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视角下《瓦尔登湖》的翻译—以徐迟和刘绯译本对比为例
时间：2022-12-10 11:35: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唐明安
（阿坝师范学院，四川阿坝 623002）
关联理论在认知语用学领域影响较大，其强调关联性的认知模式对翻译实践和研究的指导性和解释性都较强。在关联理论视域下，人类交际活动就是说话人传递意图信息和听话人接受意图信息的过程，而翻译正是这种交际活动的典型语义认知范例。其理论提出者Sperber和Wilson[1]认为，沟通是一个明示和推理的过程，沟通双方彼此明示的前提是认知的最佳原则—关联性原则。关联度分为最大关联度和最佳关联度两个方面：最大的关联性是受话者在理解话语时尽量小的付出，以取得最大的上下文效果；
而最佳关联性是指受话人在理解话语时，经过有效的努力，所得到的足够的上下文效果。关联理论的突破性创新在于将上下文看作人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而交互过程是存在的，目的是正确理解这种假设话语。由于人的认识环境、认识结构不同，话语推理可能会导向不同的隐含结论，这时应根据最佳关联性灵活选择。
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最初由Gutt[2]在他的《翻译与关联》中首次提出，其所提出的关联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在当时以及后来的翻译世界中都有着很深的影响。国内对关联理论的关注始于1994年林克难[3]发表的《关联翻译理论简介》一文，较为系统地概述了关联理论，并对关联理论的理论内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在推广应用方面，我国学者赵彦春[4]在《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1999)一文中的论及关联理论对翻译的指导作用，更为深远地影响了相关理论在学术上的翻译应用。关联理论的提出至今已有30多年，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各种翻译理论屡有创新，但对关联理论的重视程度却并未有太大减弱。本文即以《瓦尔登湖》的中文翻译来探究其关联效度，以期对译文在该理论层面下进行评价和鉴赏。
《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亨利·梭罗（1817—1862年）创作的散文集。该作品通过梭罗本人在瓦尔登湖的生活实践，向读者呈现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返璞归真的精神世界。自作品问世以来，已经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截至目前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己经出版近150个版本，被翻译成40几种语言，成为19世纪美国文学非小说著作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书籍之一。
《瓦尔登湖》的汉译本数量众多，可称国内出版界的“宠儿”，最近20年内，基本每年都有《瓦尔登湖》的一个或以上的译本问世，质量参差不齐。就读者认可度和经典性来说，徐迟译本是很难绕过去的一个译本。该译本不仅是首译本，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后续多个译本。该译本最初于1949年在上海晨光公司出版，1982年再版。作为首译本，徐迟译文文字精练，曾在1993年5月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俗称“网格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总的看来，这部开《瓦尔登湖》汉译的首部译作，不仅大部分译文处理得自然恰当，其译笔也有许多精妙之处。其译本注重对原文的忠实，多以直译为主。在后来的译者中，刘绯女士是翻译《瓦尔登湖》的译者中较为突出的一位，其译本于1996年在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再版。在知名书评平台豆瓣网上，其评分达到9.1分。虽然其分数代表是原作和译作价值认可的共同体现，但译者在其中的贡献殊不可没。因为认知的发展和时代的局限性，两译本各有长短。本文即比较和审视关联理论视角下两个中译本对关联理论语境词义、关联再现和关联重构3个层次的凸显程度。
3.1 关联语境与词义的选择
语境是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从字面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语言环境。但在具体的交际环境下，语境指的是作者、译者和读者3个主体共同营造的动态环境。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在原作者给定的交际环境中寻找最佳的语用关联，再把这种关联，也即是译者自己对原作的理解传递给受众。原有的语境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通过词为单位构成语境整体。翻译重在理解，故选择词义是理解原文的第一步，只有透彻地领会原作的含义，反复推敲，深入分析，才能对词义作出正确的选择。要达到忠实的关联语境意义，译者在词义的选择上也必然需要灵活。因此，翻译时切忌望文生义，甚至不顾上下文的联系，拿一个词的常用的词义来生搬硬套，这会导致死译误译。比如：
例 1 ：“This frame, so slightly clad, was a sort of crystallization around me, and reacted on the builder.”
