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焦虑与进化论的恐慌——《猫城记》的一种解读方式

吴 辰

内容提要：《猫城记》在老舍的创作历程中占有极特殊的位置，两极化的评价、特殊的题材使其成为研究者长期以来密切关注的对象。而《猫城记》的驳杂使得这部作品有着诸多解读方式，基于民族国家与进化论的解读是其中的一种，通过这种解读，将老舍的创作置于民族国家意识与进化论的社会思想潮流当中进行考察，其背后是老舍对中华民族难以言说的爱。

在老舍的创作中，《猫城记》可以说是一部极为特殊的作品，从问世起，不但读者对它的态度趋于两个极端，就连老舍本人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也摇摆不定。该作发表之初，老舍在“自序”中称这部作品“写得很不错”①老舍：《〈猫城记〉自序》，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第3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而在随后的论述中，老舍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我怎样写〈猫城记〉》中说：“《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地揭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写到一半，我就想收兵，可是事实不允许我这样做，硬把它凑完了。”①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宇宙风》1935年第5期。在1947年的“新序”中，老舍自己甚至将这部作品批评的几乎一无是处，并称此篇序言为“一个未入流的作家的忏悔书”。②老舍：《〈猫城记〉新序》，《猫城记》，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1页。

评价上的巨大反差当然包含了时代因素，但如果将老舍的生活经历与《猫城记》的特殊题材和表现形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仅将问题的答案锁定在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问题上是远远不够的。在《宇宙风》上，老舍发表了一系列以“老牛破车”为总标题的创作谈，他对于这些曾经颇为自得的作品常常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较之《猫城记》，老舍对其他作品的反思显然温和得多，也明晰得多。老舍称之所以选择塑造这样一个“猫城”，其原因在于“眼前的坏现象是我最关切的：为什么有这种恶劣现象呢？我回答不出。跟一般人相同，我拿‘人心不古’——虽然没用这四个字——来敷衍”③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宇宙风》1935年第5期。。这段话正呼应了初版“自序”中的一些表述：“二姐嫌它太悲观，我告诉她，猫人是猫人，与我们不相干，管它悲观不悲观。二姐点头不已。”“外甥问我是哪一派的写家？属于哪一阶级？代表哪种人讲话？是否脊椎动物？得了多少稿费？我给他买了十斤苹果，堵上他的嘴。”④老舍：《〈猫城记〉自序》，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第3卷，第3页.显然，无论是对“二姐”还是对“外甥”，老舍的态度都像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敷衍”。

之所以“敷衍”，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不想答，二是不能答，而老舍的情况则属于后者。在《猫城记》中，读者能够看到老舍在尝试用一种之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写作手法来影射时事，左翼作家甚至形成了老舍在“影射革命政党”的“共识”，⑤袁良骏：《讽刺杰作〈猫城记〉》，《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但倘若读者再追问一句老舍为什么要将对时事的批评装进幻想的外壳中，恐怕此时的老舍也只能以“敷衍”来应对了。即便是到了1947年，在《猫城记》的“新序”中，老舍仍然只是反思了其在表现手法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部作品仍然是“顾左右而言他”。但是，在“新序”中，老舍提到了《猫城记》的“软”，老舍认为“讽刺的喻言需要最高的机智”“喻言中要以物明意，声东击西”，而《猫城记》在这两点上都是比较薄弱的。①老舍：《〈猫城记〉新序》，《猫城记》，第1页。上述两点问题其实有着共同的指向性：老舍自称“智的不高”和“意的不明”共同落脚在了一种言说的焦虑，从初版“自序”开始，老舍在有关《猫城记》的论述中始终贯穿着这种焦虑：老舍想要进行一种有关国民性弱点的反思，但是在创作之时，他却缺少一种能够将反思从表象向深层挖掘的工具，更遑论能够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民族精神建构了。

老舍为什么要这样勉为其难？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还需要回到《猫城记》以及《猫城记》在创作时所面对的时代语境。《猫城记》是一部极其复杂甚至混杂的小说，老舍在文本的“幽默”之下掩饰的是自己关于“五四”以来所形成的一套既有观念的反思。

