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新生抑郁、焦虑及压力与创造力倾向的关系：一项追踪调查

阴云航 陈丹筠 陈璋琪 李亚莉 张金金 王育纯

(1 汕头大学文学院, 汕头 515000) (2 深圳市第三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 518118)

创造力是世界性的热点话题和国内外社会流行的词语，不管对于人类个体与社会整体，还是对于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竞争与存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创造力发展的关键期，培养青少年的创造力更是国内外创造力研究的热点议题之一。有研究认为个体的创造力要从个性和技能两大范畴进行评估(王天力, 2019; 俞国良, 曾盼盼, 2001)，而相较于成人，青少年的创造力更多是从思维或者人格的角度进行评估(贡喆等, 2016; 侯浩翔等, 2022)。一方面清晰把握个体创造力思维或人格的发展也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如有研究者认为，“创新人才=创新思维(智力因素)+创造性人格(非智力因素)”(林崇德, 2009)。还有研究者指出，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也是培养创新人才十分关键的一环(齐书宇, 胡万山, 2016)。另一方面虽然成人和青少年在创造力方面拥有基本相同的心理结构，如高创造力水平的个体具有较好的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表现出更多的独立、坚持、自信和敢于冒险的特点(沃建中等, 2006; Cox, 2002)，但是成人往往能产生具体社会价值的产品，青少年的创造产品则一般不具有或者具有较小的社会价值，更多体现在较大的个人发展价值，对个人身心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这一层面(胡卫平, 俞国良, 2002)。此外，具有创造力也不一定要产生创造性产品，对于绝大多数处于学生阶段的青少年而言，只有部分学生可以产生创造性产品，因此对于创造性产品的测量，不具有代表性(俞国良, 曾盼盼, 2001)。鉴于此，本研究主要探讨青少年的创造力倾向。

在众多关于创造力的研究中，心理健康与创造力的关系备受关注。以往研究发现个体的心理健康与创造力密切相关。积极的心理健康状态有利于个体进行创造性思考，获得创造性成果，是个体创造性发展和发挥的重要基础(俞国良, 张伟达, 2019)。心理健康水平高的学生，创造性思维水平也较高(罗晓路, 俞国良, 2010)。但负性情绪与创造力的关系却存在较大争议(研究者多用负性情绪来衡量个体的消极心理健康状态，张严文, 刘拓, 2020; 张颖博, 刘宝, 2019; Suldo & Shaffer, 2008)。一方面，有研究认为负性情绪限制或者阻碍创造力，如情绪一致性效应以及分化情绪理论的扩展理论认为个体处在负性情绪时，容易启动且倾向选择与负性情绪一致的信息，负性情绪会窄化个体注意范围，降低认知灵活性，从而抑制创造力(Fredrickson, 2001; Siu & Wong, 2016)。如有研究发现负性情绪会导致创造力的丧失，阻碍创造性思维的发展(Gillam, 2018)。另一方面，有研究认为负性情绪促进或提升创造力，负性情绪会促进个体的坚持，当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后，其作品就越可能体现出较高的创造力水平(De Dreu et al., 2008; Yang & Hung, 2015)。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负性情绪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个体创造力的发展(李海等, 2016)，甚至对创造力没有显著影响(王俐苹, 2018)。

常见的负性情绪有抑郁、焦虑和压力，许多研究者研究它们与创造力的关系，但仍旧未能达成统一的结论。首先，在抑郁情绪与创造力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具有天才般创造力的艺术家往往饱受抑郁情绪的折磨，因心境障碍而具有某些特殊的才智和灵感(楚江亭, 李廷州, 2013)。但也有研究发现普通人与具有抑郁情绪的人在艺术创作等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其抑郁情绪体验与创造力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关系(Santosa et al., 2007)。其次，在焦虑与创造力的研究中发现，焦虑往往削弱创造性(Amabile et al., 2005)，因为焦虑会使得个体产生逃避等不愿意尝试的行为，更愿意维持原状，而这会极大地损害创造性思维的培育和养成(李亚丹, 2019)。以往研究深入发现特质焦虑对创造力无显著影响，但状态焦虑对创造力有显著影响(卢家楣等, 2005)。状态焦虑不利于创造性观点的产生，抑制创造性的适宜性，但促进创造性评价的新颖性(刘冰洁, 2017)。最后，在压力与创造力的研究中发现，一方面，压力是影响创造力的重要前因变量，创造力首先来自压力，没有压力不可能产生创造的需求。当个体有了压力，会表现出更坚持创造的行为，压力可以引起心理困扰者产生紧张或者唤醒创造状态。而且能够挑战压力、悦纳压力的人往往能更积极地迎接挑战，变压力为动力，从而完成更具有创意性的作品或活动(曾巍, 2015)。但另一方面，压力也会让个体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感，当个体在不确定情境中完成创意思考时，不仅会产生与创意相关的负面联想, 而且还会助长其对于创意的偏见(Mueller et al., 2012; Starcke & Brand, 2016)。

