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全球化的生态风险及其规避

鲁明川

(浙大城市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工业革命以后，资本开始发力，资本的全球化随之开启，它通过货币的聚合和脱域功能，打破自然资源的地域之限，按照资本增殖的需要，重新配置全球资源，制造纷繁庞多的商品世界和价值通约的全球资本体系，资本渗透并日渐掌控了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人们现实的生产生活不知不觉地被资本所座架。当前，资本依然是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阻挡的主流趋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前积累及其构建的以资本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优势地位并不断扩大资本在全球的控制力。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国际资本、参与资本全球化为其发展本国经济和扩大对外经贸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机会。但风险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受本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所限，在资本的时空布展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在获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往往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如何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发展壮大自己并规避资本引入的生态风险，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根据人类社会交往和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与发展，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掀起了三次全球化浪潮：一是地理大发现后，缘于对稀有物品和财富的强烈占有欲，众多欧洲海上国家纷纷走上了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促进了世界的大发现和大交流；
二是工业革命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国内工业品“堆积”难题，资本家开始疯狂占有和抢夺全球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商品的异域生产和跨国消费成为一种常态，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向全球，国际分工进一步细化、国际贸易迅速发展；
三是“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以后，随着生产和服务的全球分工，大量发展中国家参与到了全球化产业链，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建立了众多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生产合作和经贸往来愈加密切，全球经济发展持续加速。

全球化浪潮推动了资本的全球扩张，但资本的真正全球化却始于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因为“地理大发现只是拉开了世界历史的帷幕，真正推动形成世界历史的则是工业革命”[1]。正如马克思所言：大工业“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2]。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人类历史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在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双重作用和支配下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资本主义崛起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全球化”的历史，也是资本流向全球、在全世界扩张蔓延的历史。“全球化趋势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特征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图景。”[3]资本在全球化浪潮中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全球扩张，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资本增殖的本性与资本的空间布展

“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4]增殖是资本的本性，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控制权和掠夺权即增殖，是其与生俱来的特性，也是资本存在的根本目的和理由。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个体生产的有序性和社会总体生产的无序性总是相形相生，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失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常态。资本自诞生以来，尽管流通形式发生了诸多变化，从最初的W—G—W到如今的G—W—G，但始终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即在单位空间、单位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必然要求资本对扩张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最大化压缩。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和个人在既有生产条件基础上算计出来的理论利润，将会促使众多企业不断扩大再生产，造成生产过剩和资本积压的困境，限制和阻碍了资本增殖。对外空间扩张、寻找新的市场成为解决这一困境的必然选择。资本主义的萌发、发展一定程度上就是资本全球化的过程。“扩张是竞争性市场环境中资本的内在冲动，空间上的扩张是其重要形式，也是其最终走向。只有不断扩张寻找新的市场和资源，它才能不断地获利以拯救自身。”[5]一方面要打破商品交换的地域限制，实现交易的全球化；
另一方面要缩减流通的时间周期，用时间消灭空间，最大化压缩商品跨区域迁移所花费的时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便是：“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6]任何妨碍和约束资本扩张的时空限制都会在资本增殖的利益驱使下不断被打破，资本从一地一国不断涌向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利用并扩大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以获取更多的额外的利润和剩余价值，正如苏贾所言：资本主义“内在地建基于区域的或空间的各种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继续生存的一个必要手段。资本主义存在本身就是以地理上的不平等发展的支撑性存在和极其重要的工具性为先决条件的”[7]。资本的全球化，促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业形式由区域性产业集聚转变成全球供应链式产业集聚。全球范围内的时空压缩既是资本增殖的现实需要和基本条件，也是资本全球化过程的直接后果。

(二) 一般利润率下降与发达国家资本转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三篇中专门论述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持续增加，而剩余价值率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相对不变，一般利润率将持续下降，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8]237

