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模式转换与赶超路径选择——基于技术-产品生命周期视角的理论分析
时间：2022-12-02 15:35: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何大安 吴振宇
提要：宏观技术革命能引发微观产品创新并形成创新群簇。在此过程中，技术创新模式转换起着关键性作用。本文依据创新对象的种类、创新的灵感来源以及创新成果的突破程度，将技术创新划分为：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原始创新与模仿创新、基础创新与引致创新，并将它们分别置于产品生命周期、逆产品生命周期、技术革命周期与技术-产品生命周期的视角下进行考察，归纳了创新模式转换的发生机制及展开过程。据此，技术赶超存在两条路径：基于全球产业转移的快速追赶与基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局部超越。中国应把握范式转换的机会窗口，实现从技术追赶向技术前沿的能力跨越。
我国正步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对创新模式转换与技术赶超路径的探讨是一个理论和现实相交织的热点话题。一方面，一些学者通过总结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技术“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实践经验，在理论层面提炼了我国从二次创新到一次创新直至追赶超越的技术能力跃升，揭示了后发国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和发展阶段需要适时转变创新模式的重要性；
(1)吴晓波、张好雨：《从二次创新到超越追赶: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跃迁》 ，《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0期。另一方面，我国正逐渐从技术追赶走向技术前沿，需要构建能够激发由好奇心驱动的具有前瞻性、探索性、颠覆性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国家创新体系，(2)黄先海、宋学印：《准前沿经济体的技术进步路径及动力转换——从“追赶导向”到“竞争导向”》 ，《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柳卸林等：《寻找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理论思维——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思考》 ，《管理世界》2017年第12期。以适应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的需要。上述研究一定程度上涉及技术创新模式转换与中国赶超路径选择之间的内在关联，但他们并未就创新模式转换的发生机制及展开过程进行深入探究，其分析和研究有待拓宽并加深。
当前，信息通信技术进步和绿色能源体系革新所展现的未来图景，以不连续性进步的形式，为后发国家实现能力跨越与技术赶超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机遇期。(3)C. Perez, L. Soete, “Catching up in Technology: Entry Barriers and Windows of Opportunity,”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1988, pp.458-479.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引入为创新活动的开展打开了发展空间，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意味着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发生了大规模的改造重组，“能力摧毁”效应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新兴技术领域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后发国家需克服模仿创新的路径依赖，以基础研究与开发能力引领技术突破。技术赶超战略的成功与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采取的创新模式是否与其特定的发展阶段相符，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为中国技术赶超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本文以技术创新模式转换与中国赶超路径选择之间的内在关联为主线，在技术-产品生命周期视角下，论述了宏观技术革命如何引发微观产品创新并形成创新群簇，探讨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原始创新与模仿创新、基础创新与引致创新之间的转换机制。当前，我国的技术追赶路径主要表现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嵌入全球价值链，产业发展暴露出被断链、被钳制、被俘获的风险，需要开辟利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和依靠自主创新探索科技前沿“无人区”的技术赶超新路径。
经济学界对“技术创新”的分析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它涉及创新活动分类标准的讨论。按横向标准，Hicks将技术创新活动划分为资本节约型技术创新、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中性技术创新等类型。(4)J. R. Hicks, The Theory of Wages, London: Macmillan, 1932.Freeman和Perez按纵向标准将技术创新活动划分为渐进式创新、突破式创新、新技术体系、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等类别。(5)C. Freeman, C. Perez,“Structural Crises of Adjustment, Business Cycles and Investment Behaviour,” in G. Dosi,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Francis Pinter, 1988, pp.38-66.Henderson和Clark综合了横向和纵向，将技术创新划分为渐进式创新、模块化创新、架构式创新、根本性创新等类型，关注的重点是产品的元件及其架构是否在创新过程中被颠覆或强化。(6)R. Henderson, K. Clark, “Architecture Innovati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Existing Product Technologies and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ed Fi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35, No.1, 1990, pp.9-30.
