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初期的衍圣公境遇

孟 坡

关键字：元代 衍圣公 元世祖 孔元措

蒙元初期（约1205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建立大蒙古国，到1295年元世祖去世），金代衍圣公孔元措入元，仍袭封衍圣公并受到蒙廷优渥礼遇，其自认为“儒教由此复兴”了。孔元措去世后，孔浈袭封衍圣公，但不久因与族人袭爵争讼而被总管汉地的忽必烈罢爵，孔氏子孙政治地位和特权待遇急转直下，甚至世爵（北宗）中断长达43年，成为八百余年衍圣公历史中的孤例。蒙元初期的衍圣公境遇经历了过山车式巨变，为历代封建王朝所罕见。对于蒙元初期衍圣公相关研究，见于姚从吾先生《金元之际孔元措与“衍圣公职位”在蒙古新朝的继续》、①姚从吾：《金元之际孔元措与“衍圣公职位”在蒙古新朝的继续》，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宋辽金元卷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9-196页。萧启庆先生《大蒙古国时代衍圣公复爵考实》、②萧启庆：《大蒙古国时代衍圣公复爵考实》，载《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9-88页。赵文坦先生《蒙元时期衍圣公袭封考》、③赵文坦：《蒙元时期衍圣公袭封考》，载《孔子研究》2012年第2期。陈高华先生《金元二代衍圣公》④陈高华：《金元二代衍圣公》，载《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28-345页。、潘龙威先生《蒙元时期的衍圣公》⑤潘龙威：《蒙元时期的衍圣公》，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等著述，姚氏、萧氏、赵氏重点考述了衍圣公复爵或袭封的经过以及影响，陈氏对衍圣公在金元二朝的地位演变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述，潘氏对蒙元时期衍圣公及其宗族活动、文化活动、姻亲仕宦等作了论述。然蒙元初期衍圣公研究仍有剩义可寻，某些史事尚待考证。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和曲阜碑碣等史料，试述蒙元初期衍圣公地位和特权待遇由盛到衰的境遇变迁，并尝试提出衍圣公世爵中断的根本原因，希望得到专家师友的指教。至于南宋政权授封的衍圣公（南宗），与蒙元政策无涉，不拟讨论。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窝阔台汗四年）三月，蒙军围攻金都汴京。三月甲午，中书令耶律楚材请遣使者入城谕降，“书索翰林学士赵秉文、衍圣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归顺人家属。”①（元）脱脱等：《金史》卷17《哀宗本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86 页。参（明）宋濂等《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459页。次年（天兴二年）正月金将崔立开城投降，四月蒙军入汴京城。这时，金末著名学者元好问（1190—1257）向耶律楚材上书推荐有声望的士大夫五十四人，“衍圣孔公”孔元措居于首位。②（金）元好问：《癸巳寄中书耶律公书》，见《遗山集》卷3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448页。耶律楚材（1190—1244），契丹人，是原金朝的官员，深受儒学影响，遂“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③（明）宋濂等：《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459页。六月，太宗窝阔台汗诏孔元措袭封衍圣公，并令他回曲阜“奉祀”。④（明）宋濂等：《元史》卷2《太宗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2页。自此，在当朝儒臣和士人的举荐下，孔元措得到蒙廷认可，再次袭封衍圣公，回到因避战乱而不得已离开的故里奉承“祀事”。

孔元措（1181—1251），字梦得，孔揔之子，孔子五十一代孙。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补文林郎、袭封衍圣公、管勾祀事。明昌四年（1193），超授中议大夫。承安二年（1197），兼曲阜县令，仍世袭。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诏孔元措赴汴京随朝任职太常博士。兴定四年（1220），改行太常丞。元光元年（1222），授同知集贤院、兼行太常丞。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授知集贤院、兼行太常丞。天兴元年（1232），除遥授泰定军节度使、兖州管内观察使，兼行太常少卿。天兴二年（1233）正月，迁光禄大夫事、改太常卿，汴京降蒙，失爵。太宗窝阔台汗五年（1233）六月，仍袭封衍圣公（北宗），主祀事。宪宗蒙哥汗元年（1251）卒，⑤按，孔元措卒年史无明载，陈高华先生考证认为其因病卒于宪宗元年，比较可信。孔元措去世当年，侄孙孔浈袭爵。参见陈高华《金元二代衍圣公》，载《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34页；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8《世系第一之八》，《续修四库全书》第512册，乾隆二十七年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页。无子嗣。着有《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

