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行实践､研究实践､整理译史: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外译事业的三项任务*——李正栓教授访谈录

⊙ 李正栓 周 鹤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4004)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和学界一直都非常关注民族语文翻译事业,其中也包括民族文化①外译事业｡民族语文翻译“关乎国家安全和经济文化发展"[1]131,是“建设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1]131｡1955年12月12日,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即今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局)前身｡1985年,中国翻译协会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成立,此后“民族语文翻译队伍不断壮大,民族语文翻译事业取得辉煌成就"[2]｡相比之下,民族文化外译事业则显得步行缓慢､成效不足｡虽然自2004年起国家开始大力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而且资助文化外译的项目也越来越丰富,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丝路书香工程"(2014)等,但民族文化外译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这种局面对于我国国际形象建构十分不利｡近十年来,民族文化外译及其研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们应该及时总结经验,号召更多的年轻译者和学者加入民族文化外译事业队伍,促进中国民族文化在国际上发声,参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与互鉴的活动｡

周鹤(以下简称“周"):李教授,您好!您是学英美文学出身,后来研究重心才转向翻译,英译了毛泽东诗词､乐府诗和藏族格言诗等,可以介绍一下您研究转向的原因吗?

李正栓(以下简称李):我一直都特别喜欢､也重视翻译｡我任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之后,在梳理教师们所有的科研成果､总结了教师们开展翻译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之后,向学校､教育厅和教育部提交了开设翻译本科专业的申请｡2005年,河北师范大学成为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批开设翻译本科专业的三所高校之一(其余两所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复旦大学)｡2006年起,该专业面向全国招生,从此我算是正式踏入了翻译研究领域｡邓恩诗歌研究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诗歌始终是我关注和热爱的对象,所以翻译诗歌不算是完全跨界,而是给我提供了感悟和研究诗歌的新视角､新工具｡

党和政府一直重视和鼓励文化“走出去",受之影响,我一直关注民族文化外译事业的进展,也想做出自己的贡献｡英译藏族格言诗则纯属机缘巧合,我是在无意中读到《萨迦格言》,但开始翻译格言诗是后来又阅读了其他藏族格言诗之后｡这些格言诗的作者都是13世纪以来学问高深的佛哲,他们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格言诗形式,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深奥的佛理通俗化､大众化｡我本来就是研究文学的,文学有两个功能:“delight and instruct",即令人愉悦､使人受教｡在阅读格言诗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藏族人民的智慧,很想把它们翻译成英语,为中国民族文化外译事业做点实事｡国家非常重视西藏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到2020年,党中央已经召开了7次西藏工作会议,规格极高,颇有成效;各省也非常重视对口援藏工作｡但是国外仍然有少数人士对中国的民族政策不太理解｡我之所以英译藏族格言诗,是想让更多的国外人士通过我的译本了解藏族文化,进而理解中国的民族政策｡我认为,只有理解才能消除误解,才能促进民心相通,有必要发挥翻译作为文化交流与理解的媒介作用｡所以在没有参考其他藏族格言诗英译本的情况下,我带领一个小团队,开始了四大格言诗英译:《萨迦格言》英译,译者5人;《格丹格言》英译,译者2人;《水树格言》英译,译者2人;《国王修身论》英译,译者2人｡除《萨迦格言》有英译本之外,其余三部格言诗均属首译｡

周:那您及团队英译的藏族格言诗,是直接从藏语原文本进行翻译的吗?

李:我不懂藏语,是以藏族格言诗的汉译本作为蓝本进行的翻译｡如《萨迦格言》,参考的是次旦多吉的汉译本(1980);《格丹格言》和《水树格言》参考的是耿予方的汉译本(1986);《国王修身论》参考的也是耿予方的汉译本(1987)｡

