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视阈下看《东征赋》对《北征赋》的继承和发展

胡 琴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图书馆，四川 成都 610075)

《文选》卷九“纪行”类共收录三篇纪行赋，其中汉代纪行赋两篇，分别是班彪的《北征赋》和班昭的《东征赋》。有趣的是，不仅《北征赋》的作者班彪和《东征赋》的作者班昭是父女关系，《北征赋》和《东征赋》在内容形式上也多具相似性，班昭更是在《东征赋》末直言“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1]435，明确表示其赋乃模仿“先君”班彪《北征赋》而成。然而作为汉魏六朝纪行赋的代表，《北征赋》和《东征赋》并非后者对前者的简单重复，而是班彪和班昭“各师成心”[2]的产物。班昭在赋中不仅“法”“先君”，亦“各言志”。目前学术界对此相关问题关注较少，但却值得深入探讨。基于纪行赋独特的时空特征，本文拟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切入，分析班昭《东征赋》对其父班彪《北征赋》的继承和发展，以期正确评价《东征赋》的文学价值及其在纪行赋史中的地位和成就。

“旅行是一种空间迁移，也是随空间迁移而产生的一种时间流逝”[3]138。在旅行中，人们对时空的感知格外敏锐，纪行之作里往往包含着强烈的时空意识，作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录着旅途中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流转，于外在环境变换的同时，展现主体内在心理随之而生的各种改变，最终达到其借纪行以感怀人事的目的。这些时空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构的，如屈赋中就既有“地上漫游”又有“天上神游”[3]139，虚实结合、真假互渗。但是到了汉代纪行赋的写作中，即自纪行赋的开山之作——刘歆的《遂初赋》问世后，就完全“弃去神游、游仙，只写地上的实际经行”[3]139了。在纪行赋里，主体始终存在于一个现实的时空中，其情感的抒发、文本的组织都以这个实际时空为依托。《北征赋》和《东征赋》同样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时空上，体现着纪实的时空意识。

从空间上看，纪行赋的作者是以自己的一段实际的漫游经历为基础进行创作的。他们在赋中记录下自己旅途所经地点，由这些具有连贯性的地点勾连成线，从而向读者展现出自己的行旅过程。

范晔《后汉书·班彪传》：“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4]1323《文选》李善注：“《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班彪自长安至天水依隗嚣，作《北征赋》。”[5]47根据以上记载，结合《北征赋》的内容，可知班彪此次北上之行确为一段真实之旅。需要注意的是，史书记其行始自长安，终至天水，但考察《北征赋》的文本，班彪从都城长安(“长都”)出发后，却是“指安定以为期”。尽管安定郡与天水郡都隶属于凉州，但从赋中最后所记地点——安定郡的郡治“高平”来看，班彪并没有到达天水郡。故上引范晔语、李善注无误，而陆侃如先生的说法则不太确切。《北征赋》应是班彪由长安到凉州天水郡归依隗嚣的途中，在安定郡高平县所创作的作品。班彪之旅，由长安至高平，经陕西、甘肃、宁夏三省，总体呈西北走向，故名为“北征”。李周翰注曰：“征，行也，言北行而赋之。”[6]班彪将标题由刘歆之“遂初”变而为“北征”，空间性的方向指向增强，统摄全篇的意义指向削弱，纪行赋的纪实特征更为突出。

班昭在《东征赋》里继承和发展了其父这种纪实的空间意识。范晔《后汉书·曹世叔妻传》：“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4]2784《文选》李善注引《大家集》曰：“子谷为陈留长，大家随至官，作《东征赋》。”又引《流别论》曰：“发洛至陈留，述所经历也。”观《东征赋》中“余随子乎东征”“到长垣之境界”“睹蒲城之丘墟兮”等语，与上述说法相符，即《东征赋》所记主要是班昭从洛阳到陈留郡长垣县蒲城的旅途经历。其地理空间和《北征赋》一样是现实的，但跨度不如《北征赋》大，范围不出今河南省，大致为东北走向，故班昭在沿用《北征赋》中的“征”字为标题时，因旅程方向有异改“北”为“东”。此举进一步巩固了由其父班彪所开创的纪行赋“方向名词”加“征”字的标题模式，后来潘岳的《西征赋》、袁宏的《北征赋》《东征赋》和张缵的《南征赋》等都是此标题模式的延续。①(1)①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九：“‘征’有二义，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东征》《西征》为名者，不可不审。如曹植《东征赋》，崔骃、徐幹《西征赋》，班固、傅毅《北征颂》，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谓也；
如袁宏、班昭《东征赋》，潘安仁《西征赋》，张缵《南征赋》，班彪《北征赋》，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总以为一义，失矣！”见王楙撰，郑明、王义耀校点.野客丛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76-277.本文所论之纪行赋，仅取“征行”义。不只标题，在赋文内容上，班昭也步武班彪，如实地记录下所经地名，勾勒出行旅路线，并介绍沿途路况、描写沿路风景。虽然《北征赋》主记“点”(如“长都”)与连接“点”和“点”之间的“线”(如“长城”)，而《东征赋》主记“点”(如“偃师”)与“点”加“方位词”构成的“面”(如“平丘之北边”“城之东南”)，但从整体上看班昭的叙述比班彪更清楚。

首先，就目的地而言。《北征赋》赋首仅言“超绝迹而远游”，直到行过义渠城才道其“指安定以为期”，但据史书记载，班彪在安定郡高平县写下《北征赋》后，又越过安定，继续向北到达了天水，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后人对其北征之旅的目的地认识的混乱，而《东征赋》则一开始便交代班昭乃“随子乎东征”，目的地是时任陈留郡长垣长的班昭之子曹成的任职地——长垣蒲城，与“睹蒲城之丘墟兮”相照应，行旅终点无可置疑。其次，就行进路线而言。班彪的北征之旅总体路程较长，所记地名喜用代称(如“长都”“玄宫”)，且有同一地点重复出现的情况(如“玄宫”和“通天”),但班昭的东征之旅总体路程较短，所记地名均不使用代称，各地点按旅途实际进程依次排列，故而尽管二赋所记地点之间地理间隔大小不一，但《东征赋》比《北征赋》的行进路线更明晰。最后，就所记地点而言。在《北征赋》里，相较于所记地点对于现实旅程的标记意义，班彪更在意其是否具有史鉴价值，故赋中地点多伴有历史故实，与历史时空相连，而在《东征赋》里，班昭在进入陈留郡之前所记地点均未征引典故，地标意义更为明显，且出现了“历七邑而观览”这样有意识的计数文字，表明其对实际经行的关注，所记地点与现实时空相接。

