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小说的存在之思

樊义红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阿来的小说一贯以内蕴的丰赡而著称，适宜于从各种角度进入进行解读。不过迄今为止，学界对阿来小说所表现的存在之思的研究尚不多见，代表性的成果只有吴道毅《民族·权利·生存——阿来<尘埃落定>多义主题解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5 期）、袁盛勇《未曾落定的言说与存在——读阿来小说》（《文艺争鸣》2008 年2 期）等。而阿来小说确实提供了诸多体现存在之思的文学现象，值得深长思之。以对存在之思的表现而言，阿来小说在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显得独树一帜，给读者带来了别样的审美感受。具体而言，阿来小说的存在之思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对小说创作动机和小说功能的新认识；
对人的此生存在的形而上思考；
对人的灵魂存在的追问。

在解释自己文学创作的动机时，阿来曾提供了多种答案。除一些常规性的说法外，他的有一种解释尤其值得玩味。在一次访谈中，阿来说道：“文学对我来说，是扩展自我生命的途径；
我从事文学，就是为了充分扩张自我的生命。现实只有一种可能性，但从理论上讲，人生有多种可能性。……人的一生，最大的困窘就在这里：看起来有多种可能性，却只能在放弃别的可能性的前提下选择一种可能性。但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小说就是探索人生多种可能性的最佳艺术途径。小说会构筑起一个世界，尽管是虚拟世界，但在这个世界中，我可以设想并探索人生的多种可能性，随着可能性的增加，我的生活经历丰富了，生命体也随着扩展。我相信，通过小说，我的生命变得比别人的丰富。”[1]他还说道：“现实生活如此庸常，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束缚着我们。但文学，给了我们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当我们走进现实，无数的可能性变成了惟一的现状，而且是最为庸常的那一种。但当想象与语言结合在一起，那无数的可能性便又恢复了。”[2]

关于文学创作的动机，“一般来说，可以分为表层动机、深层动机和临近动机”[3]，具体表现为兴趣动机、谋生动机、显示文学才华的动机、自我实现的动机、深层隐秘心理的驱动、语感动机等。由此可见，上述阿来的表述可谓对文学创作动机的一种新的阐发。人的生命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在人的一生中生存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的生活往往只能沿着单一的轨道前行，与此同时，我们也就失去了其它的生活可能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之生存的一种遗憾甚至是悲剧。那么，如何弥补这种遗憾，进而消解这种悲剧呢？阿来寄希望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因为在小说的想象天地里，我们可以借助对人物和故事的创造，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可能性，从而丰富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妨将这种动机称之为追求人生更多可能性的创作动机。进一步看，这种创作动机其实具有鲜明的存在主义色彩，包含了对人生的有限性和超越性这一对立关系的文学应对策略。生命是有限的（这是一切哲学思考的起点），如何超越有限的生命而获得生命价值的更大实现，这是文学亘古至今就在思考的一个永恒话题。《左传》提出过“三不朽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4]其中“立言”成为可以让人声名不朽的一大途径。六朝时，曹丕更是史无前例地张扬了文章写作的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5]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代表性观点其实都是从高质量文学的角度进行立论的，毕竟只有真正的杰作才可能流芳百世，令作者永垂不朽，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实现对有限生命的超越。阿来所追求的生命超越方式却与之不同（或许是看到了这种超越的艰难性甚至是某种虚妄性），其意在借助文学对生命可能性的丰富来实现超越。如果不能活得更久，能否活得更多？与前者而言，这种超越相对比较容易完成，可以在更多的写作者那里得到实现。而且，它还具有一种在世性，其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身后不可预料的明天（文学经典的形成具有不确定性）。在生活中，我们受制于种种不可控的因素，只能过着有限、单一甚至庸常的日子，而在小说世界里，作家却可以天马行空、无所不能地去创造，从而“活”出不同的人生，感受不同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但是，不可否认，这种生命的超越因为是借助小说在想象中完成的，其本身也就具有某种局限性。小说虚构的世界毕竟不同于现实的生活，在小说中的生命体验与真实生活中的体验尽管具有某些相似性，但也不能同日而语。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阿来的人生经历为什么如此丰富。他先后当过农民、拖拉机手、机修工、乡村教师、杂志编辑和主编、作协领导等，这些职业的变换，大都出自于阿来主动的人生选择。阿来这样做，也许是他有意在现实的世界里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充分、更真切地拥抱自己的生命，从而超越人生的有限性。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如存在主义作家加缪所倡导的对生活的全身心投入和激情拥抱态度。