内生增长理论从中间品创新的视角出发，将技术创新划分为：基于产品多样性的水平型技术创新和基于中间品质量升级的垂直型技术创新，并借助D-S效用函数、质量梯子模型、垄断竞争框架、动态微分方程等分析工具，尝试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思想模型化、内生化。(7)P. Aghion, P. Howitt,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Vol.60, No.2, 1992, pp.323-351.但受制于分析视角的局限，内生增长理论将不同种类、不同模式的技术创新活动割裂开来，脱离具体的发生机制及展开过程抽象地讨论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至于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不同种类的技术创新模式之间的有机联系与相互转化。
技术创新活动作为一个各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不同的技术-产品生命周期阶段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技术-经济特性。本文依据创新对象的种类、创新灵感的来源以及创新成果的突破程度，将技术创新划分为：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原始创新与模仿创新、基础创新与引致创新。
(一)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内在关联
熊彼特将创新活动划分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原料创新与组织创新，但没有分析五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内在关联。(8)熊彼特对创新概念的阐述，围绕五种创新模式展开，并将它们视作并列而非承接的关系。但创新作为一个动态过程，产品创新、市场创新通常出现于工艺创新、原料创新之前，即创新模式之间存在着随产品生命周期演进而发生转换的现象。详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73-74页；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7-128、146-147页。产品创新是指厂商开发一种消费者尚未熟悉的新产品，即产品的新特性被采用。换言之，产品创新是一种产品层面的突破式创新，通过重新组合生产要素来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工艺创新是产品创新基础上的一种渐进式技术创新，包括产品性能、种类、成本和标准化的改进与调整。
针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区别，Abernathy和Utterback以“主导设计”为切入点，注意到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关联，并系统地探讨了两类创新模式随产品生命周期的转换问题。(9)W. J. Abernathy, J. M. Utterback, “Pattern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Technology Review, Vol.80, No.7, 1978, pp.40-47.他们认为，厂商在主导设计形成前后的关注点发生偏移，会使得厂商从原先以产品设计开发为核心的竞争，转向以成本和标准化为核心的竞争，从而导致创新模式随产品生命周期的推移而转化。如果将以上见解看作是对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之间内在关联的一种理论描述，很明显，这一描述具有理论猜想的性质。或许是受此启发，Klepper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从经验层面证明了这一理论见解的部分合理性。(10)S. Klepper, “Entry, Exist, and Innovation over the Product Life Cyc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6, No.3, 1996, pp.562-583.
(二)模仿创新向原始创新的逆向转换
原始创新与模仿创新的分类方式起始于国际贸易领域。作为一种内源式技术创新，原始创新更依赖创新主体自身的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能力；
而模仿创新则更多地依赖外部的灵感来源和技术探索，主要通过技术购买、技术转让、分解研究、合作开发等渠道加以实现。在“开放式创新”或“合作式创新”日益成为技术创新主流范式的前提下，原始创新突破了传统的组织和国别界限，强调利用一切内外部资源来获取竞争优势，实现价值共赢。(11)H. Chesbrough, 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3.但开放式创新更多着眼于复杂创新活动的实现问题，就创新的动机和灵感来源本身而言，创新主体依然需要具备领先市场的开发能力与战略眼光。
“东亚奇迹”现象使得从模仿创新到原始创新的逆向转换问题受到了高度关注。Freeman、Kim、Ernst等人分别以日、韩、中三国的汽车、家电、钢铁、造船、半导体产业为例，探讨了在特定的国际环境、文化背景与“举国体制”等制度安排下，东亚三国依靠技术引进、技术合作、逆向工程、分解研究、战略联盟等途径在特定产业实现从跟随到引领的角色跃迁，佐证了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部分后发国家具备从模仿创新向原始创新逆向转换的发展能力。(12)C. Freeman,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 Japan, London: Printer Publishers, 1987. L. Ki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The Dynamics of Korea’s Technological Learning,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D. Ernst, “From Catching up to Forging Ahead? China’s Prospects in Semi-conductors,” 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s, 2014.但模仿创新所依赖的“引进、消化、再创新”与原始创新所遵循的“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生产销售”路径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一旦创新模式无法得到及时转换，后发国家极易陷入模仿陷阱、技术追赶陷阱、“以市场换技术”陷阱等等技术困局，(13)黄先海、宋学印：《准前沿经济体的技术进步路径及动力转换——从“追赶导向”到“竞争导向”》,《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从而错失技术赶超的宝贵机遇。