耶律楚材精通儒学，怀有“衣冠异域真余志，礼乐中原乃我荣”的情愫，⑥（元）耶律楚材：《和武川严亚之见寄》，见《湛然居士集》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522页。是窝阔台汗的亲信，领中书省。而元好问因“系斯文为甚重故”上书举荐孔元措等中原儒生，⑦（金）元好问：《癸巳寄中书耶律公书》，见《遗山集》卷3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447页。请求蒙廷予以保护，使他们免受伤害。在儒臣和士人的举荐下，孔元措复爵回阙里“奉祀”。从复爵的经过来看，显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成为蒙廷支持中原正统思想意愿的重要象征。⑧萧启庆：《大蒙古国时代衍圣公复爵考实》，载《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9页。

自宋金以来，由于儒、释、道三教合流盛行，儒学自西汉以来“独尊”的传统优势早已荡然无存，从成吉思汗开始，历任蒙古可汗视儒学为诸“教”的一种，将之与佛、道、回、基督等各教一并尊崇，加以科举废止又使士人失去传统的入仕之路，造成士人地位下降，不少士人甚至转入佛、道二教。这一时期，儒学地位要远弱于佛、道两家，甚至孔、颜、孟诸圣子孙赋役都要“仰依僧道体例，一体黜免差发”①《曲阜文庙免差役赋税碑》，见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42页。。比如，窝阔台汗七年（1235），对原金统治区户口进行调查，史称“乙未籍户”，在东平路行军万户严实（1181—1240）和中书令耶律楚材以及断事官耶律丑山（断事官，又称燕京行尚书省或燕京行台，是汉地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庇护下，给予阙里孔氏子孙诸多特权：

历代拨赐给曲阜孔庙的土地六百顷，“免赋役，供给祭祀”；
对孔氏子孙一十五家、亚圣颜子后八家、邹国公后二家、庙户（洒扫户）一百家，计一百二十五户，“军役大小差发，并行黜免”，“不属州县所管”；
令诸路征收的历日银一半用来修宣圣庙，益都、东平两路历日银全部交衍圣公孔元措修建曲阜本庙。②（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5《历代崇重》，《丛书集成初编》第3316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8-49页。

此等诸多特权，对于圣裔子孙尤其衍圣公来讲，虽不及金章宗、宣宗时期的优渥，但能够得到新朝的如此礼遇实属难料。

在衍圣公特权的恢复过程中，释、道两家出于维护宋金以来三教合流的趋势，为扶持孔门、维护中原传统文化贡献颇多。

窝阔台汗九年（1237），孔元措在佛教竹林堂简老（印简，以法号“海云”著称于世）、全真教长春宫太师萧元素的辅助下，并得到断事官丞相耶律丑山（文中称山丞相）的大力支持，官给其费修建阙里孔庙，使庙貌“复还旧观”。衍圣公孔元措对蒙廷和社会各界给予的恩渥与支持感激涕零，认为“儒教由此复兴”了。③（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5《历代崇重》，《丛书集成初编》第3316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9页；
李世弼：《大朝褒崇祖庙之记》，载杨朝明《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四辑），济南：齐鲁书社，2018年，第77-82页。

建元前，蒙廷以草原地区为政治重心，蒙古征服中原的目的在于掠夺兵、财二源，所以对中原地区实行的是“间接统治”政策，直接负责统治汉地的是崛兴于金元之际的“汉人世侯”。衍圣公地位和各项特权的存续，尽管得到了儒臣、士人和佛、道二教的大力支持，还主要依赖于“汉人世侯”严实、严忠济父子。“其（孔元措）衣食所须，舍馆之安，皆行台严相资给之。亲族三百皆坐享温饱，咸其所赐也。以至岁时之祭祀，宾客之往来，闾里之庆吊，穷乏之赡济，莫不仰庇而取足焉。”④（金）李世弼：《大朝褒崇祖庙之记》，载杨朝明《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四辑），济南：齐鲁书社，2018年，第78页。孔元措与严实交好，将女儿嫁于严忠济，二人结为了儿女亲家。严实父子兴学养士，创办东平府学，对孔氏子孙优待有加，东平府学中设有专授孔氏子孙的西序。⑤（金）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见《遗山集》卷3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359页。