可知，《北征赋》和《东征赋》的空间意识都具纪实色彩，但《东征赋》比《北征赋》更浓厚。

从时间上看，纪行赋的作者多精通历史，对旅途中各地掌故了然于胸，在赋文写作中常常因地及史，“发思古之幽情”(班固《西都赋》)[1]5，同时融入自己对当下命运前途的理性思考，以示创作主旨。刘歆《遂初赋》首开其端，此后成为纪行赋的写作程式。因此，在纪行赋里，一般存在两个时间维度，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历史的。

就现实时间而言，《北征赋》和《东征赋》都非常重视对旅途中的时间的记录。

先看出行时间。班彪于《北征赋》首记为“世之颠覆”。《文选》李善注引《汉书》曰：“彪年二十，遭王莽败，刘圣公立未定，乃去京师，往天水郡，归隗嚣。嚣时据陇拥众。”李周翰引《后汉书》对此进一步补充道：“年二十，遭王莽败。后举茂才为徐令，更始班彪避地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7]上文所引《后汉书·班彪传》亦云：“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也就是说，可以肯定的是，班彪写作《北征赋》应是地皇四年(23年)即其二十岁以后的事。至于其具体作于何时，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如陆侃如先生认为《北征赋》作于“建武元年”(25年)[5]47，而刘跃进先生则认为《北征赋》作于“更始二年”(24年)[8]。班昭效法班彪，于赋开篇即点明出行时间。但与《北征赋》不同的是，《东征赋》标明了具体的年份——“永初之有七”(113年)②(2)②《文选》李善注：“《东观汉记》曰：‘和帝年号永初。’”然而，“和帝”的年号仅有“永元”“元兴”，“永初”实为安帝的年号，故“和帝”“永初”，“二者必有一误”。见胡绍煐.昭明文选笺证 第1册[M].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梁章钜《文选旁证》引阮元语：“昭之东征……考安帝永初元年，昭谏邓骘之事，是昭在京师为太后所敬听，故其子成为中散大夫，必和帝永元七年为长垣长以后事。……以此推之，则赋首‘永初’当为‘永元’之误。”见梁章钜撰，穆克宏点校.文选旁证 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302.朱维铮《班昭考》亦言：“‘永初’当为‘永元’之误。盖六朝雅学走红，传抄者于《释诂》开篇初、元互训为始之语耳熟能详，或抄录中误元为初，是可能的。唐代注家(未必是李善)不核史实，见《东征赋》传本误作‘永初’，《东观记》又明载和帝‘数召入宫’，遂注永初为和帝年号，也是可能的。”见朱维铮.班昭考[M]//朱维铮史学史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48-149.笔者从之，班昭应于“永元”七年(95年)随子出行，时年46岁。。不仅如此，班昭还点明了具体的月份——“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孟春之月，……东风解冻”(《礼记·月令》)[9]2928-2933，正可与后文“宿阳武之桑间”“察农野之居民”相参照。尽管我们从《北征赋》中“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的描写里，可以知道班彪北征之时许处冬季，但却不及《东征赋》所记确切。于纪行赋首纪年纪月，乃班昭首创。此前，无论是刘歆《遂初赋》的“得玄武之嘉兆”[10]621，还是班彪《北征赋》的“遭世之颠覆”，出行时间皆模糊不清。班昭此举，不仅有助于作者的生平研究及作品编年，也进一步完善了纪行赋的体制。此后，纪行赋大多师法《东征赋》，于篇首记录出行时间，如蔡邕《述行赋》的“延熹二年秋”[10]662，有时甚至还会细化到具体的出行日期，如潘安《西征赋》的“岁次玄枵，月旅蕤宾。丙丁统日，乙未御辰”[10]938。

除了出行时间，在《北征赋》和《东征赋》里，我们还可从“朝”“夕”“暮”“曙”等词中推知他们的行程速度，从“息”“宿”“食”等词中窥见他们的旅途生活。以上在《遂初赋》里均未载，乃班氏父女的创造。这些时间记录不仅反映出他们对时间的敏感，使现实时空中不断变化的时地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加强了纪行赋的纪实性。

就历史时间而言，在《北征赋》和《东征赋》里，班彪和班昭融汇古今，由所至地理空间联想到其地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些人物和事件都是有史可稽的，班氏父女引之入赋，评鉴结合，于纪实之外，再添现实意义。

班昭在写作《东征赋》时继承了班彪《北征赋》中纪实的时间意识，并使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班氏父女这种纪实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主要与他们的史学意识有关。《后汉书·班彪传》：“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4]1324《史通·古今正史》：“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
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11]因为不满“褒美伪新，误后惑众”，班彪收集历史旧事，进行《后传》写作。尽管《北征赋》作于此前，但其求实的思想观念却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形成。后其子班固在《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4]2784，永元五年(93年)，“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4]2784-2785。作为史学家，班氏父女在写作纪行赋时，无论有意无意，都将其纪实的史学意识融入其中，如实地记录下了所处的时间与空间，并使纪行赋具有了史料价值。“一篇纪行赋就是一条具体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上不仅有山形水文、州县郡国，还镶嵌着邮传亭驿、桥栈关津、田畴古迹，就连路况险易、城池兴衰等即时状态，亦在在可见。纪行赋又多喜就途经地的本地典故发挥议论，也就是说，它还提供多重时间维度中的地理信息。以上这些特点，使纪行赋与纯粹的‘地理类’文献相比，别具一种史料价值”[12]。