长期以来，关于《猫城记》这部小说性质的辨析，研究者可以说是见仁见智：有人聚焦于它的“幻”，尝试用“科幻”或“人文幻想”来对其进行界定，但仅凭一个“幻”字难以触及这部小说的核心；
有人用“乌托邦”或“恶托邦”来概括这部小说，但是也有将这部小说概念化的嫌疑；
有人称其为“寓言体”或“讽刺小说”，则又仅仅停留在其文本层面，向深处挖掘的力度又略显不足。实际上，《猫城记》的复杂或混杂让其本身具有一种去本质化的性质，尝试用某种概念去界定，显然是不太现实的，但如果围绕着《猫城记》中有关民族国家的想象加以拓展，则不难发现，老舍本人在面对中华民国这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时的暧昧态度，老舍对这样一个形式上统一的“国”是有依赖的，但是涉及对这个“国”将何去何从的问题，老舍又充满了焦虑，而这种焦虑背后还涉及老舍本人在面对这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时所产生的惶恐和疑惑。

如果论及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我”“大蝎”抑或“小蝎”都不如“猫城”这座“城”来得合适。足以与“猫城”形成对照关系的，还有一个与之敌对的“外国”，以及“我”由是而来的“中国”。老舍通过文化差异在三个国家之间设置了尖锐的冲突，而且其有关这三个国家关系的设置，也颇耐人寻味。“猫城”影射的是当时的中国，这一点已经在研究界形成了共识，但是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设置一个来自“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国”的“我”呢？①老舍：《猫城记》，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第3卷，第169页。如果将“猫城”的子民看作当时中国人精神状态的象征的话，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在他们的面前又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呢？这里当然涉及一个写作手法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老舍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设置来呈现这部作品呢？

在《猫城记》中，相对生活在“猫城”中的“大蝎”“小蝎”们，“我”的形象其实是不甚明朗的，与其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人物形象，倒不如说“我”是一个具有很强概念化色彩的认知装置，通过“我”的视野，老舍不仅在三个“国”之间建立了关联，而且还将“猫城”与“中国”区分开来，进而表达了作者独特的民族国家反思。

之所以说“我”这个“认知装置”的概念化色彩较强，主要集中于其表征之上。在这样一篇以讽刺为特色的小说中，一句“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国”很容易就会使人认为是作者在使用反语。但综观全文，找不到老舍在此处使用反语的证据：“中国”作为“我”的故乡，不但处处都比火星上的“猫城”要先进，而且其科技和经济实力都足以支撑一个普通人驾飞机去火星旅行，在《猫城记》中，对于这个“中国”，老舍并没有一点批评的意味。如此看来，“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国”与其说是反语，倒不如说是老舍心中中华民国本该成为的样子。在“我”的视角观察下的“猫城”，处处都是一幅落后的景象，它的社会制度、家庭观念、对迷叶的嗜好以至于“国民性”问题，都成为了足以为鉴的批评对象。但是，如果读者不是仅仅以一位“读者”的身份进入文本，而是以“我”的身份来观察“猫城”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所谓的“我”常常处于一种“无我”的状态，也就是说，“我”所表达的常常不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我”所应有的行事方法，而是作为一个与“猫城”能形成对照关系的民族国家所持有的一套思维逻辑。在认识小蝎后，“我”所问出的一系列问题实际上都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寒暄，而更像是有意识地通过对话展现出两个国家在各方面的不同。尽管与小蝎只是初识，“我”所问的一系列问题却都集中在民族国家和国民性建构上，如个人的出路问题、青年的思想问题、环境的影响问题等，这未免有些不合常理，与其说是“我”在与小蝎对话，倒不如说作者在通过小蝎的口来展示“我”所看到的“猫城”表象之下的深层社会结构。于是，小蝎所说的话更像是“我”的自问自答，在这场对话的最后，小蝎的一番话更是将这点直接点破：“也许，我把这个观察的工作留给你。你是远方来的人，或者看得比我更清楚更到家一些。”①老舍：《猫城记》，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第3卷，第70、60页。如果更进一步，“我”就是那个“理念层面”上的“中国”，而“猫城”则是“我”或者“中国”想要去改变的那个“现实层面”上的中国。

在《猫城记》中，隐喻现实层面“中国”的那个“猫城”实际上还包含有“民族”的意味；
而“我”与理念层面上“中国”的视域融合则代表了老舍本人作为“人”——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语境下的“人”的一种民族国家理想。两者在比照下，老舍的理想变成了使之困惑和焦虑的一个问题：国已经是新的了，人也是新的，但是民族为何还是旧的？相对于中华民国的制度建设和发生在中华民国框架下的思想启蒙，中华民族国民性的改变可谓举步维艰，《猫城记》正是老舍对这一问题的思索。