应该说，早在阿来之前，文学大师米兰·昆德拉就有了类似的关于小说功能的观点。在其理论名著《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写道：“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6]在昆德拉看来，小说是对人类可能性存在的一种发现。阿来是否借鉴了昆德拉的观点不得而知。严格点说，二者还是存在着微妙的差别，昆德拉的观点具有更加浓厚的哲学意味，阿来的观点则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在地性，表达也更为明确。

学界习惯于把阿来与其文学前辈扎西达娃相比较，大部分人认为，扎西达娃对藏族的书写带有浓厚的神性和神秘色彩，而阿来则致力于表现藏族的世俗化层面，书写藏族的现实社会和人们的世俗生活。阿来自己也曾声称，他“要以感性的方式，进入西藏（我的故地），进入西藏的人群（我的同胞），然后，反映出来一个真实的西藏”[7]136。这种对阿来的认识似乎已成了一种定论，却也在无形之中遮蔽了阿来小说的另一面。其实，阿来的小说不仅书写了藏族世俗生活的人物命运，具有鲜明的在地性，而且其往往能够从大地飞升而去，去求索人之生存的意义。套用批评家谢有顺的一句话说，阿来的小说是一种“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8]的写作。

对人生意义的追问，表现在阿来小说塑造的各色人物形象身上，其小到一个普通人，大到半人半神的一国之君格萨尔王。小说《空山》中，走出机村后在城市生活的“我”，因为机村的智者达瑟将死而回来看望，不由地想到，“我这次回来，是因为达瑟要死了。但我们迟早也是会死去的。生命无来由地来了，又去了，其意义何在，除了人家教给我们的那些，自己是真的要感到茫然了。”[9]601小说《格萨尔王》中，面对自己一手建立的、正处于繁荣昌盛时期但却在千年后消失不见了的岭国（他在梦中得知），格萨尔王不禁自问：“如果一切都要消失，那现在又有什么意义呢？”[10]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是每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都会做的事情，如果把思考的结果落实在一些具体的生活对象和奋斗目标，如吃喝玩乐、亲情、爱情、友情、事业的成功等上，这种对意义的追求还不是终极意义上的。对人生意义的终极思考，必然要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是对存在的本质之问。阿来小说中人物的存在之思就是在这个层面展开的。阿来小说中充斥着这种具备哲学气质的人物。他们并非哲学家，亦没有经过哲学的训练，甚至不知哲学为何物，与此同时，他们还过着和周围人一样的现实生活，有着浓厚的世俗情怀，但这都不影响他们不期然地从眼前的世俗生活中跳脱而去，去作那种形而上的人生意义之思。这种思考的结果，多半没有最终的确定答案，不仅让思考的主体陷入迷茫、沮丧和无助之中，如上述例子中的“我”和格萨尔王，并且还让他们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虚无和荒诞。小说《尘埃落定》中，傻子少爷经历了麦其土司家族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时期，却也见证了土司时代由辉煌的顶点走向最后的覆灭过程。这个世界曾经是那么地绚烂而神奇，却终究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的命运。经历过这种人生的大起大落，任谁也不能不生出命运的虚无之感。小说中这样写道：“我确实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结局，互相争雄的土司们一下就不见了。土司官寨分崩离析，冒起了蘑菇状的烟尘。腾空而起的尘埃散尽之后，大地上便什么也没有了。”[11]349-350“有土司之前，这片土地上是很多酋长，有土司之后，他们就全部消失了。那么土司之后起来的又是什么呢，我没有看到。我看到土司官寨倾倒腾起了大片尘埃，尘埃落定后，什么都没有了。是的，什么都没有了。尘土上连个鸟兽的足迹我都没有看到。大地上蒙着一层尘埃像是蒙上了一层质地蓬松的丝绸。”[11]350再看对荒诞的体验。小说《空山》中，在极端的阶级斗争年代里，年轻的民兵排长索波一味地紧跟上面的形势，希望能够爬上机村权力的顶点；