周:事实上,这也是一种转译现象｡在我国翻译历史上,曾经也有过大量转译的实例｡但是转译容易导致“一错再错､错上加错"的情况,您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李:在民族语文翻译人才队伍中,能够直接进行民外互译的译者在国内外都非常少,大多数都要依靠汉语译本进行转译｡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专家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和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院长阿库乌雾(汉文姓名为罗庆春)耗时十余年翻译出了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但是本德尔指出,两人的合作“有时还要面临语言障碍……靠汉语交流"[3],可见,即便是中外学者合作翻译,汉语的中介作用仍然不可忽视｡当然,也有少数直接开展民外互译的翻译家｡如,于道泉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就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诗同时翻译成汉文和英文;2010年荣获“资深翻译家"称号的藏族翻译家斋林·旺多先生也曾首次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英藏翻译｡

我不懂藏语,所以只能依靠汉语｡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确定藏汉翻译的准确度,所以我把从藏语直接翻译成英语的格言诗又回译成了汉语,如塔尔库(Tulku)英译的《萨迦格言》､达文颇特(Davenport)英译的《萨迦格言》等,再和汉语版本进行比较,发现理解上的出入很少｡藏族格言诗的藏汉英三语对照版在尼泊尔出版的过程中,藏语编辑也的确发现了汉译本中的几处理解有误,对英译本做了相应修正,但数量不多,这说明我选择的汉语译本是可靠的｡中国民族文化外译的理想模式是中外译者合作､从民族语直接翻译成外语,但外译人才的局限使其难以成行｡所以,为了保障民族文化外译的质和量,有三点很重要:第一,选择高质量的汉译本;第二,吸收国内民汉翻译家或学者的加入,确保对民族文化理解的准确性;第三,吸收外国译者或学者的加入,确保民族文化外译的准确性｡如此一来,就给译文质量上了三重保险｡

周:有学者对中国文化外译的海外接受和传播效果进行了研究调查,指出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文化“走出去"成效甚微,认为中国译者主动参与的文化外译行为劳民伤财,应该刹车了,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诸多学者所忧虑的现状确实存在,但他们往往是基于译者只能将外语翻译成母语的传统观念,并且认为将母语翻译成外语的译者很难像本土译者那样了解该国审美旨趣和市场需求,没有充分肯定中国译者的学养和长远的文化眼光｡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地外译中国文化的历史并不算长,外译民族文化的历史则更短,只是中外文化交流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因此,我觉得对于中国文化外译事业的成效,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太过于悲观,现在还不能盖棺定论｡当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之多､交往之深､交往之广超过了任何时代,其他国家对中国文化的正确认识和理解是中国立于世界之林的情感基础,尤其是我国丰富而浩瀚的民族文化,光靠国外汉学家或译者的选择性吸纳是无法实现的,我们应该肯定中国译者参与到中华文化外译的重要性和价值性｡其次,现在即便是由中国译者组织翻译,往往都会邀请外国专家或者学者加入团队里,以后这种翻译模式会越来越完善,配合越来越紧密和默契｡

从根本上而言,我们要认识到:中国文化“译出来"“走出去"“走进去"是三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的责任主体不同｡“译出来"主要是译者的职责;“走出去"更多依赖出版界､赞助商､媒体等;而影响“走进去"的因素很多,如翻译质量和文化本身的感染力等｡三者不能割裂开来,但也不能混为一谈,需要辩证对待｡不能因为译作的接受效果暂时不佳就认为是翻译的失败,是译者的无能｡一个译作经典化的过程需要十几､几十､甚至上百年｡我认为,踏踏实实践行民族文化外译实践非常重要,必不可少,是中国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根本｡没有“译出来",何谈“走出去"和“走进去"?当民族文化外译实践成为中国译者和学者的一种自觉行为,甚至是海外华人的一种自觉行为,那么中国民族文化“走进去"的范围将更广､深度将更厚､几率也会更大｡

当初我决定英译藏族格言诗,是充分意识到了它们的文学价值和翻译价值,并未过多考虑译文传播方式和渠道等问题,只能算是“译出来"｡后来幸运的是,西藏自治区相关部门发现了我的译本,经其外推,由我及团队英译的藏族格言诗现在在尼泊尔各书店都有销售｡此外,《国王修身论》和《水树格言》的藏汉英三语对照版也进入了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Tribhuvan University)的中央图书馆｡该图书馆的馆长计划建立跨喜马拉雅读书角来推进文化交流｡这就成了“走出去"的第一步,而至于“走进去",进程将更加缓慢,需假以时日才能观其效果｡

周:您英译藏族格言诗遵循的是什么翻译原则或方法?

