社会认同。

在“理性/批判型”叙述中，媒体对“后李娜”时代中国网球事业的发展提出反思，认为突破当下青黄不接的困境，需要球员个体的努力、运动员培养机制的优化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如“李娜退役可能会给中国网球带来一定影响，但最终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还依赖于项目管理和运动员自身的努力”。上述报道多以“青黄不接”“遭遇尴尬”“可持续发展”“找到问题，解决问题，面对未来”等批判性话语和期待性话语为主，从宏观层面分析中国网球、中国体育的未来走向，并将体育与国家发展紧密勾连，倡导理性民族主义。

上述民族主义话语策略的运用表明，各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在对党负责的同时，旨在通过民族主义话语框架和议题建构，满足资本市场和受众需求。显然，通过对退役后的李娜进行持续关注，以《中国体育报》为代表的媒体寻找到一条既能得到官方和受众认可，又具有资本吸引力的安全之路。在此过程中，借重多元的话语策略，唤醒了公众民族国家身份和爱国情感，体育成为国家建设的理想媒介，并最终使媒体奇观得以延续。

(三)商业话语与符号消费

李娜的职业之路从未离开过商业资本的介入，早在她事业起步的1997年，全球运动品牌巨头耐克公司(Nick)便资助李娜前往美国，进行专业的网球训练。2009年，中国网球管理中心允许李娜“单飞”成为职业球员后，耐克公司更是大规模地对其进行资助，并公开表示，中国球员李娜正直、坦率、幽默的风格与耐克“Just Do It”的口号精神极为吻合。为此，耐克公司在中国总部的大楼被命名为“李娜”，多款以李娜为核心的品牌宣传方案随即推出。在李娜的职业生涯中，每逢赛场失利时，耐克公司便适时打造“为你呐喊”“活出你的伟大”等主题广告；
在其宣布退役时，则制作了“要做就做出头鸟”的致敬广告片。此外，针对李娜的中国粉丝，耐克公司推出了“偏爱娜样”系列运动服，并以李娜名字的首写字母“L”和“N”设计其logo，产品一经上线，便取得了极高的销售额。

自2011年“澳网”以来，李娜一直是瑞士著名手表制造商“劳力士”(Rolex)的广告代言人。2019年，退役已五载的李娜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随即成为了著名汽车品牌“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的代言人，这是获得该品牌代言的唯一中国人。高端奶粉品牌“爱他美”(Aptamil)关注到退役后的李娜，并以“大满贯妈妈”为诉求点，打造“尽可能还原母乳营养”的理念，使李娜成为其绝佳代言人。可见，商业资本并未抛弃退役后的李娜，反而对其进行了高度的追捧，在各大媒体上大规模地重塑了“后运动员”时代的李娜形象。这些包装精致的形象和话语潜藏于眼花缭乱的广告和宣传片中，在消费主义的助推下，掀起了一场新型的媒体奇观。

正如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言，消费社会将一切物质变成符号，消费成为“寻求主体的身份与地位的过程，但这种身份与地位，本身又是符号体系建构起来的”[21]。消费者购买上述李娜代言的产品时，似乎也获得了与李娜一样的运动气质和社会地位。这带来了一种社会分层化的奇观——上述品牌以广告等多种方式向消费者许诺，它们可以带来超凡脱俗的心智品质，使消费者成为一个全新的、如李娜一样杰出的人。于是，购买这些产品、消费这些符号也就拥有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生产者、产品、消费者以一种生活风格被结合为共同参与者，是一个消费共同体[22]196。而李娜作为这一共同体中图腾式的符号，与品牌、大众之间早已建立了难解难分的关联，是消费主义奇观中的权力中心。

体育是审美和信息符号以很容易转化为商品化乐趣的方式与流行情感相遇的地方[22]88。大卫·罗(David Rowe)认为，以爱国主义之名，媒体在全球体育赛事中鼓励集体意识，最终助力于营销[23]。借由李娜这一民族国家符号，商业资本在搅动大众爱国热情的同时，更擅长以商品化的形式使其自觉自愿采取购买行为，进而建构风起云涌的物质消费和符号消费景观。这一过程的吊诡之处在于，尽管绝大多数消费者清楚地知道，购买上述产品并非能对其生活质量产生飞跃性的提升，但他们追赶潮流、希冀实现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的集体意识最终会助力商业营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退役后的李娜依然颇具感召力的原因，只要商业资本还在建构李娜“高大上”的形象和话语，其符号价值便不会消失，消费者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想象便会继续，符号消费将继续与物质消费相辅相成，消费主义下的媒体奇观依然壮观。