在世侯、朝中儒臣以及僧、道等共同庇护、维系下，孔元措袭封衍圣公十余年，期间窝阔台汗（1229—1241）、乃马真后（1241—1246）、贵由汗（1246—1248）以及蒙哥汗（1251—1259）初期，衍圣公受到了蒙廷较为优渥的待遇，儒家文化亦赖以存续。

元世祖还在潜邸时，就广泛结识中原儒士，身边聚集了刘秉忠、王鹗、窦默、姚枢、赵璧、许衡、张德辉、郝经、元好问等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甲辰（1244），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①（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7页。当时，忽必烈不满30岁。定宗贵由汗二年（1247），张德辉、元好问请奉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悦而受之”②（明）宋濂等：《元史》卷163《张德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824-3825页。。宪宗蒙哥汗元年（1251），忽必烈之兄蒙哥即汗位，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交忽必烈管理。忽必烈采纳刘秉忠、张文谦、姚枢等儒臣建议，任用张耕、刘肃、史天泽、赵璧、杨惟中、廉希宪、赵良弼等大批儒士。首试以汉法治邢州，结果邢州大治。后在河南、京兆等地推行汉法，使汉地恢复了繁荣与安定。蒙哥汗九年（1259），蒙哥汗战死钓鱼城下，（1260）忽必烈即汗位。至元八年（1271），立国中原，采用汉式国号、年号，建国号为“大元”。在大批儒臣的辅佐下，先后取得了远征大理、攻伐南宋等军事上的胜利。元世祖采用郝经、许衡等儒臣提出“立政议”③（元）郝经：《立政议》，见《陵川集》卷3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359-363页。、“时务五事”④（元）许衡：《时务五事》，见《鲁斋遗书》卷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392-402页。等建议，并创建制度，立志把蒙古游牧帝国建成一个以中原为主干、继续汉唐帝业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

尽管元世祖接触儒学较早，建元后又把政治重心迁至中原，但是他自始即强调“祖述”与“变通”并行、“稽列圣之洪规”与“讲前代之定制”同施，既采行汉法，也保留蒙古旧制，采行“诸制并举”“因俗而治”的二元或多元政策⑤白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另外，元世祖受潜邸旧侣的影响，出于汉地形势和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需要而采取汉制，但根本目的还是为蒙古在中原的少数统治服务，儒家思想在忽必烈时期并未得到真正的尊崇。

忽必烈自蒙哥汗时期总管汉地起，直至即位、建立大元，在对待衍圣公和孔氏子孙方面，始终没有表现出额外的眷顾和优待。蒙哥汗二年（1252），因孔氏族人袭爵争讼，忽必烈夺去衍圣公孔浈的爵位，视孔氏子孙为“《诗》《书》不通，与凡庶等”之辈，在时任东平道宣抚使姚枢的建言下，“命洛士杨庸选孔、颜、孟三族诸孙俊秀者教之”⑥（明）宋濂等：《元史》卷158《姚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13-3714页。。

从选派教授教育圣贤子孙来看，好似元世祖对待孔氏子孙尚有厚待之情。但是此诏令实施后，十余年间“不闻一人有学业问望者”，至元五年至七年间（1268—1270），时任监察御史王恽建议“选三家（孔、颜、孟三族）德性颇明俊者，使入京师国学，令学士等官教育”⑦（元）王恽：《为教孔颜孟子孙事状》，见《秋涧集》卷8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232页。，但元世祖并未准行，从中可见其对孔氏子孙重视程度之一斑。

忽必烈即汗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力削弱宗藩的权力。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外设六道宣抚司，以削夺郡县官吏世袭专擅之弊”①（元）王磐：《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见苏天爵《元文类》卷5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760页。。次年，严忠济（？—1293）以“强横难制”而罢东平路管民总管及行军万户职，②（元）王恽：《中堂事记·中》，见《秋涧集》卷8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186-187页。按，王恽认为严忠济被罢职“皆为其弟（忠范）所发”。其实，这只是事情的表象，真正原因是朝廷为加强集权而削夺世侯权力，以严忠济“强横难制”之由而罢其职。参见（元）姚燧《姚枢神道碑》，见《牧庵集》卷1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549页。被召入京。至元元年（1264），“始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③（明）宋濂等：《元史》卷5《世祖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1页。，严忠济之弟严忠范被罢东平路总管。次年，严忠范易地为官，改任兵刑部尚书，“罢各地管民官世袭，立迁转法，收世侯符节，易地为官；
死后，其子孙按荫叙法授官而不再承袭父职”④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12页。。阙里孔氏彻底失去了汉地世侯的庇荫，各项特权待遇受到了很大影响。