他甚至希望做出成绩后，能走出机村。他很长一段时间里不顾机村的实际情况，也不惜得罪机村的男女老幼，带领大家进行各种折腾，但最终结果是希望落空，他也只能怀着牢骚满腹，留在机村孤独终老。由此可见，在荒诞的岁月里，无法看清时代真相的普通人，越想走在时代的前列，就越被变幻莫测的时代形势所拨弄，最终把自己的命运也变成了一种荒诞的存在。小说《蘑菇圈》中，写到了特定年代里机村一座房子主人的命运。“这座房子为两兄弟所有，他们共同娶一个老婆。工作组在机村作了很多调查研究，也弄不清楚这座房子的真正主人是这两兄弟和他们共同的老婆中的哪一个。本来只有一顶地主的帽子，因为弄不清这三个人哪一个是真正的主人，干脆就又从上面再申请了两顶帽子，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早在1954 年，三个戴了地主帽子的人，就被逐出了这座房子 。”[12]这处叙述在文中本来只是顺便的一个背景交代，但其背后又包含了一个何等荒诞的故事？人因为房主不明被增补为地主，但在背上地主的身份后却也失去了房子。荒诞的年代里人的命运也被荒诞地处置。由此可见，在某些特定的颠倒错乱的年代里，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可能逃脱不了荒诞的命运，不得不遭遇一种荒诞的生命体验。由此，人们和自己身处的荒诞年代构成了某种同构关系。这也启发我们，人生的荒诞性有时与荒诞的时代捆绑在一起，并由后者所左右。普通之个体在这样的时候既看不清时代之真相，也无力作出正确的选择，而只能遭遇荒诞命运的拨弄。

除了对虚无和荒诞这两个存在主义命题的表现，阿来小说还涉及到了存在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人的自由选择。存在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由的哲学，强调的就是一种自我选择的自由。这是一种存在论层面的自由，这种选择的自由并非意味着随心所欲和为所欲为，它通过把人的个体界定为可以自由选择的存在，而使人的生命和意识走向一种真正的自觉”[13]。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更是指出：“存在主义的第一步就是使所有的人掌握自己，是他对自己的存在负全部责任。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不是说人仅仅对他个人负责，而是说他要对所有的人负责。”[14]160小说《空山》中，主人公拉加泽里的人生故事可以说就是一个关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寓言。父亲的缺席、母亲的沉默和兄长的懦弱，在某种意义上为拉加泽里的人生选择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但他当下要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重大的选择难题：是继续完成高中的学业考上大学，还是就此辍学并寻找赚钱之路?前一种选择意味着他很可能通过读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并和同村的女友比翼双飞，结成美好的姻缘，但在此之前，他将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沉重的心理负担。后一种选择意味着他可以缓解甚至可能短时间内改变家里的经济窘况，但摆在他面前的人生之路将会无法预测，甚至可能充满了风险，而且他和女友的缘分多半要因道路选择的差异而就此终结。他该何去何从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存在主义式难题。萨特在著名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中，曾讲过一个发生在他学生身上的、类似的选择难题。这学生和母亲相依为命，是母亲的命根子。他要选择是“扔下母亲，去英国加入自由法国武装力量呢，还是待在母亲身边，帮助她活下去”[14]165。当学生求教于萨特，萨特给予学生的唯一答复是：“你是自由的，你自己选择，就是说，你去创造吧！没有任何普遍规律可给你指明应该怎么办。”[14]168拉加泽里也遵照自身的意志和感情，进行了自由选择，放弃了自己的学业，走上了一条铤而走险的发财致富之路。尽管迫不得已，拉加泽里的选择也是一种对自己和家人负责的体现，但这种选择却是对自己的女友和爱情以及可能的美好未来不负责任，更是对机村的发展前景不负责任。拉加泽里所从事的倒卖树木的生意是对机村岌岌可危生态环境的破坏，必将祸及机村的后人和未来。后来因为木材生意的利益纠纷，拉加泽里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他也终于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重大代价。刑满释放后，拉加泽里收到了做木材生意的李老板临死前寄给他的一大笔钱。如何利用这笔钱，又成了他的选择难题。这一次，他选择留在机村，遵照李老板的遗嘱，用这笔巨款为机村栽种新树苗，为机村谋划真正美好的未来。这一次，他决心不仅要为自己负责，还要对更多人负责。这是他对前次错误选择的自我救赎。但可悲的是，他的女友早已嫁作他人妇，他终究错过了这段美好的姻缘。

