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下湖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策略

曾灿 ，刘沛林 ，刘芳

（1.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长沙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22；
3.长沙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湖南 长沙410022；
4.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以下简称民族型村寨）是指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聚居且比例较高、生产生活功能较为完备、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及其聚落特征明显的自然村或行政村［1］。民族型村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能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状态、文明程度及历史风貌的物质文化载体［2］。近年来，民族型村寨保护与开发工作虽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故探究对其保护与开发模式，对振兴少数民族地区和宣传少数民族文化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文化遗产数字化开发为民族型村寨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新思路［3］，注入了新活力，对进一步补充完善我国民族型村寨保护与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关于历史村落的保护研究起步早，涉及领域广泛，无论是在法律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有大量的实例探索与应用。国内学者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专题研究较少，以“民族型村寨”和“保护与开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符合条件的文献不多，如刘婧认为民族型村寨的发展应充分利用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但研究内容却未涉及民族型村寨应如何保护与发展［4］；
蒋星梅从少数民族地区村寨游艺民俗资源的角度出发，探索开发方向、原则与路径［5］。若从民族型村寨的旅游开发模式进行检索，其结果大致为三类：政府主导型［6-7］、家庭主导型［8-9］、企业主导型［10-11］。扩大搜索条件，可以发现学者从民族型村寨的建筑文化［12］、村寨社区居民文化［13］、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14-15］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与讨论，且从研究角度来看，这些主题研究中以村寨的旅游开发为主。总体上，学界对民族型村寨的保护与开发研究多从传统视角与模式出发，很少从数字化视角进行讨论。虽然学界在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方面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16-17］，但多是从文物、非物质文化的修复等方面来研究［18-20］，较少有对整个省域范围内以民族型村寨为对象进行保护与开发模式的系统研究。我们选取湖南省58 个民族型村寨作为典型案例，运用ArcGIS 空间分析技术对58 个民族型村寨的性质、发展模式在空间上进行标记，分析不同模式下民族型村寨的分布特点与发展现状，并分析不同模式下民族型村寨发展的优缺点，以此构建数字化生存下民族型村寨的保护与开发策略，以期为民族型村寨的保护与开发提供参考。

湖南省是多民族省份，有汉族、苗族、土家族、瑶族、侗族、回族等50 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中苗族和土家族人口数量最多，主要分布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从行政区划上来看，湖南少数民族分布广泛，遍及全省14 个市州，但多数在湘西、湘南一带，呈现局地集聚、区域分散的形式。湖南省民族型村寨资源丰富，有一定研究价值［21］。我们研究的民族型村寨是由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推荐，经专家评审并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批准，评定出的两批次总计58 个民族型村寨（2014 年第一批27 个，2017 年第二批31 个）（见表 1）。运用ArcGIS10.6 软件中的Kernel Density 工具对案例地进行核密度分析，从民族类型的空间分布来看，主要是土家族、苗族、侗族、回族、瑶族、白族、维吾尔族7 个少数民族聚居，形成了两大高密度区和三个次密度区，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南部（苗族）、东北部（土家族）的高密度区，张家界南部（土家族）、怀化西部（侗族）、邵阳（苗族）的次密度区。

表1 湖南省两批中国民族型村寨名单

民族型村寨作为一种特殊社区形式，在旅游需求多元化和消费个性化的发展趋势下，占据了乡村旅游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独特形式［4］。湖南省对民族型村寨的保护与开发，主要是通过发掘当地丰富的、原生态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以发展乡村旅游来进行的。除极个别由于地形、交通、政策等条件影响仍处于未开发状态的民族型村寨外，其余村寨的开发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通过调研与查阅相关资料可知，湖南省民族型村寨在开发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保护与开发模式，我们根据民族型村寨保护与开发的类型特点与开发现状，从开发主体、开发要素两个方面对湖南省58 个民族型村寨的保护与开发模式进行分类。

（一）基于开发主体的模式

民族型村寨的开发主体是进行旅游开发的主要受益者，使开发主体获得利益是民族型村寨保护与开发的首要前提。民族型村寨的保护与开发的主要受益者为政府、旅游企业、村寨居民等［22］。湖南省少数民族数量众多，各民族拥有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各级政府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旅游扶贫工程等对民族型村寨保护进行旅游开发，各民族型村寨根据自身条件与其他相关政策的引导，形成了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家庭主导型、复合型等保护与开发模式（见表2）。