(三)技术革命周期中的基础创新和引致创新
基础创新与引致创新的模式分类关联着技术革命的内在机理。基础创新是一种破坏式创新，它是对现有产品设计和技术规则等逻辑的颠覆。作为一种根本性的创新活动，基础创新涉及技术路线层面转向的重新设定，它从源头上为后续创新活动打开了空间，也为引致创新奠定基础。引致创新也被称为增量创新，它是一种渐进式创新活动，其影响范围较之于基础创新要小得多，并且持续时间有限。在通常情况下，引致创新表现为宏大技术革命浪潮中的浪花，但这种源源不断的增量创新会推动技术革命走向高潮。引致创新在性质上通常是对既定规则体系的补充、完善和强化，是一种沿着既定技术轨道持续自我增进的过程。
新熊彼特学派结合技术轨道、技术范式、技术-经济范式等概念探究了技术革命周期的运行机理，其中蕴藏着对技术创新模式转换的理论分析。Dosi考察了技术轨道的形成过程及影响因素，认为技术轨道是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一旦确立，就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性，并持续影响后续创新活动的技术取向。(14)G. Dosi,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and Directions of Technical Change,” Research Policy, Vol.11, No.3, 1982, pp.147-162.通用目的技术(GPTs)作为基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具有广泛的互补性与强大的渗透力，能够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从而促进新技术突破和新产品开发，导引生产、流通、消费与组织管理等各个环节的优化调整，是技术革命周期下基础创新引致增量创新的具体表现。通用目的技术(GPTs)的生产率潜能，唯有依托引致创新，与生产、流通、消费中的各个领域相结合，方能充分显现。(15)T. F. Bresnahan, M. Trajtenberg,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Engines of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 65, No.1, 1995, pp.83-108. R. Andergassen, F. Nardini, M. Ricottilli, “Innovation Diffusion,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Economic Growth,”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Vol.40, 2017, pp.72-80.这对中国尝试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路径向依托自主研发能力、以基础研究带动试验开发的技术赶超路径转换也具有一定的启发。
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其模式随着技术的成熟、产品的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发生切换。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从各自的视角出发，从不同层面探讨了技术创新的性质、模式、过程及绩效，不同程度地涉及创新模式转换问题。如果我们围绕主导设计、技术能力、技术轨道、技术-经济范式等核心概念，从产品生命周期与技术革命周期的嵌套关系来分析创新模式转换，明晰重大基础创新、突破式产品创新与渐进式增量创新三者之间的传导关系，或许能够为我国创新政策的制定与技术赶超路径的选择提供新的参考。
(一)分析和研究产品生命周期之技术创新模式的转换，需要围绕产品生命周期的三个阶段来展开
对产品生命周期的理解，需围绕产品从投入市场到更新换代直至退出市场的三个阶段依次展开，即产品的导入期、成长期与标准化时期。当厂商面临如何开发与设计新产品以应对潜在市场需求时，产品生命周期便进入了导入期。导入期是产品快速迭代和高度流动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技术创新对象直面产品本身，属于突破式创新和原始创新。在该阶段，由于产品尚未完全定型，厂商的技术能力对于市场竞争的结果至关重要，产品的生产活动也主要集中在创新的策源地，外围市场只能通过进口来消费该产品。(16)R. 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0, No.2, 1966, pp.190-207.产品成长期是技术创新模式发生转换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主导设计对创新活动会产生深刻影响，它为后续创新活动提供了一整套框架，使产品设计约束于一系列规则标准，从而使技术创新活动重点由以水平多样性为核心的品类开发转移到以成本控制、工艺改进、质量提升等为核心的垂直领域。同时，这一阶段会出现诸如仿制、改进和完善的模仿创新，会使技术在空间维度上出现扩散和转移现象。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呈以下图景(见图1)：(17)根据Vernon(1966)、Abernathy和Utterback(1978)绘制。R. 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0, No.2, 1966, pp.190-207. W. J. Abernathy, J. M. Utterback, “Pattern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Technology review, Vol.80, No.7, 1978, pp.40-47.
