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理论逻辑与中国经验

蔡宏波，童 顺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十四五”时期，中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依托我国超大市场的规模效应，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利用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并创造新的需求。然而，国内市场分割阻碍了商品要素流通与消费潜能释放，成为阻碍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主要堵点。因此，实施“双循环”，特别是国际循环有效促进国内循环，关键在于打破国内市场分割，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这也有利于实现和保障内外经济循环流转。

毫无疑问，持续4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离不开改革与开放这两大驱动力量：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一直贯穿这一过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多年来，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主动融入和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开放渐渐成为国内要素供给与国外市场需求的联通媒介，后者的规模效应引致前者的生产流通，不仅助力于促进国内商品市场的整合，而且培育了具备强大消费潜能的国内市场与相当规模的中高等收入群体。在充分享受中国经济的开放红利后，近些年来，外部经济环境和条件却在不断复杂与恶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低迷。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使欧洲经济整体增长面临更多阻碍与不确定性。2018年，美国主动挑起中美贸易战，“美国优先”的政策主张颠覆了包括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经贸规则在内的诸多政策安排。特别是，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余波未平，仍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世界经济与中国。当前“双循环”背景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对外开放能否继续促进以及如何促进基于强大国内市场的消费潜能释放，从而加快形成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对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双循环”是“开放倒逼改革”机制的政策延续(1)参见：《刘胜军：“双循环”大势所趋，企业该如何破局？》，2021年4月19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G7V11OF70511DG18.html，2022年4月23日。，是为应对日趋恶化的外部经济环境所作出的被动选择。而本文则认为，这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的主动选择。原因在于，经过40多年的积累与沉淀，中国经济的内部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不仅在制造业规模、货物贸易量、商品消费额、外资流入和外汇储备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并且成为全球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另一方面，依据世界银行2019年的标准，早在2010年中国人均GDP就已达到4260美元，跻身于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21年，这一数字更是突破了1.25万美元，正逐年接近高收入国家人均水平的下限(2)参见：《国家统计局局长就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2022年1月17日，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201/t20220117_1826479.html，2022年1月24日。。这些变化意味着，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已经具备启动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客观条件。因此，本文更愿意将“双循环”理解为适应现阶段经济发展特征和目标的主动调整，其现实逻辑与依据体现在两点：其一，根据当前的外部经济环境判断，短期内再过度依赖外部循环将面临较大的发展风险；
其二，中国可以利用已培育出的国内市场，推动整合统一、释放消费潜能以及优化要素配置。不过，真正实施“双循环”且以国际循环有效促进国内循环还要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所强调的，“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人民日报》，2022年4月11日，第1版。。因此，本文认为，敢于直面当前我国国内市场分割、统一市场尚未形成的不利局面，考察对外开放在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地区对国内商品市场整合的影响，可能有助于发现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互促的可行路径。

开放意味着竞争。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迫使国内市场加快暴露于全球先进生产力的冲击之下，来自国外的高生产率企业将通过出口产品占据国内市场份额，挤压国内低生产率企业的生产空间。唯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有可能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市场，凭借规模效应降低生产平均成本和实现丰厚经营利润(4)M.J.Melitz and G.I.P.Ottaviano，“Market Size，Trade，and Productivit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8，75(1)，pp.295-316.。一方面，这将倒逼国内企业积极通过学习效应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
另一方面，市场化机制下的优胜劣汰在激励高生产率的企业扩大市场份额的同时，助力于国内市场的整合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开放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历史大潮流。近些年来，通过自贸区、“一带一路”倡议等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显然，进一步开放超大规模市场，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挖掘和发挥地区进出口的比较优势，而且将有利于当地孵化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水平。培育发展当地企业有利于产业关联、要素流动，也有利于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畅通国内大循环。