在向来被视为中国儒教文化的象征、事关中国传统文化存续的阙里孔庙的存废上，表现则尤为突出。阙里孔庙自窝阔台汗九年（1237）诏修后，长年失修，尽管“朝廷频年议加修复”，但“以军国庶务方殷，而事未及措也”，以致“荐经丧乱，表里凋敝”，祭祀礼器也缺失严重。孔氏族人为之感叹“自东平严公致政之后，而能加顾于祖庭者，盖鲜矣”⑤（元）杨桓：《重修阙里庙垣记》，载杨朝明编《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二辑），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第108-109页。。至元五年至七年间（1268—1270），王恽建议“依先朝圣训，将随路及山东两路银数并修祖庭正庙”⑥（元）王恽：《用历日银修祖庭孔庙事状》，见《秋涧集》卷8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229-230页。，但是并未被采纳。现有资料尚不可见元世祖时期诏修曲阜宣圣庙的有关记载。李谦将其原因归结于元世祖“志在混一，狃于金革，有所未暇。”⑦（元）李谦：《阙里庙宅落成记》，载杨朝明编《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二辑），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第159页。至元二年（1265），甚至出现了尚书省“尽罢林庙洒扫户”，王磐感慨地说：“林庙户百家，岁赋钞不过六百贯，仅比一六品官终年俸耳。圣朝疆宇万里，财赋岁亿万计，岂爱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于府库所益无多，其损国体甚大”⑧（明）宋濂等：《元史》卷160《列传第四十七·王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53页。，引起朝野震动，但元世祖并没有为之所动，予以更改。所罢林庙洒扫户，直到成宗大德九年（1305）才得以恢复。⑨（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33《艺文·阎复撰重建至圣文宣王庙碑（注）》，《续修四库全书》第5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1页。

综上，元世祖尽管崇儒术行汉法，但是其采用汉法并不彻底、完全，尤其表现在优待孔氏子孙等方面，已远不及建元前汉地世侯“间接统治”时期，衍圣公及孔氏子孙总的来说是遭到冷落的。可知，元世祖崇儒术行汉法与优礼孔氏子孙并不能画等号。相反，失去汉地世侯庇护的孔氏子孙，在世祖一朝的政治地位和特权待遇跌入了历史最低谷。

宪宗蒙哥汗元年（1251），五十一代衍圣公孔元措因病去世，因无子嗣，其弟孔元纮之孙孔浈袭封衍圣公。孔浈，字昭度，孔之固之子，孔元纮之孙，孔揔之曾孙。金朝时期，曾任安远大将军、武昌节度判官。孔浈幼孤，随生母改嫁“驱口”（奴隶），①按，“驱口”指宋和蒙元时期，金军、蒙古军在战争中俘虏的汉族人。其地位类似农奴，少数成为贵族家庭的奴隶。故改姓李。后来，虽然被伯祖孔元措育为后嗣，但未改户籍，仍在“驱口”籍。孔元措去世后，孔浈以其后嗣的身份袭封衍圣公。袭爵后不久，曲阜管民长官孔治率族人以孔浈“非孔氏子”“不事儒雅”报朝。此时，忽必烈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经忽必烈亲自裁定，夺去了孔浈的衍圣公爵位。②（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8《世系第一之八》，《续修四库全书》第5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页。尽管孔浈嫡母任氏为之上疏辨雪：“（孔浈）乃五十一代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之耳孙，五十二代袭封衍圣公孔之固之冢嗣”，“虽云庶出，实系长房”③（明）陈镐：《阙里志》（嘉靖本）卷12《奏表·辩正孔浈表》，《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3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755页。按，所言五十二代袭封衍圣公孔之固，系孔浈袭封衍圣公后而赠封，未实封爵。，但于事无补。