追逐更高的利润率、实现价值最大化增殖是驱动每个资本流动和运转的根本动因。微观层面每个资本家都想实现自己“个别利润”的持续提高，从而产生激烈的社会竞争，促使每个个体都千方百计追求更高利润的行动，势必带来生产部类、行业的利润率以及社会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资本逐利的本性绝不会对一般利润率下降的现实“无动于衷”，必然要寻找新的市场，以实现再增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了这些资本“最好的去处”。因为在这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工艺、生产营销等多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企业或个人通过“成本—效益”型生产模式追逐“竞争性廉价”，转移国内低收益甚至无收益的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实现资本的高额回报。究其原因，“这些高利润率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未受保护的生态环境，由此来冲抵利润率下降的压力”[9]。对此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详尽论述和阐释。“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在这里，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使用，利润率就会提高。”[8]264“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正是这样的扩张冲动把它的法则带到了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5]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利润率下降、化解国内矛盾、继续实现资本增殖的必然之举。

(三) 绿色环境运动与资本的转移

除了资本增殖需要以外，西方国家资本全球性转移与日益高涨的环境运动存在密切关系。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资本对环境的破坏愈加严重，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迅速扩展，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于是，人们开始反思资本大规模扩张的生态后果，环境运动在西方国家渐渐兴起并形成了世界性浪潮。首先吹响环境运动号角的是蕾切尔·卡逊，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中描述了资本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造成了农业和农村死寂的现状，文中提醒并警示人们，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源、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已经受到了严重威胁，甚至说是严重的破坏，如果再不采取切实的保护行动，人类将很快走向灭亡。

面对国内环境运动的高涨形势带来的强大社会压力，加上国内资源和能源的限制，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制定一些规章制度来限制和规避污染，保护环境。但它们绝不会因为要保护生态环境放弃利润及其最大化的追求。在利润的刺激和环境舆论的压力下，资本开始寻求国外市场，资本家纷纷将资本转出国内，转向世界其他国家，“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0]35。20世纪80年代以来，迫于环境运动的社会压力以及境内资本扩张成本飙升的经济压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次次大规模的资本外迁浪潮。在资本向全球蔓延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实现资本最大的增殖，利用经济、科技等优势走向了生态帝国主义道路，不仅肆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更利用发展中国家迫切发展经济的愿望，通过所谓“合作”和“援助”的方式向这些国家输出高能耗、污染型企业。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来势汹汹的资本和巨大的发展压力，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利用本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来换取国内经济一时的增长。在生态环境不平等的“交易”中，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垃圾站”和“污染转移地”。如哈维所言，“资本主义解决污染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它们移来移去”[11]421。

空间是资本得以不断扩张和增殖的基本条件和前提，资本全球化必然要求不断占有一定的空间。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打破空间束缚、探寻更广阔生长点、实现异域扩张增殖的过程，本质上是资本及其逻辑宰制世界的资本权力的全球化。资本促成了生态资源在特定空间内高度的集中，但由于资本内在否定性，资本也在再生产和全球化过程中不断破坏和吞噬既有的空间，空间的有限性又成为资本扩张及其全球化的限度，资本内在矛盾造成了全球空间的异化，最后导致资本扩张的空间不足，出现资本积累的空间矛盾，致使经济和生态危机频发，这种状况我们称为资本扩张循环与生态再生产循环的空间悖论。面对困境，资本主义绝不会放缓和停止扩张的步伐，时间修复和地理再扩张成为其克服危机、扩大权力的重要方式。纵观资本的发展史，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物”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综合体，它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表现出了双重作用：一方面通过“物”产生了“创造文明”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关系”产生一种客观的社会力量。资本“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10]36。资本的增殖与集中，使资产阶级拥有了巨大的社会权力，“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时间与空间的压缩，让资本的流动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资本的交易获得了正当的理由”[12]，从而让它具有了更大的能力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更快的速度推向全球，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日益形成，资本征服世界的趋势与特征也随之日益显露。

(一) 资本的全球化与全球生态危机的历史生成

资本主义开启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篇章，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完成，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资本的全球化促使人类开启了对自然全面控制和支配。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资本的全球化和生态危机的全球化是同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
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10]35。福斯特指出资本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13]7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过剩的国内资本转移到国外，力图在资本异域扩张和重组过程中，获得区位、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占有他国的生态资源，将积累起来的剩余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不平等的分配，这必然给人类的生态空间带来巨大的危害。在资本座架生态环境过程中，资本摧毁特定的自然资源，滥用自然可提供的使用价值，最终引发生态崩溃。

