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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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正锋
（湖南城市学院 人文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沈从文与五四文学革命具有紧密的关系。五四文学革命是一场围绕《新青年》发生的文学革新运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胡适在文章中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出发，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丧失其活力，必须以白话文取而代之，宣称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断言白话文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为此，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文语体的立场。胡适企图从革除陈腐的古文入手来推动中国文学健康发展，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与人们思想的革新。1918年4月，胡适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指出他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可见，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及“文学革命论”重点是从文学的语言形式方面进行的。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旗帜鲜明地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标举“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目标：要求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提出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从内容到形式都对旧文学进行猛烈的抨击，主张以“文学革命”作为政治革新与社会改造的重要手段。他认为文学革命具有“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革新政治”的作用。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出以西方的人道主义为本，直接移用于中国新文学，使文学革命的内容更加具体化。此外，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一批新文化先驱，对于推进文学革命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五四文学革命对于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文学观念及其人格精神的培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五四文学革命使沈从文人生得到启蒙，他由随顺命运的摆布到独立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由自然之子走向人文之子。沈从文始终坚守五四文学革命“工具重造”“工具重用”的主张，他通过书写理想的“湘西文学世界”，构建其“希腊人性神庙”，从而寄托了他的民族品德重建的愿望。沈从文坚守文学革命理想和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立场，批评文学与商业资本和政治派别结缘，抨击种种导致文学堕落的社会现象，鼓吹文学应有的真正的自由和合理的民主，希望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精神，使文运得到重造与重建。可以说，五四文学革命给予了沈从文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探讨沈从文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不仅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沈从文的人生观、文学观及其文学创作，而且可以借此深入地认识五四文学革命对于现代作家是如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与作用的，对于重新认识五四文学革命的价值与意义，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当下文学的健康发展也具有借鉴作用。
五四文学革命对于沈从文人生观的确立与人生追求具有重要的作用，他由随顺外在势力摆布自己的命运到独立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由命运的被动承受到成为命运的主宰，由自然之子走向人文之子。
