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经济贡献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时间：2023-01-17 14:50: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文辉，张芷欣
（1.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2.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的发展目标提出，到2035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1]。而作为发展第一资源的人才，无疑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要素流动和集聚的重要力量，其建设水平以及对经济的贡献显得尤为重要。打造人才高地是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环节[2-3]。但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优势高度集中在香港、澳门，内地珠三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水平低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4]。具体而言，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背景及其现实条件下，东莞市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存在明显不足[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和人才合作以及人才协同发展是必由之路[6-8]。与国际上的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存在高学历人才、国际化人才、科学技术领域领军创新人才缺乏、人才创新成果产出质量偏低等问题[3]，国际湾区人才发展经验同样值得借鉴[9]。因此，本研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借助熵值法、索洛“增长速度方程”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评价了粤港澳大湾区2009—2019年人才建设水平及其经济贡献率，分析了人才建设发展的影响因素，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借鉴。
（一）研究区域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简称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简称澳门）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等珠三角九市[1]。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研发创新人力投入最大的区域之一，研究其人才建设水平、经济贡献率及其影响因素具有典型意义。
（二）研究方法
1.人才建设水平评价方法
表1采用熵值法表示出各项指标的效用价值，以实际数据测算各项指标所占权重[10]。表1的4 项二级指标中，人才环境水平所占权重最大、为0.282，说明人才环境水平对人才建设水平的作用较其他3 项二级指标大。8 项三级指标中，高校毕业生数、科技活动机构数、高新技术企业数所占权重分别位列第一、二、三位，且权重值较大，说明这3项三级指标对于评价人才建设作用较大。说明粤港澳大湾区为建设人才聚集地，应通过培育、引进人才等方式以保证充足的人才储备、人才资源，并通过建设科技活动机构、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等创设良好的育才、用才平台。
表1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人才建设经济贡献率评价方法
借鉴“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推导出科技创新进步的增长速度[11-12]：
式中，y 表示产出（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k表示资金（固定资产）投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l 表示劳动力投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参照国家统计局推荐值，α=0.3，β=0.7[13]。则科技进步的经济贡献率为：
采用各市高校毕业生数增加量（G）与各市劳动力投入增加量的比重，来对应衡量人才建设发展水平对经济的贡献率。则人才建设的经济贡献率为：
3.人才建设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选取地区生产总值（GDP）、邮电（邮政电信）业务总量、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外商直接投资、与其他城市地理距离之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构建评价模型，分析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发展水平、研发投入水平、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国际化水平和地理区位对人才建设的影响。将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数据与相关影响因素数据，导入SPSS26.0软件进行处理，测算公示为：
（三）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
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和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统计年鉴”。
2.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政府网站公布的相关数据。
3.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布的“香港统计年刊”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布的“澳门资料”。
4.地理距离利用GPS卫星地图在线查询获得。
（一）人才建设水平评价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平滑线）整体上呈增长趋势，趋势线（虚线）拟合指数R2 为0.938。2009-2017年，人才建设水平呈逐年增长，2017年达到最高值2.815，2018年有所下降，为2.745，2019年较2018年略有增长、为2.751。可见，从2002年国家提出“走人才强国之路”，到2007年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再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发展与国家人才政策是密切联系的。
从图2中可以看出，深圳人才建设水平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平均水平为0.695，最低水平为2011年的0.677，2019年达到0.724 的最高水平，总体在微小波动中呈上升趋势，但趋势不明显。
广州的平均水平排第二位、为0.446，最低水平为2009年的0.324，最高水平为2017年的0.611，总体在微小波动中呈明显上升趋势。
香港的平均水平排第三位、为0.280，最低水平为2019年的0.260，最高水平为2009年的0.321，总体在微小波动中呈明显下降趋势。
佛山的平均水平排第四位、为0.254，最低水平为2009年的0.209，最高水平为2017年的0.292，总体在微小波动中呈明显上升趋势。
东莞的平均水平排第五位、为0.222，最低水平为2009年的0.173，最高水平为2018年的0.299，总体在微小波动中呈明显上升趋势。
中山的平均水平排第六位、为0.160，最低水平为2009年的0.119，最高水平为2017年的0.185，总体在微小波动中呈上升趋势，但趋势不明显。
珠海的平均水平排第七位、为0.130，最低水平为2010年的0.097，最高水平为2019年的0.163，总体在微小波动中呈上升趋势，但趋势不明显。
惠州的平均水平排第八位、为0.088，最低水平为2009年的0.018，最高水平为2017年的0.121，总体在微小波动中呈上升趋势，但趋势不明显。
江门的平均水平排第九位、为0.084，最低水平为2016年的0.072，最高水平为2009年的0.098，总体在微小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但趋势不明显。
澳门的平均水平排第十位、为0.083，最低水平为2009年的0.062，最高水平为2016年的0.111，总体在微小波动中呈上升趋势，但趋势不明显。
肇庆的平均水平排第十一位、为0.016，最低水平为2010年和2011年的0.010，最高水平为2017年的0.026，总体在微小波动中呈上升趋势，但趋势不明显。
可见，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深圳、广州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人才建设水平均值大于0.4；
