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开展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及其发展脉络
时间：2023-01-18 08:00: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韦统义 史 钰
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恶劣的自然条件、国民党的军事及经济封锁、承载大量抗日青年和军队等使得边区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权力结构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一些群众不愿劳动的现象，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开展劳动教育的必要性。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劳动教育研究比较少，大部分学者就劳动教育的内容与实践、劳动教育的现实启示进行论述，而中国共产党开展劳动教育的基本逻辑与具体发展脉络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翻阅陕甘宁边区的相关史料与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试图揭示中国共产党开展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及其发展脉络，以期丰富陕甘宁边区关于劳动教育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就面临着经济危机，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后，中央苏区的经济资源更加匮乏，不仅作为必需品的粮食和油盐不足，依赖外界输入的布匹、煤油、药材等也极度缺少。红军供应困难，吃不饱穿不暖，弹药短缺，部队得不到休整，人人都像“叫花子”一样[1]。党的领导人认识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在革命战争的背景下，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供需矛盾，毛泽东提出：“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2]一些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鼓励妇女积极参与劳动生产，在军队中号召节约粮食，成立专门机构来应对粮食问题等，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已有危机，但是并没有彻底解决经济危机，甚至某些举措还造成了政府与群众关系的紧张。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更加严峻，不单单是军队保障的压力，还要改善边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号召人民群众参与抗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39年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呼吁边区各群体广泛开展劳动。同年，边区教育的工作方针与计划对加强学生生产劳动做出规定：“每个小学必须种地；
种地来源主要是开荒或与附近群众协商办理；
所有收获一部分作公用；
生产劳动中注意方法和工具的研究”[3]44“还在初小和高小学段都设有‘劳作’课程”[3]61。学校的劳动不仅仅面向学生，还要求教员积极参加，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边区政府积极鼓励先进生产者，1939年4月1日发布的《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规定，对于“生产运动具有特殊成绩者”，可授予“劳动英雄奖章或奖状”这一荣誉[4]。
在中国共产党与边区政府的号召下，机关、部队和学校每天下午固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1939年部队全年开荒25,136亩，收细粮2,590石，中央和地方各机关共开荒地162,841亩，收细粮17,619.82石，生产蔬菜2,290,852斤[5]。这样的生产自给运动一方面开辟了可以耕种的土地，缓解了人民群众和军队的粮食危机，另一方面使一些从未劳动过的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和不愿劳动的人民群众感受到劳动的收获和喜悦。但是在实际开展劳动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许多问题。
在部队中，留守兵团的一些人员明确知道生产劳动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但是依旧存在注重指挥作战、轻视生产劳动的问题。有的党政机关未将生产运动作为中心任务，一遇到别的事件发生，就松懈了生产运动的重心任务[3]235。还有一些干部借着行政工作的借口而放弃生产运动或将应由自己完成的生产计划交给群众去做。在学校，教育与实际生产工作脱离的情况不容忽视。截至1939年陕甘宁边区各机关的生产开荒任务指标完成度最高的也只有50%[3]347。面对这样的状况，边区政府的劳动教育不仅仅是制定计划、号召人民群众参与生产，还要注重思想领域的教育，将人们从封建的小农思想中解放出来，改革中国旧式教育所带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的不良影响。
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劳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部分人认为只有社会中上阶层才有资格接受文化教育，只有统治阶级子弟才能拥有读书的权力，而耕田是劳苦大众的本分。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存在这样的现象：过去的小孩子一进学校，就轻视劳动，更谈不上从事劳动[6]。皖南事变后，边区的财政困难愈加严重。在这一阶段，边区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开展劳动教育过程中如何解决客观环境的困难，如何打破消极劳动与本位思想的限制，让群众自觉而广泛地参与边区生产建设。
首先，重点激发民众的对劳动的兴趣与热情。“兴趣是人的行为动机内蕴最初始、最真实恒久的因素。”[7]1940年公布的《边区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指出：“实行劳动教育，边区教育应特别注重劳动教育……养成他们劳动的兴趣和重视爱好劳动的习惯。”[8]1940年12月，边区政府积极号召妇女干部深入基层，做好教育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工作，通过劳动激发她们自食其力的信心。边区政府提倡劳动互助形式，发挥民间传统互助在发展农业上的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边区政府举办了农业展览会与工业展览会，表扬和奖励在各行各业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个人与单位。
其次，争取“不让一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扫除一切生产限制因素。针对土地少、劳动人员不足的问题，1941年春，在党中央领导下，八路军第359旅开赴荒芜人烟的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359旅在开垦前制定了部队生产计划，规定了生产基本原则，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军人代表大会以及生产动员大会，让大家知道开垦农田、参与生产劳动、建设边区的重要性，让大家认识到解决边区经济危机和上前线击杀日寇同样光荣。广大官兵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最后，加强对党政军干部的劳动宣传与动员，缓解紧张的干群关系。1941年1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春耕运动的指示信指出：每个干部必须对今年春耕运动有充分的认识，用新的精神、新的努力完成更重大的任务。同年，在春耕及其他工作的指示信指出，各专员、县长要将春耕当作“第一件要紧的事”，亲自下乡去领导，亲身参加生产做模范，以春耕工作的好坏作为衡量各县领导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准，不达标、不努力则会受到批评。在开展征收救国公粮工作时应该循序渐进，针对不愿意参与者，要详细地对民众进行解释，耐心开导，保证其利益，引导其主动上交粮食。对于一些党政军干部中存在的不良习气与作风，有针对性地开展整治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活动。