是以民族性建设推动制度建设，还是以制度建设带动民族性建设？这一问题在中华民国草创的一段时间里被讨论得尤为激烈，争执各方也是见仁见智。但是，如果在民族性和制度都无法成为对方推动力的时候，中华民国将何去何从，中华民族又将何去何从，这些问题都成为困扰老舍的问题，再加上当时民国政府在内政外交领域所呈现出的一系列颓败迹象，促使老舍写下了《猫城记》。这种黍离之悲虽然是指向“猫城”，且“与我无关”，但是既然“猫城”所映射的是现实层面上的中华民国，那么这里所表达的含义就再清晰不过了。

然而，“我”为这个即将死去的文明送葬又意味着什么呢？《猫城记》里写到“我”和小蝎共同见证了“猫城”文明的毁灭，称：“自然猫国灭亡，我可以到别国去，但是为我的好友，小蝎，设想，我的心似乎要碎了！”②老舍：《猫城记》，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第3卷，第70、60页。在这里，读者不难品味到老舍笔下“我”对于曾经鄙夷和敌视的“猫城”文明所持有的复杂态度，将其隐喻义进行还原，不难发现老舍有关现代民族国家在现实层面与理想层面的思索中存在的暧昧态度：所谓理想层面的中国和所谓现实层面上的中国本身就是二位一体的，一个亡了，另一个也将不复存在，但是在那消亡了的旧国家的废墟之下，何尝没有这些“新”人的一部分身影呢？在《猫城记》中，老舍对民族国家的反思是独特的，也是发人深省的，旧的和新的并不完全是一种相互取代的敌对关系，而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其基础就是“国”——无论是民族层面的还是领土层面的。在《猫城记》创作前不久，中华民国恰恰是连这个作为基础的“国”都被动摇了，这不但是民国的浩劫，也是老舍本人的浩劫，老舍看到的是“五三惨案”在济南城墙上留下的“炮眼”，听到的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屠杀与恐怖”，就连自己的稿件也被“一·二八”的战火烧成了灰。①老舍：《我怎样写〈大明湖〉》，《宇宙风》1935年第5期。老舍的焦虑正是源自于此，“国”如果不复，所谓国民性、道德、文明等皆将成为一纸空谈；
而就老舍的观察，若想要保国存种，对国民性进行建设和对旧文化的毁弃又是亟待施行的，这无疑是一个死循环，在当时的老舍，其本人对这个问题却无力给出答案。这也正是《猫城记》仅仅止步于“讽刺”而少超越性“幽默”的一个原因：毕竟幽默是一种超越的艺术，在民族国家焦虑里一直紧绷着神经的老舍，是难以有这种幽默的余裕的。

自晚清以降，一种后必胜前的进化论观念充斥着整个中国的文化场域，“新”往往意味着“好”“先进”，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占据着道德和伦理的优越性。胡适曾经总结说：“1898年有个严复译了一部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之后，真是不翼而飞，有许多人自己出书刻板送人，一二十年中，‘天演’‘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都成了文人常用的话头”，在当时“从没有人出来反对天演论的。”②胡适：《从思想史上看中国问题》，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虽然这一进化论的思潮在人类见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与人性的异变之后，渐渐为“互助论”所替代，然而“互助论”本身即是对进化论的一种发展，正所谓“若论进化之关系，则必互助为要”③李石曾：《互助论》，《东方杂志》1919年第16卷第5号。，其思维逻辑有内在的共同性，故而，一种以进化为尚的社会伦理则在中国深深地扎下了根。

在社会层面上，进化论的体现主要就是在革命上。陈独秀曾经撰文写道：“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
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①这种由进化论而来的革命伦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还演变成为一种话语霸权。在革命过程中，这种以“新”为“绝对之是”的倾向也显得同样明显，即使是在革命的“顿挫”中，参与其中的人们也常常引入“奥伏赫变”等来不及廓清其内涵和外延的音译词语来完成对自身仍站在进化与革命的伦理制高点的确认。②王璞：《从“奥伏赫变”到“莱茵的葡萄”——“顿挫”中的革命与修辞》，《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5期。

在进化论的逻辑谱系中，所谓“终点”是不存在的，时间一往无前地淹没历史，许诺给人们的是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是，未来真的会更好吗？