(四)粉丝话语与多面偶像

近年来，随着各类资本的强势入局和媒体技术的发展进步，传媒业态下的体育展现出了多样化趋向，体育运动员的商业价值备受关注。李娜粉丝众多，其新浪个人微博关注量高达22 558 830人，百度贴吧“中国女网娜娜吧”帖子数高达2 858 321篇，关注度达127 661人(搜索时间：2019年12月29日)。贴吧内除了李娜曾经的比赛视频、已推出和将要推出的广告片、活动宣传片外，几乎全部充斥着粉丝言论。他们积极回应外界对李娜的质疑，反驳不实言论，维护李娜形象，如针对李娜在《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季》中“被喷”的现象，粉丝们号召：希望“娜离子们”可以去微博控评反黑一下[24]。可见，粉丝话语对李娜正面形象一以贯之地修复和维护，使其偶像身份在退役后得以延续。研究者以纪录片《娜就是我》、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季》的部分网络弹幕与微博评论为样本，试图探究粉丝话语与“李娜奇观”的关系，如表5所示。

表5 李娜相关综艺节目的网民评论

在《娜就是我》和《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季》的粉丝留言中，鲜见“世界冠军”“大满贯得主”“优秀运动员”等专业性、官方性话语，而“美丽”“青春”“可爱”“浪漫”“性格好”等生活化话语增多。当一个偶像崇拜的时代造就了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关于明星与粉丝的文化结构，可以看到，在粉丝话语中，李娜已经成为一个体现普世价值和具有广泛社会价值的文化符码，如回归生活的可爱女人，充满母性光辉的平凡女人。这使她成为一个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观的能指——既是民族精神的象征符号，又是消费主义和粉丝文化的代表。

可见，退役后的李娜在多方话语的建构下，既保留了“体坛神话”“民族英雄”的形象特质，又成功地拓展为日常化、商业化、娱乐化的多面偶像。在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层面上，她成为一个包裹着特定意识形态的符号，受众根据自身的主体位置来对李娜这一符号进行阐释和挪用，所形成的粉丝话语最终与专业话语、官方话语、商业话语一道建构了“后李娜”时代的媒体奇观。

如果把退役后的“李娜奇观”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文本，那么，不同于传统时代媒体奇观由官方书写的模式，新时代的奇观建构摒弃了单一话语的生硬灌输，而是通过“话语耦合”的方式形成意义互文。这种“耦合”表现在：一方面，专业话语成为互文性的基础，即正是由于李娜突出的专业成绩，各方才会以此为依据，突显其持续的影响力，试图打造一个国际化的体育英雄和一场举世瞩目的媒体奇观；
另一方面，各个主体并未激烈地进行话语对抗，而是在保留自身话语特质的同时，充分挪用与改造，形成耦合。正如当官方以专业话语为基础持续为李娜“加冕”，商业资本则瞄准于加冕后的“李娜价值”，铺陈出大量的消费主义话语，粉丝最终在官方、专业和资本话语中穿行，并从自身出发利用社交媒体等平台关联着李娜文本，使之呈现出丰富的话语意义。上述话语的共生促成了主流意识形态、消费主义、个体主义、粉丝文化等多元风格的互文谱系，构筑了后运动员时期李娜的意义体系与媒体奇观。这表明，互文性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语篇的表现形式中,它更多地指一种文化的一般形态,这种形态是一个复杂的代码网络,具有异质弥散的文本实现形式。其间，各种话语并非彼此压制，而是互相耦合，在彼此镜像、彼此流动中建构出媒体奇观。

在福柯看来，互文性机制下必然存在着特定的权力结构，多重话语耦合所构筑的价值序列会促成媒体奇观背后的权力暗流。在中国式体育英模的话语体系中，官方借由李娜所展现的民族国家意义，从规训的层面上使奇观的内核不偏离主导价值(如“中国骄傲”“历史第一人”)。在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中，官方话语借由大众媒体进行输出，助力于集体记忆与民族想象的生产，并最终使“民族国家”成为最高的价值序列。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的黏合性及其协商实践，动态地勾连起各个主体，又使它们在互文中被主导价值所统摄。这也解释了，即使多元话语嵌套带来了意义上的丰富性，但在看似纷杂的话语体系中，“后李娜”时代的媒体奇观依然表现出相对稳定的形态和社会影响力。

综上所述，在互文性机制下，各方话语历经生产、消费与耦合，建构了“李娜文本”的意义体系，形成了“后李娜”时代的媒体奇观，这一过程彰显了一种话语的政治，即官方、媒体、商业和大众都试图借重“李娜文本”生产与自身利益相符的话语，获取某种传播资本和话语权，这再次表明：体育、文化以及媒体不羁的三位一体是权力角逐和无常形式的更动态的隐喻[17]271。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上述政治的运作过程，最终打造出了一个个如李娜一样代表专业精神和商业奇迹的“奇观符号”，使之集全球化、商业化、体育运动、娱乐和媒体于一身，以激发大众的爱国情感和国家认同，满足价值多元时代的消费模式和情感诉求，书写崭新的媒体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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