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地市级融媒体发展评估模型的拟定设想

王凤翔 李宜桐

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新形势下做好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必然要求。2020 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强调，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必须按照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原则，不断完善中央级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作为信息上通下达的关键节点，地市级融媒体是思想文化、政策方针的重要宣传和舆论阵地，在新闻传播、政务商务、公共治理等方面发挥着承上启下、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对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地市级融媒体发展评估模型的设定将从社会效益、内容生产、盈利能力、发展能力、风险管控能力等各个维度规范地市级融媒体的建设路径，有助于可视化、系统化地评估融媒体的发展成果，更加直观真实地反映媒体融合的推进情况，为地市媒体的转型发展指明方向。此外，评估标准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激励效应，有助于激发媒体管理者的工作动力和工作热情，更高效地制定相关工作规划。

面对中央到地方各级媒体呈现的加速融合发展趋势，面对四级融媒体各自呈现的百花齐放发展态势，要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纵深发展，亟需建构四级融媒体发展评估模型加以指导与推动。其中，地市级融媒体其发展评估模型建设尤为重要。中央级媒体和省级媒体处于四级融合发展布局上游，其视野广度处于顶端，政策资源优势明显，发展评估模型有基础，也正在完善过程之中。在国家政策重点推进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走在前面，实现从井喷式增长到提质增优的转变，发展评估模型已经初具特色、正在发挥重要作用。相对于中央、省级与县级融媒体建设，地市级融媒体处于省级媒体与县级媒体的夹层之中，政策推动建设相对处于后期，远不如发展势头正盛、政策聚焦程度高的其他三级融媒体。我国地级市行政区有333 个（293 个地级市、7 个地区、30 个自治州、3 个盟），地级市发展程度东中西差别较大，其融媒体建设评估模型虽可以借鉴其他三级融媒体，但其评估模型及发展实践又不同于其他，也没有原有的路径依赖与发展模式，其道路探索与模型建设的难度一点不亚于县级融媒体。本文在地市级评估模型设置充分必要的逻辑基础上，加强构建地市级评估模型的建设与完善，抛砖引玉，以供学界、业界参考借鉴与批评指正。

在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进程中，地市级媒体融合转型发展初见成效，制定融媒体发展评估标准是国家实现主流媒体向新兴媒体转型的重要环节。有业界人士在全国地市融媒体发展评价标准研讨会中指出，地市融媒体如何发展应该有一个标准，应尽快制定一个自上而下的、由各地市融媒体执行的评价标准。当前地市级融媒体基础建设与发展条件已经具备，而地市级融媒体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普遍面临巨大发展瓶颈，阻碍了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进程，亟待从国家层面上予以构建与管理，以进一步推进媒体转型发展。

一是我国地市级媒体发展势头较好。在《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导下，我国地市级融媒体建设进程普遍开启，并呈现“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省城、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走在前面，发展势头较好，如宁波、温州等地融媒体建设势头猛，可以成为全国电视剧融媒体的示范样本。湖北鄂州、福建三明、黑龙江齐齐哈尔等地的地市级融媒体中心发展如火如荼，边疆地区、民族地区与西部地区地市级融媒体建设不断发展。

二是基于经济基础的“四力”建设完善我国地市级融媒体评估模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有研究表明，媒体发展与当地社会经济水平密切相关，我国传媒产业地区发展差异明显，西部大部分地区发展较为落后。2022 年3 月，甘肃省定西市挂牌成立甘肃省内第一家地市级融媒体中心，作为资源匮乏、经济发展缓慢、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西部地区，定西市融媒体中心的成立标志着甘肃省在加快推动市级主流媒体融合发展进程中迈出了坚实一步，有利于提升该地区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及公信力，从宏观角度来看，该中心的成立对于我国媒体融合进程的推进具有重大意义。

三是激励效应提高媒体工作效率。我国媒体融合工作重点聚焦于省级与县级融媒体建设，针对地市级融媒体的相关政策出台还处于空缺状态。顶层设计缺位、相关政策无法从宏观层面为其指明方向道路，使得地市级融媒体在进行转型发展时极易出现无从下手、顾此失彼、转型效率低等相关问题，不利于工作的持续开展。此外，由于缺乏针对建设成效的评估标准，地市级媒体中存在着思维固化、体制僵化、只合不融等问题，媒体内部管理人员创新意识不强，易出现怠惰情绪，难以带动媒体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

四是普通企业评估模式不宜套用地市级融媒体发展评估模型。作为企业管理的常用手段，绩效考核能够提升企业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促使企业实现其发展目标，提升企业市场价值。长期以来，我国媒体大多实行事业单位的管理机制，同时具备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属性，党管媒体、“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制度使得媒体既承担着政治文化宣传的使命，也面临着自负盈亏的经营压力，并因此呈现出事业化和企业化的双重特征。由于媒体具备多重属性，普通企业的绩效评估模式并不能简单套用至传媒行业中，需针对媒体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绩效评估、制定更加符合传媒市场需求的考核标准。