上图曲线显现了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在创新频率、进出口以及机会窗口等方面的情况，在基础层面揭示了技术创新特性所反映的创新模式转换问题。在图中，产品趋于成熟的标志是产品设计和制作流程趋于标准化。当产品趋于标准化，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频次都趋于下降，此时，厂商的关注点会从原先的产品创新转移到成本控制上来，随着这些产品的生产能力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会逆向出口产品至发达国家，以至于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技术追赶的“第一类机会窗口”(18)C. Perez, L. Soete, “Catching up in Technology: Entry Barriers and Windows of Opportunity, ”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1988, pp.458-479.。第一类机会窗口对应的现实，是发展中国家的“干中学”以及“引进、消化、再创新”等活动，是采取技术合作、分解研究、逆向开发等方式从“复制性模仿”向“创造性模仿”提升转化。20世纪的“东亚奇迹”(包括中国崛起)便是在抓住“第一类机会窗口”的同时，及时把握了逆产品生命周期之技术创新模式转换。
(二)如何实现从逆产品生命周期向顺产品生命周期的技术创新模式转换，是发展中国家创新路径选择的重要课题
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和学习，逐步提升研究与开发能力，实现技术追赶乃至超越，便会出现逆产品生命周期的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技术学习的起点是复制性模仿，在该阶段，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和引进成熟技术等途径，吸收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和模仿先进的产品生产工艺和组织流程。这种复制性模仿，一是通过厂房、设备、机器、先进流水线等固定资产的引进和投资形成规模化的生产能力，通过技术购买、技术转让、合作开发等模式来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二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以“干中学”的方式培养具备丰富生产经验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工程技术人员，其目的是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即在生产、投资和创新活动中熟练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19)L. Ki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The Dynamics of Korea’s Technological Learning,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复制性模仿的高级形态是创造性模仿，即吴晓波等所说的“二次创新”(20)吴晓波、张好雨：《从二次创新到超越追赶: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跃迁》 ，《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0期。。在模仿中创新是发展中国家从技术学习向技术创新转变的重要节点，它虽然着眼于既定技术轨道与主导设计框架下的工艺改进与技术改良，但从长期来看，又是迈向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的关键一步，最终目标是有效提升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能力，并且能够建立起紧跟国际技术前沿的自主创新体系。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发展经验表明，通过技术引进和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可以实现逆产品生命周期的创新模式转换和技术快速收敛。
我国在借鉴日韩模式的基础上，制定了“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技术政策，在通信设备、高铁、造船等领域表现良好，但在合资车、电子半导体、光伏新能源等领域表现欠佳，这说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转化并非能够轻易实现。Schmitz认为发展中国家价值链攀升存在四种路径，即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与链条升级。(21)H. Schmitz, “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Chains: Recent Findings,” SPRU Working Paper Series，2004.现实表明，发展中国家能够顺利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它们试图通过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来参与产品开发、设计与标准化制定时，便会遭受来自发达国家的阻挠。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追赶过程中形成的路径惯性与能力依赖，有陷入模仿陷阱、技术追赶陷阱的可能。后发国家要顺利推进逆产品生命周期的技术创新模式转换，显然不能采取“拿来主义”之路径。
(三)技术革命视角下的创新模式转换，内嵌于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进程中，以范式确立为转折
区别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微观视角，技术革命周期勾勒了创新模式转换的宏观运动轨迹。熊彼特最早将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的宏观运行结合起来，对导致经济系统内部自发而间断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并将其按持续时间长短划分为：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22)克里斯托弗·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 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沈宏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弗里曼和卢桑认为，建立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之上的技术革命周期，对技术-经济长波的分析具有较高的学理，可作为研究技术革命视角下创新模式转换的分析参照。(23)J. A.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McGraw, 1939.