然而时空意识的纪实性是纪行赋所共有的，不能完全体现出班彪和班昭创作的价值，且班昭虽然在纪实性这一点上比班彪表现更突出，但却难以真正显示出其创造性。因此，关于《北征赋》和《东征赋》的时空特征，还需进一步探讨。

纪行赋并非随行随记而成，一般都是在到达目的地后写就的，故而赋中所载旅途经历必定经过创作主体的改造。因此，在纪行赋里，时间和空间不仅是描写对象，也是作者为表达思想情感所运用的叙述技巧。换言之，时空的记录是客观的，时空的安排却是主观的。

由于《北征赋》和《东征赋》指向的是两个不同的现实空间，因而班昭在写作中对班彪的模仿主要是仿照其空间安排来结构全文，并在文字上予以提示。对比《北征赋》和《东征赋》，这样的提示共有三次。第一次，班彪感慨“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班昭随之：“且从众而就列兮，听天命之所归。”第二次，班彪引《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后言：“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班昭则借《论语·里仁》中“君子怀德，小人怀土”[13]之语道：“小人性之怀土兮，自书传而有焉。”第三次，面对“迥千里而无家”的苍凉景况，班彪无奈：“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愬？”与前文“故时会之变化兮”相照应，班昭同样在“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后，得出“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的结论，对应前文“听天命之所归”。以这三次文字提示为标志，可将《北征赋》和《东征赋》的地理空间分别切分为三个小的地理空间，如表1所示：

表1 《北征赋》与《东征赋》的三个地理空间比较

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就二人旅行的全途而言，这三个地理空间的终点均可对应到相同的旅程节点上：“京畿地区——目的地所属郡——写作所在县”。

《北征赋》的第一个地理空间共包含四个地点，分别是长安(“长都”)、甘泉宫(“瓠谷之玄宫”)(“通天”台)、“云门”“郇邠之邑乡”。李善注引《汉书》：“右扶风栒县有豳乡。……公刘所治邑也。栒与郇同。豳与邠同。”京兆、左冯翊和右扶风都隶属于三辅，为京畿地区。出京畿范围后，经北地郡的“赤须之长阪”，到“义渠之旧城”，再转“泥阳”，至安定郡的“彭阳”为《北征赋》的第二个地理空间。到达了“指安定以为期”的安定郡后，班彪“越安定以容与兮”，沿着“长城”一路北上，在“朝那”吊念北地都尉邛，最后于“高平”县完成赋文的写作，这一段是《北征赋》的第三个地理空间。

《东征赋》的情况则较为特殊。前面谈到，班昭的东征之旅整体空间不出今河南省，但在东汉时期，洛阳、“偃师”“巩县”“成皋”“荥阳”“卷”“原武”“阳武”在河南尹的管辖范围内，而“封丘”“平丘”“匡”“长垣”(“蒲城”)却都隶属于陈留郡。《东征赋》的第一个地理空间是洛阳到“偃师”，根据李善注，“偃师”在“洛阳东三十里”，与京师相距不远。离开“偃师”后，“历七邑”，以曹成的任职地长垣县所属之郡——陈留郡的“封丘”为界，是《东征赋》的第二个地理空间。进入“封丘”，至此行的终点——同属于陈留郡的长垣县县治蒲城，是《东征赋》的第三个地理空间，班昭也是在此完成赋文的写作。

其次，这三个地理空间，在大小设置上，都是第一、三个地理空间小，第二个地理空间大，在所用篇幅上，都是第一、二个地理空间少，第三个地理空间多，显然，班彪和班昭都将第三个地理空间作为了自己的写作重点。

可以说，班昭的《东征赋》的确是“法”“先君”班彪之《北征赋》来结构全文的。朱维铮《班昭考》认为班昭“是今本《列女传》的完型作者，不仅作注，还调整了结构，补充了史例”，且“《汉书》的完型，应归功于班昭，她不仅基本补足了缺篇(只差天文志未成)，还调整了班固成稿的结构”[15]158，“因而是中国第一部王朝‘正史’的完型作俑者”[15]133。班昭对《列女传》和《汉书》结构的调整，从侧面说明其不仅拥有自觉的结构意识，且具备优秀的结构把握能力，她对《北征赋》空间结构的成功沿袭，正是有赖于此。

然而，模仿并非复制，仿作是“仿作者从被模仿的对象处提炼出后者的手法结构，然后加以诠释，并利用新的参照，根据自己所要给读者产生的效果，重新忠实地构造这一结构”[14]。班昭对《北征赋》的模仿亦然，如她在乱辞中就将“各言志”置于“法”“先君”之前。因此，她在模仿《北征赋》时，尽管仿其空间结构成文，但为了表达的需要，又对其中的时空分布进行了调整，从而实现了“法”“先君”之下的某些创新与突破。这一点，在时间上表现尤为突出。

在历史时间上，《北征赋》的历史时间集中在西汉盛世及以前，遍布三个地理空间。班彪似乎每经历一个地点，都会情动思发，联想到其地相关掌故。而《东征赋》的历史时间仅包含春秋时期，且只出现在第三个地理空间里，而在第一、二个地理空间中所记录的地点，虽然历史底蕴深厚，如蔡邕在《述行赋》里就曾“吊纪信于荥阳”、至偃师叹“壮田横之奉首兮，义二士之夹坟”[10]663，但班昭却主要将之视为旅途中的地标，不载故实。通过这种布局，《东征赋》改变了《北征赋》中历史时间均匀分布的写作模式，使历史时间在旅途中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并在第三个地理空间内集中出现，进而达到强调的目的。