兼顾思想与实践的劳动教育使得边区生产工作得到了落实，也帮助群众树立了正确的劳动观念。学校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形成了正确的劳动观念、积极的劳动态度，培养了广大学生以劳动为荣的思想观念和自觉珍惜劳动成果、乐于奉献的优良品质；
官兵们通过生产，革命思想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深刻体会到了生产劳动的意义和作用；
农民群众在农忙时相互帮助，有力的出力，有畜力的出畜力，互相学习生产经验，甚至许多无业游民也参加了生产劳动。妇女们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起了劳动光荣的思想，通过参加劳动经济上获得独立，为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一定基础。各行各业涌现出一批先进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成为劳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榜样示范。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劳动教育所要达成的效果并不突出，生产运动的规模不大，“耕三余一”(耕种三年，积余一年的粮食。编者注)的生产指标并没有完成。军队中存在重商轻农的思想，1941年生产任务的完成大部分依靠商业。在物价飞涨的背景下，部分商家转手就赚了钱，于社会生产毫无补益，助长了投机之风[9]。个别人发生了贪污腐化、拐款逃跑、退伍回家的现象，一些干部的作风出现了腐化倾向，生产纪律不严明。因此，毛泽东认为党内的作风需要整顿，亟须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等思想，破除不合乎中国实际的理论。同时，中国共产党应该将整风运动与劳动教育结合起来，调动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与主动性，促进生产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劳动教育有了更深刻的变化，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作为起点，将满足人民利益需求视为最终目的，利用更富有“人民性”的话语构建劳动宣传体系，激发人民群众对边区的归属感，从而自发组织参与劳动生产。同时边区政府教育干部改变不良工作作风，建设廉洁政府，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
在军队方面，对于部队中出现的激进、脱离实际、缺乏责任心等行为进行整顿。针对个别同志重商轻农、舍本逐末的思想，1943年关中驻军拟订计划时提出要“打破轻视农业生产的错误观念”[10]；
“团部各首长也都编入小组内，与战士同样参加生产，这对于动员和领导上都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11]针对部队生产纪律问题，规定“早出迟归，不讲怪话，不争待遇，遵守风俗，服从领导[12]。主动解决军民之间的纠纷，举行拥军、拥政爱民军民联欢大会，对借群众东西不还和毁坏等问题进行处理整顿，在部队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积极改进工作。
在干部工作方面，坚持学习理论知识与参加生产实践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边区政府为干部开设学习生产技术方面的专业技术课程，组织他们了解当地气候以及土壤相关性质，普及耕地知识与种植技术，积极向当地百姓学习成熟的经验。在学习专业生产课程的同时，动员干部参与生产实践活动，让其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以身作则，进行修校舍、挖窑洞、开荒种地等生产活动。
在学校教育中，各地依据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学生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科学制定生产计划，划分生产小组，学校校长、主任、教员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方面做模范。针对之前存在的教学方针脱离边区社会与人民群众等问题，提出“学校、家庭、政府与社会”四位一体的方针政策。
采取多种方式鼓励民众参与生产劳动。第一，大力推广劳动竞赛与劳动互助运动。竞赛不仅在农村之中开展，还呼吁党政军各机关积极参加，注重组织和监督，使竞赛能够取得显著效果。同时，边区政府要求对劳动互助运动有更高的关注度与更广泛的推广力度，研究变工队、扎工队的典型经验，得出规律后使之一般化。第二，减轻民众负担，调整利益分配。1943年开始边区发动了彻底的减租减息运动，颁布各项相关条例，对减额做出明确规定，制定农民承担得起的贷款利息率，并且检查其实施情况，组织农民开斗争会等。第三，对“二流子”进行思想改造，使其自愿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组织他们参与集体生产，对通过劳动变成劳动英雄的“二流子”进行奖励。第四，对文艺界存在的唯心主义、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问题提出批评，促进知识分子的自我审查与反省，改造自己的意识，投身革命实践与群众打成一片。知识分子以实际行动呼应党的号召，走出书斋，开始下乡、下厂、下部队，思想感情与阶级立场得以转变，创造出许多适应时代要求、反映人民群众实际生活、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文艺作品。人们真实地感受到了劳动者的尊严与地位的提高，劳动者高大的正面形象树立起来了。
经过了这一阶段的劳动教育，人民群众、机关单位、学校的生产自给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边区军队逐步从部分自给、半自给到全部自给，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与军民关系均得到很大改善。劳动人民的生产热情被激发出来，棉纱、布、铁、纸等物资做到了基本自给。边区军队吃穿用度不但能够自给，还每年向政府交纳剩余。随着劳动教育的进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劳动竞赛、互助组织，普及了劳动知识与技能，逐渐克服了轻视劳动的思想，形成了以劳动为荣的思想观念；
军队官兵主动帮助农民群众开荒、耕种、施肥、锄草，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
党政干部主动参与经济生产，在解决经济问题中锻炼了自己的工作能力，树立了良好的工作作风；
文艺工作者经过整风运动的洗礼，在劳动生产中净化心灵，从而创造出更多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使其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这有助于妇女的解放与社会的进步。
陕甘宁边区劳动教育开展的基本逻辑是从满足抗战需求，解决边区的财政危机而来，面向学生、农民、妇女、干部、军队等群体，展开了大生产运动、劳动竞赛、劳模运动等活动，在此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与思想观念的抵触，在整风运动中逐渐发展成熟，完成了从行动呼吁到思想教育、经济需求到政治需求的转变。最终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了抗日物资的供应，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
整顿了干部队伍出现的贪污腐败问题，密切了军民关系；
中国共产党也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优秀领导干部和经济工作者。在此过程中将自力更生、劳动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塑造了社会道德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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