最早将对外开放与市场分割联系起来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Poncet(5)S.Poncet，“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China Economic Review，2003，14(1)，pp.1-21.和Li等(6)J.Li,L.D.Qiu and Q.Sun，“Interregional Protection:Implication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China Economic Review，2003，14(3)，pp.227-245.。前者采用贸易边界效应的方法发现，对外贸易的规模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挤出”了国内贸易的份额，这将不利于国内市场的整合；
后者将财政分权与贸易壁垒纳入理论模型后，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将刺激和增加国内贸易保护的成本，反而有利于国内市场的统一。范爱军等分别考察了进口和出口对国内市场整合的不同作用，得出更细致的结论：进口将阻碍国内市场整合，而出口有利于国内市场整合(7)范爱军、李真、刘小勇：《国内市场分割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我国商品市场为例》,《南开经济研究》，2007年第5期。。然而，上述研究均没有解决对外开放与市场分割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其估计结果的可靠性难以保证。

而有关内生性问题的探讨，主要来源于对外开放与市场分割之间的相互影响。朱希伟等将市场分割引入Melitz模型，论证了国内市场分割是促使不同生产技术的企业都进入国外市场的重要原因：受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既然企业无法在国内市场上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只能被迫走向出口(8)朱希伟、金祥荣、罗德明：《国内市场分割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扩张》，《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后续的研究为上述结论补充了企业层面的微观基础，张杰等利用企业数据实证证明了省际间市场分割确实激励了省内的企业出口行为(9)张杰、张培丽、黄泰岩：《市场分割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吗？》,《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关键就是寻找一个或多个与对外开放关系密切却又独立于市场分割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陈敏等参照黄玖立和李坤望的做法设计了两个工具变量：1978年对外开放度与汇率的交互项和各省省会到香港或上海最近距离与汇率的交互项(10)陈敏、桂琦寒、陆铭、陈钊：《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发挥规模效应?——经济开放与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1期；
黄玖立、李坤望：《对外贸易、地方保护和中国的产业布局》,《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2期。。通过建立1985—2001年的全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他们认为，对外开放与市场分割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吕越等将省份层面的平均海拔作为工具变量估计市场分割程度。平均海拔与省际间贸易的流通成本正向相关，间接反映了省际间的市场分割程度，而且没有证据能够直接表明地区差异是由地理因素本身决定(11)吕越、盛斌、吕云龙：《中国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下降吗》，《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5期。。

综上所述，大多数研究者基本认可对外开放会显著作用于市场分割。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更是直白，坚持对外开放将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整合。但是，以往的研究成果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未能对区域间的异质性作出充分探讨。其二，忽视了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对探讨开放之于市场分割作用的重要性。有学者指出，加入WTO之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只能被看作是应对财政债务危机、弥补资金不足、挣取少量外汇的手段(12)余思勤、孙司琦：《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互动效应——基于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因此，从经济含义上看，早期的对外开放在规模和形式上都不足以引起整个市场结构的变化。还未“开放”何来“分割”？本文将国内市场分割程度放入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探讨，然后考察重大对外开放政策是如何作用于地区间市场分割的，以期在以往的文献之上作出边际贡献。

(一)市场分割指数的测算

本文利用商品相对价格的方差来衡量区域间的市场分割程度，若两地市场的商品相对价格方差变小，则意味着无套利区间的波动幅度变小，反映出两地的市场分割程度有所降低(13)D.C.Parsley and S.Wei，“Convergence to the Law of One Price without Trade Barriers or Currency Fluctuation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6，111(4)，pp.1211-1236；
D.C.Parsley and S.Wei，“Explaining the Border Effect: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 Variability，Shipping Costs，and Geograph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55(1)，pp.87-105.。由于数据缺失的原因，早期的同类文献剔除了重庆、西藏和海南后，共有61对邻省关系，据此测算价格方差(14)桂琦寒、陈敏、陆铭、陈钊：《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世界经济》，2006年第2期。。后续的研究未采用邻省关系，而是计算了全国378对省份组合，全面反映国内整体的市场分割程度(15)盛斌、毛其淋：《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1985～2008年》，《世界经济》，2011年第11期。。