表2 基于开发主体的保护与开发模式

1.政府主导型

该模式是指政府在民族型村寨旅游开发的规划、管理、收益等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凭借其行政权力和财政实力，依托乡村旅游扶贫工程、乡村振兴战略等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资金、政策、人才和技术等资源的支持，从而激发民族型村寨的经济活力，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在规划层面，政府通过制定不同层次的旅游规划，在空间上对民族型村寨作出详细的规划与布局；
在管理层面，政府不仅负责村寨内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基础设施等基础工作，还负责村寨的宣传、导游、表演、旅游推广和招商引资等工作；
在收益层面，政府作为旅游收益直接主体，获取由门票、吃住行游等带来的收益。政府主导型开发模式在省域层面呈现局部集中、区域分散的形式，主要集中在怀化、邵阳。这部分区域处于湖南省主要山脉雪峰山的两侧，地形高差大，交通条件闭塞，开发条件恶劣。政府主导制定旅游规划，或联合周边景点，响应全域旅游的热潮，共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2.企业主导型

该模式是企业作为旅游开发的主体，在旅游开发活动中投入资金和人才，并在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起主导作用，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管理、经营、利益分配等的一种模式。旅游开发初期，企业可以依靠其经济实力与知名度，推进旅游项目快速进入市场，缩短项目导入期。企业经营方式灵活，易于管理，可通过建立自己的旅行社等全方位参与旅游项目的设计与开发，以及餐饮、住宿等一系列服务的开发，形成品牌效应。湖南省的企业主导型开发模式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西凤凰古城）和张家界（张家界武陵源景区），空间分布分散。

3.家庭主导型

该模式是以村寨居民作为旅游开发的主体，以“家庭接待”为主要形式，经营餐饮与住宿。居民以谋求经济收入为目标参与旅游开发，同时把保护环境和传承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自觉参与旅游发展进程，以“农家乐”为主的经营方式成为民族型村寨旅游发展的重要模式。家庭主导型模式既有利于提高村寨居民的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又有利于提升少数民族旅游村寨的旅游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家庭主导型模式主要分布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部，由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和地形条件较差，且家庭主导型模式的村寨用地规模和人口规模都偏小，该模式多数为村寨居民自治，以民宿、农家乐、家庭餐馆等小型服务产品为主，接待人数偏少。

4.复合型

该模式是一种综合了政府资金引导、企业投资、市场调节和村寨居民参与的复合模式，即在政府宏观调控，企业与市场的调节下，满足村寨居民和旅游者的需求，各要素之间相互牵制，相互配合，共同推进旅游开发工作的顺利进行。政府发挥引导性作用，掌握好全局方向，科学制定旅游发展规划；
企业作为投资者，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合理的开发与保护，发挥旅游企业的核心作用，并从中获利；
村寨居民作为旅游开发的“主人翁”发挥辅助性作用，积极配合，主动投身旅游开发的工作当中。复合型开发模式数量较少，在空间上分布无规律，分散分布。湖南省复合型模式主要为“政府主导+企业开发”“政府主导+村寨居民参与”“企业开发+村寨居民参与”三种，由于湖南省旅游扶贫工程等的影响，整体上政府主导的作用强于其他因素。

（二）基于开发要素的模式

湖南省山脉众多，环境独立，地形险峻，为民族型村寨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在不同的地形条件影响下，省内形成了以不同资源要素为主的民族型村寨（见表3）。

表3 基于开发要素的保护与开发模式

1.自然景观型

该模式主打村寨的自然风光，以民族型村寨的水域风光、地质景观、气候风光为开发对象进行适度开发，以休闲游憩、环境保护为其主要功能，开发时以不破坏环境为前提，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在营销手段上主要采用数字化技术，如广告投放等。以自然景观为主的开发模式数量较少，主要分布在张家界、邵阳两市。张家界民族型村寨凭借张家界武陵源景区、天门山景区等其他秀丽自然景观带动其村寨的发展；
邵阳民族型村寨依托南山、崀山风景名胜区带动其发展，在区域上进行协同联动。

2.人文景观型

该模式依托的是村寨的民俗风情、建筑文化、宗教文化等人文资源。以村寨最具民族特色的资源作为开发的主要目标，协调村寨其余资源统一开发，构成村寨人文景观资源开发的完整性。以人文景观为主的开发模式数量多，分布广泛。其主要是以村寨建筑文化、民俗表演和红色文化为开发对象，并以苗族、土家族、侗族、瑶族四类民族型村寨为开发主体。村寨建筑文化方面，苗族以吊脚楼为主，土家族以木架屋、土家特色建筑群为主，侗族以鼓楼、风雨桥为主，瑶族以叉叉房为主；
民俗表演方面，主要有苗族歌鼟，土家咚咚喹，侗族芦笙、侗戏、侗歌，瑶族瑶拳、瑶歌等表演形式；
红色文化方面，张家界市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泉峪村，拥有贺龙元帅故里、贺龙纪念馆等红色资源。