香港从2014年开始发展优势逐渐减弱，至2017年被佛山和东莞赶超，三者的人才建设水平均值大于0.2；
中山和珠海的人才建设水平均值大于0.1；
惠州、江门、澳门和肇庆人才建设水平均值在0.1以下。
从图3二级指标来看，人才环境水平最高、为3.099，其次是人才规模水平、为3.027，再次是人才效益水平、为2.875，最后是人才投入水平、为1.999，说明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的环境水平和规模水平更具有优势。从三级指标来看，高校毕业生数的指标值最大、为1.601，其次是科技活动机构数、为1.590，第三是高新技术企业数、为1.509，第四是发表科技论文数、为1.450。这些三级指标值均不低于1.45，对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的贡献更大。
从有关指标原始数据的平均值来看，深圳、广州和香港三个城市均至少有4 项三级指标排在前3 位。深圳的研究与发展（R&D）投入强度、研究与发展（R&D）人员总量、高新技术企业数、中国专利授权数和人才教育经费投入5 项指标原始数据值排第1 位，科技活动机构数和发表科技论文数排第3 位。广州的高校毕业生数和发表科技论文数均排第1 位，研究与发展（R&D）人员总量、高新技术企业数和中国专利授权数均排第2 位。香港科技活动机构数排第1 位，高校毕业生数排第2 位，高新技术企业数和中国专利授权数均排第3 位。但也有其相对薄弱的指标，如深圳高校毕业生数指标排名仅为第6 位，香港和广州的研究与发展（R&D）投入强度分别排第11 位和第8 位。说明人才建设水平较高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在人才建设中较注重不同指标间的相对均衡发展，但也需要补足明显的弱项指标。
（二）人才建设经济贡献率评价分析
从图4中可以看出，广州、深圳和佛山的人才建设经济贡献率水平超过30%，分别为38.33%、36.94%和35.98%。香港、中山、惠州和江门的经济贡献率水平超过20%，分别为26.31%、26.13%、23.51%和20.96%。东莞、珠海、澳门和肇庆的经济贡献率水平在20%以下，分别为19.64%、12.36%、12.26%和10.35%。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人才建设经济贡献率水平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
（三）人才建设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邮电（邮政电信）业务总量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967、0.920 和0.900，显著性（双尾）均为0.000，其与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呈高度相关关系，且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说明研发投入水平、信息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中的第二产业发展水平，对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的影响最为明显。
表2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影响因素相关性情况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773，显著性（双尾）为0.005，其与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呈显著相关关系，且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第三产业增加值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628，显著性（双尾）为0.039，其与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呈显著相关关系，且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说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中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具有重要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95，显著性（双尾）为0.782，其与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呈微弱相关关系，且相关不显著。说明对国际开放程度较高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国际化水平对人才建设水平的影响作用微弱，积极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其他城市地理距离之和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352、-0.247，显著性（双尾）分别为0.288、0.463，其与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但相关不显著。说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中的第一产业越发达、地理区位越偏僻（即与其他城市地理距离之和越大），其人才建设水平越低。
研究借助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熵值法，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借鉴“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速度方程”，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的经济贡献率。借助SPSS26.0软件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和启示如下：
（一）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在时序上呈增长趋势，在区域上存在明显的城市发展不平衡特征，深圳、广州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因此，各城市应积极创设构建适合人才发展的引才、育才、用才的良好环境，出台相关鼓励支持政策，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为人才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二）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各指标间存在差异，从二级指标来看，人才环境水平更具有优势，从三级指标来看，高校毕业生数的指标值最大。因此，各城市要补足人才建设发展短板。如深圳市应更加注重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设，加大对高校建设的投入，培育出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才，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思想理念，为建设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
（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人才建设经济贡献率水平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广州、深圳和佛山的人才建设经济贡献率水平超过30%。因此，各城市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提升人才增量和存量水平，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为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四）研发投入水平、信息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中的第二产业发展水平，对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水平的影响最为明显，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也非常明显，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中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国际化水平的影响作用微弱。因此，各城市要增强人才建设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网络和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提升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激发国际化对人才建设的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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