纵观西方殖民史，资本主义发展史和生态灾难史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自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资本便站到了生态的对立面，甚至凌驾于生态环境之上，生硬地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纳入资本循环、扩张与增殖的各个环节。人类肆无忌惮地榨取自然，全球性公共生态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现象早在100多年前的马克思生活年代就已经上演，“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14]。如戴维·哈维所言，“可持续性、生态匮乏和人口过剩等概念都同资本逻辑深深地纠缠在一起，……货币循环和剩余价值的榨取已经成为主要的生态变量”[11]222。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与“合作”，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也日益加剧，全球的生态系统更加脆弱。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造成了当今世界的气候失律；
从现实看，当前气候的加速恶化，既在于发达国家继续加速发展造成排放不减以及对失律气候的消极不作为(比如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也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单纯经济发展追求相关联。然而，气候失律所造成的全部灾难性的后果，却分摊给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资本逻辑导致了生态不公平和全球气候的进一步恶化。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资本是顺应全球化趋势、加快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这给予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扩张空间，因为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中处于“资本食物链”顶端，利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设置绿色贸易壁垒，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无视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和环境权，公开将环境污染物转移甚至“转卖”给发展中国家，这样，既可以转移国内资本，减少本国的生态污染，还可以继续实现资本的增殖，增加国民的财富，可谓“百利而无一害”。有学者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就逐渐地通过攫取第三世界的财富而维持和改善绿色，毁坏树木与土壤的有毒废弃物倾倒地而实现”[15]。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全球化是“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污染流向全球”的过程。

(二) 资本积累与生态剥夺成为同一个共时过程

马克思没有专门提出“生态剥夺”概念，但他在世界贸易、资本积累、国际分工、东方社会发展等内容的阐释中蕴含丰富的“生态剥夺”思想，生态剥夺是马克思解读资本全球化及其塑造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的一个基本视角。剥夺性积累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资本的全球化的典型特征，造成了生态危机的世界性扩散。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国际资本规模扩大与发展中国家资源能源消耗增长是一个共时过程。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次次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不仅将资本主义推向了全球，而且加剧了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生态空间的占有与剥夺，世界的不平衡发展愈加严重。

全球化时代，几乎所有国家都要对资本进行引进和利用。然而资本引进是有目的性的，资本强国不会无偿地将资本赠送给资本引入国，一定会以扩张资本发展空间、延展资本辐射范围、赚取超额利润为根本出发点。对于广大资本引入国而言，可能是以资源极度消耗为代价换来经济缓慢发展，对于国际资本的引入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带来短暂的利润和利益，但从长远看，也给资本引入国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挑战。资本强国利用资本霸权对资本引入国进行资本掌控，将资本引入国当成“生态避难所”，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转移到资本引入国，在资本引入国实现廉价资本的再升值。国际资本的引进将导致资本引入国资源消耗不可避免，甚至导致资本引入国生态话语权丧失。

“只要资本规则存在，这一合并就会使生态危机成倍增长，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法避免这种隐患。”[16]伴随着资本无休止发展的逻辑和步伐，将整个世界都裹挟到资本权力体系，各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卷入资本世界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后发及其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几乎都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在资本权力的全球体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是一种国际资本涌进的输入式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居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既不可能通过现实的政策来以补偿或者生态危机再分担的形式来促进全球生态公正，更不可能从基于资本和私有制的崇拜的政治理念当中衍生出国际维度的生态价值。”[17]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就具有“反生态性”，资本必须无限地扩张以实现增殖，这种扩张势必要对自然资源无限制地开采与占有，这种“反生态性”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矛盾。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些资本输出国绝不是为了发展欠发达国家经济、改善人们生活状况的，这些国家“乐善好施”的行为背后，掩藏着污染转移这一鲜为人知的秘密，“蕴藏在社会生产关系背后的资本宰制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缺席于这种历史解释当中”[18]，资本与污染的同时输出，给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威胁，致使发展中国家生态问题频出。正如福斯特所言：“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的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自然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弃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3]2-3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在享受引进国际资本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同时，也要警惕引进国际资本造成的“生态恶果”。