在现实时间上，《北征赋》客观地记录着旅途中的实际时间，且班彪虽因“世之颠覆”而“北征”，但行程却不显慌乱，总是在“望”、在“看”，关注着外部世界，并常常有“騑迟迟”“释余马”“容与”“聊须臾以婆娑”等词句，显示着其从容的态度。反观《东征赋》，班昭因随子外任而“东征”，按理旅途应比班彪更为自在，但赋文中第一个地理空间小，耗时短而篇幅多，时间推移缓慢，班昭“明发曙而不寐”，第二个地理空间大，耗时长而篇幅少，时间推移急促，班昭“历七邑”而匆匆，直到第三个地理空间才出现“忘日夕而将昏”这样与《北征赋》类似的描写。可见在《东征赋》的三个地理空间中，只有第三个地理空间和《北征赋》最肖，也最能体现纪行赋的创作模式，即在大小相对平衡的时空中，匀速前进，并对所处时空进行历史追忆，而在第一、二个地理空间，班昭想要表现的却并非客观时间，而是一种经过拉伸与压缩变形后的心理时间，这在《北征赋》中是比较罕见的。

总之，《东征赋》虽然模仿《北征赋》将地理空间划分为三个部分，但在《北征赋》里，时空分布比较均匀，班彪对三个地理空间所用笔墨随讨论深入而逐层递增，而在《东征赋》中，时空分布差异较大，班昭对三个地理空间的用力也并不相等，她着意于记叙第三个地理空间，并将之与第一、二个地理空间进行对比，又放缓与加快了第一、二个地理空间的时间流速，使第一个地理空间和第二个地理空间再次形成对照。可以看到，《东征赋》的时空结构是有别于《北征赋》的，甚至可以说是见殊于整个纪行赋史的，乃班昭的匠心所在。

《北征赋》和《东征赋》的时空安排之所以会出现以上不同，可以从情和理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家国之情的强化与转变

家国之情是贯穿《北征赋》和《东征赋》的一条重要主线。

在《北征赋》和《东征赋》里，无论是“游子悲其故乡”，还是“小人性之怀土”，都流露出班氏父女对家的依恋与不舍。但他们所言之家，并非某个固定不变的地点，而是他们“非常熟悉，并投注了情感的空间”[16]28，也就是存在空间。“所谓‘存在空间’，就是比较稳定的知觉图式体系，亦即环境的‘形象’(Image)。”[17]“一般来说，故土和老家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存在空间’，……对很多人来说，家乡就是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外在于自己的、‘陌生的’东西。”[16]28在纪行赋里，家作为存在空间对作者有着巨大的向心力，使他们在写作中一再为之牵引。然而作者在出行时，往往是无法确定归期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其时且可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处于存在空间——“家”的失落中。这种失落在酝酿悲情的同时，也很容易滋生出一种生存焦虑。而暂时无法回归的现实，则会促使旅人寻找“新的庇护所”[18]以消解离家所带来的焦虑之感。《北征赋》和《东征赋》亦然。

班昭在《东征赋》的第一个地理空间里“志怆悢而怀悲”，在第二个地理空间里“慕京师而窃叹”，其思家之情直承班彪《北征赋》中“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而来，并在第一、二个地理空间里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进入第三个地理空间后，班昭却不再提家，这意味着她已心有归宿，找到了“新的庇护所”。班彪与之相反，纵观《北征赋》全篇，他始终处在“家”的失落中。在第一个地理空间里，班彪只言“超绝迹而远游”，没有指明目的地，在第二个地理空间里才道自己“指安定以为期”，然而等他到达安定，却依然“泣涟落而沾衣”，且在乱辞中将所至之地比作“蛮貊”，显然班彪没有将其作为自己的“庇护所”。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是同质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19]72，即“国”是“家”之外的又一存在空间。可以说，“国”作为存在空间对人们所产生的牵引是丝毫不逊于“家”的。以这两个存在空间为基础，形成了“家——国”意识。“在中华民族，‘家’意识与‘国’意识是相连的，可以称之为‘家——国’意识”，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意识”[20]。因此，在行旅书写中，“家国”意识往往不可分割。如屈原《九章·哀郢》：“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鼂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21]489-490在《北征赋》和《东征赋》里，虽然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不同，但作为主体的班彪和班昭却都受到了存在空间——“家”和“国”的牵引，在字里行间流露着家国意识。

然而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下，“家”和“国”对人产生的牵引力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在昏世乱世，“国”的牵引力度大于“家”，“国”意识强于“家”意识。而在治世盛世，“家”的牵引力度则会大于“国”，“家”意识也强于“国”意识。由于班彪和班昭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空间发生了改变，“家”意识和“国”意识的强弱产生了变化，亟待解决的生存焦虑也有所不同，从而影响了《北征赋》和《东征赋》的时空安排。

先看《北征赋》。前文所引《后汉书》和《流别论》均称班彪此次北征之旅为“避难”，二书所言不虚。其时，赤眉军攻入长安，更始帝被杀，“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4]484。惨烈的现实、危急的形势，使班彪“曾不得乎少留”，选择“奋袂以北征”。在旅途中，班彪不可避免地受到“家”的牵引，为之“心怆悢以伤怀”。但他所面临的，不仅是“家”的不存，还有“国”的失落，而“世之颠覆”显然是“旧室灭以丘墟”的根本原因。班彪明白，乱世之中，天下无家，只有国家统一，才可能有“家”、有“庇护所”。在这种情况下，“国”的牵引远大于“家”，“国”意识也远强于“家”意识。因此，班彪根本无意去寻找“新的庇护所”。他在赋的开篇就表明此次“奋袂以北征”，是要“超绝迹而远游”，本就没有确切的目的地。史书所载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北征赋》中，班彪言自己“指安定以为期”，但他最后却是到达了天水郡，依附隗嚣，而当班彪“既疾嚣言，又伤时方艰，乃著《王命论》，……欲以感之，而嚣终不寤”[4]1324后，他又选择了“避地河西”[4]1324，为窦融从事。班彪之举，有如屈原之“上下而求索”[21]80，他的“北征”之行，亦不仅仅是“避难”，还隐含着对个人、家族和国家的命运的追寻。