回到老舍这里，在最能代表进化论及其伟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就职于北京教育界的老舍选择了做一名旁观者，但是旁观者往往有旁观者的洞察，老舍称自己在“解放和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它不鼓舞，而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③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宇宙风》1934年第2期。有研究者称老舍“对‘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则持怀疑批判的态度，并在文学创作中作了深刻的反思。《赵子曰》则是作家对‘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的质疑与反思的力作”④谢昭新：《老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学术界》2019年第5期。。虽然后来老舍在文中曾经说“‘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叫我变成了作家”⑤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解放军报》1957年5月4日。，但是，这毕竟是在不同政治语境下的事后补叙，时过境迁，老舍的思想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其在创作早期作品的时候对“五四”运动的质疑态度是毋庸讳言的。《赵子曰》中对公寓中的一班青年学生打着“新”“自由”“解放”“进步”的旗号行各种荒唐之事的书写，其本质则是对“以新为尚”的进化论思维逻辑的反1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号。思，那些看似冠冕堂皇的口号和理由，只不过是在打着“革命”的旗号为自己谋一时私利罢了。在这个过程中，进化的“新”渐渐地为一种“新潮”的新所代替，其大部分的能动性都被娱乐化和消费化，变成了喧哗与骚动，这样的“新”是为老舍所难以接受的。这也构成了老舍对进化论进行反思的一个基础。

再者，老舍的旗人身份也使其对“革命”有着严重的质疑，作为被“革命”的对象，老舍对旧时代怀念的痕迹是相当之重的。与其他成长于“五四”之后的作家不同，较之未来，老舍更关心的是过去以及即将成为过去的现在，这一方面是由于清末旗人社会独特的文化传统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老舍本人正是这个文化传统消亡的目击者，他亲身处在这个消亡过程之中。进化论却给了这种文化上的消亡以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那种“绝对之是”的论断给旗人社会蒙上了一层原罪，仿佛他们就是社会前进的阻力，有着非消失不可的理由似的。这又构成了老舍反思进化论的另一个基础。

小说一开始，老舍就提到了“我”有一把手枪，综观全文，手枪这个元素是别有意味的，手枪这种热兵器对于仍然处于冷兵器时代的“猫城”居民而言，显然是进步的象征，“我”仅仅是“用生命最后的一点力量，把手枪掏出来。倒下了，也不知道向哪里开了一枪，我似乎连枪声都没听见就昏过去了”，就足以让“那些追我的猫人被那一枪吓得大概跑了三天也没有住脚”。“这把小手枪——只实着十二个子弹——使我成了名满火星的英雄”。①老舍：《猫城记》，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第3卷，第20页。仅从这寥寥几句话，就不难看出进化的力量来——对于生产力低下的“猫城”而言，“手枪”显然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和理解范畴。然而奇怪的是，在整篇小说中，“我”对于手枪的态度是极其谨慎的，在飞机失事后，“我”与“猫城”人狭路相逢，关于掏不掏出手枪，我有着这样一段内心活动：“掏出手枪，还是等一等？许多许多不同的念头环绕着这两个主张，在这一分钟里，我越要镇静，心中越乱。结果，我把手放下去了。向自己笑了一笑。到火星上来是我自己情愿冒险，叫这群猫人把我害死——这完全是设想，焉知他们不是最慈善的呢——是我自取；
为什么我应当先掏枪呢！一点善意每每使人勇敢；
我一点也不怕了。是福是祸，听其自然；
无论如何，衅不应由我开。”①老舍：《猫城记》，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第3卷，第9页。虽然还未曾与“猫城”人正面交锋，但是手枪对于“我”而言，无疑是最能体现自身“进化”的确证，生产力层面上的先进会带来一种不平等，一旦由“我”先行开衅，则所有与“猫城”人正常交流的可能性就都将关闭。所以，即使是后来我被“猫城”人所俘虏，我也并没有感觉到后悔。即使是在面对生死攸关的时刻，“我”较之自身的安危，更注重的是一种道德的实践。这种道德是建立在一种话语权对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进化及其副产品的介入会直接破坏这种对等，在老舍看来，这是比生命的丧失更加难以令人容忍的，如果结合整篇小说而言，这又和“猫城”人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道德逻辑有什么区别呢？作为理念层面上“中国”的象征，这种逻辑是为老舍所不齿的，这正是老舍对进化论“物竞天择”思维逻辑的反思，在老舍看来，这是不道德的，其本质与中华民国在当时所面临着的国民性问题别无二致。

