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层模型视角的习惯形成与农村居民消费研究

吴学品，李荣雪

（海南大学 经济学院，海南 海口570100）

2014年至今，消费连续8年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消费作为日常经济活动，用以满足人民物质、精神需要，体现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真实愿景，增加居民消费既是对消费结构的优化，同时也是满足各种收入层、地域间群体的消费需要。伴随着消费政策的持续完善，多样化的产品、服务用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促使消费的软硬环境改善，更加满足了居民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因此，研究促进各省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因素，并据此调整经济发展策略、促进农村地区消费惠民政策倾斜，从而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对各地区平滑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实际意义。

国内、国外学者们就如下几个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展开探讨：一是消费习惯和收入水平；
二是不确定性因素；
三是人口结构；
四是城镇化；
五是财政支出。

首先，关于消费习惯和收入水平对消费影响的研究。Duesenberry考虑到习惯形成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将之区分为内部、外部习惯形成，二者分别视当期消费得到的效用水平与往期消费、周边群体的人均消费水平有关，所谓消费的“棘轮效应”与“示范效应”；
Pollak在以收入为主要影响因素的ELES模型中初次引入内部习惯形成，并于1976年引入外部习惯形成，探究该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此后，国外学者将习惯形成引入到个人单项消费、储蓄行为分析的实证研究中，Alessie &Teppa对习惯形成在个体偏好中的作用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习惯形成及收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荷兰家庭的储蓄行为；
Verhelst & Poel实证分析了内部和外部习惯形成在消费习惯上的存在性和深度，以此来量度不同产品消费支出在时间上的惯性以及在空间上的滞后作用。国内学者多以内外部消费习惯对城乡居民消费的作用程度及其内在影响机制展开实证研究，崔海燕和范纪珍发现农民消费支出会受到消费“棘轮、示范效应”的双重影响，同时对收入变化敏感；
封福育和饶晓辉认为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表现出内、外部习惯形成特征；
臧旭恒、陈浩和宋明月认为面对不确定冲击，习惯形成减慢了居民消费的变化速度，抑制了消费倾向的提高；
围绕收入与消费间关系的研究中，国内学者结合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就居民收入差距、收入结构、收入阶层、分项收入对居民消费支出行为以及消费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研究。

其次，关于不确定因素对于消费的影响研究。国内众多学者认为不确定因素负面影响居民消费。对不确定因素的指标测度方式：采用居民收入或消费数据计算相关指标用作代理变量、利用基尼系数、服务三项支出费用增长率等代理变量（与收入、消费数据无关）用于不确定因素的测量、使用收入和消费两类数据计算如心理偏差和心里偏差率等相关指标作为不确定因素的代理变量。

再次，关于人口结构对于消费的影响研究。李春琦发现农民消费会受到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其中，少儿和老年抚养系数会对消费产生负效应；
宫旭、李睿和杨志明研究发现人口结构的变化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

然后，关于城镇化因素对于消费影响的研究，李子联发现人口城镇化会提升消费需求总量。

最后，有关财政支出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研究，童大龙、何塞和储德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挤出”城镇居民消费；
万建军则认为提高地方财政支出规模能够正向刺激居民消费支出。

综上研究中，大部分国内学者对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外部消费习惯、收入、不确定性、人口结构和城镇化率等方面，重点研究这些因素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对消费的作用效果及路径分析却相对较少，作用路径分析能为消费增长、经济结构优化以及宏、微观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当前，多数研究集中在组织发展嵌入性的定性分析，缺少以社会嵌入性视角分析居民消费。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会影响消费主体的购买决策过程，消费者的支出行为不仅会受到消费“棘轮效应和示范效应”、收入水平、不确定因素以及人口结构的影响，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因素同样会影响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购买行为。社会关系网络潜移默化消费者行为，其社会关系网络搭建的同时，经济行为能够深刻嵌入所属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基于以上问题，以社会嵌入性视角，结合习惯形成理论对农村居民消费展开实证研究，运用多层统计模型，着重探究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呈现出怎样的作用路径？二是基本影响因素与社会嵌入性因素会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嵌入性