沈从文离开湘西，决心到北京求学，正是他受到五四文学启蒙，决定把握自己命运的结果。沈从文在湘西土著部队度过了他极其宝贵的青少年时光，目睹了土著部队的种种黑暗与丑恶，对自己未来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困惑与迷茫。当时沈从文总觉得应该有一件事业适合于他的个性，而且适合于他的生活，总比当前的生活更合理一些，更适当一些，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事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就可以得到。恰好在这时，沈从文接触到从长沙来湘西保靖的印刷工的赵奎五，赵因为受到文学革命的影响，买了好些新书新杂志，沈从文借阅这些新书新杂志，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沈从文后来非常感激这位印刷工人，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位印刷工人的一些新书，他不会为新的人生智慧而倾心，正是从印刷工人那儿他才知道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一些人正用他们的脑子，对社会丑恶形象进行批评与检讨，那么热心地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与不足，而又对未来社会的轮廓与标准充满了幻想，发现其合理处，这一切对于沈从文来说都是崭新的。在阅读这些书籍之后，沈从文说自己不久便被这些新书征服了，他向这些新书投了降。沈从文由此不再写《曹娥碑》，也不再阅读《花间集》了，而是大量阅读五四以后新的报刊书籍。正是因为沈从文读了这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知识与权力两者之间，他愿意得到智慧，抛弃权力。沈从文开始明白他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打算，为今后的人去设想，应当为大多数人去牺牲，应当思索自己该怎么生活才有价值，应当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以去做，而不能再浑浑噩噩、马马虎虎地过日子了，不能委屈自己像动物一样生存，而是应该为自己的理想去努力、去受苦。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好友陆弢猝然在酉水河里淹死，二是自己在一场大病中差点病死，这使沈从文开始深入地思考今后该怎样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他认为自己应该去一个学校读书，去到一个新的世界中去，到一个生疏而又让人耳目一新的世界中去，去学些新的知识，增长自己的才干。沈从文将自己的这种人生选择比喻为一种赌博，把自己的生命赌一注，看看究竟由自己来支配自己人生有价值些还是随顺命运安排有价值些？沈从文经过紧张的思考后就下了这样的决定：尽管向远处走去！由此他离开湘西军旅生活，来到五四新文化发源之地北京。可以说正是五四新思潮改变了沈从文的人生观，使他逐渐由自然之子蜕变为人文之子。
对于这种人生选择，沈从文后来又多次提到五四新文化对于他人生道路的影响。譬如 1950年，沈从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所写的总结中指出，自己“和一个排字工人同处，得读《新青年》《新潮》《向导》《小说月报》等等，引起了生活思想根本的变化。最主要的还是那个工人的新书报”。[1]沈从文在1956年写作的《沈从文自传》中也有相似的表述：“过不多久，五四运动余波到了湘西，有群长沙排字工人请到湘西来办报，我有机会从一个排字工人赵奎五处看到《新青年》《向导》《创造》《小说月报》《觉悟》《努力》等等。从这些报刊我初步接触了文学革命思想和目的。……这结果使我终于离开了湘西，到了北京。”[1]144-145可见，沈从文正是在五四新思想的感召下，“思想上起了个新的变化”，离开湘西，“进入一个永远不毕业的学校，学一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中，沈从文始终坚持五四原则，坚持独立思考，争取思想独立。沈从文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中写自己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保皇党辜鸿铭老先生拖着一条细小焦黄辫子讲学引起学生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用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这句话对当时在场的人，可能不多久就当成一句‘趣话’而忘了。我却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2]独立思考，独立支配自己，贯穿沈从文的一生。沈从文离开湘西，是他在五四新思想的启蒙下，要求获得生命的完全自由。沈从文在离开湘西前，他在湘西王陈渠珍手下担任文书员，按照沈从文自己分析，在陈渠珍的军部，能够吩咐他做事，不同等级的长官就约有四十三个，他首先必须摆脱他们的控制，自己能够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行为，完全独立自主，才能好好处理他自己的生命，有了自由才能说其他。沈从文孤身来到北京，日子过得相当艰难。沈从文的亲戚熊希龄当时在香山办慈幼院，沈从文曾在香山度过短暂的一段时间，但是他为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而很快离开了此地。为此，沈从文曾写过一首诗《给璇若》，表明了他拒绝别人“施恩”的心志，从此他重新开启他的漂泊无依的生活。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沈从文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总是与任何政治集团与政治派别保持距离，始终保持自由主义立场。