徐译:“这座屋宇虽然很单薄，却是围绕我的一种结晶了的东西,这一点立刻在建筑者心上发生了作用[5]。”
刘译:“我的房子结构虽略显简单，采光却极好，反映出建筑者的独到用心[6]。”
“crystallization”一词，字面意思是“结晶”或“晶化”，徐译本结合字面意思翻译成“结晶了的东西”，理解上不会有太大误差。而刘译却能结合语境(房子)，深入思考，进一步挖掘其比喻意义，即房子像crystallization这个层面上的联想意义。“结晶了的东西”不正说明房子的光亮透明吗？因此，刘译为“采光却极好”，使译文能够流畅达意。Gutt(2004a)认为，言语表达是明示刺激，而不是表征，主要原因是思维表征是内在的、概念性的，可以内在地表征事物状态，但是不能被别人感知，而言语表达式是外显的，不能内在地表征事物状态，可以被感知但需要借助于思维表征进行推理才能获得理解。可见，译者对词义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选取不慎，不但可能达不到同原文读者一样或接近的认知语境，还有可能适得其反，破坏原文传达的语境。比如：
例2：We should feed and clothe him gratuitously sometimes and recruit him with our cordials, before we judge of him.
徐译：在评说他们之前，我们先要免费地使他穿暖、吃饱，并用我们的兴奋剂使他恢复健康[5]。
刘译：有的时候，我们只能无偿地令他们有衣有食，并用真诚令其恢复本来面貌，才能够对他们加以评判。
“cordial”一词有“甜果汁饮料，兴奋剂”等意思。徐译本倾向直译，在此处捕捉其字面意思将其译为“兴奋剂”。但“兴奋剂”一词本指“一种鸦片麻醉混合剂”，大多数情况下属于禁用药物，即使在此处用作修辞意义，其用法也不大恰当，因“兴奋剂”和“恢复健康”的搭配难以让读者达成关联语境的认知再现。刘将其译为抽象意义上的“真诚”含义，与前文无偿提供衣食形成呼应，完整地传达了原文的语境，可称正确理解原作者的意图，因此顺利达到交际意义上的语义关联。
3.2 关联再现
翻译在形式上表现译文和原文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对应，但在具体对应过程中，由于交际语境中存在文化等非语言因素，译者将不得不在意义表达上有所调整，以实现原文与译文的关联再现。其中所涉及的意义调整，除开由原文和译文因语言异质性和文化的不可译性造成的难以跨越的翻译鸿沟之外，另外就是由译者个人选择的主观能动性所造成，而这也是造成原文不变，而译文屡有更新的原因，这时译者选择的理论依据之一就是关联原则。那么，如何判断译文的成功呢？以关联原则来说，就是译文是否能够再现原作品的关联性，在认知交际语境中是否符合读者的期待并达到语义交际的目的。比如：
例3：“ … lying, flattering, voting, contracting yourselves into a nutshell of civility, or dilating into an atmosphere of thin and vaporous generosity, that you may persuade your neighbor to let you make his shoes, or his hat, or his coat, or his cam age, or import his groceries for him.”