此外，目前探讨抑郁、焦虑及压力与创造力倾向关系的研究在研究设计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一方面，以创造力倾向总分作为衡量创造力的标准，发现抑郁、焦虑及压力等负性情绪不具有预测创造力倾向的作用(黄茂法等, 2020)。但个体在创造力倾向的不同维度往往存在显著差异(郑秀英等, 2013)，而且情绪体验对创造力不同维度的影响也不完全一致(卢家楣等, 2005)，因此有必要具体探讨负性情绪与创造力倾向不同维度的关系。另一方面，以上研究主要是横向或准实验研究，而创造力与个体的生活阅历、成长经历密切相关，时间在创造力的形成与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因此追踪数据可以更好地揭示二者的关系。与此同时，大学新生是一个特殊群体，历来受到高校和学者的重视。以往研究表明人的创造性思维发展呈犬齿形的曲线发展，在17岁左右遇到第四次创造力的低潮(Torrance, 1961)，也就是说，大部分大学新生刚刚度过或即将度过创造力低潮。而且刚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往往面临心理、身份、学习方式和交往群体等各方面的改变(辛自强等, 2012)，会表现出诸如对大学集体生活、人际交往、学习活动等的不适应，进而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抑郁、焦虑情绪的增长和较高水平的压力体验等负性情绪(黄雅梅等, 2019; Dalky & Gharaibeh, 2019)。而且这些负性情绪对大学生身心、生活健康和学业发展有着极大的损害作用，严重阻碍学生的健康发展(马靖雯等, 2021)。综上，本研究以大学新生群体为对象，以个体抑郁、焦虑和压力作为衡量负性情绪的重要指标，探讨其与创造力倾向不同维度的关系。据此提出研究假设：负性情绪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创造力倾向。以期丰富现有创造力研究，为创造力研究做贡献。

2.1 被试

选取广东省某大学大一新生作为研究对象，于2021年4月初对其抑郁、压力及焦虑，和创造性人格倾向进行前测，于2021年6月中下旬对相同变量进行后测，采用整群便利抽样，前测483份数据，后测493份数据，删除不认真作答、前后测中有缺失值、只有前测或只有后测的数据，最终保留有效数据408份。其中城市户口180人，农村户口228人，男生171人，女生237人，平均年龄为18.69岁。

2.2 工具

2.2.1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

采用龚栩等人(2010)编制的抑郁-焦虑-压力量表，每个分量表各七个项目，均采用从“0”(不符)到“3”(总是符合)的 4 级计分，主要是测量个体最近一周以来的心理感受，得分之和乘以2是该量表总得分，分数越高，说明抑郁、焦虑和压力程度越高。该量表信效度良好，本研究前测和后测总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0.92、0.94；
前测各分量表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8、0.83和0.85， 后测各分量表克隆巴赫系数为0.85、0.76和0.82。

2.2.2 威廉斯创造力倾向量表

采用威廉斯创造力倾向量表(林幸台, 王木荣, 1999)，共50题，包括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四项，均采用从“1”(完全不符合)到“3”(完全符合)的3级计分，分数越高，创造力水平越高。该量表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前测和后测总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0.85、0.87；
前测各分量表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1、0.73、0.73和0.72，后测各分量表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2、0.71、0.72和0.73。

2.3 统计方法

主要使用SPSS 18.0和Mplus 7.0软件。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各研究变量不同时间段的变化情况，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对各研究变量进行相关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交叉滞后分析，探讨抑郁、焦虑及压力和创造力倾向各维度的关系。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所有问卷均采用匿名自评方式，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故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检查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前测析出20个因子，且第一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13.07%，后测析出18个因子，且第一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15.25%，小于40%，有理由认为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3.1 不同时间段各研究变量的变化情况及相关分析

对研究变量在两个时间点的指标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只有创造力倾向中的冒险性和想象力维度得分显著降低(t=2.11,p=0.04;t=3.438,p=0.001)，其他分维度和抑郁、焦虑及压力得分略有变化，但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标准，见表1。相关分析发现，前后测冒险得分与前后测抑郁、焦虑和压力得分显著负相关(除前测冒险与后测焦虑得分之外)，前后测想象力得分与前后测抑郁、焦虑和压力得分显著正相关。

前测好奇得分只与前测抑郁得分显著负相关，后测好奇得分与前后测抑郁、后测焦虑得分显著负相关。前测挑战得分只与前后测抑郁得分显著负相关，后测挑战得分只与前后测抑郁、焦虑得分显著负相关。见表1。