孔浈袭爵不久后被罢爵，“（孔元措）卒，其子（误，应指其弟孙孔浈）与族人争求袭爵，讼之潜藩，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④（明）宋濂等：《元史》卷158《姚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13-3714页。。《元史》所记，因孔浈与族人袭爵争讼，元世祖罢孔浈世爵，对孔氏子孙提出“第往力学，成德达才”的明确要求。元代著名史学家苏天爵却认为，孔浈系“冒孔氏以承其祀者”，忽必烈罢其爵位是维护宗法制度的“正其事”之举，“奉常既老，有冒孔氏以承其祀者，族人讼之有司，诬被刑苦。乃复诉之于朝，始正其事。”⑤（元）苏天爵：《书黄提学赠孔世川序后》，见《滋溪文稿》卷2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340页。于苏天爵看来，孔浈是“冒孔氏”者，其理应被罢爵，这也许是苏一家之言。不管孔浈与族人袭爵争讼的根本原因如何，孔浈被罢爵却是事实，“成德达才”亦成为新朝衍圣公的授封标准。

至元五年至七年间（1268—1270），王恽上奏《立袭封衍圣公事状》，直言“自（孔）元措之后，嗣袭遂阙，岁时主祀止令曲阜令（孔）治承权祀事，甚非大宗主祭之义”，建议“考族谱，令宗亲推其贤而有文者袭其封爵，俾奉祀事”⑥（元）王恽：《立袭封衍圣公事状》，见《秋涧集》卷8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232页。。但是，建议没有得到元世祖的采纳。从王恽所上奏状并未得准行来看，“成德达才”这一衍圣公授封标准，依然得到了坚决施行。

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为稳定江南政局，笼络任用南人，“许令江南曾有官人，赍告敕赴省换授”⑦（元）程钜夫：《吏治五事·取会江南仕籍》，见《雪楼集》卷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115页。，“江南袭封衍圣公”孔洙应召入觐。

元世祖视孔氏南宗孔洙为“贤才”，欲授封其衍圣公，但孔洙以不能守林庙坟墓而固辞，“宋社既墟，廷议以袭封之爵当归三衢，彼固辞曰：吾既不能守林庙坟墓，其（岂）敢受是封乎！”⑧（元）苏天爵：《题孔氏家藏宋敕牒后》，见《滋溪文稿》卷2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345页。“有诏令洙赴阙……廷议俾仍嗣袭，洙力辞。”⑨（元）黄溍：《承直郎潮州路总管府知事孔君墓志铭》，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4，四部丛刊初编第1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41页。孔洙“辞爵”后，仍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道学校事，并给俸禄与护持林庙玺书。①（明）宋濂等：《元史》卷12《世祖本纪九》，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48页。至元二十三年（1286）三月，元世祖遣翰林集贤直学士程钜夫求贤于江南，程钜夫举荐二十余位“贤才”，孔洙仍位列其中（当时，孔洙秩满家居）②（明）宋濂等：《元史》卷172《程巨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016页。参见《元史》卷14《世祖本纪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87 页。程钜夫《雪楼集·年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469页。。孔洙“辞爵”后，朝廷一直没有再遴选到孔氏子孙中的符合“成德达才”标准的“贤才”，衍圣公爵位不得不继续中断，“世祖……而于先圣之后，尤所注意遴选，师儒训迪，作成需贤，以嗣封爵，兹志未究。”③（元）阎复：《大元重建至圣文宣王庙之碑》，载杨朝明编《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三辑），济南：齐鲁书社，2017年，第65页。被士人认为“国家崇圣心，日夜求英裔。”④（元）胡祗遹：《赠孔子五十四世孙曲阜令》，见《紫山大全集》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第45页。按，“五十四世”疑应是五十三世曲阜令孔治。终元世祖一朝没有授封衍圣公，造成世爵（北宗）中绝43年。阙里孔庙也不得不长期由曲阜县尹权主奉祀，直到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在朝中儒臣阎复等人的建议下，时任奉直大夫、知密州的孔治袭封衍圣公，“孔氏世爵弗传者久，至是乃复。”⑤（元）阎复：《大元重建至圣文宣王庙之碑》，载杨朝明编：《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三辑），济南：齐鲁书社，2017年，第64页。可见，元世祖在对衍圣公承袭之人的抉择上，“汉人”或是“南人”在其心中并无轩轾，“贤”与“不贤”才是唯一差别。同时，在衍圣公长期缺位的情况下，元世祖没有屈从并采用汉人宗法制度，而是坚持早年确立的“成德达才，我则官之”授封标准，直到其去世。至于明代史志记载孔洙让爵于北宗和元世祖赞语等事，当系后人为南宗争取特殊待遇而杜撰，于元史多无考。⑥参见赵文坦《孔氏南宗“让爵”考》，《孔子研究》2012年第3期。