在数据选取与处理方面，本文不仅延续和更新了国内文献的做法，同时兼顾了国外最新文献的思路。第一，将商品种类拓展到了22类，涵盖粮食、油脂、肉禽、蛋、水产品、菜、果、饮料烟酒、服装鞋帽、纺织品、家电及音像、文化办公、日用品、体育娱乐、交通通信、家具、化妆品、金银珠宝、中西药品、书报杂志、燃料，还有建材，时期为2001—2019年。第二，研究样本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省份。第三，不仅考虑了由于商品异质性所导致的不可加效应——这可能会高估实际的市场分割程度，同时还考虑了来自于外生冲击而非市场因素所产生的特殊的商品价格波动，如某年某地区发生干旱或洪涝等自然灾害，也会影响当地粮食的商品价格，进而影响市场分割价格指数的测算。本文所采用的具体处理方法是，给定年份t和465对省份组合，对22种商品k求均值，再用上述已经剔除了商品异质性的相对价格方差减去该均值。

进一步参考国外文献的做法，Donldson在估算印度国内贸易成本时，收集同一产地食盐在不同地区的零售价格，由此消除商品间因种类不一而造成的异质性，有利于得到更准确的印度国内贸易成本，反应市场分割的实际情况(16)D.Donaldson，“Railroads of the Raj: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8，108(4-5)，pp.899-934.。因此，本文也选用异质性较小，同时被广泛消费的7种农产品，分别是粮食、油脂、肉禽、蛋、水产品、菜、果，构建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该指数在理论层面上，对国内市场分割的估计更为准确。

经过上述处理，本文对相对价格求方差，最终计算出9240(=18×30×22)个给定某年t、某省份对其余30个省份、22种商品的国内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以及异质性较小的、7种商品构成的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两者都得到了一致的发现：2002年以来我国国内的市场分割程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即国内商品市场趋于统一，这与以往文献的估算结果基本一致。

(二)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Segm=β0+β1open+β2open2+β3tran+β4gove+β5unem+β6mark+uit+εit

市场分割(Market Segmentation)。依据前文所测算的市场分割指数与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构建被解释变量。本文将市场分割指数(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作为一个代理变量，用于反映国内市场分割的情况和趋势。

对外开放程度(Open)。本文选取外贸依存度及其平方项作为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的解释变量。外贸依存度是由进口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之和构成。

财政支出占比(Government Control)。控制变量选取地方财政支出占该地区GDP的比重，以衡量地方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程度。地方政府控制力较高可能加剧国内市场分割程度(17)陆铭、陈钊：《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货运周转量(Transportation)。控制变量选取铁路的货运周转量，旨在控制每个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便利性。交通便利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的整合。

失业率(Unemployment)。失业率较高的地区有动机保护本地的企业以及商品，从而改善当地就业状况，阻碍地区之间商品的充分流通，因此选取失业率作为控制变量。

市场化程度(Marketization)。由于地区间的内在差异会使得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有所不同，也会对市场分割程度产生一定影响，因此选取市场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市场分割指数以及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分别是由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22个不同种类商品以及7个种类的农产品价格指数测算所得。财政支出占比、货运周转量以及失业率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市场化指数则源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18)参见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一)基准回归

表1汇报了2002—2019年基于全省份数据的基准回归和双向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其中(1)列与(4)列是基准回归的结果，(2)列与(5)列是控制省份与年份后的双向固定效应结果。(1)列和(2)列都是以22种商品构建的市场分割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4)列和(5)列使用7种农产品构建的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但本文认为该方法计算的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具有更小的异质性，对于估计结果更为准确。在基准回归中，外贸依存度对市场分割指数或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并未呈现出显著的结果，但其平方项的系数为正且结果显著。这意味着，对外开放的确会对国内市场分割产生影响，只是其影响效果呈正“U”型：国内市场分割的程度先降后升。

表1 基准回归、双向固定效应以及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2)列与(5)列在控制地区、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后结果更为显著：市场分割指数与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的结果指向一致——外贸依存度的增加会使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呈现正“U”型，即先降后升。同时，货运周转量越大则越有利于国内市场的统一，市场化程度较高也有利于国内市场的统一。其背后的经济意义是，铁路货运量较大往往代表着交通便利，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与集散，从而减小国内市场分割程度。