Granovatter提出了嵌入性观点，认为人们的行动是有意图的，嵌入在所属社会关系体系，经济行动嵌入在经济决策的社会、文化、政治和认知结构中，反映了经济和社会环境二者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经济行为始终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而受习惯支配、受感情支配以及为实现目的而选择最有效手段的行动成为经济行动的三种类型。因此，以社会嵌入性维度对居民消费展开研究不可或缺，用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分析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

本文将居民消费影响因素重新划分为：居民消费基本影响因素（内外部消费习惯、收入、不确定性以及总抚养比）与社会场景因素。其中，内部消费习惯、外部消费习惯、收入、不确定性以及总抚养比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居民消费的支出行为，本文将以上因素划分为基本影响因素；
人均财政支出（包含教育、科技、社保和医疗三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属于社会场景因素中的政治嵌入，消费百度指数、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城镇化率属于中的认知嵌入，地区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属于社会场景因素中的环境嵌入。

依照Zukin & Dimaggio对文化、政治、认知嵌入以及Hagedoorn对环境嵌入的概括，本文对影响中国农民消费的嵌入性因素做出如下分类：

1.政治嵌入。政治嵌入是指各省政治环境、体制和权利结构等多因素共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政治嵌入重点关注包含公共政策制定及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等政治因素对引导居民消费、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路径，以及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的某些配套政策、制度特征。例如各省人均财政支出、消费税征收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效果。

2.认知嵌入。认知嵌入是指各省农村居民在做出消费决策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认知，消费者问题来源于消费者心中理想状态与实际状态间的差距，二者间的差距使得消费者内心产生不满足感，以激发出消费者对于存在问题的深入感知，进一步产生需求动机进而做出消费决策。如，通过消费百度搜索量来反映各省农村居民对消费热点问题的实时追踪与概况掌握，这种潜在的需求认知会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决策产生影响。

3.文化嵌入。文化嵌入是指各省的社会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居民消费支出行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伴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人的社会阅历不断丰富与积累，个体及群体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消费意识等社会文化因素对各省居民消费观念及行为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文化嵌入主要关注居民消费观念及意识对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途径。例如各省农村居民关于提升消费水平及质量的意识、刺激消费需求等对提高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以及作用机理。

4.环境嵌入。环境嵌入是指外部消费环境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理性人”的消费决策行为。消费嵌入主要关注消费者在自身成长过程中所产生的需求，以及对消费者产生影响的自然、社会现实因素。例如各省环境污染程度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及作用程度。

（二）嵌入性视角下居民消费数理模型

Lindley等人首次提出了具有嵌套结构数据的多层线性模型，该模型整合了社会嵌入性影响因素以及基本影响因素。王济川发现多层模型主要研究个体嵌套在更高水平单位里的分级结构数据，使得数据组内同质、组间异质的问题得到很好解决，提高估计参数的准确性；
刘殿国、郭静如通过对泛珠三角区域多层经济增长以及中国省域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具有嵌套结构的小样本数据更适用于多层统计模型的计量分析。由于农村居民消费表现出嵌入性特征，本文选取多层统计模型用作分析农民消费的数理模型。主要探讨嵌入性变量对居民消费造成的间接影响以及通过基本影响因素造成的直接影响。

