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调查之争
时间：2021-03-05 20:10: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对未成年犯罪个案开展社会调查成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定少年司法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的发展。但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社会调查的原则化规制以及指导司法实践的具体配套规范的缺失，共同导致这一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调查主体之争的白热化。实际上，调查主体之争的背后是司法权力配置之争。要化解权力配置之争及其引发的后续问题，必须从厘清主体之争的现实和理论成因着手，跨越社会调查活动开展的前置性障碍，建立起社会调查必要性评估机制，以共享和制约为权力分享的前提，合理权衡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权力配置之需，结合各地的司法实践需要和司法资源优势，建构起相对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主体机制。
关键词：社会调查；主体之争；司法权力；权力制约
中图分类号：D6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53（2014）01—0006—08
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探索，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制度从地方性实践走向了刑事规制前沿，成为一项法定的未成年权益维护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未成年权益保护最大化。社会调查制度的建构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还为刑罚的个别化和教育矫正刑的具体实现提供了实践平台。但这一制度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带来了诸多困惑。特别是对调查活动的调查主体、调查程序、调查结论的具体效力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分歧颇大，实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一番梳理和研究。本文基于研究侧重和篇幅限制的考虑，仅探讨“调查主体”这一争议热点，也即调查活动应该“何时开展”，“由谁开展”。随着未成年犯罪案件社会调查活动的法律化进程的推进，针对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活动日趋增多，而混乱的社会调查实践严重影响着调查结论的可靠性和调查目的的实现。实有必要对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主体之争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和分析，厘清既有的理论争议和实践分歧，梳理理论争议和实践分歧形成的深层缘由，在此基础上，提出破解调查主体之争的设想，进而规范模式不一的社会调查实践。
一、理论争议和实践分歧的现状梳理
虽然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制度被再一次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所采纳，社会调查制度迈入了法制化进程，但如何更好地实施和完善社会调查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仍有许多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特别是对调查主体为谁的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颇大，要破解调查主体之争，需对这一问题的争议现状和司法实践的探索回应进行基本的梳理。
（一）理论争议
理论界就哪一主体更为合适开展社会调查，争议纷纷，未有定论或强势学说形成，主要形成了以下四种观点：（1）应该以公安机关为社会调查活动的启动和开展主体或由从事未成年保护工作的地方部门来开展调查工作，这两个部门相对于其他部门具有开展社会工作的时间和人力资源优势；（2）应该由司法行政机关的基层司法行政机构来开展具体的社会调查工作，因为这一主体相对稳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相对独立性，以及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等优势，所以相比于其他社会主体更具可行性；（3）应该建立起由专业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司法社会调查员队伍对未成年刑事案件开展社会调查，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工群体，无论在专业修养，还是调查方法，调查认知方面均有其优势，均比其他群体更适合担任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人员；（4）应该借鉴国外对未成年犯罪所施行的“外聘”模式与“内聘”模式，建立起以人民法院的非合议庭法官与社会专职人员相结合的社会调查主体模式，在法院内部成立独立建制的社会调查员办公室，而后选聘专职的社会调查员来担当社会调查的主要主体。还有一些论者提出由人民检察院或成立其他专业机构统一来行使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权。可以说理论界对哪一社会主体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更为合适，立足于不同的价值认知基础，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主张，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圆其说，有其立论的合理性。
（二）司法实务分歧
司法实践中，就如何协调三机关之间的调查，如何评估案件调查的必要性等问题，尚无相关的后续配套规制出台，各地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做法。比如，有的地方施行人民检察院主导下的特定社会主体开展社会调查的模式，这一模式以地方共青团的干部为调查主体，主导调查活动，以特定社会人士为特邀社会调查员对调查材料进行分析整理，最终拟定调查报告。又如，有的地方则由地方的青少年保护办公室、人民陪审员、教育工作者、甚至法官自己担任社会调查活动的具体开展主体。而另一些地方则由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进行社会调查或委托司法行政部门下辖的社区矫正机构或社会工作事务所开展。另外一些地方则试行人民检察院、案件承办律师以及司法行政部门所辖的社区矫正机构并行的调查模式。可见司法实践中，各地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实践需要对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进行了有益探索，参与调查活动的社会主体主要有未成年保护部门、社会中介机构、社区矫正机构、司法机关等主体。从以上的实践探索可知，启动调查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公检法三机关，而具体开展调查活动的则是其他社会主体。
二、主体之争的成因探析
（一）现实成因：指导司法实践的配套规范缺失
在中国目前的法治文化和司法实践运作模式下，司法实践部门习惯了司法解释指导办案的工作模式，形成了对司法解释和部门规范的过度依赖，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若某一新的法律规制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执法办案人员就会陷入不敢执法和胡乱执法的实践困境。而就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问题，或多或少也存在这一实践困境。
一方面，既有法律规制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导致实践对未成年犯罪开展社会调查充满了不确定性，社会调查活动面临着法律规制原则化引发的司法实践考验。总体而言，这种考验局面的形成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和不明确性：1.由于公检法三机关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存在阶段性，在哪一诉讼阶段启动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直接影响着主导这一调查活动的主体的选取。2.到底应该在哪一阶段启动，应该由哪一有权主体首先启动，均未有明确的刑事立法规范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存在着明显的法律规范规制不明确。3.如何在保障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有效地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社会调查的成效能够为其他司法机关审理办理案件所认可。因为从既有的法律规制来看，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根据这一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均有权对未成年犯罪个案开展社会调查，法律在赋权的同时，也给予了三机关相应的自由裁量权。该规定也可以明确解读为：办案机关根据情况“可以”开展，也“可以”不开展。这就意味着三机关对开展社会调查有自由裁量权和组合配合选择权，可以由两个机关联合开展，也可以由某一机关单独开展，或者三机关联合开展，也可以均不开展或者均开展。然而这种“可以式”的立法易导致两种“极端”局面的产生：（1）一旦三机关均不愿意开展社会调查，而整个案件又有开展社会调查的必要性，对于有权机关“不愿意行动”，又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制，那么立法所期望实现的制度预设功效便难以实现；（2）若三机关都认为有开展社会调查的必要性，那么应该在哪一诉讼阶段开展，各自是否根据办案的需要开展自己所期望的调查，也是一个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这种试图实现公检法三机关灵活开展社会调查的立法初衷是良好的，但是一旦进人司法实践领域，如果缺乏具体的司法解释或部门规定就调查活动的开展进行协调，就极易出现协调不畅的问题，必然遭遇中国式的实践难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