3.混合型

该模式指在开发过程中以民族型村寨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开发对象，通过对民族型村寨的保护与开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民族型村寨凭借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丰富的建筑形式、名胜古迹，可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对其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进行开发，完善旅游地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集观光旅游、休闲游憩功能于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景区。以混合型开发模式进行开发的湖南省民族型村寨数量较少，空间上主要分布在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主要组织形式为“自然景观+建筑群”“自然观光+民俗表演”“自然景观+民俗博物馆”等。

（三）保护与开发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开发形式传统，数字化基础较薄弱

湖南省民族型村寨以旅游开发为主，形式也是传统的休闲、观光，结构单一，已开发的村寨存在同质化、开发附加值低等问题。如对侗族这一民族类型的村寨的开发，仅依托鼓楼、风雨桥等侗族特色建筑，民俗表演侗族大歌、芦笙等表演形式，拥有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型村寨没有将优势资源转化为优势产品进行开发，很难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目前，湖南省民族型村寨的保护和开发方式，都较为传统，这主要是由于传统村落地区人们对新生的信息化技术因认识不够，产生畏惧、抵触心理；
同时由于文化遗产的公共产品属性，其保护多以政府主导，政府经费有限，特别是用于信息化建设的经费投入不足，使各软件、硬件的信息化应用欠缺，从人员到设施，远比不上城市地区，并基本未建立宣传网络。

2.文化挖掘深度浅，数字化利用不充分

在开发过程中，湖南省民族型村寨对民族文化的开发只存在于观光游览的浅层次，没有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中蕴含的文化价值以及引申出的产业链开发价值。如较多村寨开发以门票观光收入为主要目标，缺乏利用数字化设计的文创产品，更不用说将历史文化资源与动漫游戏、书刊出版、影视演艺等融合开发。政府过度重视旅游开发，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缺乏相应的保护和支持措施，而对一些民间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来说，一旦老艺人去世，没有传承人接班，其很可能失传成为绝技，这将会削减民族型村寨的文化底蕴。

3.个人参与力度小，未形成规模化效应

居民作为村寨的组成部分，是进行旅游开发的基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家庭主导型等开发模式中，居民的参与力度小。政府、企业主导下的旅游开发，对居民的利益分配不均，导致居民热情降低；
在居民主导下的旅游开发，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参与开发的人数与规模较小，难以规模化；
且村寨里面年轻人出门务工，老人小孩留守，村庄“空心化”问题严重，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工作难以进行。

4.企业模式优势突出，但区域特征明显

企业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方面有着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可进行不同形式的数字化产品开发，同时能够快速把握市场需求方向，满足多元化需求，而且企业的品牌意识使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广度与深度得以提升，使其价值和综合效益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企业可在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层面逐渐形成数字产业，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将图像、文字、影像、语音（由挖掘的历史文化信息转换而成）等内容进行整合形成产品与服务，进军游戏、动画、互联网服务、数字出版、影音、数字教育等领域。由于湖南民族型村寨地处山区，基础设施不完善，企业入驻较少，仅有知名旅游景区被有选择地进行了数字化开发，其余地区开发程度较低。

5.区域联动性差

湖南省已开发的47 个村寨均为独立经营，空间上的联系弱，在区域的范围里没有形成协同趋势，导致其在区域范围内影响力不够，旅游知名度低。

（一）创新“三位一体”模式，完善开发机制

传统开发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型村寨的旅游开发、村寨居民利益以及民族文化保护三者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从新的视角构建开发模式，而数字化的保护与开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大多基于政府、个人与企业三种基本主体，三者各有优缺点。为推进数字化开发，我们创新“三位一体”模式，促进引导体系、支撑体系、基础体系三大体系的完善与整合。第一，引导体系。政府发挥宏观引导作用，动员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加快数字产品开发和建设，使村寨迅速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和供给能力，促进数字旅游业快速发展。政府根据国家与少数民族地区保护等相关法律，在民族型村寨保护与开发的过程中进行监督与指导，必要时采取行政干预手段。第二，支撑体系。其包括开发过程中的技术、人才与经济支撑等。技术支撑是指能提供数字化信息技术手段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数据采集、储存、传播、修复、虚拟活化等方面的支撑；
人才支撑包括开发企业人才入驻，促进民族型村寨的保护与开发，对接地方高校，从理论与技术方面对民族型村寨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进行指导与研究，加强村寨居民数字化开发工作的培训，培养保护民族型村寨的优秀人才；
经济支撑是指在开发过程中对设备、技术、人员、项目的资金扶持与经济援助。第三，基础体系。保护与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既包括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如旅游配套设施、村寨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等，也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信息网络融合创新形成的新基建与信息技术赋能升级形成的新基建，如5G 网络、物联网、智慧交通、智慧旅游等。