以新范式是否确立为标志，可以将技术革命周期划分为：新范式引入经济系统的导入期与主导地位确立后进一步扩散的展开期。(24)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 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方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新范式的导入一方面依托于成本低、储量大且适用范围广的关键要素投入，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煤、铁，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石油、天然气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芯片、数据、可再生能源等；
另一方面，新范式内部就未来产品设计与技术标准的主导权激烈争夺，如：新能源汽车内部存在着锂电池、燃料电池、混合动力、氢能源等诸多技术路线，其最终结果取决于技术和市场的权衡折中。范式竞争下广阔的市场前景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会刺激企业从事前瞻性、颠覆性、探索性的技术创新活动，并在生产能力与市场竞争的制约下，形成新的技术轨道乃至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新技术体系。关于技术革命中，新旧范式交替、“创造性毁灭”与创新模式转换历程，详见图2。(25)根据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 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5页，图5-1修改编制。
图2 技术革命周期的展开过程
对市场主体而言，选择颠覆旧范式的突破式创新活动，抑或是既定路线下的增量创新活动，本质上是在新技术带来的潜在收益、研发投入的固定成本与舍弃旧技术的沉没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在范式导入期，新的技术轨道尚未确立，采取带有颠覆意味的突破式创新活动潜在收益巨大，尤其是与关键投入要素相关联的特定目的技术，一旦其成长为具有广泛应用价值与基础设施性质的“通用目的技术”，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燃机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信息通信技术(ICT技术)等，潜在的超额收益将足以覆盖前期投入的研发成本，这部分解释了在技术革命的萌发期企业热衷于从事突破式创新活动的原因。
而至技术革命的展开期，新的技术体系已然确立。“创造性毁灭”的巨大压力迫使企业通过工艺改进、流程优化、组织再造等途径适应新的技术环境，从而外在表现为传统产业的工艺创新活动迎来高潮。这种由以产品创新为代表的突破式创新活动向以工艺创新为代表的渐进式创新活动的转换关系可理解为宏观技术革命周期下基础创新与引致创新互动关系的微观映射，我们可结合技术-产品生命周期对此展开进一步论证。
(四)技术-产品生命周期的创新模式转换，是实现技术赶超不可跳跃的阶段，它最终要通过创新转换和技术扩散来完成
产业与技术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与间断性相统一的演化过程。产品生命周期与技术革命周期的内在联系，反映了微观技术层面的突破式产品创新会转向渐进式工艺创新；
技术革命周期是无数产品生命周期之合力结果，它揭示了宏观技术层面的重大技术突破如何开辟后续创新活动空间，如何引致持续的增量创新。本文把产品生命周期内嵌于技术革命周期、通过合力影响技术革命进而出现的嵌套关系，称作“技术-产品生命周期”，以此作为联结宏观技术革命与微观产品创新的分析框架。
渐进式的增量技术创新、突破式的产品创新以及重大基础创新三者之间呈现依次递进的关系。依托重大基础创新所形成的新技术体系是一个集合，这个集合内部囊括重大基础创新、突破式产品创新、增量技术创新以及相对应的技术创新模式，如果我们用TS来表示新技术系统，用F来表示重大基础创新，用R来表示突破式产品创新，I来表示增量技术创新，则有：TS={F(i),R(i),I(i)}，其中，i代表具体的创新过程，三者之间的传导关系可以抽象地表达为：F(i)→R(i)→I(i)。
F(i)→R(i)描绘的是重大技术突破如何打开创新空间。举例来讲，信息通信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其底层的核心技术是电子半导体、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与之相关的技术创新突破则是重大基础创新。在此基础上，诞生出多样化的电子产品、通信设备和智能终端，即为重大基础创新对产品创新的引致。同理，R(i)→I(i)产品技术突破对持续增量创新的引致，其作用过程可参照产品生命周期下产品创新向工艺创新的转化路径。在技术-产品生命周期中，技术轨道是无数产品创新合力作用之结果，并决定了技术革命的最终走向；
而微观层面的产品工艺改良，亦受到主导设计框架的规范与制约。在链路传导的作用下，各类创新活动相继涌现，汇合而成以通用目的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体系。
技术-产品生命周期可以看作是技术-产品“创造性毁灭”之迭代。在图3中，技术-产品生命周期Ⅰ与技术-产品生命周期Ⅱ的曲线族变化，反映了创新转换曲线和技术扩散曲线的变化；
这种景况就是重大技术突破、经济系统重组之于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为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第二类机会窗口”(26)C. Perez, L. Soete, “Catching up in Technology: Entry Barriers and Windows of Opportunity,”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1988, pp.458-479.。概言之，就是技术体系变革所导致的“能力摧毁效应”会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新兴技术领域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诚然，发达国家优势不完全依附于雄厚的技术积累，更多体现在其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能够率先突破旧范式的桎梏，引领技术变革的进程。但发展中国家若要在新兴技术领域同发达国家展开竞争，需要切实提升基础研究与开发能力，需要构建面向技术“无人区”的国家创新体系，以激发具有前瞻性、探索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中国的实践正是对上述情形的充分展现。
图3 技术-产品生命周期的迭代过程
(一)国内外学者关于技术赶超路径的讨论，打开了此类问题的研究空间
中国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面对传统要素和投资驱动难以支撑中国经济后续增长的实际，需要依靠创新才能部分抵消传统动能衰退的影响。Acemoglu et al.则认为，随着后发国家向世界技术前沿接近，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需从以投资为主向以创新为主进行转换，而一旦转换不及时，后发国家就有落入技术追赶陷阱的可能，无法实现向世界技术前沿的快速收敛。(27)D. Acemoglu, P. Aghion, F. Zilibotti,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4, No.1, 2006, pp.37-74.