3.2 创造力倾向不同维度与抑郁、焦虑和压力的交叉滞后分析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先对各研究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分别以抑郁、焦虑和压力作为自变量，以创造力倾向各分维度作为因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交叉滞后分析，最后探讨抑郁、焦虑及压力与创造力倾向各分维度的关系。

首先建立抑郁与冒险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数基本符合要求(χ2/df=6.05, NFI=0.99, CFI=0.99, IFI=0.99, TLI=0.92, RMSEA=0.08)，模型假设成立，抑郁与冒险相互影响，见图1。然后建立抑郁与想象力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数基本符合要求(χ2/df=7.04, NFI=0.99, CFI=0.99, IFI=0.99, TLI=0.94, RMSEA=0.09)，模型假设成立，抑郁显著正向预测想象力，见图2；
接着建立抑郁与挑战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数基本符合要求(χ2/df=5.75, NFI=0.99, CFI=0.99, IFI=0.99, TLI=0.94, RMSEA=0.08)，模型假设成立，抑郁显著负向预测挑战，见图3。最后建立抑郁与好奇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数基本符合要求(χ2/df=4.00, NFI=0.99, CFI=0.99, IFI=0.99, TLI=0.97, RMSEA=0.08)，模型假设成立，抑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好奇，见图4。接下来又分别建立焦虑和压力与创造力倾向各维度的结构方程模型，其模型拟合指数基本满足要求(χ2/df=1～7, NFI=0.9～1, CFI=0.9～1, IFI=0.9～1, TLI=0.9～1, RMSEA=0.001～0.1)，但结果显示焦虑、压力与创造力倾向各维度都互不影响，其回归系数未到达统计学上的显著标准，因此并未详细列出交叉滞后图。

图1 抑郁与冒险的结构方程模型

图2 抑郁与想象力的结构方程模型

图3 抑郁与挑战的结构方程模型

图4 抑郁与好奇的结构方程模型

4.1 大一新生抑郁、焦虑及压力和创造力倾向得分的变化

大一新生前后测创造力倾向总分降低，其中冒险和想象得分显著降低，好奇和挑战得分稍有变化，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标准，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大学生的创造力倾向得分，尤其是想象力得分会随时间的发展逐步降低(谷玉冰, 2012)。有研究指出，青少年时期或者成人早期创造力倾向已经趋于稳定，而且还会逐年降低，那些最具天才的个体最终也往往过着无创造性的生活(邹枝玲, 施建农, 2003)。大学新生抑郁、焦虑及压力前后得分变化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意义的标准。按照原量表的标准，被试的抑郁、焦虑及压力状况不容乐观，一半以上的学生在前后测中都存在中重度抑郁、焦虑及压力。有关大学生的负性情绪研究指出，疫情下的大学生抑郁和焦虑程度显著高于常模(边慧冕等, 2020)。与此同时，一项关于高中生“大学观”的研究发现，高中生对大学普遍有美好的期待，对大学的评价很美好，尤其是对社团活动和业余活动充满期待，但“想象的大学”与“现实的大学”迥然不同，学生往往产生较多的学习问题及心理健康问题(苗岩伟, 2015)。此外，还可能与本研究选取的时间点有关，本研究的被试4月份正在准备期中考试，6月份正在准备期末考试，两次测量的时间点都面临较大的压力，有可能体验到一定程度的负性情绪。以往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学生在考试、毕业、升学及就业等重要时刻都会有较高的压力感、焦虑及抑郁情绪(黄琼, 周仁来，2019)。以上结果启示我们，要关注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

4.2 抑郁、焦虑及压力和创造力倾向的相关分析及交叉滞后分析

抑郁与创造力倾向各分维度密切相关，抑郁对创造力倾向各分维度有较强的解释作用。其中抑郁与冒险相互影响、抑郁显著正向影响想象力、显著负向影响挑战与好奇。焦虑和压力与创造力倾向各维度之间的回归系数未达到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标准。

首先，抑郁是创造力倾向的前因变量，其中抑郁显著正向预测想象力，也就是抑郁倾向越严重，想象力越丰富，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激活消极情感可以促进创造性活动(Huntsinger & Ray, 2016; Xu et al., 2021)。抑郁情绪可以促使个体在一项活动中坚持更长的时间，激发坚韧性，而这种认知持久性不仅有利于个体产生更多的创意和顿悟，还可以促使其寻找或产生更多非常规的方法或想法(Akinola & Mendes, 2008; De Dreu et al., 2008)。