李:2004年,在《忠实对等:汉诗英译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中,我提出过以诗译诗､“忠实对等"的原则,即“对等的理解､对等的风格､对等的用韵和对等的文化迁移"[4]36四个原则｡在藏族格言诗英译及研究过程中,我既是在实践,也是在验证这几个原则｡当然,我遵循的“对等"是基于汉英两种语言文化,注重的是汉译底本的文学性､教育性､思想性等特征的再现,以及文化意象的移植｡由于汉译的藏族格言诗总体上都很好地传达了原诗教人处世､尚学､奉献的深意及文学意象,我提出的这一条译诗原则同样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如果今后能吸纳更多藏族语言文化精深的学者､译者加入团队,从藏语源文本直接翻译为英语,既能进一步验证这一译诗原则,也能更好地完善译文｡其次,我主张“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神形兼求"｡翻译文学毕竟属于源语国家的文学,译文要保留源语文学一定的丰姿,才能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周:“以诗译诗"的原则能较好地确保“对等的理解､对等的风格",但是中国诗歌的韵律和英语诗歌完全不同,且同一文化意象所负载的文化意义也迥然有异,“对等的用韵和对等的文化迁移"虽有助于中国文化意象的保留,但可能不利于文化传播,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矛盾的?

李: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自己的文化被同化｡翻译家或者工作者的任务也不是消灭文化差异,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不能一味逢迎译语文化而任意改变源语文化"[4]36｡如果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十四行诗都被翻译成了英语散文,还会有英语十四行诗的诞生吗?如果把日本松尾芭蕉的俳句翻译成唐诗一样的五绝,那就抹杀了日本文学一种极有特色的诗歌形式｡如果把原来的文学特征全部抹杀了,既不尊重源语作者,也是对读者的不尊重｡就像在实际生活中,把人名字叫错了,姓名给改了,肯定让人不高兴,这就是文化｡所以适当保留文学的异质性很重要｡但没有绝对的异化,也没有绝对的归化,我们需要灵活变通,要注重文学形式,也要注重思想内涵的传达,力求“神形兼求"｡不同翻译家或者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翻译观,我觉得翻译应该存异,翻译观也应该存异,这样才能在百家争鸣中深化对翻译本质和文化交流活动的认识｡

周:在实践和验证您自己提出的翻译原则的同时,您还对其他译者英译藏族格言诗的特征､风格､方法､策略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您是如何将“译"和“研"两项工作结合起来的?

李:黄忠廉教授很早就指出,“要触摸翻译事实,就要躬行实践,研究实践"[5]4,也包括“研究他人的实践"[5]4｡在翻译之余研究实践,是实现翻译经验总结､翻译观念形成､甚至是翻译理论升华的重要途径｡

我通过对其他藏族格言诗英译者英译实践的研究,才深刻了解不同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风格｡如,匈牙利人乔玛最早英译《萨迦格言》,是想通过语言结构比较探寻他的母语是否与藏语具有同根性;博森兼通蒙古语､藏语,出于学术研究目的把《萨迦格言》蒙古语全译本翻译成英语,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塔尔库翻译《萨迦格言》是为了向生活在美国的藏民传播宗教;达文波特的《萨迦格言》英译本则注释详尽,他认为美国基督教信众的思想正在滑坡,希望基督教的信众能从中吸取做人的道理和处世之道｡而我翻译的藏族格言诗不是为了语言研究,也不是为了宗教目的,而是想通过藏族格言诗中的普世道理,来实现中外民众真正的民心相通｡通过实践研究,我才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翻译目的,并对自己的译文做了适当修改和完善｡可以说研究是实践的延续和升华,实践是研究的应用和检验｡

周:您怎样评价当下民族文化外译实践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其中的不足?