技术进步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不仅牵涉到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的相互转换，也关联着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路径选择。在连续性进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在追赶技术前沿时要经历一定程度的资本深化，否则技术潜力将无法充分发挥。另一方面，技术能力强弱不仅取决于知识存量的多寡，还取决于在生产、投资、创新等活动中运用知识的熟练程度。高素质的劳动力对一国追赶技术前沿至关重要，它是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化的关键。(28)F. Caselli, W. J. Coleman,“The World Technology Fronti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6, No.3, 2006, pp.499-522.在非连续性进步条件下，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为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机遇期。Brezis et al.构建了技术变迁视角下领导权更替的理论模型，认为新技术的出现可能会导致先发国家陷入“在位者陷阱”；
Perez和Soete开辟了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两类机会窗口”理论，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一设想实现的关键前提，即当事国需具备一定的基础研究与开发能力，不然便无法实现在新兴技术领域对发达国家的跨越赶超。(29)E. S. Brezis, P. R. Krugman, D. Tsiddon, “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3, No.5, 1993, pp.1211-1219. C. Perez, L. Soete, “Catching up in Technology: Entry Barriers and Windows of Opportunity,”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1988, pp.458-479.
国内学者对技术追赶路径的讨论，一派主张沿着比较优势和适宜性技术路线进行路径选择，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最适宜自身要素禀赋的技术结构，典型的做法是依托全球价值链，承接加工制造环节的转移，同时加强技术引进与模仿创新，快速提升技术能力；
另一派则主张中国可适当出口技术含量更高的商品，以加快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30)林毅夫、张鹏飞：《适宜技术、技术选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3期；
杨汝岱、姚洋：《有限赶超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信息通信技术进步和绿色能源体系革新所展现的未来图景，蕴藏着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第二类机会窗口，贾根良据此认为“技术赶超而非比较优势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31)贾根良：《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哪一种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更适合中国国情》，《南方经济》2018年第1期。对于中国技术赶超路径选择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要围绕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和技术革命的大背景来展开。
(二)现阶段中国的技术追赶主要依赖产业转移的第一类机会窗口，但它面临随时关闭的风险
如上所述，中国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而承接了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与技术转让，这为现阶段的赶超战略奠定了基础。然而，经济全球化红利已显示出衰竭的迹象。联合国贸发委(UNCTAD)数据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和全球分工网络的发展就呈现停顿不前的态势，甚至近年来还略有回缩。对中国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外流的“双重挤压”效应正在形成，中国应该考虑尽快结束模仿创新的路径依赖，转向自主创新的战略选择。
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则是前文谈及的后发国家应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转换发展动力的问题。联系现实，中国模仿创新的覆盖面较大，现阶段正面临模仿陷阱和技术追赶陷阱。如何避开上述陷阱，首先要克服长期模仿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努力实现从模仿创新向原始创新的非线性拓展，依托现有的技术能力，构建面向科技前沿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创新体系，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国际大循环受阻的大背景下，开放式创新却日益成为技术创新的主流范式。中国可考虑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推进主场全球化，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吸纳全球创新资源来为自身发展服务。(32)K. Lee, M. Szapiro, Z. Mao, “From Global Value Chains (GVC) to Innovation Systems for Local Value Chains and Knowledge Cre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30, No.5, 2018, pp.424-441.诚然，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图1所展现的基于大规模产业转移的第一类机会窗口随时可能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关起门来追求完全自主研发，而是要在独立自主的原始创新和开放式创新之间寻求平衡，并推动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有序转换。