沈从文在1950年写作的《自传》中写道：“对近三十年社会发展印象，总以为唯和平方能进步，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都不免走了一条争取学术思想独立的路，也可说即是妥协的道路。”[1]61沈从文批评湘西土著部队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沈从文也大胆揭露其反人民的本质及其对革命者的血腥屠杀。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等革命者是好朋友，他敬重他们的革命勇气，在胡也频受难、丁玲遭到国民党扣押时，沈从文积极参与营救工作，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他肯定和赞许胡也频、丁玲等人具有无所畏惧的“雄强”精神，但是他又认为自己也许比那些革命者“想得透彻”。[3]沈从文敢于批评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导致国土的沦陷与人民的遭殃，敢于嘲讽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批评陈铨提出“英雄崇拜”其实质是对蒋介石个人崇拜。然而，沈从文又并没有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沈从文游离于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之外，他错误地认为只有自由知识分子才能担当国家与民族“重造”的重任，他不理解当时国共内战，担心这会导致“民族自杀的悲剧”，沈从文的这种错误认识，表现了他对于政治的隔膜和对于现实认识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这自然会导致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新旧时代转变之际，沈从文遭到左翼批评家的激烈批判，认为他是“粉红色”的作家，是“地主阶级的弄臣”。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之后，沈从文在中国大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被当作“反动作家”。而在台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民党也将沈从文的著作当作禁书而不准发行。在这一段时间里，只有在香港和美国，沈从文的著作才得到重视和较为深入的研究，譬如，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和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都对沈从文的文学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沈从文为此说：“两部书都说我是夹在两大中的牺牲者，可能这方面说的还易为有识人所承认。只是因此一来，我却反而多担一份心。”[4]
沈从文始终坚持五四文学革命的“工具重造”“工具重用”主张，以此达到民族品德的重建和国家的重造，这种文学的功利性并不是为某一党派或某一团体具体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主张服务。沈从文《五四》一文中说：“纪念五四的意义也就极深刻。因为‘五四’二字实象征一种年青人求国家重造的热烈愿望，和表现这愿望的坦白行为。”[5]在沈从文看来，国家重造的途径就是将文字作为工具，通过“工具重造”“工具重用”而实现。他说：“想用文字作工具，将国家重造的理想，质诸多数国民。他们的方法，是从文字着手将工具重造后，再将工具重用，用到追求几个抽象原则上面，争自由，争解放。……因之‘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思潮，二而一，即燃起年青人做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6]沈从文确信：“文学当成一个工具，达到‘社会重造’‘国家重造’的理想，应当是件办得到的事情。”[6]274沈从文对于“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作了这样的论述，他说：“因此五四前后，胡适之、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新文学运动，才重新提出‘工具重造’（即由古文改语体文）‘工具重用’（由应酬庆吊改作向新社会深处发掘，为思想解放努力）的主张。”[6]275也即发挥文学作为思想解放工具的作用。
沈从文坚持以五四原则指导文学创作，他对自己的写作有过这样的评论：“在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说是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廿年以后，我应当说是比较优秀的一员了。分析说来，也易明白：一，永远守住五四旧原则，把握学习工作特别紧。”[1]86在沈从文看来，自己几十年的创作接受的是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原则，他说：“原则是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为‘工具重造，工具重用’而努力，目的单纯明朗。快三十年了，工作枯燥而困难，我接受了这个原则，工作下来了。”[1]98
沈从文认为文学革命有两个目标，一是在形式上要求健全纯洁的语言文字，二是在思想内容上可以动摇旧社会观念基础。他说：“我记住文学革命两个目标：一是健全纯洁新的语言文字；
二是把它用来动摇旧社会观念基础。”[1]145实现人与人关系的重造与社会的重造，这是沈从文一生的追求。他说：“从读《新青年》时代起，即注入社会重造，人和人关系重造的幻想和热忱，支配了我生命一直向前。”[1]94