李:最近十年是民族文化外译实践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十年｡荣立宇“将从事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学者粗略地分为苏州､南开､河北､广西等四个学派"[6],分别以汪榕培､王宏印､李正栓､韩家权为代表人物,这一评价是对诸位学者所做贡献的肯定｡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学者的贡献｡但是,当下的民族文化外译研究也还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民族文化外译实践研究所关注的民族对象还比较窄｡中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大家庭,但就民族文化外译研究而言,受学界关注较多的是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彝族､壮族等少数几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与西方文化发生频繁接触和碰撞的阶段,中国是否还有更多少数民族的文化曾被译介,是以怎样的途径和方式得到译介的,都值得发掘和研究｡其次,民族文化外译实践研究所关注的文化类型也较为有限｡民族文化外译实践研究多关注传统民族文学典籍,如,格言诗､史诗､情诗､戏剧等｡实际上,被外译的民族文化非常丰富,如,中外汉学家曾翻译过大量民族史地文献､宗教文献､医药文献､艺术文本等｡此外,现当代民族文学､学术成果等也逐渐得到了译介｡但是,真正触及译本､译者､翻译方法､策略､原则､观念､思想等问题的研究非常之少,或者浅尝辄止｡第三,民族文化外译译者的发声不够,自我遮蔽现象明显,外译经验无法得到及时的总结和成果化｡魏清光和曾路两位学者梳理､统计了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04年国家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所取得的成效[7],我本人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民族典籍翻译的情况,从中发现就自己的民族外译实践进行总结和发声的译者非常少,也就是说研究意识或理论意识缺乏[8]｡第四,民族文化外译实践研究所涉及的语种多为英语,其实俄译､日译中国民族文化也不少,但此类实践研究几乎没有｡

民族文化外译理论是从大量的实践研究中总结出来的,中国民族文化外译实践研究不仅需要纯理论研究者的参与,更需要译者的加入｡诸多翻译问题的呈现和解决都需要民族文化外译者的经验贡献｡如,翻译目的､翻译方法与原则､翻译模式､翻译出版等,为后来的译者提供获取经验的渠道｡我的英译实践成果多于理论研究成果,但是我学习并且重视理论｡因此,希望有更多译者参与到实践研究中,也希望有更多的理论研究者参与到翻译实践中,触碰翻译事实｡

周:您认为民族文化外译者研究翻译实践与纯学者研究翻译实践有什么差异?

李:参与研究的译者,可以称他们为“学者型译者"｡他们深入语言､文化､交流,通过自己的翻译去理解原作,去感悟其中的道理｡这和仅仅阅读､分析和评论别人翻译实践的学者在主体认知､感悟上是不一样的｡有了翻译实践的经验,能赋予研究者更大的发言权｡没有经历翻译实践,对他人译作进行批评的学者,主观阐释倾向可能更明显,理论成分居多,将他们称之为翻译批评家､翻译理论家等,或者称他们开展的研究为翻译批评研究､翻译理论研究等更为贴切｡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研究翻译实践的问题捕捉能力､现象概括能力､理论抽象能力可能更强,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对于翻译实践的开展具有良好的指引或者启发作用,使译者关注到平时容易忽视的问题｡因此,民族文化外译实践研究需要两股力量的鼎力合作,不可偏废｡

周:除了英译藏族格言诗､研究其英译的实践,您还整理了相应的民族文化外译历史｡

李:是的｡从“翻译"到“研究翻译",再到整理翻译历史,是一个自然推进的过程｡2013年,我译完四部藏族格言诗之后,便开始梳理这些格言诗的外译历史,研究这些翻译实践,从而更好地修改译文｡我千方百计地将国外的藏族格言诗英译本都买了回来,而史料收集工作非常艰辛｡这种“以译带研"的方式使我对民族文化外译的历史整理范围一步步得到了拓展,不再仅仅关注藏族格言诗,还关注到了其他民族文学典籍｡

周:您觉得民族文化翻译史,尤其是外译历史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整理和书写,从而较为全面地体现中国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互动的轨迹､内容､规律或特征等?当前已经获得的民族文化外译史研究成果是否能较好地说明以上几个问题?