(三)技术-经济范式转换提供的第二类机会窗口，关乎中国能否实现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局部超越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突破的日新月异，促动着基础设施、主导产业、经济组织形式、经济管理模式等范式层面的转型变迁，技术赶超的第二类机会窗口正在快速形成。如果说中国在成熟技术领域采取以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追赶路线是受客观条件所限的无奈之举；
在新兴技术领域，庞大的市场规模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使得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与发达国家同台竞技的能力，但这需要中国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先技术引进、后模仿创新”的被动政策，更加聚焦科技前沿领域的探索突破。
随着中国从技术跟随向技术准前沿直至技术前沿方向迈进，技术创新的对象也由成熟技术向新兴技术直至实验室技术发生转变。技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探讨了重大基础创新在创新链路中的关键性角色，但受客观条件制约，绝大多数企业并不具备与实验室技术开发相关联的基础科研能力，需要大学、政府和相关中介组织的深度参与。Etzkowitz和Leydesdorff强调了由政府、企业和大学构成的“三螺旋模型”在新兴技术研发、应用转化及系统扩散中的作用。在中国试图利用第二类机会窗口，赶超并引领部分新兴技术领域的过程中，既要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也需要政府、大学和相关中介组织的协作参与。(33)H. Etzkowitz, L. Leydesdorff,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 Research Policy, Vol. 29, No. 2, 2000, pp.109-123.
第二类机会窗口不仅存在于新兴技术领域，随着新兴技术向传统产业不断渗透，两者的互补融合意味着在传统产业领域，也潜藏着技术赶超的宝贵机遇。在技术革命的导入期，以通用目的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通过替代效应，形成了对传统产业的“创造性毁灭”；
新兴产业领域的产品创新不断涌现，部分压制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并引领技术革命走向高潮；
而至技术革命的展开期，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不断融合，互补协同，赋予了传统产业以新的生命力。这在技术创新领域表现为新兴产业的创新动能走向衰竭，而传统产业的工艺创新却触底反升。这实际上昭示了，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第二类机会窗口同样可以作用于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领域。联系现实，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新趋势重塑传统汽车产业即为例证。
(四)中国需构建面向科技前沿的国家创新体系，推进技术-经济范式顺利转换
技术-经济范式作为经济基础，其生产率潜能的充分释放，需要社会-制度范式层面的匹配与协同。国家创新体系作为激发一国发明创新与成果转化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全方位催生技术创新和扩大技术覆盖范围，是我国实现创新模式转换与技术赶超跨越的组织制度保障。
我国在技术追赶中所形成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使得我国现有的国家创新体系更加侧重对外部技术的引进、吸收与模仿创新，而相对忽视了基础研究和自主研发能力的建设。《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的R&D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分别占比6.0%和11.3%，而发达国家两项占比基本均在15%以上，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我国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技术-产品生命周期考察了依托基础研究的重大技术突破在创新链路传导中的关键角色，在模仿创新所依赖的第一类机会窗口随时可能闭合，而新兴技术引领的第二类机会窗口正在展开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有必要适时调整，以配合技术赶超战略的推进实施。
除了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外，我国还应重视技术交流、传播、扩散及其作用于经济系统的创新全生命周期管理。Freeman考察了日本如何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促进了科技创新成果在经济系统中的交流、传播及扩散，从而为其经济起飞与技术赶超战略奠定基础；
(34)C. Freeman,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 Japan, London: Printer Publishers, 1987.但中国目前科研体系与市场环节相对脱节的情况，使得创新链路传导受阻，制约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35)柳卸林等：《寻找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理论思维——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思考 ，《管理世界》2017年第12期。《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0年度报告》数据显示，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较为低下，仅为12.4%，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50%以上的水平。为此，在我国利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实施技术赶超战略的进程中，一方面要畅通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工艺改良”的创新链路传导机制，形成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紧密关联、相互依赖的新技术体系；
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金融部门、创新创业团体等相关中介组织在技术交流、传播及扩散中的作用，为创新成果涌现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创造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