沈从文企图通过构建“希腊人性神庙”而实现民族品德重建。他心目中理想的“希腊人性神庙”不是建造在沙基或水面上的崇楼杰阁，而只是一座希腊小庙，选山地为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小庙形体虽小而不纤巧，墙体结实，结构精巧匀称，“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7]他的《边城》表现了其理想的人生形式——“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7]5《边城》所描写的湘西茶峒的人们感情朴素，思想单纯，待人真诚，乐于助人，受人恩惠必加倍相报，就连吊脚楼上的妓女也濡染边民的淳厚。对此，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一文对沈从文《边城》作了高度评论：“仿佛有意，其实无意，他要读者抛下各自的烦恼，走进他理想的世界，一个肝胆相见的真情实意的世界。人世坏吗？不！还有好的，未曾被近代文明沾染了的，瞧，这角落不是！——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8]“他热情地崇拜美。在他艺术的制作里，他表现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8]200-201歌德曾经通过自己的创作表现“用心灵寻找希腊的土地”，表达对于古希腊理想人格精神的追慕。沈从文同样如此，他通过构筑自己的湘西世界，追寻一个遥远的诗意的理想世界，构建一个美丽、健康、自然的人类乐园图景。然而，沈从文构建这个梦幻图景，其目的不仅仅是“神往于过去”，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当前，着眼于当下民族品德的重造，通过“过去”与“当前”对照，明白民族品德在哪儿消失了，其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沈从文希望读者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一种燃烧的感情以及对于愚蠢自私的极端憎恶，同时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永远的倾心神往及健康诚实的由衷赞颂，引起他们对当前一切的怀疑，对人生向上的憧憬，从而实现民族品德的重建。为此，沈从文描写了湘西士兵、土匪、猎人、渔夫、农夫、强盗、刽子手、水手、厨子、建筑工人、老板娘、妓女等，他们性格的“雄浑”与“粗犷”，如狮如虎，生机活泼，元气淋漓，不曾被现代文明所束缚。五四运动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极力提倡青年的兽性。苏雪林曾在她的《沈从文论》一文中指出沈从文从小长在湘西，比外面人多带有一份蛮野气质，并且苏雪林还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说沈从文想将他的这份蛮野气质当作火炬，将整个民族的青春火焰引燃。苏雪林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语，说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力”。[8]189苏雪林敏锐地指出了沈从文小说背后民族品德重造的价值和意义。
沈从文在赞美湘西民族健康、自然、优美的民族品德的同时，也不忘批判其民族品德的堕落。譬如，他指出湘西地方的爱情也被金钱所腐蚀而堕落，当地的女人也像中国其它地方的女人一样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物质追求战胜了美的身体和美的歌声，人们对爱情的热情下降了，民族的好习惯遭到了破坏，地方的好风俗逐渐消失了。又如，他批判湘西底层民众理性的缺失与精神的蒙昧，《柏子》中的柏子、《萧萧》中的萧萧、《丈夫》中的丈夫等等，他们都对自身可悲的处境茫然不知，“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沈从文在批判湘西民族堕落的同时，还对自己的缺点进行了深入的解剖与批判，认为自己因为长久的都市生活而变得虚伪庸懦，湘西民族原有的那些热情、勇敢、诚实等高贵的品德在自己身上已经消失殆尽，自己血管里虽然依然流着湘西民族健康的血液，但是却再也不配说自己是出自湘西民族了。沈从文对于自我的精神品德的解剖和批判无疑是非常深刻的。沈从文为湘西民族整体、同时也为他自己而感到悲哀，然而却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没有人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心的隐痛。为此，沈从文感到深深的寂寞，他认为读者能够欣赏他故事的清新，但却照例忽略了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能够欣赏他文字的朴实，但却照例忽略了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这在沈从文看来，简直就是近于买椟还珠的行为。
沈从文认为新文学作家的庄严使命就是必须发扬五四精神，从而使文运得到重造与重建。坚守五四文学革命要求，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追求，也是新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依据。他强调自己创作“只是以为能守住五四文学革命要求，作个打前站的尖兵。……国家那么大，社会问题那么复杂，旧的文学还占有极大势力，照我当时的认识，想要推翻或否定旧有一切，必需在写作方面有百十作家，不问成败得失，在试探中努力学习下去，用个二三十年时间，并不算太久。因为真的要想打倒旧有的二三千年传统文学势力，不付出一定代价，是不会有真正结果的。”[1]209“我总觉得，要搞新文学，要用它代替文言文的影响，或者晚清文言文的不良影响，代替鸳鸯蝴蝶派式的文字，能在国内和国际上胜任文学革命所说的要求，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大概每个人应该有几十年的努力，做各方面的实验，才有点希望。不是几个人，有个团体，办个杂志，一起哄就成的。一定要每个人写几十本书才能见效。”[2]397