更令老舍担忧的是，一旦进化打破了平等的话语权，进化本身就将自然地带有某种“准资本”的意味，这更将贻害无穷。这种担忧也体现在《猫城记》中，在“我”以“外国人”的身份与“手枪”向大蝎等“猫城”人展示了进化的优越性之后，“我”的“进化”在大蝎那里就变成了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我”对这一点是心知肚明的——大蝎需要我以这种从进化而来的话语权为自己看守迷叶，而这种利益的让渡在老舍看来不啻于一种道德的沦丧，进化带来的便利则会使人在失去人格的道路上不由自主地滑落。老舍对进化及其副产品是充满警惕的，随之而来的道德堕落和精神沦丧不仅是“猫城”人的专利，即便是象征着理念层面上的中国的“我”，在把持着进化上的绝对优势之后，也会不自觉地向自己的反面滑落。与“猫城”人不同的是，“我”尚具有能力去反思自己的所做所想，而不是任由自己在堕落所带来的快感上滑落。

然而，进化就是进化，随之而来的生产力的进步是谁也代替不了的，老舍对进化也并非一味地排斥，在很多时候，进化及其副产品在老舍笔下是作为一种带有“最后卫性”性质的资源存在的。无论是走投无路的自杀，还是为了拯救“猫城”校长和教员。这两种使用手枪的场合看似不同，但是却有着内在的共通之处，即都是建立在一种不妨碍他人的道德底线之上。可见，作为进化象征的“手枪”并不是一无是处，时代在发展，进化是一个谁也逃离不了的宏大命题，老舍对进化的反思主要集中在道德层面，在不违背道德的基础上，对于进化带来的便利，老舍并没有特别地持抵制态度。不仅如此，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进化论及其副产品还成为人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基于道德，老舍对进化论抱有怀疑的态度；
而基于时代，老舍又离不开进化论所带来的便利，这种悖论带来了恐慌，在逃离与依赖间，老舍寻找着一个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答案。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老舍在《猫城记》中无论是对待民族国家这个宏大范畴还是对待进化论这个时代主题，都呈现出了一种含混，这种含混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老舍的困境，更折射出了20世纪上半叶以后人类普遍需要面对的生存困境。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虽然封建王朝内部钩心斗角，但是其绝少波及民间社会，在绝大多数民众看来，在封建政权的体制下，虽然存在着种种的压迫和不合理，但是至少它是相对稳定的。所以，长久以来，民众对“国”的认知也都相对稳定，它与领土有关、与君王有关，对于平民而言，它是可以被触碰但无法参与其中的，只存在“国的民”，而不存在“民的国”。但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随着民主宪政的提倡，原先由封建君主制而来的稳定性不复存在，“民”可以参与到“国”的治理过程当中，而中华民国在草创过程中遗留下的种种问题又使得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极其复杂，各种政治势力纷纷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台，大有朝令夕改之势。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发生在民众对于国家的认知层面上，随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和普及，原先因着领土和君王而不证自明的国家变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改变使得原本可观可感的客观存在变成了一种存在于每个人头脑之中的主观意念。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之下，在中华民国最初的一段时间内，民众对这个国家的认知其实大都是比较模糊的。

不仅如此，中华民国在建立之初对从封建制度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国民们曾经许下了一个过于美好的诺言，所谓“民国”，自然是为“民”所有，这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是早有明文规定了的，“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但是这些早已经许下的承诺不但迟迟得不到兑现，而且在国民党政府执政之后，情况还向着它的反面不断滑落。这不能不让老舍对社会进化论产生怀疑：新生的民国尚不如封建的大清，在大清人们尚且知道有君主就是有国家，而在中华民国，人们甚至不知道“国”是哪个国、是谁的国，又将去往何方。

这也正是老舍的《猫城记》之所以驳杂的原因，他可以将发生于现实世界中华民国的事件以寓言的形式折射在“猫城”里，但是他却无力解释这一切背后的深层原因，他只能将种种事件进行叠加，却无法将其进行整合。

《猫城记》的文本呈现出了驳杂的一面，而这并不能简单地以艺术或思想上的成功或失败来进行评判，正是由于无法摆脱民族国家的焦虑与进化论的恐慌，老舍才在其后续作品中对这一问题不断进行反思。在《猫城记》之后，那种由民族国家与时代而来的痛感使老舍站得更高了，在他的创作中具有超越意义的幽默渐渐地稳定和成熟，而那些聚焦于现象之上的讽刺则有所收敛。可以说，《猫城记》在老舍创作中的里程碑意义是多方面的，基于民族国家和进化论对其进行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个视角，《猫城记》的意义正在于它的驳杂，而在这驳杂背后，是老舍对于中华民族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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