层一：LnCij-β0j+β1jLnC-1，ij+β2jLnC-1，ij+β3jLnYij+β4jWij+β5jGDRij+eji

层二：β0j=γ00+γ01LnAj+γ02LnBj+γ03LnCj+γ04Dj+γ05Ej+γ06Fj+μ0j，

β1j=γ10+γ11LnAj+γ12LnBj+γ13LnCj+γ14Dj+γ15Ej+γ16Fj+μ1j，

β2j=γ20+γ21LnAj+γ22LnBj+γ23LnCj+γ24Dj+γ25Ej+γ26Fj+μ2j，

β3j=γ30+γ31LnAj+γ32LnBj+γ33LnCj+γ34Dj+γ35Ej+γ36Fj+μ3j，

β4j=γ40+γ41LnAj+γ42LnBj+γ43LnCj+γ44Dj+γ45Ej+γ46Fj+μ4j，

β5j=γ50+γ51LnAj+γ52LnBj+γ53LnCj+γ54Dj+γ55Ej+γ56Fj+μ5j，

当βoj、β1j、β2j、β3j、β4j、β5j的χ2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时，表明在各省份间消费支出与其收入、消费习惯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当βoj的χ2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时，说明不同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平均值存在省际差异；
当β1j、β2j、β3j、β4j、β5j的χ2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时，说明内、外部习惯形成、收入、不确定性、人口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存在省际差异。层二模型表明，社会嵌入性变量成为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出现省际差异的部分成因，该方法着重研究了直接、间接社会嵌入性变量对消费行为的作用路径及其影响效果。当层一自变量（消费习惯、收入、不确定性和人口结构）影响因变量消费支出以及社会嵌入性变量影响截距项βoj时，表现为这些变量对因变量消费水平的直接作用效果；
当嵌入性变量影响斜率项β1j、β2j、β3j、β4j、β5j时，表现为社会嵌入性变量对消费支出的间接作用效果。实证时，将居民消费水平存在的省际差异的原因解释为两部分，分别是层一变量（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和层二变量（嵌入性因素），以此来研究居民消费支出与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当层二模型的系数γps（p=1，2，3，4，5；
s=1，2，3，4，5，6）显著不为零时，体现出影响因素对居民消费产生的间接影响。

（一）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模型中包含了滞后一期的内生变量（C-1），为了避免内生解释变量在模型估计中的有偏估计问题，使用的工具变量为滞后两期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不确定性因素（W）参照王克稳等（2013）的算法，以心里偏差率（PDR(1).心理偏差率PDR作为不确定因素W的代理变量，其计算步骤如下：Citp=α+βYitp+μit，ΔCit=Cit-CitP,ΔYit=Yit-YitP，ΔCit"=βΔYit，PDit=ΔCit"-ΔCit，PDRit=PDit/Citp*100%。其中Cit、Yit表示t期实际消费、实际收入，、分别表示持久消费、持久收入，本文采用t-1、t-2、t-3的消费和收入的平均值作为t期的持久消费和持久收入，β表示边际消费倾向，ΔCit、ΔYit表示t期消费波动、收入波动，Δ 表示t期最优消费变动，PDit表示为最终心里偏差，PDRit表示为心里偏差率。）作为不确定因素的代理变量，总抚养比（GDR）采用农村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数得到。

认知嵌入用各省的消费百度指数（BI）取对数处理；
文化嵌入选取各省城市化率（UR）或是人均受教育年限（PEDU），城市化率表示为各省城镇人口在年末总人口中的占比；
政治嵌入用各省财政支出中教育事业、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三项的人均财政支出总和取对数（FA）以及用各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P）取对数；
环境嵌入用各省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SO2）取对数处理。其中人均财政支出（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和卫生三项总和）通过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通过地区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均已2002年作为基期。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C）及可支配收入（Y）等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并以2002年为基期，分别按照农村、城镇居民消费进行价格调整，最后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消费百度指数（BI）的有关数据取自百度中对“消费”的搜索指数查询，时间截止到2018年12月，并求年均值使用。2002至2018年各年的城市化率（UR）、人均受教育年限（PEDU）、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和卫生的人均财政支出总和（FA）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SO2）等实证数据分别整理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分别取年均值使用。