内生性是市场分割相关研究以及本文需要着重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参考以往的研究成果，此处常见的工具变量通常为人民币汇率与距离港口的最近地理距离的交互项。而本文借鉴引力模型的设计，将地理距离放在分母项，即人民币汇率与距离港口的最近地理距离平方的比值作为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通过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检验后发现并非为弱工具变量。人民币汇率与距离港口的地理距离均由外生给定且与其他控制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内生性，人民币汇率又能与外贸依存度高度相关，同时满足相关性与排他性，因此是一个较好的工具变量。本文将该工具变量替代解释变量代入方程，回归的估计结果汇总于(3)列和(6)列。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相对基准回归而言更为清晰和显著。市场分割指数与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都在工具变量及其平方项上显著，且系数明显放大，较好解决了内生性问题，能够识别其非线性趋势。其背后的经济含义为，外贸依存度对国内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先下降后上升。此外，失业率呈现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失业率较高的地区，可能更倾向于保护本地的生产要素，从而加剧了市场分割。工具变量的结论与基准回归的结论基本一致，两者都是在2002—2019年全时段以及31个省份上进行的回归估计，本文后续通过异质性分析将时间与地区划分得更为细致，再进一步检验结论是否稳健。

(二)拓展分析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的对外开放至少存在以下两大重要特征:

从“区域试点”到“全国推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1980年党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4年逐步开放大连、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90年代初，开放区域开始由沿海向内陆腹地拓展，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落地，至2020年第6批自贸区设立，目前我国已初步完成了在沿海和内陆地区的21个自贸区布局。

从“被动”到“主动”的开放。董筱丹等(19)董筱丹、薛翠、温铁军：《改革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历程的演变及其内在逻辑》,《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梳理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历史，认为在2002年之前，我国对外开放的本质是属于在资本短缺的压力之下，为了引入外部资本而展开的被动应对政策。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则是由于国内需求不足和产业资本过剩之后，主动寻求国内产能过剩压力向国际市场释放。

根据上述对外开放的重要事实，本文发现，直到1993年，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仅限于省会城市，即便是上海浦东的开发和开放也是从1990年开始。因此，将早期的全范围地区纳入实证样本实际上是无效的。如果从对外开放的作用看，加入WTO之前的对外开放只能看作是应对债务危机、弥补资金不足、挣取少量外汇的手段，而不应将其放大到会对国内经济增长或市场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程度。如此，考察对外开放与市场分割关系的合适时期应该从加入WTO之后开始，尤其是从贸易替代的视角来分析，即2001年开始。

因此，本文旨在重点把握贸易政策重大调整的时间节点和地区间异质性，如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3年启动“一带一路“倡议。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是重大外生负向冲击，使全球化的进程遭遇逆流，也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因此，三大重要事件将全样本的观测时间段划分为2002—2007年、2008—2013年、2014—2019年。在地区方面，着重考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沿海省份与非沿海省份，“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与非“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市场分割的程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三)沿海地区

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划分样本地区范围以及不同时间段再次进行回归，进一步检验前文结果的稳健性，以及讨论在不同地区和时间范围内，外贸依存度与市场分割的关系。在此，将外贸依存度拆分为进口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这样计算的原因在于，尽管进口与出口都属于对外贸易的范畴，但其作用方向以及内涵不一致：进口是吸引外部资源流入国内以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而出口是国内资源输出国外以融入全球价值链。两类流动方向不同的变量对市场分割的影响也不一致。

表2与表3分别基于市场分割指数与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计算得到，两者的结论基本一致。在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之下，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对外开放对国内市场分割产生较为显著的效应。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一种负向冲击时，对外开放与市场分割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从地区的角度来看，无论处于哪一时间段，具备优越地理条件、对外开放程度更高的沿海地区都比非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与市场分割之间的联系上更为敏感，即解释变量的系数更大。这可能意味着，沿海地区能够凭借自然地理条件以更小的贸易成本从事国际贸易，进而促成了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更高水平的外贸依存度。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沿海地区就相对更少地参与到国内市场的商品流通与内部循环之中，即出现了“挤出效应”(20)S.Poncet，“A Fragmented China:Measure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Disintegr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5，13(3)，pp.409-430.。非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上的规模更小，更多部分的商品或生产要素参与到了国内市场的流通中，反而有利于国内商品市场的统一。

