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霍尔“编码与解码”理论对传播与接受主体的行为研究
时间：2022-12-02 19:35: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安琪
（安阳工学院 河南 455000）
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是基于语言学、符号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姚斯、伊瑟尔的接受理论等诸多理论学派而建立起的研究成果，汲取了他们的理论方法并提出了新的见解，因此是具有包容性和缜密性的。霍尔用“编码”和“解码”两个名词来形容媒介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传播关系，一方面是沿袭了符号学的理论将传播过程看做各种意义符号的有机建构，各种信息的组合要像语言一样存在一定的语法规则。另一方面“编”与“解”两个动词又恰如其分的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互动的关系表现出来。并且就像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是任意的、无理据的一样，“编码”与“解码”之间的对应关系也不是完全确定性的，是受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身份立场、教育背景、生活水平、知识涵养、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影响的。
霍尔将传播主体“编码”的过程概括为信息的建构与符码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是自主的又是不自主的。一方面，在这个信息容量极其强大的Web3.0的媒介环境下，大量的信息扑面而来又快速地被新的信息淹没在茫茫数据中，媒介工作者就担任起将他们认为真实的、具有概况性、话题性的信息自主地挑选出来然后对其进行形象化建构的责任。这种例子数不胜数，例如电影电视的摄影不可能完全地把现实世界复制下来，而是将对作品主题意义的阐释有解说能力的画面摄制下来，并且将创作者的主观意图传播出去；
新闻解说员将符合本台身份定位的、新颖的、“真实的”新闻信息挑选出来进行播报。另一方面，传播主体受意识形态话语、体制结构和商业利益的影响，导致其“编码”行为产生了自主与不自主之间的矛盾。
（一）媒体人自身意识形态下的“编码”
不管是从电影还是电视剧中都可以例证主体“编码”过程是意识形态下的“编码”，无论是电影诞生时期卢米埃儿和梅里爱还是到蒙太奇派和长镜头派，一直以来都在争论电影是要尽可能地再现生活还是通过艺术手法去表现生活。那么电影真的可以做到完全真实吗？答案是否定的，电影、电视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且是具有假定性的艺术，就是强调真实性的纪录片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地记录生活。在电视节目中也可以凸显出来，因为其对素人的关注在中国一度引起轰动的相亲类节目，也被爆出请演员、设台词、有剧本等新闻。再如强调纪实性的真人秀节目也逐渐被爆剧本设计等。新媒体中的微博，虽然大大提高了受众的主动参与性，但微博热门榜单也是媒体人主观意识的选择。因此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从素材选择到剧本创作再到拍摄画面和后期制作，都存在着创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主观意识把控，受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以及自身的教育水平、生活经历、工作经验等等影响，这些都会主导信息的传输。
除此之外，创作者的水平能力和认知偏差也会主导符码的编写，认知偏差也会受文化霸权的要求，使编码者很难从中解码出真正的含义，从而产生误解。这种认知偏差就是有预谋的，他们的观点受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控制，企图通过这些言语遮蔽事实的真相。
（二）体制结构下的“编码”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符号世界，电视、电影等媒介是由其制度体制控制的，由图像文化编织的媒介话语系统，就像霍尔所说：“视觉符号确实承担了与它们所表征的课题的外表和质感的一些关系。”[1]“任何电视节目都是相应的‘意识形态’的传播，不经过‘意识形态’的塑造，电视文化就不具备影响人和社会的能力。”[2]例如，我国的广播电视体制是伴随着各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主张对广播电视新闻传播活动进行严格的控制，包括掌握媒介的所有权、对新闻进行检查、任免新闻单位负责人等。任何节目的播出都会受到严格的监管机制的把控，无论是新闻节目还是综艺娱乐节目，在播出前会接受审查，这种审查一方面有效地把控电视节目的质量，推动其引导受众的是非观、提高受众的价值观，从而对电视节目发展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电视传播主体的“编码”行为产生影响，比如部分公益广告的制作因为无法实现商业化，造成资金来源匮乏，从而导致形式单调、内容乏味。再如颇受争议的电视剧《武媚娘传奇》，因为其画面尺度大，对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在调整过程中将所有出现过度暴露的画面剪到只剩人物头部，被网友讽刺为“大头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视剧对历史的真实还原和对艺术美感的体现。因此，传播主体在节目制作中不得不考虑到审查机制而对作品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商业利益下的“编码”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由农村发展逐渐转换到城镇化发展和工业化发展，传媒业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繁荣。报刊、杂志、电视、电影、新媒体等媒介遍布全国各地，让国民能够迅速地了解最新的资讯。传媒的发展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受众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是非观、价值观等等。处在商品经济时代，受商业利益和经济价值的驱动，因此受众的反馈对于媒体的运作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媒介平台运作的方式都体现出了商业价值的追求。就像祁林所说：“电视文化和商业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视台本身就是按照商业法则来运作的，其主要收入要么来源于广告，要么来源于节目等信息产品的销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视是以一种商业企业的形象出现在社会系统中的。”