李:我主要整理的是藏族格言诗､民族典籍外译的历史,这只是民族文化外译史的冰山一角｡要将民族文化外译的历史轨迹和文献史料一一整理出来,异常繁复和困难｡近十年来,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化外译历史的学者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如,王宏印教授及其学生等,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民族文化外译的轨迹,呈现了丰富的外译内容,并反映出一些外译特征｡但是,民族文化外译史仍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当下的研究者多在某一民族文化外译的大前提下选取具体的外译历史整理或研究对象,文学典籍是主要内容,我们看藏族格言诗､壮族《嘹歌》､彝族《阿诗玛》､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等都是文学色彩极其浓厚的民族典籍｡实际上,如刚才谈到的,民族史地文献､宗教文献､医药文献､艺术文本､现当代民族文学､学术成果等外译历史的整理和研究还相当不够｡虽然中外汉学界(尤其是藏学､蒙古学等)有部分学者进行过粗略的整理,但大多不是从翻译视角出发,而是为了探讨特定的历史文化问题｡近年来汉学研究与翻译界的跨学科合作逐渐增加,探讨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以藏族文化外译为例,藏传佛教典籍､藏族史地文献､藏医等文化外译的历史非常久远,有兴趣的学者可以从这些方面为民族文化外译史整理和做出贡献｡其次,民族文化外译历史整理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突出文献而忽视译者｡目前我们大致可以了解民族文化外译的主要内容,但是对于译者群体的结构､规模､特征等问题,我们的认识还比较模糊｡译者主体对民族文化外译的能动性我们也不甚明白｡当学界对民族文化外译历史进行了较为充分细致的整理之后,这一问题有可能得到较好的回答｡总之,民族文化外译史研究学者可以多借鉴汉外互译史研究的视角､模式､体例等｡

周:那民族文化外译历史整理具有怎样重要的现实意义呢?

李:首先,民族文化外译历史整理为进一步的历史研究做好了资料准备｡只有占有和整理了充分的史料,我们才能开展理性的理解或诠释｡前面讲过,目前民族文化外译实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主要是由于史料占有和整理不足,以及理解和诠释不够而造成的｡段峰教授指出,少数民族翻译“实践的被忽视导致研究的匮乏,研究的匮乏进一步加深了实践的被忽视"[9],说明通过历史整理,可以发掘更多翻译事件,丰富研究内容,深化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

其次,民族文化外译历史整理为今后的民族文化外译做好了经验准备｡我认为,历史不能直接告诉我们经验教训｡它必须通过解读､阐释和反思才能使后来者有所领悟｡我们对文化外译的历史进行整理,今后具有强大理论背景的研究者就会有迹可循､有史可依,进一步深入解读,总结经验｡这一工作需要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通力合作,或者需要将这些学科理论知识全力打通的学者｡无论是对民族文化外译历史的研究和阐释也好,对外译实践的具体研究也好,都将为今后的民族文化外译者在翻译对象､方法与策略､原则､目标读者选取等问题上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周:那您觉得要推进民族文化外译事业,学界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李:民族翻译事业是一个重要且重大的课题,民族文化外译只是其中的一个子课题;中华文化“走出去",民族文化外译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认为,要推进民族文化外译事业,躬行实践､研究实践､整理译史是三项重要的任务｡三项任务互相依托､互为前提､相互促进｡躬行实践才能保证有民族文化“译出来",才有“走出去"和“走进去"的可能,才能丰富外译史,进一步成为今后外译的经验来源;研究实践是对翻译事实的触摸和理性认识,是实现理论升华的必经途径,研究结果可为实践活动提供直接的启示;而整理译史则将为实践研究提供历史素材,也将对翻译实践提供间接经验｡总而言之,民族文化外译事业的推进需要更多学者､译者的参与｡

周:我想,在诸位前辈的引领下,必将有更多学者前仆后继,推进民族文化外译,推进中国翻译事业更加全面､均衡､稳步的发展｡感谢您分享的心得和经验｡

李:不用谢,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注 释:

①“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本次访谈将“民族文化"作为一个上义词,统摄民族文学､民族艺术､民族科技､民族学术､民族宗教等一系列民族文化子类,从而强调民族外译不仅要重视民族文学,也要重视其他文化子类型,从而较为全面地呈现出中国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和整体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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