(三) 资本的权力渗透与生态陷阱的形成

资本权力的渗透无孔不入，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全球经济政治组织和秩序随之建立，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先后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联合发展”形式的资本输出。资本作为投入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价值，其本身也是劳动产物，从而拥有市场权力的原始形态——对他人社会劳动的支配权。这种权力不单单是支配劳动生产的物质产品，而且还上升为支配生产这些物质产品的劳动力，通过支配劳动力进行生产活动，最终直接占有劳动力生产的成果。资本依靠着它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和对市场权力的掌控，从而达到自身价值的实现。资本在每一次运动和反复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倍数增殖，最终导致资本雪球越来越大，甚至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已经成为一种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演进，资本越来越成为一种权力象征，也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的符号。

国际资本大量输入发展中国家，显然不是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善义之举”，其背后是实现资本的扩张与增殖。国际资本引进后，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地方政府财政税收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国际资本引入对发展中国家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作用。首先，国际资本投入生产，必然要消耗大量的生态资源，生产必然产生污染废弃物；
其次，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着资本输出的旗号，将本国境内已经淘汰产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产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符合环保要求，再投入生产的话，企业必须支付巨额的生态修复成本，大大压缩了资本的获利空间，加上西方环境运动的生态舆论压力，这些淘汰的产能披上国际资本和技术援助的华丽外装，在发展中国家各港口码头上岸入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国家成了这些“国际”落后产能的生态避难所。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资本霸权利用在国际政治地位上的影响力与经济秩序规则制定上的优势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剥削，发展中国家在生态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及生态权益的享用等方面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态资源的供应地和污染废弃物的弃置地。同时，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公民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素质存在较大差异，加上发达国家漠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水平，盲目提高生态环境的衡量标准，并常以生态环境问题在公开和非公开的国际场合攻击发展中国家，以获得国际话语权。为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维护全球生态正义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共识。“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环境与发展割裂开来，以环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19]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合理规划”自己的工业布局，将污染企业集中于国界附近和国外，避免本国生态环境的遭殃；
另一方面通过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直接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出售或转移污染废弃物，却“以环保卫士自居，无视本国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对全球能源的巨额消耗以及快餐式的消费文化对生态系统的强度破坏和环境资源压力，推诿责任，在全球生态治理问题上斤斤计较”[20]。

(四) 资本全球化的矛盾性发展对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出挑战

资本全球化的矛盾性发展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表现首先是人与自然的持续性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消解着彼此的力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增殖的本性要求无限制地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自然界的资源并非无限，其恢复能力无法满足资本全球化的“贪婪”索取，结果必然使得自然界不堪重负，出现全球气候变暖、水资源危机、土地荒漠化、酸雨污染等一系列全球生态危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全球生态危机又会对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发展带来严重的威胁，人与自然的持续性对立不在于“天灾”而在于“人祸”，不约束资本的肆意扩张，人与自然的持续对立无法在根本上得以和解。当人与自然的持续性对立越强，人类社会所遭受的威胁也越大。但是，资本全球化与生态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一过程，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人与自然的持续性对立成为必然，致使全球生态治理体系难以推进。资本的效用原则决定了资本全球化根本目的是使资本在最短的时间、最大的空间内实现资本的自身增殖。有西方学者认为，“生态危机是被夸大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它是末日审判神话的贩卖者们发明的把戏”[21]，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生态风险的肆意忽视。事实上，资本全球化对生态的剥削已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人类头顶上，资本全球化带来的生态危机不断加剧，西方国家主导着国际生态治理话语权，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状态，不得不接受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基于此，全球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呼之欲出。过去发达国家的生态治理话语体系“损人利己”并最终损害自己，因为在零和博弈中没有胜者，更不符合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损害的是发展中国家、全球环境和人类整体利益。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产品交换，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后发处境，只能通过出口农产品和自然资源来换取现代化必需的资金和技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优势，掌握商品交换和交易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从而在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的定价方面最大化地压低价格，通过商品交换占有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全球生态治理体系要求以创新、开放、平等、合作、共赢为理念，改变过去西方全球治理的话语体系，面对海平面上升、南极臭氧层空洞等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西方国家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要和发达国家承担绝对平等治理责任显然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平等的，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的剥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要对全球生态治理承担保护环境的主要责任、履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和资金帮助的职责，跳出“零和博弈”思维，立足于国家合作，加强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推进，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

