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兼南北、学贯东西——为黄淑娉教授90寿辰而作

周大鸣

(中山大学 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2020年是黄淑娉教授90寿辰，笔者在2002年，黄先生从教50周年时举办过一个学术会议，转眼已过去了18年[1]。笔者原本计划举办一场学术会议，请学术界同行们聚一聚来共同庆贺。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已经延续了很久，现在看来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会议无法举办，加之何国强[2]与胡鸿保[3]也已选择通过撰文的方式表达对黄先生的祝贺，鉴于防疫形势如此，笔者也只能退而求其次，用短短文字来祝贺黄先生寿辰。

黄先生是1987年年底从中央民族大学调到中山大学的，那一年正是人类学系创系主任梁钊韬先生去世。我们理解梁钊韬先生当时调黄先生过来，应该是希望她作为接班人担起人类学系的担子。彼时，人文学科正处于一个低潮期，不论是历史、哲学或是人类学这样的学科，都被当时的社会风气认为是无用学科，鲜有人愿意修读。当时整个中山大学里除了经济管理、计算机以外，其他的学科都不大热。那时，大学发展也是低潮，大学教师的工资低、待遇差，流行“下海潮”，大量教师流失。即使是留在校内的教师，也有不少忙着到外面“炒工”赚钱。因为经费少、资源少，学科内的竞争尤为激烈，内部矛盾也凸显出来。黄先生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临危受命的。

来到中山大学不久的黄先生，首先就得接受梁先生“托孤”的几个学生，这种转换师门一般导师是不愿意接受的，但黄先生毫无怨言。我记得当时的学生(其中有一位是胡鸿保)毕业之际似乎正是80年代末的那段特殊时期，请评委不方便，黄先生亲自把学生带到北京去答辩(当时带着学生从广州去北京只能坐火车，需要38小时，相当辛苦)。与此同时，人类学系也遭遇了一件危机事件——无人接任博士生导师。那个时候的博士生导师资格需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批准，学校还没有权限批准。黄先生顶着巨大压力，不负众望，顺利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成为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山大学人类学学科带头人，成为人类学“南派”的领头羊！

笔者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职读的硕士和博士，与黄先生相识早已超过30年。黄先生在中大一共招收了7位博士。我是黄先生招的第一届博士，1994年考试，1995年春季入学，同学有何国强、覃德清(1995年秋季入学)。这两位同学后来在学术上相当有造诣，何国强教授在藏学研究上独树一帜，可惜早早退休；
覃德清教授是审美人类学的领军人物，遗憾英年早逝。后来培养的几位博士也成为学术界的顶梁柱，孙庆忠在中国农大任教、黎熙元在中大任教，均为教授、博导。因此，黄先生一脉弟子、再传弟子中有博士学位的应该不下百人。

本文的题目没有经过黄先生同意，黄先生为人谦虚，若事先告诉她此事，她十有八九不会同意。但笔者自认为这一题目是对黄先生的评价恰如其分。首先，谈“派兼南北”，人类学界早期有“南杨北吴”之说，人类学的“南派”和“北派”更因为张海洋的文章而广泛流传[4]。黄先生早年于燕京大学接受学术训练，北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她的授业之师，如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等。1952年院校调整，上述几位先生调到了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杨成志——南派的代表人物也被调整到一起，黄先生毕业后也留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可以说，黄先生受的学术训练兼有南北两派特征。其次，黄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生在香港，祖籍台山，17岁独自北上到燕京大学求学，直到40年以后才回广州工作，普通话讲得好，一口广州话也很地道，从语言上讲，也是南北兼容。其三，其研究也是兼有南北，既跟杨成志先生到过中南、广东、福建作调查，也与林耀华先生一起去过内蒙、云南做调查；
其研究成果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

再解“学贯中西”。黄先生受的学术训练，中西结合，孙庆忠在《黄淑娉评传》的第一章题目就是“中西合璧向学路”[5]。书中提到黄先生4岁开蒙，上香港英华女书院，更是中英文并举，中文学的是《四书》，毛笔字临摹书法大家，除中文课外，其余均为英文教学。抗战爆发后，回台山老家避难，入台山一中上学。因时有日军来犯，上学是断断续续的。笔者参观台山一中校史馆时，黄先生被列入优秀校友，特意在黄先生照片前留影。抗战胜利后，黄先生入广州培道女中，是教会中学。1947年以第一名成绩考进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更是全英文教学的大学。所以黄先生有着很好的国学和西学的训练。后来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很自然能够把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融入中国的研究实践中。黄先生早期的摩尔根与原始社会研究，后来的广东族群研究，都可见其融汇中西学问的根底。