徐译：“你们撒谎，拍马，投票，把自己缩进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硬壳里，或者吹嘘自己，摆出一副稀薄如云雾的慷慨和大度的模样，这才使你们的邻人信任你，允许你们给他们做鞋子，制帽子，或上衣，或车辆，或让你们给他们代买食品[5]。”
刘译：“你们撒谎、奉承、唯唯诺诺，把自己装伴成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或是制造假象让人觉得你慷慨大度，以此说服你的邻人让你制帽子、做衣衫、造马车,或者为的杂货店送货[6]。”
不难看出，徐译过分忠实于原文，几乎已到亦步亦趋的程度。如“拍马”“投票”“稀薄如云雾的慷慨”等晦涩难懂的翻译，在读者处的关联再现恐怕难以称佳；
反观刘译，其能摆脱字面意义的束缚，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别出新译，尤其是将“voting”译为“唯唯诺诺”，将名词“generosity”通过句法转换为动词，足能称用地道的汉语准确传达出了原作的旨意。
3.3 关联重构
在关联理论中，原文通过信息展现出一定的交际意图，作为理解交际意图的译者，需以原文文本为关联载体，通过推理等关联手段实现原文文本意义和关联意义的视融合，从而获得理想的关联效果。关联效果的好坏取决于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也取决于语境效果。
梭罗本人受中国文化、受孔孟之道的影响颇深。在《瓦尔登湖》中，梭罗为寻求与其精神状态契合的声音，在原文中多处引用中国儒家传统经典的语句，而这首先便需要译者根据原文推理出其在目标语境中的出处和翻译后的预设效果，以期获得关联意义上的重构。
例4：The philosopher said: “From an army of three divisions one can take its general, and put it in disorder; from the man the most abject and vulgar one cannot take away his thought.”
徐译：哲学家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5]。”
刘译：一位哲学家说过：“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6]。”
该句语出《论语·子罕》，原句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两译文的译出结果大致相同。仅以原文来看，原文重要动词“take”应对应译文“夺”之意，显然经过文本的变迁，梭罗将其理解为“夺走，带走”，与“夺”在此句中“改变”的实际意义不同；
同样，后句“thought”对应“志向”也与“thought”一词的词义不符，“志向”一词与aspiration或will等词之意更为接近，这与梭罗间接引用鲍蒂尔的译文不无关系。如照原文译出，译出结果必定与实际意义相去甚远。为达到最大关联效果，实现意义上的重构，两位译者在翻译时都不约而同地采取还原原句的回译。既避免误译，又从最大程度上重构了原文的关联语境。对于读者来讲，照直回译也能够产生最大的语境效果，消解陌生感。
在大多数情况下，翻译过程就是斟酌和决策的过程，需要译者在面对形形色色的翻译对等物中找到最佳匹配。赵彦春（1999）认为，翻译是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以意图为归宿，尽量使译文向原文趋同的动态行为。处于不同文化语境的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可供选择的范围，这就需要译者充分考虑译文中翻译对等物的取舍，根据原文选择合适的文体或文本。比如：
例5：
“The evil that men do lives after them.”
徐译：“人做的恶，死后还流传[5]。”
刘译：“人生前的罪恶，在其死后依然流传[6]。”
该句语出莎士比亚戏剧《凯撒》，原文后半句为the good is oft interred with their bones.与前句形成意思上的对仗。原文是安东尼怒斥暴民，凯撒都死了，大家一点儿不顾及凯撒对大家的好，却只记得对他不利的言论。徐和刘在此处都采取的直译，意思相去不大。但在关联重构上，似乎还略显不够。结合原文语境，此处句子作为格言使用，让人警醒，以达到明白生活真谛的效果。但是，若将其译为大白话，在语用和文体功能上就达不到格言的效果。以此度之，此处不如译为“人所为之恶，死后犹存”，夹以文言表达，既表达出原句之意，又以古朴的语言兼顾了原文的文体效果。
翻译是一项复杂的人类活动，对其阐释可以从包含语言、文化、认知等众多维度展开。但语用翻译理论下，译者能否将原文的意思传达，是否能在目的语境里建立语境效果层面上的再现和重构，无疑是判断翻译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从该意义上来说，译者对原文作者意图的正确理解，在译文中对原文意图的再现，均需要译者将原文和其译文进行合适的关联。译者若能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阐释并再现原文交际意图，这样的译文才不失为好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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