以往研究也指出，个体的思维在轻微躁狂的过程中会得到一定的放松与加速，此时其作品就有可能增添一些特殊的品质，进而产生更具创造力的作品(楚江亭, 李廷州, 2013)。也就是说，个体的抑郁情绪可以驱动其进行创造性活动。

其次，抑郁与冒险相互负向预测，抑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挑战、好奇。这与以往研究结论部分一致。有研究提出创造力人格倾向，如冒险可以显著预测抑郁，冒险倾向越低，抑郁程度越高(Kircaburun et al., 2018)。越具冒险倾向的个体越独立，而具有较强的冒险人格特质个体倾向与他人互动，而人际互动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个体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较好的情绪体验，减少负性情绪，但也可能收到一些负面的人际回应，从而导致负性情绪，如抑郁的发生。随着抑郁情绪累积，个体就有可能不再愿意与他人互动，人格中的冒险特质就可能减少(Kaufman & Beghetto, 2013)，形成一个动态的互相影响的过程。还有研究指出，人格特质是预测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而人格特质与情绪的关系特别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Malone et al., 2012)，也就是说，抑郁情绪与冒险特质有可能相互影响，处在抑郁情绪中的个体，有较多的社交回避表现，其冒险人格特质可能得到削弱，日常生活越趋于单调，个体越可能产生更多抑郁情绪。此外，根据认知资源理论，处于消极心理状态下的个体，既需要运用认知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又需要消耗认知资源防御焦虑和抑郁带来的消极情绪等造成的伤害，还需要面对一些外在压力，如时间限制等带来的恐惧情绪，从而造成认知资源的大量消耗，最终阻碍创造性活动的进程(李亚丹, 2019)。也就是说，当个体处于消极心理状态时，有可能阻碍或抑制创造性活动的发生和发展，对外界表现出较低的挑战、好奇倾向。

最后，焦虑、压力与创造力倾向的关系并未达到统计学上显著的标准，但是否可以得出二者互不影响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研究。一是对于创造力研究而言，要对创造力的不同维度进行针对性研究, 结果才会更可靠(Johnson et al., 2016; Miller et al., 2019)。本研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创造力倾向还有其他重要的维度，比如成就信念。二是研究关于抑郁、焦虑和压力的测量主要针对大一学生最近一周的心理状态。有研究认为，虽然抑郁等负性情绪能够促进创造性活动的发生，但是过度消耗心力，会导致超乎寻常的低迷，达到情绪的另一个极端——躁狂，甚至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楚江亭, 李廷州, 2013)。因此，对于心理健康与创造力的研究，要区分普通人和患有症状的个体，甚至要区分程度高低，结果才更具有普遍性，结论才更具有推广性(Abraham, 2014)，但因为本研究的设计，暂无法深入探讨。三是创意活动的发生可能与动机、情境及情绪的激活程度有关。有研究发现，高动机强度的消极情感比中性情感有更大的注意窄化效应，高动机强度的积极情感会让被试对中央呈现的信息记忆更好(Gable & Harmon-Jones, 2010)。还有研究发现，个体在竞争环境中，其心境与创造性活动的关系会显著相关，但是处于非竞争环境时，则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Ames et al., 1977)，而且竞争情境下往往表现地更消极(张利萍，2005)，但也有研究认为竞争情境反而能促进创意活动的发生(Akinola & Mendes, 2008)。四是焦虑、压力与创造力倾向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有可能受到第三变量甚至更多变量的交互作用(李亚丹, 2019)。

此外，还可能与焦虑、压力的类型有关(刘冰洁, 2017; 卢家楣等, 2005)。综上，抑郁是创造力倾向各维度的前因变量，这一发现对创造力研究作了一定的补充。创造力倾向各维度与焦虑、压力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未来关于创造力的研究应尽可能地具有针对性。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一是研究样本的局限。只针对广东地区的大一学生，有可能存在年龄和地区偏倚，未来需要扩大研究范围；
二是研究工具的局限。关于创造力倾向的数据均来自学生问卷自评，数据来源比较单一，未来可以结合创造力能力测试等多种工具；
以抑郁、焦虑和压力作为负性情绪的指标，但只测量被试最近一周的状态，未来对该类情绪的测量还应该包括其他方面，如特质焦虑，竞争压力等；
三是研究方法的局限，虽然追踪调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更准确地揭示二者的关系，但未来可以利用结合准实验设计或进行多个时间点的追踪，以期做更细致的探讨。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对抑郁、焦虑及压力与创造力倾向各维度进行交叉滞后分析，发现抑郁可以较好地预测创造力倾向，其中抑郁与冒险相互负向预测，抑郁可以正向显著预测想象力，负向显著预测挑战和好奇，而焦虑、压力与创造力倾向及其分维度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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