（二）实证结果分析

1.农村居民消费的零模型

层一模型：LnCij=β0j+γij

层二模型：β0j=γ00+μ0j

其中，i=2002,2003......2018表示第i年，j=1，2......，31表示第j个省，LnCij为第i年第j个省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数，γ表示层一随机误差，μ表示层二随机误差。

表1 居民消费增长变异分解结果

由表1可知，全国各省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数的均值有明显差异，用嵌入性变量解释的比例为：ρ（组内相关系数）＝0.12655／（0.22421+0.12655）＝36.08%，造成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差异的因素除去收入、内、外部消费习惯、不确定因素和总抚养比造成的近63.92%的影响外，有36.08%可由社会嵌入性因素加以解释，这说明在研究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时，不能只考虑基本因素（收入、内外部消费习惯、不确定因素及总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行为的影响，同时要考虑社会嵌入性因素的影响。

2.内外部习惯形成、收入、不确定性和总抚养比对消费支出行为影响的结果分析

层一模型：LNCij=β0j+β1jLnC-1，ij+β2jLn-1，ij+β3LnYij+β4j+Wij+β5jGDRij+eij

层二模型：β0j=γ00+μ0j，β1j=γ10+μ1j，β2j=γ20+μ2j，β3j=γ30+μ3j，β4j=γ40+μ4j，β5j=γ50+μ5j

其中，参与运算的层一解释变量数据需要进行组中心化处理。

由表2可知，收入、习惯形成（内、外部）、总抚养比、不确定性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习惯形成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直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惯性”以及城镇居民消费的“示范”作用会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
收

入直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其回归系数值为0.4832，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消费增长；
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回归系数值为-0.5105，不确定性的增加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
总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系数值为0.1646，非劳动力人口负担的加重，使农民减少消费支出，以此来弥补非劳动力人口增加带来的消费支出。

同时，表2结果表明，内外部习惯形成和收入对数的斜率的跨省变异方差统计显著，表明变量LnC-1、Ln-1、LnY、W、GDR的回归系数呈现随机性，其数值在各省间表现出省际差异，社会嵌入性变量能对省份间的差异进行部分解释。

表2 习惯形成、收入、不确定性和总抚养比对消费支出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

3.社会嵌入性变量的影响效应结果分析

嵌入性变量通过影响层一变量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很好的解释了βoj和LnC-1、Ln-1、LnY、W、GDR间的关系呈现省际明显差异的原因，所谓跨层交互作用，因此需要将嵌入性变量引入到β0j、β1j、β2j、β3j、β4j、β5j中，得到变量接近显著的模型：

层一模型：LNCij=β0j+β1jLnC-1，ij+β2jLn-1，ij+β3jLnYij+β4jWij+β5jGDRij+rij

层 二 模 型：β0j=γ00+γ01LnBIj+γ02LnSO2+γ03LnGPj+μ0j，β1j=γ10+μ1j，

β2j=γ20+μ2j，β3j=γ30，β4j+γ40+γ41LnFAj+γ42PEDUj+γ43BIj+γ44LnGIj+μ4j，

β5j=γ50+γ51URj+μ5j

其中，PEDU、FA、BI、UR、SO2、GI分别表示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财政支出（包含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和卫生在内的人均财政支出总和）、消费百度指数、城镇化率、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层一、层二模型中参与运算的解释变量数据需进行组中心化处理。计量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嵌入性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结果

通过表2与表3，可计算嵌入性变量对β0j、 β4j、β5j的方差成分的解释程度，结果如表4。

表4 嵌入性变量所解释的方差成分和比例

根据表3，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地区，地区人均生产总值（GP）和消费百度指数（BI）对农村居民消费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SO2）对农村居民消费只有直接影响；
人均财政支出（FA）、人均受教育年限（PEDU）和城市化率（UR）对农村居民消费只有间接影响。