这一点，也体现在了赋文的时空安排上。在第一个地理空间里，班彪从长安行至“郇邠之邑乡”，遥想公刘“及行苇之不伤”的“遗德”①(3)①“穆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出自《诗经·大雅·行苇》。金璐璐《班彪〈北征赋〉文史价值考论》：“这首诗本是描写贵族和兄弟宴会、校射、祭神、祈福的内容……班彪从毛诗，以为此颂公刘后人能承继其遗德。”见金璐璐.班彪《北征赋》文史价值考论[J].北方论丛，2016(03)：12-17.，回顾自己这一路旅途的艰难，不禁发出“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的感叹。此时，班彪虽然痛苦、怨愤，但这种情绪还仅仅是针对他个人而言的。在第二个地理空间里，班彪路经泥阳，见祖庙破败不修，②(4)②关于泥阳班氏祖庙出自班氏家族哪一位成员，目前主要有班壹、班伯、班况三种说法。李善注引《汉书》：“班壹，始皇之末，避地于楼烦，故泥阳有班氏之庙也。”吕延济注：“泥阳县名，彪之祖伯为定襄守，庙在其中，遇乱荒废，故叹息其不修。”见萧统编，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2：183.徐美莉《楼烦、泥阳、安陵与班氏家族的行迹》：“最有可能在北地郡留下纪念遗迹的是曾任上河农都尉的班况。”见徐美莉.楼烦、泥阳、安陵与班氏家族的行迹[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76-79.深感家族衰落之颓势，悲伤不已，并在彭阳借《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倾诉而出：“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班氏世习齐诗，赋云‘怨旷伤情’，知齐义以此诗‘君子’为室家之词。”[22]此时，班彪的视线已不再限于个人。他开始关注到了一个与自身发展息息相关的群体——家族，意识到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不仅自己“罹填塞之阨灾”，自己的家族也面临着倾覆的危险，从而将第一个地理空间内的个人焦虑上升为家族焦虑。在第三个地理空间里，班彪“隮高平而周览”，看到的却是“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不由“泣涟落而沾衣”。同时，他也将目光从单个的人或家族扩展开来，投向了生长在这片国土上的所有人，并揭示出其时天下无家的惨痛现实，进而将个人的、家族的生存焦虑上升为整个时代的生存焦虑，“游子悲其故乡，……哀生民之多故”。三个地理空间情感逐层递进，用墨也随之递增。

再看《东征赋》。与班彪的被迫离家不同，班昭是主动离家的。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班昭之子曹成“以司徒掾察孝廉，补郎官”[15]162，第二年“出补长垣长”[15]162，班昭随子东征。《帝王世纪》：“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业，宾礼耆艾，动式旧典，宫无嫔嫱郑卫之燕，囿无般乐游畋之豫，躬履至德，虚静自损。是以屡获丰年，远近承风。”[23]刘肇开创的治世，时人称为“永元之隆”。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下所进行的旅行，“国”的牵引虽然还在，但力度却已远不如“家”。事实也是如此。班昭虽是主动离家，但在旅途中仍然难挡对家的思念之情。在第一个地理空间中，班昭写自己择“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说明她对此行的重视。然而实际上，尽管她心中明白此去乃“去故而就新”，但却“志怆悢而怀悲”。也知道此时不是“登樔而椓蠡”的远古时代，应当为国效力，“陈力而相追”，但是直到第二个地理空间末她都还是“慕京师而窃叹”。对此，班昭只能用书传中的“小人性之怀土兮”为自己的伤情作合理的解释。可见，在《东征赋》的第一、二个地理空间中，班昭的“家”意识强于“国”意识，在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前一个地理空间小，仅洛阳至“偃师”，但所用篇幅较多，主要描写“心迟迟而有违”“喟抑情而自非”的矛盾心理，故而空间内的时间流速较慢。后一个地理空间大，共有“七邑”，但所用篇幅较少，主要反映“聊游目而遨魂”的精神状态，故而空间内的时间流速较快。班昭通过这两个地理空间内的空间大小和时速快慢的对比，在赋文中不断强调自己的思家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社会空间的改变，班昭这种对家的深深依恋还与她的女性身份有关。“传统中国于性别及空间规范有着严谨区别，由文化伦常规范一路扩展至实质空间运用，男女二性皆有清楚及截然不同的划分。”[24]在“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礼记·内则》)[9]3168的社会分工模式下，古代女性大多被限制在家庭范围内，很少能够拥有外出的机会。作为汉魏六朝纪行赋唯一的女性作者，班昭无疑是幸运的，她不仅借出游的方式进入了公共空间，还留下了传世之作，丰富了女性文学的表现领域，并在作品中展现出了有别于以其父为代表的男性纪行赋作者的心理特征和情思怀抱。虽然思家之情几乎伴随着每一个出行者，但女性在旅途中往往表现得比男性更为沉痛，这是因为“社会中对于内外空间之性别化区分”使家成为“她们最后且唯一的归宿”，离家意味着“连根拔起”，“暗含深沉‘流离无家回’之痛”[24]。因此，班昭的东征之行常常聚焦于旅途中的“峻崄”和目的地的荒败，透露出她对公共空间的拒绝和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关注点由男性所作纪行赋的军国大事变为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24]。

对班昭而言，在这场旅途里，她只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由“家”的失落所带来的生存焦虑。为此，班昭必须要找到自己“新的庇护所”。她的东征之旅本质上来说就是一场寻“家”之旅。这也使班昭笔下的地理空间具有一个显著的特色：景物描写少且小。在《东征赋》里既无《北征赋》那样集中的冬日景观刻画，班昭也未如班彪般“望通天之崇崇”“山谷之嵯峨”，视野不及其父开阔。其所以会这样，除女性生理特点和心理机制的影响①(5)①具体可参看叶月,王启才.班昭《东征赋》女性意识探微[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84-90.外，更多的是班昭自主选择的结果，而非受到实际地理空间的限制，如蔡邕的《述行赋》中所记路线与《东征赋》多有重合，但《述行赋》的景物描写不仅数量较大，亦多显壮丽。不同于班彪，班昭此行是为寻“家”，她的空间意识不会像其父一样“由家扩展到国，由国扩展到天地”[20]，从而关注到自然环境，使之与社会环境相映照，在景物描写中将个人与时代相勾连。班昭的关注点始终在“家”，为防写作内容分散，她不必也不能加入过多的景物描写。这种关注遍及旅途全程，分布在三个地理空间里。只不过前两个地理空间以情感为主导，着眼于现实时空，尽述思家之情，后一个地理空间则通过历史时空的引入，以理性为主导，消解了由“家”的失落所带来的生存焦虑，并最终找到了班昭“新的庇护所”，故而虽未提“家”字而实有“家”存，同时也与前两个地理空间形成了鲜明对比。《东征赋》所展现的，不仅是一段现实存在的时空迁移，也是一段由想“家”到不想“家”的心理流动。三个地理空间用墨不等，各有侧重，并共同为展现这段情理变化而服务。