笔者1998年夏季博士毕业，获得了哈佛燕京的资助，去哈佛待了一年。1999年回来没有半年，就接任人类学系系主任。在先生的支持下，人类学系进入了发展的全盛时期。2004年，中山大学体制改革，教师从长聘制改成聘任制，实行新的退休和医疗制度，为了享受旧的退休和医疗制度，一批老教授只好退休，先生也是那一年退的休。

1.1952-1987年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时期

关于黄先生的贡献，可以从几个方面谈，一是学科建设。黄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36年，可以说一直是民族学、人类学园地里的“绿叶”。中央民族大学大师云集，黄先生长期做大师们的助手、副主任、副主编、副导师，毫无怨言。其行政职务也长期是副职，先是原始社会研究室副主任，后来又担任民族研究室副主任。她参与了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创建(1952年)，组办了民族学研究生班并担任副班主任(1956年)。改革开放后，中央民族大学恢复招收民族学硕士和博士，黄先生也是协助林耀华先生指导学生。至今，庄孔韶、张海洋、王建民等都还尊黄先生为授业之师。

2.1988-2004年中山大学工作时期

1987年底回到广州，来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工作，终于成为“红花”，按照胡鸿保说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由于梁钊韬先生的辞世，黄先生逐步成为中山大学人类学学科的带头人。首先是不顾个人得失，接任人类学系主任；
接着是突出重围，获得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成为文化人类学的博士生导师；
第三是突破人类学只研究少数民族的怪圈，组织团队对广东汉族族群文化进行研究。在黄先生的领导下，人类学系重新走上正轨，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黄先生的学术贡献，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第一是民族识别；
第二是原始社会史的研究；
第三是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
第四是族群研究；
第五是世仆制度研究。

众所周知，关于民族识别的研究是一个争议特别大的话题，特别是在海外的一些学者，对于中国的民族识别一直持比较负面的评价。黄先生作为亲身经历了民族识别工作的参与者，对于民族识别的相关问题有参与者自身的看法。黄先生1950年第一次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大草原调查，当时燕京、北大、清华几所大学联合举行了一次大学实习，时间正值暑期。这是她首次田野调查和接触异文化。大学毕业后，黄先生被留在了彼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工作，所以才有机会，跟随老一辈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参与少数民族考察和调查。那时中央政府组织派遣民族学、人类学家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多次调查，这些调查在后来被统一称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大概从1952年到1953年，黄先生随同中南民族调查组，考察了中南的十几个民族，包括苗族、畲族、侗族、瑶族、壮族等等。

1954年，她又跟随林耀华先生参加了云南的彝族识别调查，这一次他们主要是调查彝族的分布的体系。这一调查对黄先生最大的收获，便是将大小凉山，还有关于彝族主要分布的地域，整体考察了一遍。1955年黄先生又随杨成志先生前往广东的罗浮山、莲花山，并且与施联朱前往凤凰山、福建省调查畲族。黄先生经历的这一系列的调查，使她感觉到关于民族识别的重要性，对于民族识别相关的批评，她进行了详细的回应。

首先黄先生认为民族识别从空间上、时间上、来源上，都有着它自身的多样性，没有唯一的标准可以判断。民族识别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民族语言。比如说苗族，原来主要是分布在湘西和黔南的地方，后来不断迁徙，一直分布到全国7个省、240个县，分布得极为分散，但是尽管呈现出如此分散的状态，却依然保持了苗族的三大方言和相同的基本习俗。因此黄先生认为，苗族在一个分散的过程中，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习俗的大致稳定，所以只用一个名称是适当的。与此同时，有很多民族分得很散，但是可能在与当地不同民族的接触中，这一民族没有保持同一种语言，比如说畲族，凤凰山的畲族，语言跟客家方言相近；
增城、罗浮山区域的畲族，语言成分中有瑶族的因素，跟瑶族的语言比较相似。虽然畲族的分布在空间上很分散，语言上面也并没有保持一致，但作为一个民族，保持住了对自身文化的认同(祖图认同)，因此命名为同一个民族也是适当的。黄先生这样的回应，目的是告诉没有经历过民族识别的学者们，当时进行民族识别的工作难度，识别的标准是多么难以把握。