沈从文坚守五四文学革命精神，对商业资本和政治势力阻碍文学运动发展而导致其堕落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他热切希望文运得到重造与重建。沈从文认为新文学的堕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与商业资本结缘，二是与政治派别发生关系，他说：“这堕落倾向起始是对于问题的探讨，失去了应有的素朴，而多了点包庇性，持论的牵牵绊绊，即远不如五四初期的勇敢天真。其次是写作态度，从无报偿的玩票身份，转而为职业和事业，自然也不能再保持那点原来的诚实。几个业有成就的作者，在新的环境中，不习惯于‘商业竞卖’‘政治争宠’方式的，不能不搁笔。”[6]289-290在沈从文看来，五四精神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天真”和“勇敢”，而文学在与商场和官场结缘之后走向了堕落。沈从文说：“五四精神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就文学言，即生命青春大无畏的精神，用文字当成一个工具来改造社会之外，更用天真和勇敢的热情去尝试。”[5]298“文运与上海商场和各地官场有了因缘，作家忽然多起来了，书店多起来了，社团多起来了，争夺也多起来了。一切都好像在发展，在膨胀，只是那点五四单纯虔诚精神灌输，却在慢慢的萎缩。”[5]298沈从文认为新文学受到商业与政治这两种势力分割后，作家变得世故和计较功利，听商人调遣，其目的在于可以发财；
或者作家为政府帮忙凑趣，以阿谀的态度来为某项政策而活动，其目的在于可以做官。作家热衷于发财与做官之后，新文学作家本应有的爱护真理、信仰真理的五四精神完全消失了。在沈从文看来，文运的重造与重建，在于发扬五四的独立自由精神，使作者从商场和官场拘束中走出，争取应有的真正的自由与合理的民主。他说：“在学校圈里或在社会各方面的作家，若知道五四初期文运的建设性以及对于中国社会解放改造有过多大贡献，就决不会再自轻自贱，将那点本来可以独立发展的精神，变成商人与政治的附属物！我们要读者，也得明白读者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应当把文运同‘教育’‘学术’联系在一起，不能分开，争取应有的真正的自由与合理的民主，希望它明日对国家有个更大的贡献。”[5]300沈从文还对其他种种导致文学运动堕落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譬如，沈从文对五四之后所谓“新文人”的批评，认为“新文人”不仅具有旧文人的恶德，而且他们的恶德在现代社会中更富于传染性。沈从文认为这些所谓“新文人”就是“用文学家名分在社会上作种种活动，受到青年人崇拜同社会供养，事情说来很希奇，有些人既不曾在过去某一时节认真写过什么作品，甚至于在将来也就决不会写过什么作品。他们其所以成为新文人，大多数倒是关于他们的故事消息，在新出版报章杂志上，差不多随处皆可以很夸张虚诞的登载出来。他们原从这方面成为文人的。”[6]85又如，沈从文对“海派”文学的批评。沈从文说：“‘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使舵’。”[6]54再如，沈从文对于文学创作出现“差不多”的批评。他说：“觉得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也差不多。……到这种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6]101沈从文认为作者如果希望作品成为经典，就不宜媚俗，要努力创造这个作品的特点或个性，这需要作者具有一种觉悟与责任心。沈从文希望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认为出现这些导致新文学堕落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作者违背了五四文学精神，失去了五四的朴实、真诚与勇敢的特性。他说：“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
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6]51“扫荡这种海派的坏影响，一面固需作者的诚实朴质，从本人作品上来立下一个不可企及的标准，同时一面也就应当在各种理论严厉批判中，指出种种错误的，不适宜继续存在的现象。”[6]58“要中国新文学有更好的成绩，在民主式的自由发展下，少受凝固的观念和变动无时风气所控制，成就也许会大一些。”[6]150
总之，沈从文的人生道路、文学创作及其文学观等方面都受到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他始终坚守五四原则及其精神，由命运的被动服从走向生命的自主自为；
他构筑“希腊人性神庙”，企图通过“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而达到民族品德的重造；
他批驳文学与商业资本和政治派别结缘等种种导致文学运动堕落的现象，争取文学应有的真正的自由与合理的民主。五四文学革命对于沈从文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五四文学革命成就了沈从文，沈从文也将五四文学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