孔氏族人许是出于对先祖的尊敬，对“与凡庶等”“世爵中断”的原因归结于兵乱所致。“自兵乱以来，往往失学，甘为庸鄙”⑦（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27《学校第八之一》，续修四库全书第5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自浈之失爵，元人在兵戈扰攘间未暇讲求所当立者。”⑧（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8《世系第一之八》，续修四库全书第5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页。其实，当时山东是金、蒙古、南宋政权角逐之地，多年来战事不断是事实，但是圣贤之后尤于孔浈、孔治等孔族近支来讲，因此而失学的说法显然有失准确。因为孔浈曾经仕金至安远大将军、武昌节度判官，罢爵后仍升任至潍州尹。⑨（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8《世系第一之八》，续修四库全书第5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页。孔治17岁担任曲阜管民长官，20岁袭曲阜县尹，后擢升兼管诸军奥鲁、单州防御使、密州知州等官职。在科举长期中断的情况下，二人虽皆为荫补充官，但是在蒙元时期甄用官员重“出身”，即当时所谓“跟脚”的情况下能够不断升迁，应该还是有一定学识的。另一方面，从孔浈荫补入仕来看，显然世侯甚至蒙廷还是认可孔浈圣裔身份的，并非族人所称“非孔氏子”和苏天爵所言“冒孔氏以承其祀者”，至于其曾经随生母入“驱口”籍，更是不值一提了。所以将世爵中绝的原因归于“兵戈扰攘间未暇讲求所当立者”，许是孔氏族人的自我宽慰而已。

如前所述，元世祖既推行汉法，也保留蒙古旧制，采行“诸制并举”“因俗而治”的二元或多元政策。

孔氏族人争求袭爵而争讼的做法，有悖儒家“和为贵”思想，所谓“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①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4页。孔氏子孙被元世祖视为“《诗》《书》不通”的常人。由于蒙古历来没有确立嫡长制，新汗选立需要前汗提名和忽里勒台推选，忽必烈借用蒙古制度，对于衍圣公爵位的继承，提出了“成德达才，我则官之”的授封要求。朝廷选派儒士教授圣贤子弟，多年“不闻一人有学业问望者”，儒臣上奏推选“贤而有文”者承袭衍圣公未被采纳，所遴选“贤才”孔洙又“固辞”不受，造成世爵不得不持续中断。从“贤才”孔洙“辞爵”以及世爵长期中断的历史来看，也进一步证明孔氏子孙袭爵争讼以及“成德达才”的衍圣公授封标准，才是衍圣公世爵长期中断的根本原因。这期间，元世祖没有屈服并采用汉人宗法制度，而是坚持早年确立的“成德达才”衍圣公授封标准。

上面简略叙述了蒙元初期衍圣公地位和特权的境遇变迁，从中可以看出：1.建元前，蒙廷对华北等定居地区实行“间接统治”，在汉地世侯、朝中儒臣和僧、道等多方庇护下，孔元措复爵，得到蒙廷较为优渥的礼遇并得以维系，认为“儒教由此复兴”了。2.建元后，元世祖受政权性质的制约和蒙古统治的需要，为加强中央集权“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孔氏子孙失去了汉地世侯支持。元世祖虽然崇儒术行汉法，但并不等同于优礼孔氏子孙，反而在孔子后裔经济特权、林庙修缮、孔庙祭祀（县尹权主、祭器未备）等方面鲜有眷顾，孔氏子孙的地位和特权待遇跌入历史最低谷。3.元世祖采取“诸制并举”“因俗而治”的二元或多元政策，效行汉法不彻底，受蒙古汗位继承制度的影响，摒弃汉人宗法制度而提出“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的衍圣公授封要求。孔氏族人之间的袭爵争讼、“成德达才”的衍圣公授封标准以及“贤才”孔洙“辞爵”，是衍圣公世爵（北宗）中断43年的根本原因。4.衍圣公作为道统的象征，是一个透视元代政治的多棱镜，在蒙元初期地位和特权出现“过山车”式的由盛到衰的巨大变化，折射出蒙元初期儒学的真实地位。元世祖受汉人谋士的影响，虽然采取一些尊孔崇儒措施，以资号召，但是儒学在蒙元初期并未得到真正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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