[3]因此，如果电视运转的好，收益是可观的。当然，这主要还是取决于受众的反映。像新浪、腾讯等公司拥有的交流平台——微博、微信等都拥有着庞大的受众群。新浪微博作为受众的热门讨论平台，因为受到受众极高的关注，其商业广告投资总是源源不断，这给新浪公司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种种这些都导致编码者“编码”过程中会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他们也一定会考虑到商家的需求。比如湖南卫视经常会以新奇、娱乐、时尚等节目元素来吸引观众的关注，这样湖南卫视的经济利益才可以越来越高。“电视和消费是紧密联系的，电视需要商业企业的资金支持，如广告费、赞助费等，商业企业需要电视媒体为其产品的市场推广提供相应的信息服务。”[4]这种情况也不仅仅表现在电视制作中，电影、新媒体也随处可见。比如商业电影的大量生产，《恶棍天使》《分手大师》《小时代》《煎饼侠》等等。可见，媒体通过商业投资而获利，商家通过媒体对受众的吸引而推广产品宣传，这一切都体现了媒体运作的商业性。虽然编码者会不可避免地考虑节目的商业运作，但要想真正获利，也并非简单，媒体人应该在“编码”过程中真正考虑到受众的需要以及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受众反馈，但编码过程也不能一味地迎合观众的口味，毕竟商业利益会限制艺术的表达，用这种一成不变的、僵化的商业作品会导致受众的“精神厌恶”以及审美疲劳。我国综艺节目目前的现状就是出现了大量的类型化、低俗化。再如一些相亲类节目打着真人秀的旗号，却大肆招揽演员甚至设计剧本来欺骗观众，还变成了拜金主义炫富、炒作的场所。这些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编码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应在商业和艺术的均衡协调下推动作品的可持续发展。
（一）接受主体“解码”的三个立场
解码过程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起到实际检验和标准验收的阶段，解码者的反馈信息直接影响着编码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解码者真正的反馈信息。电视信息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可写文本”的创作，也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当中观众会进一步地解读和加工。他们的评价也直接影响着媒体下一步的运作走向。这个过程中接受主体的“解码”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
接受主体的解码过程需要借助霍尔的“三个假想”——赞同、妥协、抵抗来进行分析。首先霸权力场在发挥作用的时候，观众就会处于全盘接受的地位，也就是完全被动地按照编码者的意图去解读符号。以中国好声音为例，节目中宣扬的草根文化、娱乐、梦想等元素吸引了广大观众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中国好声音也在潜移默化地向大众传输一种只要有梦想和实力，就可以站在大的舞台，赢得鲜花和掌声。观众看节目时往往会把自身的梦想寄托于节目参与者，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使他们在节目中找到精神寄托。
接受主体的第二个立场便是妥协，在这个立场下的观众内心充满了矛盾，因为他们既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接收一部分，否定一部分。就像约翰费斯克所说：“这种解码方式既承认编码者的特殊地位和身份的合法性，同时又依据情势对文本做出自己的解释。”[5]真人秀节目的观众一方面被其亲近生活、记录生活的特点所打动，另一方面又对其中的“情节”冲突和梦幻效果的设置产生怀疑。比如《我们结婚吧》这档节目，观众虽然会沉迷于节目中男女双方的爱情，但还是会抱有理性的态度去看待二者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再如超级女声当时确实打破了收视纪录，但一些媒体透露出了有隐情、靠关系等内幕，受众也开始产生了质疑。
第三个立场就是完全对抗的立场，站在这个立场的观众处于完全排斥的位置。约翰塔洛克说：“受众之所以会做出‘对抗性的解读’，是因为它们自己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这样他们才有能力对抗传媒中意识形态的传播。”[6]对抗的大众一般是社会中接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不会盲目的随大流，而是有自我的判断力，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比如一些从事影视专业的精英会对低俗剧、恶俗电影产生厌恶心理，他们往往对媚俗文化持完全排斥的态度。
（二）目前接受主体“解码”行为呈现的趋势
随着流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接受主体的“解码”趋势开始呈现出浅层次和零碎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节奏逐渐加快，各种流行文化、快餐文化卷入中国市场，影视作品成为受众疏散情绪、缓解心情、获取娱乐的工具。受众相较于晦涩难懂的艺术作品往往对一些较易理解的娱乐文化更感兴趣。随着新媒体逐渐成为受众生活的一部分，网络便成为受众抒发个人情绪的主要载体，比如网络受众在社交平台上随波逐流、不经考证的发表个人言论。因此接受主体“解码”过程越来越呈现出浅层次、零碎化的趋势。
其次接受主体“解码”逐渐呈现出恶搞的趋势，恶搞文化是网络时代中不断发展出来的，恶搞并不是完全贬义的，它的褒义性体现在恶搞是一场文化和思维的狂欢。“恶搞的流行和整个社会的形态结构的变化有着很大关系，它在嬉笑怒骂、浅层化、娱乐化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话语机制。”[7]比如对《武媚娘传奇》被剪画面的恶搞，众网友纷纷出谋划策，将剧中人物无法展现的下半身用漫画的形式恶搞出来，再如对各种用明星制作的表情包以及对经典电视剧的恶搞配音。都以一种诙谐、夸张的手法塑造与现实相距甚远的人和事，但有时候也会带有一定的讽刺意义。
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是对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关系的重新建构，霍尔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在媒介平台多样化的今天去思考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与接受者编码与解码的行为环节和意义。披露了媒介话语中存在的文化霸权与整个过程的符码运作，从而改变了对受众研究的线性理解，这些不仅仅为社会问题的审视提供了经验，而且为学术研究发展提供了方法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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