可以看到，拉加泽里的两次选择都是自觉的——他很有主见，不为别人的意见所左右。相对而言，他的第二次选择容易被我们认可，因为它符合对所有人负责的特点，遵循了道德和良知的原则，是一种弃暗投明的抉择。而第一次选择则很难说孰是孰非，毕竟，无论是继续完成学业还是辍学赚钱，他都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当然，他想要赚钱的选择包含了走上邪路的可能性，后来的情节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在一种类似“举世皆浊”的小环境里强求生活困窘的他去坚守正道，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极为严峻的挑战，年轻的他也终究误入了歧途。他的堕落虽令人不齿，但也让人心生同情，因为生活并没有为他提供两全其美的更好选择。这种左右为难的选择虽然自觉，却并不真的“自由”。这其实是人遭遇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选择困境”，即无论我们选择什么，其结果都具有一种悲剧性，只是悲剧的内涵和程度不同而已。这种“选择困境”，昭示了生活的某种悲剧性和荒诞性，它让选择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对悲剧结果的选择。小说《空山》为我们揭示了这种带有普遍性的存在真相，值得称道。

何谓“存在”？“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即存在，但它不是主客二分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不分主客意义上的所谓‘此在’（Dasein），即‘我的存在’或‘人的存在’。”[15]404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则“把存在区分为两类，一是我以外的世界的存在，这是‘自在的存在’……另一种‘自为的存在’即人的自我存在、人的主观意识，这才是真正的存在”[15]412。笔者以为，除了如这些存在主义大师对“存在”的经典理解，还可以在另一个维度理解“存在”，即存在是人在此生之外的存在。人活于世，是一种肉身和灵魂的双重存在。而当人去世后，就宣告人的肉身停止运作。那么，这时人的灵魂是否存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此生之外的灵魂又将如何存在？存在于何处？笔者发现，阿来的小说对这些问题给予了自己的关注和思考，值得我们重视。