（二）加快转型升级，打造“数字+”产业形态

民族型村寨保护与开发的主要措施为旅游开发，其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单一的旅游开发并不是长远之计。为促进民族型村寨的健康持续发展，当地政府应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数字+”产业形态。一二三产业作为转型升级的主要内容，应与“数字+”产业协同带动经济增长。政府可在第一产业中打造“数字+农业、数字+林业”的模式，发展绿色循环农业、产业观光等。政府可在第二产业中打造“数字+手工艺品”的模式，对民族型村寨的传统手工艺产品进行数字化产品开发，既可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又可增加就业、带动经济增长，如苗族的刺绣、蜡染、银饰制作，土家织锦、侗锦等传统手工艺和传统服饰，都可以形成数字化产品，以实现产业链的横向发展，创建地区品牌。对第三产业而言，政府可在旅游业开发的基础上，借助媒体平台，向广大观众介绍村寨的自然风光与人文特色，形成“数字+旅游”产业模式，如湖南电视台《爸爸去哪儿》中出现的地笋苗寨和《向往的生活》中出现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通过“综艺+”的开发途径，可增加民族型村寨知名度与影响力，为村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便利。

（三）挖掘民族特色，研发“数字+”文创产品

湖南省民族型村寨类型多样，各民族特色明显，应从建筑、服饰、技艺、饮食、民俗表演、语言六大方面深入挖掘民族型村寨的优秀传统文化（见表4）。

表4 主要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一览

历史文化资源数字文创产品的开发可从文博旅游、影视出版传媒、动漫、游戏及广告推广等方面进行。文博产业主要是指以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为对象开发的产业，可扩展为对文化资源的保护、修复、交流、展示等各种产品和服务所形成的相关产业，数字文博即建立少数民族主题数字博物馆（或管理服务网络），开展网上查询、游览、交流、培训服务等。数字传媒即将民族语言、民俗表演、传统服饰、传统技艺等民族文化转化为图形、文字、声音、影像、符号等形式的信息产品，利用网络、手机、IPTV、数字影视、户外数字媒体等载体进行生产与传播，如电影《十八洞村》以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为背景讲述故事。动漫游戏是当前数字产业中的朝阳产业，其开发由人（动作、表情、声音、对话）、景（景物、场景）、画面、情节、线路等构成，创意是动漫游戏的核心［23］，文化产品是动漫、游戏创意的结果，如《三国杀》是以三国人物及故事开发的桌游，国漫大片《哪吒》以中国神话传说为背景，场景、服饰均体现中国元素。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一方面可以利用古村落、古遗迹等文物古迹作为动漫游戏的场景，另一方面可结合历史名人、历史事件和民族传说进行动漫游戏创意，还可以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意产品研发，如将盘王节、降龙节等活动，织锦、挑花中的民间故事等改编为动漫作品。数字广告则是对文创产品宣传的手段，体现在广告文案、宣传方式、其他文化产品植入等方面，好的文创产品需要好的宣传手段，数字广告优势明显。

（四）整合地域同类资源，推动区域联动发展

民族型村寨在开发初期知名度低，难以形成区域影响力，对其保护与开发应整合地域同类资源，借助知名度高的旅游景点，形成区域联动发展。第一，旅游品牌的整合，避免区域同质化竞争。可对58 个民族型村寨的特色资源进行整理，确定区域的核心开发产品、支撑开发产品、旅游配套产品，形成民族型村寨旅游产品体系；
在统一品牌下挖掘各个民族型村寨的特色，避免重复建设、同质竞争；
开通民族型村寨的旅游专线，建立统一的旅游信息发布平台，统一发布旅游信息，打造省级旅游品牌。第二，旅游线路的整合，区域协同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利用大湘西区域内张家界武陵源景区、凤凰古城景区等著名的旅游区，依托品牌效应，进行旅游线路整合，在空间上形成“一带两心”的旅游发展格局。依据民族类型的空间分布图，在怀化形成以侗族为主的旅游线路，在湘西地区南部形成以苗族为主、北部形成以土家族为主的旅游圈。通过对旅游资源在空间上的整合，可协调带动整个区域的旅游竞争力。

随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对民族型村寨名单的公布，民族型村寨旅游开发已经成为热门。民族型村寨的开发模式丰富，不同的民族型村寨具有民族、地形和资源的特殊性，对其保护与开发也具有特殊性。我们构建的数字生存下民族型村寨保护与开发模式，只是针对湖南省58 个民族型村寨在开发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停留在理论层面，还需要在未来的旅游开发实践中进行检验与完善。同时，数字化技术在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修复及旅游开发中的运用亦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的着力点，是未来研究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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