发展依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务，顺应全球化趋势、融入和推动全球化进程是各国实现发展的必然之选。发展中国家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所限，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本全球化的生态风险挑战，如何驾驭和导控资本、摆脱资本霸权、规避风险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 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牢牢掌控本国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资本全球化造成的生态问题本质上不在全球化本身，而是主导资本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在获得巨大经济、政治、生态等利益的同时，没有将这些益处惠及更多的社会群体。相反，它们凭借经济、外交等方面的优势，剥夺广大发展中国家、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正当生态权益。因此，规避资本全球化的生态风险、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不是简单地“去资本化”和“去全球化”，更不是粗暴地“反资本化”“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而是顺应全球化趋势，发展壮大自己，推动全球化向开放、包容、公平、绿色方向发展。为此，面对资本全球化、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新发展格局，对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既是规避全球性经济和生态风险的重要手段，也是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利用我国自身的市场优势拉动经济增长是掌控本国经济发展主动权的必要手段。首先，以畅通双循环为目标，设立高效、规范、公平、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以促进市场多要素内外联动为手段，坚持主动开放、双向开放、公平开放、全面开放、共赢开放等价值理念，促进市场各个要素自由、平等、有序、安全地流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着力提高市场对外开放的水平，着力打造开放型统一要素市场，提高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形成对全球先进资源要素的强大“磁力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新动力。其次，以国内大循环和统一大市场为支撑，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推动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升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和全球生态治理中的话语权。促进各类要素市场之间融合发展，实现要素市场发展形态和模式变革，激发融合发展活力。最后，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着力健全规划、产权、监管等各方面制度，推动资本、劳动力等各类要素依法依规、公开透明配置，加强对资本的监管和监督，“筑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安全底线”，“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止脱实向虚。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自身的体量优势，以提高质量和追求效率为出发点，在生态环保的基础上，切实提高我国的抗风险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扩大自身供给水平，减少国际依赖，打破资本大国的垄断地位，切实减少和降低国际资本的输入比例，逐渐摆脱资本大国的技术和资本控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体系和抗风险体系，有效地应对了资本引进和各种风险挑战。

(二) 严格生态门槛，限制和导控国际资本

面对国际资本浪潮，发展中国家需要设定有条件性的生态门槛，宁缺毋滥，择优选资，将国际资本引入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切实调整和优化外资引入和利用结构。“限制国际资本在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项目以及稀缺矿产资源等项目的投资，鼓励国际资本进行新能源和环保技术领域的投资，引导国际资本逐渐向附加值高的产业转移”[23]，对国内产业结构进行整体性的生态化调整。就中国而言，应加快建立起原料互补的生态产业链，打破对资本强国的资本依赖和技术依赖，加快推进不同产业的生态发展。当前我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严峻事实，由此引发了能源浪费、环境污染等诸多的生态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落后产能的大量长期存在和对国际资本导控不足所致。目前我国部分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不少企业出口的外贸产品，科技附加值不高，主要依靠国家的出口退税才得以维持，这种低端的产业发展方式实际上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不具有可持续性。还有部分企业产业转型意识不足，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淘汰的产业模式，造成资源能源的过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产业结构生态转型升级亟不可待。