综上，《东征赋》继承了《北征赋》的家国意识，但是由于所处社会空间的不同，班彪“国”意识强于“家”意识，三个地理空间时空分布比较均匀，情感随时空转变而不断增强，而班昭“家”意识强于“国”意识，三个地理空间时空分布明显不均，情感随时空转变而发生变化。在此，班昭脱离了以班彪为代表的男性文人创作中的宏大叙事模式，以女性真挚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古代承平之世普通人物在旅途中的内心世界，体现出对个人情志的关注，提供了不同于此前纪行赋的新的性别视角。

(二)重德之理的呼吁与自省

重德之理是贯穿《北征赋》和《东征赋》的又一重要主线。

班氏父女在赋作中一再谈到德。班彪“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感蒙恬“不耀德以绥远，顾厚固而缮藩”，班昭则认为“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惟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这种对德的重视是和他们的家国之情相联系的。“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它要求实现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庭伦理秩序和政治伦理秩序，而它实现的基础则是修身和齐家……齐家之后就可以参与国家政治，把齐家之伦理秩序施加于国，上忠君王，下爱百姓，使国泰民安，四方太平”[19]72。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无论是个人的发展，还是存在空间——“家”和“国”的维系，都离不开德行的修养。尽管刘歆在《遂初赋》里道自己“好周文之嘉德”[10]621、蔡邕在《述行赋》中也坚持“则善戒恶”[10]663，但他们对德的强调都不如班氏父女这般集中、强烈。这是因为，在班彪和班昭看来，德是他们用以解决由“家”和“国”的失落所引起的生存焦虑的最终途径。

在《北征赋》和《东征赋》里，家国之情主要体现在现实时空中，班氏父女据之选择故实，组织历史时空。而重德之理则主要体现在历史时空里，班氏父女以之规划前路，指导现实时空。因此，下文主要将二赋的历史时空进行对比，同时兼及现实时空，探讨德在三个地理空间中的具体表现和写作用意。

在《北征赋》里，历史时空分布旅行全途。班彪所记历史掌故主要集中在西汉盛世及以前，随着行旅路程的推进，主要有周代远祖公刘“及行苇之不伤”、战国秦昭襄王讨灭义渠、秦朝蒙恬修筑长城、西汉文帝“不劳师而币加”等。选材多涉国家兴亡，人物亦多为历代有名君臣。班彪在追忆历史时，将自己的政治理念融入其中，体现出“世之颠覆”背景下班彪作为“多故”“生民”中的一员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与追寻。身处乱世，班彪“旧室”不存，但却没有去寻找自己“新的庇护所”，而是期盼着国家统一，改变“迥千里而无家”的现状，重返西汉盛世辉煌。

班彪“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玄宫即甘泉宫，通天台是汉武帝在甘泉宫增建的重要建筑，也是西汉盛世的象征。班彪以甘泉宫为中心，身往云门，神返通天，在对通天台的回望中，流露出对西汉盛世的深深怀念与对国家安定的切切渴盼。赵翼《廿二史札记》：“汉自高、惠以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泽，被于人者深。……班彪所谓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虽时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则思汉之心益坚。”[25]班彪相信天命有常，而汉承天命，故作《王命论》以劝隗嚣。班彪认为，要为天命所眷顾，必要有德。“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26]，而汉承尧德，“有灵命之符”[4]1324，乃天命所归，故“百姓讴吟，思仰汉德”[4]1323。德是国家安定、盛世重返的必备条件，而在中国古代，盛世的出现和国家的统一又都是离不开君臣协作的，因此，君臣的德行修养至关重要。《北征赋》里，班彪在离开甘泉宫后，正式引入历史时空。重点记载了作为统治者的公刘、秦昭王、汉文帝和作为臣子的蒙恬。前者从正面描写，主要记其施“德”(武能“讨贼”，文能“不伤”“克让”)；
后者从反面描写，主要记其“不耀德”(“疲民”)，在道德批判中寄予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班彪坚信，只有臣子有“德”，才不会“为强秦乎筑怨”，也只有君主有“德”，才能真正减少尉卭那样的牺牲，二者缺一不可。

总体上看，在历史时间的排序上，不同于《遂初赋》和《述行赋》的乱序排列，班彪在《北征赋》里有意识地组织着沿途的历史掌故，将其依照历史时间顺序依次排列，上至公刘，下至文帝，并统归于西汉盛世，形成了一个以“德”为中心的时间循环。

以上是就历史时空而言的。在现实时空里，班彪北征之时，“年二十余”，本应在政治上一展宏图，但却遭遇了“国”与“家”的双重失落，只能“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前文提到，《北征赋》的三个地理空间划分的文字标志分别是“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寤旷怨之伤情兮，哀人之叹时”“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愬”。无一例外，班彪在每个地理空间的末尾都缀以对“时”的感慨，并在乱辞中予以重申——“达人从事有仪则兮，行止屈申与时息兮”。显然，如果说“命”是班彪组织历史时空的依据的话，那么“时”(又可称作“时会”“时运”)就是班彪结构现实时空的基础了。在动乱的社会现实下，班彪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生存焦虑，早已从前代的“不遇于君”转变为“不遇于时”，而焦虑的解决，则需要“遇时”。