关于灵魂存在与否的问题，阿来早期的小说对灵魂存在基本持肯定态度。如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叙事人傻子少爷，其实是一个已经去世了的人物，换句话说，是傻子的灵魂在叙事，人死后灵魂的存在由此得到了某种确认。《灵魂之舞》是阿来一篇不大为读者所注意、集中表现了灵魂存在的小说。小说以一种魔幻而空灵的手法写到老人索南班丹去世后灵魂出窍，与亲人们一一告别的情景，给人一种不可名状的美感。之所以有这篇小说，或许与这一时期阿来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有关，因为在后者的观念里，灵魂是一种必然的存在。阿来似乎自发地接受了这种观念，并在小说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表现。等到阿来写作小说《空山》时，他对灵魂存在的观念及其意义似乎都开始了怀疑。小说中写到机村的奇人达瑟去世后有一句议论暴露了这种态度：“他的灵魂已经飞走——如果人真有灵魂的话，他的肉身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9]629更典型的，是他对灵魂转世说的某种质疑。小说中借“我”的口这样说道：“我是一个怀疑论者。虽然我也有慈悲之心，希望一个灵魂能以不同的生命形式永远轮转，但我同时还会想，即便真有轮回之事，但我们不知前世，更不知后世，那这样的轮转对只能感知此生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9]609-610灵魂在人去世后可以重新投胎转世和不断轮转是佛教包括藏传佛教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否定和超越了人生的有限性，给人以精神的安慰。但《空山》中的这段话却质疑了这一观念。在小说中的“我”看来，即便灵魂转世现象真的存在，但“我”在今生的存在却无法感知前世和后世，下一世的“我”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灵魂和精神上如果无法在人的前、后世相连，即便能够轮转，实际上已经形同两个不一样的生命，其意义就要大打折扣。在阿来最新长篇小说《云中记》中，他对灵魂的存在作了进一步的追问和思考。小说中的阿巴虽然身为祭司，但由于没有亲眼见过鬼魂的存在，也由于年轻时就受过的无神论教育，他并不那么相信鬼魂的存在。返回云中村后，他甚至用了连续一个月的夜晚，在废墟中寻找鬼魂，但终究无所发现。确证鬼魂是否存在，对祭司阿巴来说可谓意义重大，这关系到他返回云中村安抚鬼魂的行动甚至最后随云中村一起消失的壮举是否合情合理。此外，阿巴还与多人讨论过人死之后的归处问题。讨论的结果是，苯教认为人死后变成鬼，后者存在世间一段时间后消失于大化之中，小鬼则变成精灵。佛教认为人死后变成鬼，然后转生为人或畜生。

灵魂（或鬼魂）的存在，可看作人的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它不仅关系到死者，更关系到生者，具有和人此生的存在一样甚至较之更大的意义，这或许是阿来要在小说中一再地对之进行探讨的根由。作为一个出生和成长在中国的藏地世界、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藏族作家，阿来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从具体的方面看，对灵魂存在与否的探讨，牵涉到阿来对藏传佛教的态度和书写。对灵魂存在的肯定，是藏传佛教得以建立并发挥作用的根基之一，但在阿来的人生经验里，灵魂的存在是一个未曾被证实的问题，就像小说中的阿巴始终没有看见鬼魂一样。对灵魂存在的质疑，使得阿来对藏传佛教一直持有怀疑的态度，并在作品中对之进行着祛魅的书写。

从抽象的意义看，对灵魂存在的思考，其实关涉到人死之后的归处以及生命何以继续存在的问题——人死之后是彻底地消失，还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小说《云中记》中，阿巴在对灵魂（或鬼魂）的存在作了种种追问和追究之后，对这个问题作了这样的总结：“我以前想的是，我和云中村一起消失了，这个世界就等于没有了。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在，世界就没有消失。只要有一个云中村的人在，只要这个人还会想起云中村，那云中村就没有消失。”[16]人死之后倘有灵魂，这灵魂其实存在于后人的记忆里。人类的记忆是抵抗死亡最为坚固的堡垒，生命本身就是以延续的方式对抗自身消失的悲剧性。这种对灵魂存在的理解虽在一种唯物主义的思维轨道里，又何尝不具有一种精神的抚慰力量？