民族识别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民族的认同，当时很多的地方将自己认同为一个民族，所以最初国务院收到了几百个群体上报，自己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民族识别的目的就是将它们好好地识别出来。这种识别既包括了从民族本身的一种认同，也包括了当时或多或少按照斯大林的关于民族概念的界定，从几个方面去探讨——是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还有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当然我们中国的学者在识别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定义，所以这也是说在民族识别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民族识别的工作，实际上为以后的民族工作打下了一个基础，开展了很多基本的历史语言、文化习俗的调查，这些中国的材料过去并不掌握。所以后来黄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文，重新谈到对民族识别的认识，因为当时新中国刚刚解放，我们要清点自己的家底，知道自己有哪些民族的成分构成，这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6]。

黄先生学术贡献的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由于50年代国家院系调整，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学科取消，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就是把原来做民族学做人类学的学者，转到了一个研究室。那时的研究主要是论证，马克思讲的阶级社会以前的那一段历史时期，我们将它称为原始社会史。过去在中山大学，梁钊韬先生就担任过原始社会史研究室的主任。黄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时期，也是长期从事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在这方面她最重要的著作有几本，一本是《原始社会史》，众所周知摩尔根最著名的著作便是《古代社会》，接着恩格斯著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主要的参考材料也是《古代社会》。马克思专门在人类学笔记里面不吝对《古代社会》一书表达赞誉，所以黄先生她们的研究部，实际上承担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7]。另外黄先生还参与编写了一本《中国原始社会史话》，这是一本相对来说比较通俗的册子，普及性的读物(黄淑娉《中国历代史话 5卷》(合订本)， 北京出版社 1992年版)。更有影响力的一本是她与林耀华先生合作主编的《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 1984年版)。这本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原始社会研究领域的必读著作。《原始社会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民族学、考古学的材料结合起来作原始社会时代研究。当时林耀华先生与黄先生为了撰写该著作，特别参观了中国的一些主要的早期原始社会史遗址与早期奴隶社会的遗址，花了几个月时间做考古学的调研，同时也把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材料，特别对新中国建立前处于原始公社时期社会的少数民族的民族学材料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这方面的材料基本被两位先生穷尽了。它是一本典型的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一本民族考古学的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另外黄先生还发表了一系列的这一领域的论文，主要围绕亲属制度研究[10]、《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1]，以及关于血缘家庭和早期婚姻家庭存在的几个问题[12]等等；
同时还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原始公社作为主要制度的少数民族，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直过民族)的相关研究[13]。这些方面的研究，是黄先生改革开放之前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黄先生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黄先生学术贡献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关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因为黄先生与龚佩华先生合作的《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这本书当时获得了国家人文社科二等奖，时至今日依然是研究生考试的必读教材。可能很多人不了解黄先生其他的著作，但这本著作是绝大部分人类学民族学学者都了解的。因为考研究生的时候都要用到这本书。那个年代对国外的人类学教材、著作和理论翻译得不少，但是我们自己编的著作相对来说比较少，黄先生用自己的一套学术体系，结合国外的一些教材，重新进行整理与实践。所以这本著作有她独特的思想，以及她自己的概括和归纳。黄先生将自己与其他中国学者们的很多研究成果融入到了其中。所以这本书不是一本描述性的教材，也不是一本照抄国外的教材，而是将中国社会与她自己的研究经历结合起来的一本书。这本书能够延续那么长时间一再再版，说明它还是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是关于理论的研究。书里的另一大亮点是关于各种流派的研究，过去最大的问题是国内的学者对于原著的阅读不够充分。黄先生和龚佩华先生在编辑这本书之前，读了大量的原著，后来两人根据对原著的理解，重新进行概括和归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其实是学贯东西或者学兼东西的表现，她能够把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与她在中国的几十年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实践相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关于研究方法的贡献。

黄先生贡献的第四个方面，是关于族群研究的，因为族群研究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实际上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开始介绍进入中国，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了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流行概念。民族与族群这两个概念，笔者认为最大的区别是，一个人群若要成为一个民族，有一个法律认定的程序作为前提——经过民族识别，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才能被承认是一个民族。族群相对来说，更多的是强调它的自我认同、强调与他群的差异性。所以族群实际上是一个学术概念，因此用族群来研究中国社会，笔者觉得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不涉及到一些学术之外的问题。所以黄先生就利用这个理论来研究汉人社会的不同的民系。研究民系，广东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典型，所以黄先生才致力于研究广东的族群，这里面实际上就包括研究广东的客家、广府、潮汕等汉族民系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而且这一个课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彰显了她的领导的能力[15]。该课题获得了岭南基金的资助，同时发动了不同学科的30余人参加。黄先生组织30余人调查研究，最后综合在一起，花费了非常大的工夫。这一项目意味着黄先生的研究，从个人的研究发展到团队的研究，从而为人类学民族学探索大平台、大项目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经验。所以通过这样一个研究，不仅仅是获得了研究成果本身，同时锻炼了队伍，加强了学科的建设，为学科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作为这一基础的直接受益者，笔者接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以后，人类学能有很好的起步条件，与黄先生打下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在族群研究的方面，黄先生出版了两本重要的书籍，一本是《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一本是《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上述两项成果都获得了教育部人文学科二等奖。这基本上是彼时本学科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如此足见黄先生在族群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