因此，限制和导控国际资本、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生态转型升级、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是当前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任务。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助推产业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所谓产业生态化是指在遵从生态学原理的基础上，充分兼顾生态发展逻辑、经济运行规律和系统安全运转，对传统产业进行整体性的调整优化，致力于实现产业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效益上的最大化，达到资源的充分和高效利用、生态环境损害最小、产业废弃物循环使用的目的。产业生态化涵盖三大产业各个领域的“绿色产业”，“符合生态文明建设所强调的‘生态’，即产业系统的新陈代谢要像生态系统那样以循环的方式运行，因此，产业生态化是最具实质性意义的生态文明建设”[24]。按照现代产业绿色标准要求，建构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生态体系，催引农业、工业、服务业自然耦合，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要求的新产业模式，推动三大产业的生态共生发展。这也是新时期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抵制国际不良资本引入的有效手段。

(三) 聚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之力，构建国际公认的生态话语权

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了先发优势，拥有雄厚的资本优势，在多个领域都掌握着国际话语权。这些西方强国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生发地，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掌握着工业生产全套体系，伴随以信息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了世界资讯，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制之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晚、工业基础薄弱，在西方发展大国面前不足以抗衡。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近年来在世界舞台的声音和地位有了一些提升。但总体而言，依然处于重在参与的境地，没有实质性决定权。在资本当道的今天，资本是最有说服力的武器，谁掌握了资本的主动权就掌握了话语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话语权方面显然是“失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发达国家的生态话语霸权，通过平等协商、共同参与和制定全球生态治理的相关制度和规则，超越以西方主导的全球生态治理模式，构建国际公认的生态话语权。

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注定了仅靠一国之力不可能长久地、真正地解决生态问题。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生态环境亦如此，世界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最终会影响到本国的生态环境。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团结彼此力量，在生态治理方面加强合作与交流，大力发展生产力。在全球生态治理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有效利用世界气候大会、联合国环境大会等国际会议，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霸权，构建出新的更加公平公正的生态话语体系，完善和修订已有的国际生态保护规则。相比西方发达国家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先发优势而言，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的后发优势，比如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开发空间、拥有科技创新舞台……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日渐展露，可以说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未来最具发展可能的沃土。广大发展中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发展作为当下最为重要的任务，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自我发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因。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积淀，在各个领域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传递出中国的声音。当今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实现自身发展和大跨越发展的关键期，坚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老路，要防止西方国家污染转移的伎俩，坚定走健康、绿色、循环、生态的发展之路，这是新时代最符合全球化大潮的发展逻辑。面对西方资本话语权的压制，单打独斗终究不成气候。发展中国家应求同存异，紧紧聚合在一起。只要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甘受西方强国的欺凌，团结起来聚合磅礴伟力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那么世界上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可以对规则为所欲为。

(四) 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生态治理

西方主导的生态治理体系深受资本逻辑的宰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态环境被打上了商品的“印记”，肆意剥削自然界的经济价值以获得资本最大化的增殖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环节。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甚至提出了“越破坏生态越能刺激经济发展”的观点。面对全球生态环境的总体恶化尤其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25]。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通过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等各方主体共同参与和制定全球生态治理的相关规则，在广泛有效的国际合作中构建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生态治理模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全球生态治理的模式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可持续性的人类发展状态，扬弃了“以环境换经济”“以资源换发展”的发展模式，提倡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补齐了资本全球化参与主体缺位和动力不足的短板，又超越了资本全球化内容片面的单向度属性，实现了对全球化正义路向的价值引领，完成了形塑新型全球化的世界历史任务”[2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能仅靠一国之力加以完成，需要世界各国长期的交往与共同合作，共同负担起相应的生态治理责任，加强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共同推进全球生态治理，共谋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7]。今天，经济全球化大潮翻涌而来，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飞速发展，人类交往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更加广泛、更加复杂，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享已成为新时代的新风尚。21世纪是一个绿色发展的时代，中国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促进全球生态治理，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坚决反对资本霸权，维护全球公共生态资源安全，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当前，人类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全世界面临着经济发展乏力、经济危机频发、发展模式多元、局部动荡时发、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困扰，与此同时也面临着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西方中心论”已经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共应挑战、共克艰难已是不可回避的责任。和平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充当世界霸主的理念早已不被这个世界接受。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今天，世界各国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互利共赢，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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