从《北征赋》的文本来看，班彪所求之“时”，乃有德君德臣之时。在“郇邠之邑乡”，班彪“慕公刘之遗德”，认为其时人民生活“优渥”。但公刘时代的社会物质条件显然不及班彪所处时代，可见其所言“生之优渥”并非指物质方面，而主要是针对君德泽被下万民的精神状态而言的。从这个角度讲，“遇时”等于“遇德”。在历史时空中，班彪历数古代君臣，评价得失，呼唤有德之君臣出现，来改变“世之颠覆”的现状。因此，他的北征之旅，又可以说是一场寻“德”之旅。值得注意的是，班彪之所以对“不遇于时”感到痛苦，是因为就班彪个人而言，他已经拥有了美好的德行，但却时运不济，遭逢乱世，乃有“德”之人处无“德”之时，只能“抚长剑而慨息”。班彪在赋中反复感叹自己“不遇于时”，认为现在的“不遇”乃“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只需“行止屈申与时息”，固穷守节，等待有德君德臣之“时”的到来，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也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自己“新的庇护所”。因此，班彪在赋末以“夫子”“达人”“君子”自勉，不惧现在身处“蛮貊”。

在《东征赋》里，班昭承袭了班彪对德行修养的重视，但《北征赋》主言君臣修德，《东征赋》主言自己修德，故而在行文时班昭采取了和其父不同的叙述方式。在《东征赋》的第一、二个地理空间里，班昭不载历史故实，仅记现实时空，通过这两个地理空间内的时空变形对比强调自己的思家之情，并在第二个地理空间末借《论语·里仁》中“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一语以“自书传而有焉”为自己的情难自抑辩护的同时，将自己的思家之情归咎于小人之性，用“小人性之怀土兮”表明“就新”而“怀悲”是因为德行修养不够。因此，班昭需要修德以转换悲情，用君子之德来战胜小人之性。对班昭来说，和身处乱世的班彪不同，她长于承平，又自认德行修养不及其父，乃无“德”之人处有“德”之时，故而不会像《北征赋》那样强烈呼吁君臣修德，而是转向自身，要求加强自我德行修养。

在班昭的东征之旅中，这种修德的意识是通过历史时空来唤醒的。为突出这种通过修德所实现的悲情的转换，《东征赋》将历史时空限制在第三个地理空间内，其对德的探讨亦集中于此，从而使第三个地理空间与第一、二个地理空间形成对比，完成无“德”到有“德”的改变。

具体到历史时空内，《东征赋》所记历史时间仅限于春秋时期，取材范围比前代纪行赋小得多，所载历史人物主要有孔子、子路、蘧伯玉等，“这些人物并非主导国家兴亡足以撼动历史的主角，相较之下只是在儒家传统文化下的道德导师及以‘德’服人之士”[24]，从对他们的事迹的追忆中，班昭受到东周圣贤之“德”的感召，开始修养德行，从而摒除了原有的小人之性。对于这个转换过程，李炳海《跋涉遐路 感今思古——汉代纪实性述行赋品评》认为：“从匡郭到蒲邑，班昭追念先贤的感情波动是由强到弱，呈递减趋势，和行程的时空推移相呼应。”[27]确然，班昭在“匡郭”主动“追远”，“念”孔子“之厄勤”，至“蒲城”则需“顾问”方“想子路之威神”，而对“蘧”的蘧伯玉只提到“民亦尚其丘坟”，依次按照“感情波动”的“由强到弱”排列。但除此之外，随着行程的推进，“追念先贤”的人也在不断地增加，在“匡郭”仅言班昭自己“追远”，到了“蒲城”则通过“顾问”加入了班昭身边之人，最后在“蘧”地扩充到了当地百姓。班昭在三个地点所用笔墨依次递减，其“感情波动”由强转弱的同时，也意味着“先贤”之德对其的影响逐步加深，在此过程中，班昭融入了这个历史时空，也觉醒了自己的生命意识。

班昭发现，孔子、子路和蘧伯玉“身既没而名存”在于“唯令德为不朽”，而历代“经典”所推崇的，也都是“道德与仁贤”。因此，虽然班昭也陷入了“家”的失落之中，但所产生的“不遇于时”的生存焦虑却不同于班彪“谅时运之所为”的被动，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正身履道”来消解的。班昭以此摆脱现实空间的局限，在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中使生命得以“不朽”。肖弛《中国诗歌美学》认为：“诗歌艺术中的时间意识是一种生命意识。”[29]《东征赋》中“唯令德为不朽兮”的时间意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永恒的生命意识。班昭所找到的“新的庇护所”，也并非实际存在的地理空间，而是由“德”所筑成的永恒的时间。当此之时，自然无所谓身居何地。从这个意义上说，班昭的寻“家”之旅，又是一场修“德”之旅。目的是要将自己从“怀土”之“小人”转化为“怀德”之“君子”。

这种君子之德既是超越时代的，也是超越性别的。在汉代，除少数女性因其特殊的身份，曾对国家政治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外，绝大多数女性是无缘参与政治的，她们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规范的恪守方面。尽管班昭在东征之前已可进入东观藏书阁，但并没有获得任何政治权利，她对家族对外事务以及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也主要是在其自陈留返京以后，①(6)①班昭参与的家族对外事务主要有永元十二年(100年)作《为兄超求代疏》以请朝廷允其兄班超卸西域都护任，而其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在《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中亦有明确记载：“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见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785.而班氏家风的熏陶和其时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建立起来的“对于女性嘉奖的伦理旌表体系”[28]，又进一步强化了其对自身德行修养的重视，希望通过修德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东征赋》里，班昭以君子为目标，如她在乱辞中就表示《东征赋》的创作是“君子之思，必成文兮”，这种对君子之德的追求，使《东征赋》突破了以往女性文学的陈范，进入了男性创作的话语体系，得到历代男性文人的褒扬。