由表4可知，嵌入性变量对截距βoj不确定性因素W、总抚养比GDR呈现的省际差异能够进行较好的解释，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动影响有46.88%是由政治嵌入性变量地区人均生产总值（GP）、人均财政支出（FA）、文化嵌入性变量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PEDU）和认知嵌入性变量消费百度指数（BI）解释的，总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变动有39.7%%是由嵌入性变量城市化率（UR）解释的。

嵌入性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政治嵌入性变量全国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正向促进农民消费，GP每增加1单位，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增加0.6471，不确定性将使农民人均消费平均降低0.3053，即伴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收入水平提高，降低了不确定预期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负向影响，促进了农村居民当期消费。认知嵌入性变量消费百度指数对中国各省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表明消费百度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会增加0.1845，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将平均降低0.249，消费百度指数反映了居民对于消费领域及消费问题的关注，即消费群体对有关消费问题的关注度越高，消费者消费意愿的表达就越为强烈，进而做出消费支出行为的选择，增加消费支出。

嵌入性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具体表现为，环境嵌入性变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回归系数为－0.0552，表明变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会平均减少0.0552，这是由于SO2排放总量增加，加重了环境污染，居民健康状况变差，导致农村居民工作能力与收入同比下降，居民会倾向于购买健康保险，其当期的消费支出意愿降低，进而使得消费支出降低。

剩余的一些嵌入性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影响具体表现为：内、外部习惯形成、人均可支配收入、不确定因素、总抚养比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随着省份的不同而不同。人均财政支出（FA）、人均受教育年限（PEDU）和城市化率（UR）是调节内、外部习惯形成、收入、不确定因素与消费之间关系的显著变量，调节效果表现为：人均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不确定因素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将平均降低0.4979%，这是因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包含教育事业、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三项）可以有效地调节教育、科技、社保和医疗卫生资源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化配置，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与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增加财政支出，促进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从而降低不确定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而增加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促进当期消费；
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不确定因素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将降低0.1399%，究其原由可能是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不断发生变化，农村居民对于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危害抵抗能力增强，储蓄动机减弱，增加当期消费；
城市化率每增加1%，总抚养比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将平均增加1.3834%，这是由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使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农村居住人口及劳动力人口向城镇迁移，城乡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伴随着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降低，以及农村劳动人口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受到城镇生活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加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消费支出，促进当期消费。

总体而言，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既受到农户收入和习惯形成的影响，也会受到诸如地区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嵌入性变量（政治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和环境嵌入）对农村居民消费解释的程度占到32.17%，其中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消费百度指数、人均财政支出、城市化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基于上述讨论，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透过影响消费的基本要素（消费习惯、收入、不确定性和总抚养比）深入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消费“棘轮效应”以及“示范效应”影响居民消费决策，农民对不确定风险、收入的反应相对迟缓，因此要转变农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这种不合理的传统消费观，发挥城镇居民正面示范效应，形成理性消费追赶，改变农民消费方式，扩大消费需求，同时，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农村政策的适度倾斜，完善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落实农民工应享有的社会保障，努力做好乡村振兴，深化农村改革，降低农民对不确定风险的预期，从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提高消费水平。

第二，认知性社会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要对各省农村地区展开正确、合理的消费宣传，普及现代消费观念，增强居民消费意识，摆脱过度落后、保守的消费观，适度满足自身消费需求，做出符合自身理性预期的合理消费决策。

第三，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对各省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的富裕程度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降低了农村居民对于收支不确定性的心理预期，应努力完善各省交通、水利、通讯、教育、医疗以及环境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落后地区，发展区域特色经济，重点扶持农村优势特色产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与消费质量。

第四，加快推进中国各省城市化进程，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快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拉动农村地区消费增长。

第五，协调消费同生态环境二者的关系，环境污染、人口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潜在影响随城乡发展、地区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等多个条件表现出地域差异性，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时，要充分权衡环保政策对企业、个人产生的影响，尽可能降低在环境规制过程中以“环境—就业—收入—消费”的作用途径对居民消费造成负面影响，协调好环境承载力与地区经济均衡发展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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