表2 对于沿海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

表3 对于沿海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

通过拆分外贸依存度为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可得，现阶段进口对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为正“U”型，而出口对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为倒“U”型，如图1和图2所示。原因在于，当外贸依存度较低时，进口作为国内商品的一种补充，适当扩大进口规模将有利于激发国内市场活力以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贸依存度迅速攀升，于2006年前后达到顶峰，此时国内商品市场相较过去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生产要素与商品更为健全，再进一步扩大进口规模吸引外部商品流入国内市场，其替代效应会阻碍国内商品的消费与流通，进而加剧了国内市场分割。这一替代效应在进口成本较低的沿海地区体现得尤为显著，因此应该将重点由进口规模转向进口结构，更注重吸引海外优势的生产要素流入，同时面对外部复杂的经济环境，将要素需求转向国内，促进国内生产要素的充分流通。同理，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商品“走出国门”占据海外市场，融入全球价值链，凭借规模效应为国内经济增添一股强劲动力。然而，近年来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冲击下外贸依存度“断崖式”下跌，过度依赖出口的企业及其行业承受了较大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缩小出口规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1)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克疫情 携手同心推进合作——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8日，第2版。本文认为，依然应该重视出口，只不过在扩大出口规模的同时，要注重培育核心技术，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率，尽可能把握机会向价值链上游转移。

图1 沿海地区进口依存度

(四)“一带一路”地区

表4将时间段划分为2002—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前和2014—2019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之后，考察所属“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与非“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怎样受到对外开放的不同影响。观察表4可以发现，在“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之前，对外开放对市场分割的影响在地区之间没有体现较大的差距，但在“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之后，“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中，对外开放对国内市场分割呈现更为显著的影响。考察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在一次项和平方项上的系数以及符号可知：进口对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为正“U”型，而出口对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为倒“U”型，如图3与图4所示。但是，两者的拐点都处于外贸依存度的正半轴，这意味着，优化进口结构、扩大出口规模，将有利于降低国内市场分割，即进一步扩大出口的同时，不应再盲目追求进口规模，而应转向进口的结构和质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总体上出现净出口的规模上升，因为尽管进口与出口的二次项方向相反，但拐点并不一致，因此不能通过简单的加总得出扩大净出口的结论。本文强调，重视培育本土核心技术，聚焦出口的质量，突破“卡脖子”领域，迈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22)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的实证结果与表4中的市场分割程度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能够得到一致结论。因此，受限于篇幅，未报告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的实证结果。。

表4 对于“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

图3 “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进口依存度

图4 “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出口依存度

本文利用修正的相对价格方差法，基于22种商品估算我国国内商品市场的分割程度，并借鉴Donaldson的做法，同时构建了由7种农产品组成的农产品市场分割指数，将其作为代理变量反映国内市场分割程度，重点探讨对外开放对降低国内市场分割程度的作用。通过梳理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重大时间节点和事件，本文细分了研究的区域样本和时期样本，分别考察2002—200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2013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以及2014—2019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于同一时期内，重点关注沿海地区与非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对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大小与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与非“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的效果差异。在此基础上，逐步采用普通OLS估计、双向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等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我国对外开放对国内市场分割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进口对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为正“U”型，而出口对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为倒“U”型。这一观点较以往的研究结论明显不同，也为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实证方面的支撑。本文对此进一步给出具有针对性的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关注焦点由进口规模转向进口结构。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国内生产率有了显著进步，在许多领域并不需要过度依赖进口。与此同时，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国内已培育了相当规模、具备消费潜力的强大市场。进一步整合国内市场，打破市场分割，凭借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吸引生产要素，更有利于淘汰冗余的低端供给，达到调整经济结构的长期目标。

第二，扩大出口规模与培育核心技术并重。坚持扩大出口的同时，鼓励与扶持国内企业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环节下大功夫，集合优势要素，尽早取得突破，培育本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后，凭借关键技术与核心竞争力，尽可能融入全球价值链并通过自主创新延伸至全球价值链上游。

第三，注重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沿海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普遍具有较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开展对外贸易将会拥有更低廉的贸易成本，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一定竞争力。与之对应的，非沿海地区或非“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并没有此项优势，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稍稍落后，转向重视内部循环反而具有更小的市场分割。通过进口与出口的方向调整，打破市场分割、畅通内部循环，既能使沿海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获得稳定可靠的国内市场，同时也能使非沿海地区或非“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通过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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