可以看到，无论是历史时间、历史人物，还是历史材料的组织和赋文主旨的阐发，班昭都是有异于班彪的。她对德的追求，使温柔敦厚的儒者风范取代了怀土悲伤的小人之性，体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生命态度，也展露了班昭性格中刚强坚毅的一面。在《东征赋》的第三个地理空间(包括乱辞)里，班昭用全赋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来对德进行反复申说，如此集中的、内省式的对自身修德的强调，不唯《北征赋》，在整个汉魏纪行赋史中都是仅此一例的。

前人认为班昭强调“德”，有“训子”的因素。方廷珪：“前赋北征，重在悯乱，此赋东征，重在训子。题目相似，而用意不同。”[30]377何焯：“儒者之言，不愧母师女士矣。”[30]377从《东征赋》的内容看，班昭出行的原因是“随子乎东征”，应是不放心曹成首次外任，而到达长垣后“察农野之居民”，似乎也有教导身为地方官员的曹成以民为本、考察治下环境的因素，但除此之外，赋中便再无更多提示了。笔者认为，就赋文内容来看，班昭之作《东征赋》，与其说是针对其子的，不如说是面向整个班氏家族的。

在《东征赋》的第一、二个地理空间里，班昭主要写自己的“小人性之怀土”。根据“慕京师而窃叹”可知，她所怀之土乃是京师洛阳。但在班昭东征之前，她最主要的生活区域却是扶风郡。而她之所以在赋中会如此思念洛阳，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与洛阳时为帝京、乃全国的政治中心有关。对班昭来说，她本人虽然在洛阳居住的时间不长，但班氏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却都与洛阳息息相关。班昭的父兄在洛阳或求学，或入职，或开展人际交往、施展政治抱负，就连班昭的母亲也在永平五年(62年)随班超入洛，①(7)①《后汉书·班超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见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571.使洛阳成为了班昭“非常熟悉，并投注了情感的”存在空间，非“家”而胜似“家”。永元四年(92年)，“首都洛阳的县令种兢，曾受班固家奴侮辱，乘机报复，私自将班固逮捕入县狱迫害致死”[15]162，尽管永元六年(94年)“夏，和帝至洛阳寺(首都官舍)，平反冤狱，收洛阳令下狱抵罪。此令盖即种兢”[15]162，但是班固之死，对班氏家族的打击仍是巨大的。在此背景下，永元七年(95年)，曹成“出补长垣长”，班昭随子离开洛阳，开始东征。

在中国古代，个人的发展与家族的绵延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前路难料的旅途之中。因此，纪行赋往往“以一个人的迁徙带动着整个家族的承载”[3]144。班昭的北征之旅，虽名为“去故而就新”，但仍掩盖不了曹成任所长垣远离政治中心——京师洛阳的事实，怎能不使班昭“志怆悢而怀悲”，加之此去前途未卜，班昭心中忐忑不安，充满着对自己和家族命运的担忧。“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径欲从谁？”面对个人和家族的生存焦虑，在《东征赋》的第三个地理空间里，班昭将德作为了解决手段，认为德一可全身保命，“以俟时兮”，二可身没名存，“为不朽兮”。因此，班昭不仅要求自己修“德”，以求个人生命的永恒，同时暗示家族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注重德行修养，以实现家族荣光的长存。这一点，与她后来“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4]2786而作《女诫》的出发点是一样的。

为此，班昭自觉以“三不朽”为追求，传承班氏家学。她不仅为《汉书》作“八表”并整理结构，注班固《幽通赋》②(8)②《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曹大家注班固《幽通赋》一卷”见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19.，还写作《东征赋》，并在乱辞中点明其为“法”“先君”班彪《北征赋》而成。在《东征赋》的历史时空中，班昭在组织材料时，也注重所选历史人物之间的师承关系，借以强调家族之中思想传承的重要性，如蘧伯玉与孔子亦师亦友，③(9)③《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
于卫，蘧伯玉；
于齐，晏平仲；
于楚，老莱子；
于郑，子产；
于鲁，孟公绰。”见司马迁撰，裴駰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186.而子路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师承孔子。

可贵的是，班昭虽然“法”“先君”，却也要“各言志”。她不仅补充回答了社会时空改变下，班彪《北征赋》未回答的“家”的失落和“祖庙之不修”的问题，也没有忽视“国”的牵引，通过“吴札称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④(10)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适卫，说蘧瑗、史狗、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著(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1166.表明修德不仅有助于个人和家族的生存发展，也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具体而言，在第一个地理空间里，班昭虽然明白“谅不登樔而椓蠡兮，得不陈力而相追”，却无法摆脱小人怀土之性。在到达第三个地理空间后，因孔子曾受困于匡，班昭慨叹“彼衰乱之无道兮，乃困畏乎圣人”，隐有与自己所处之治世对比之意，但这种感触仅使她“怅容与而久驻兮，忘日夕而将昏”。但在进入长垣后，班昭看到在子贡治理下“墙屋完固，树木甚茂”[31]的“三善之地”蒲城如今却是一片“丘墟”，“生荆棘之榛榛”。这种治世里的荒败现实与她在匡郭的所惆所怅形成了强烈反差，班昭在赋中用“惕觉寤”三个字来形容这种今昔对比给她带来的巨大冲击。自此，班昭不再提家，转而不断强调德行修养的重要性，其背后所体现的，正是班昭对国家治乱的关心。从这一点上看，班昭和班彪一样，都是沿着由个人扩展到家、进而扩展到国的写作策略进行文本组织的。

面对天命有常，班彪选择静待“时会”，有着青年不惧未来的意气风发。班昭却更像是一个思想成熟的中年人，“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积极追求着生命价值的永恒。事实上班昭写作《东征赋》时也确实是知“天命”之年，年龄差不多比班彪要大上两倍。因此，班昭在对其父的早年之作进行模仿时，融入了更多的理性精神，使得她的东征之旅与班彪的北征之旅区别开来，更像是一场以有“德”战胜无“德”、以理性战胜情感，从而由想“家”转至不想“家”的心理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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