黄先生学术贡献的第五方面，笔者认为也是黄先生一生研究的总结。《广东世仆制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在该书的序言里，黄先生回忆早年她和家人在台山生活的时候，亲身观察到的家庭里面的“世仆”，或者叫做“家仆”，或者叫做“细仔”。根据黄先生日后的回忆，从那个时代她就很好奇，这样一种制度，为什么还能够在广东这样地方产生？为什么能够保留？为什么能够保存？针对这几个问题，黄先生通过一生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经验，创作了这本书，笔者认为这是黄先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比较可惜的是，当时的评审者们没有意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性，当时只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的三等奖，笔者认为非常遗憾。这本书一方面告诉我们，一种制度，它延续的时间是非常漫长的，按照黄先生的结论，它是一种奴隶制的残余。众所周知，奴隶制至少从5000年以前就已经产生了，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也就是1949年以前，延续的时间如此之久，其中一定有它自身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奴隶制有着广泛的空间分布，过去认为可能只有在一些少量的少数民族地区保留这种奴隶制的残余，比如说彝族，比如说还有一些其他的“直过民族”，实际上研究者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注意到，在很发达的珠江三角洲，还保留着这样的一种奴隶制残余，而且还非常广泛地存在。而且黄先生也回应了陈翰笙早年对广东调查的时候提出对世仆制度的一种解释。因为当时陈翰笙他们也发现在广东大量存在这种佃户制，细仔制或者是世仆制度，但是他们当时没有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参见陈翰笙《 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中山文化教育馆, 1934年版)。所以黄先生通过她的研究，很好地回应了这些问题，解释了这样一种制度，它的存在和延续的原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很好地将历史文献、实际的调查相结合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传统修史，关于细仔制都是不入正史的，文献里面的记载极少。所以黄先生通过到各个地方搜集各种各样的档案资料，把各种各样的日记材料充分理解，然后对那些还健在的曾做过世仆的老人，进行调查、访问，通过对他们这种经历的了解，来做深入的研究。所以这并不是一项仅仅只限于文献的研究，而是通过实际调查，回到了台山，黄先生自己的家乡，对自己家乡的家族进行研究，了解世仆制度与宗族社会双方在当时的社会生态环境相契合的一个过程。

要理解世仆制度，必须理解这种宗族社会，并且理解宗族社会以及相关的土地制度，才能理解世仆制。这是世仆制研究的第三个重要贡献。因为大家知道广东的宗族制度跟土地耕作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去陈翰笙在作调查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谓“太公田”，实际上是一种宗族土地所有制，宗族所拥有的土地在总土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在番禺和新会等好几个地方，都占到了50%以上，不是所谓地主所有或者富农所有，而是一种宗族所有。而这种土地所有状况，为少部分大家族的长期的佃户制度或者世仆制度奠定了一个基础。这一问题的发现，为中国的制度研究作了一个贡献，也可以说解释了过去的土地所有制度的一种特殊性。所以笔者认为《广东世仆制研究》这本书，实际上也充分显示了黄先生的学术功底。因为这个研究非常不容易，材料十分难以获得，那些参与调查的人员能够全程坚持下来人也不多，要作这样的访谈调查很不容易。同时像这样的调查，很多人也觉得不重要，因为这个过去可能被认为是下九流，或者是底层社会的人，而且是一种文化残余，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很容易被忽视掉。黄先生能够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入手，来解释一个大的社会，来挖掘一个地方的一种特殊的制度。笔者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研究者才可以做好的。

黄淑娉先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实践的开拓者，改革开放后人类学民族学大发展的传火人，也是笔者最尊敬的导师。笔者受教于黄先生迄今二十余年，桃李之恩，难以言表。尽管仅以拙笔难以尽述黄先生之思想，唯独欣喜的是依然时常可在康乐园内见到黄先生硬朗的身影。本文谨以弟子之名向黄先生90寿辰致贺，绝学有继，师道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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