作家对文学、对人生能否作出存在主义式的思考，与作家的个人兴趣、思维能力、文化影响、知识教育等密切相关。阿来小说中之所以表现出上述对小说创作、对人的此生存在、对人的灵魂存在的诸多思考，首先与阿来深度思考文学和人生的思维倾向与职业习惯有关。阿来是一个致力于穿透事物的表象、追求思想深度的作家，并且善于把自己独到而深刻的思想蕴含在小说文本的肌理之中。其次，这与藏传佛教的影响有关。出生于为藏传佛教所浸透的藏地世界，藏传佛教对阿来自然有一种宿命般的影响。阿来也曾说过，“我的宗教观我觉得永远面临着困境，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有着强烈的宗教感，但是我从来不敢说我是一个信仰什么教的信徒，比如说佛教”[17]。虽非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藏传佛教对他的某些影响已经深入骨髓、无法消除。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就是阿来注重对人的精神和灵魂世界的关注，他习惯于上升到形而上层面去观照世界和人生，力求获得如佛家般对万事万物的通透体悟。再次，这也与阿来的现代理性精神有关。虽出身于一个藏地的偏僻山村，但阿来从小就对科学知识满怀兴趣，接受过师范学校的教育，毕业后至今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这些知识教育形塑了阿来的现代性人格，使得他富于理性探索精神，勇于质疑，绝不盲从，甚至敢于突破自身所受的文化如藏传佛教的影响，直面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并努力寻求解救之道。

虽然具有哲学的意蕴并不必然意味着小说就抵达了最高的层次和境界，但这往往会给作品带来一些别开生面的艺术效果。阿来小说的存在之思给其小说创作带来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阿来所谓的小说创作源于追求人生更多可能性的创作动机及其包含的对小说功能的认识，不仅体现了他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精神、对小说文体的独到认知，也使得他的小说追求使人生的可能性更“逼真”的艺术效果，他也因此更认真地对待小说创作，更充分地展开艺术想象去探索人生的诸多可能性境遇。与此同时，他也更加力求合情合理地把握小说的故事和人物，从而摹写出形态不一的生活，塑造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二，它使得阿来的小说具有了一种哲理的深度和超脱的气质。一般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的意蕴可分为三个主要层次，分别是审美情韵层、历史内容层和哲学意味层，而“作品意蕴的最深层一般是哲学意味层”[18]。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来的小说往往致力于抵达意蕴的更高境界，并且因为这种写作的姿态而赋予了他的小说某种超脱的气质，使其仿佛如高山之上蒸腾和飘荡着的朵朵白云，发人深思，引人遐想。相较于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文学大师的小说，阿来小说中表现的存在之思，不是对抽象哲理的文学演绎，也没有概念化的写作弊端，其往往是从形象和情节中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生发而成，并且与作品本身浑然一体。另外，相较于萨特和加缪惯于从极端境遇和奇异人物生发出存在之思，阿来小说的存在之思生发之点更为多元，也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其三，表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关怀。萨特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4]153。虽然“找回生命的悲剧意识不一定能予人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但拒绝正视生命悲剧意识的人，在人格和精神上必然不幸”[19]。阿来小说中的存在之思，其实源于阿来对人之生存处境的终极关怀，他由此看到了人类生存的某种悲剧性、虚无性、荒诞性、脆弱性，并且努力地为人的这些生存困境寻求解救和超越之道。因此，阿来总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从消极中走向积极。即便向死而生，也要坚定、温暖地前行，并且以博大温情的文字去温暖世界和世人。最后，它使得阿来小说具有了一种普遍性的艺术效果。从创作了小说《尘埃落定》后，阿来就一再地声明，他的小说虽然处理的是特别的题材，但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我会在写作过程中，努力追求一种普遍的意义。”[7]345对于这种普遍性，笔者以为可以从多个层面去理解，本文关注的阿来小说中的存在之思可以说使其小说具备了一种普遍性。不论是关于创作动机和文学功能的新阐述，还是对人的此生之内和之外的存在的哲理性思考，虽说都与小说中特殊族群的题材、人物和故事等密不可分，但由于其所指称的实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生存境遇（尽管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常处于被遮蔽状态，但实为生存的一种本相，并且往往会在某些特定的时刻“现身”，让我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所以其也就具有了一种普遍的指涉性，能够唤起他族或他国读者的精神共鸣，这也成为了阿来小说创作努力追求的一种“大声音”[7]294。

综上所述，阿来小说的存在之思，不仅更新了我们对小说创作动机和功能的认识，而且表现了对人此生存在的深思和对灵魂存在的追问，其成因具有多元性，意义具有多面性。这不仅为我们解读阿来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而且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人之存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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