五是传统媒体评估模式适用性低。发展状况评估并不仅仅是出于平衡内部收支的需要，还有利于创新媒体管理机制、优化管理结构、提高管理效率。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中，绩效评估曾在媒体内部广泛使用，但在媒体融合的进程下，媒体制度、模式、运行规律、部门架构等各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有的评估体系不能满足当前绩效考核的需求。国家广电总局官网显示，“媒体融合发展”板块下的相关法规规章大多制定于本世纪初，而这些规章尚未随着媒体形态的变化进行更新；
在官网对媒体融合成果评判的相关资讯中，大多仅停留在针对媒体融合成果较显著的全国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先导单位、典型案例、成长项目进行表彰，难以起到激励中下游媒体平台积极有效转型的效果。

与中央级、省级与县级融媒体建设相比，地市级融媒体呈现“空心化发展”困境，在政策支持、人才管理、内容质量、群众关注及经济效益等各方面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发展问题，形成了“可用资金不足-人才留不住-内容质量低-广告赞助少-可用资金不足”的恶性循环，其融合进程落后于省级、县级媒体。在互联网时代，地市级融媒体发展受到严重的常态性制约。互联网平台媒体发展势头迅猛，机构媒体没有先发优势，发展空间受到严重限制。除政策、人才、内容、盈利模式与影响力等内部因素外，外部竞争使地市级融媒体置于内忧外患境地。建立评估模型，有利于完善全媒体建设链条，推动我国融媒体建设纵深发展。

一是政策缺位使市级媒体地位边缘化。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各地纷纷将媒体融合工作重点放在县级媒体层面，而对地市级融媒体的建设情况略显忽视，造成地市级媒体转型、融合发展进程迟缓滞后。有学者在江西赣州、山西运城、河北衡水及黑龙江绥化四地的调研结果显示，由于缺乏具有针对性的“顶层设计”，四个地级市针对当地媒体融合工作出台的工作规划略显笼统空泛，致使地市一级媒体建设陷入边缘化境地，未来发展方向不够明朗。同时，在“以减少层级为目标、以巩固县级层次为保障、以调整高层为方向”的“强县扩权”“省直管县”等政策要求下，地级市的部分经济与社会管理权限被直接下放到区县部门，省县两级直接对接工作。受经济发展影响，政策同样在传媒领域逐渐有所体现，地市一级日益被“架空”，游离于原有的“省-地市-区县”的信息流动链条之外，其本具有的承上启下功能受到削弱。

二是内容原创力不足。高质量内容是在媒体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法宝，而目前市级媒体的内容生产质量还需持续提升。在当前市级融媒体平台中，对内容数量重视程度高于内容质量，且原创内容呈现数量少、质量低的特点。以河南省南阳市与河北省邯郸市为例，南阳电视台旗下名为“云上南阳”的抖音账号日更视频数十个，但其中大部分视频为“搬运”自其他媒体账号的视频内容，原创视频内容较少，且原创内容多为不具有平台特色的、模式化的会议报道，账号整体互动量较低；
邯郸日报社融媒体中心旗下官方抖音账号“邯郸观察”中有所体现，“邯郸观察”日更新视频数量近30 个，但其中原创视频数量极少，近八成视频点赞量在30 以内，点赞量高的视频多为疫情相关的服务类资讯。类似情况在其他市级媒体中多有出现。内容是媒体融合成果的重要体现，若平台内容原创力低，无法体现出媒体特色、地方特色、平台特色，融媒体中心建设将极易陷入“复制粘贴式生产新闻”的误区，造成平台之间重复性建设，不仅造成资源与财政投入的浪费，还将危及地市级媒体的生存发展。

三是人才流失制约发展。加强人才管理是内容质量提升的关键环节。然而，由于发展前景不清晰致使职业认同感较低、待遇不具吸引力、压力与收入不匹配等原因，当今市级媒体面临着人才“出多进少”的困局。各地市级媒体工作人员大多具备丰富传统媒体运作经验，对新媒体专业技术掌握情况较差，且受人才培养形式限制，工作人员技能转型缓慢。一方面，原有人才队伍知识结构老化、平均年龄较高；
另一方面，新兴媒体人才管理机制灵活、薪酬待遇高，在就业市场上更易博取优秀人才的青睐，使市级媒体“招不到人才、留不住人才”，新型人才的流失更使市级媒体建设缺乏发展动力。同时，技术发展也受到了人才匮乏掣肘。与以纸媒、广播电视为主要传播途径的传统媒体不同，媒体融合需要的技术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VR/AR 等，若无内部技术人才的支持，市级媒体发展所需的各项技术只能从社会化技术公司中获取，工作效率低、统一规划意识薄弱、系统化程度不足，为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增添阻碍。

四是群众关注度低。用户参与度较低。地市级融媒体面临用户争夺，移动互联网赋予普通民众传播的话语权与选择权，自媒体与平台媒体层出不穷，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头部平台中影响力、传播力超过机构媒体，且平台内容以更为灵活的PGC 为主，其时效性和新闻数量较传统媒体而言都具有明显优势，进而挤占了传统媒体生存发展空间。群众关注度能够直接反映媒体内容生产的质量，但如今中央级、省级媒体头部效应显著，县级媒体蓬勃发展、大有“后来居上”态势，地市级媒体的关注度较低，各平台内容阅读量、互动量不理想。阅读量、互动量、关注量等数据也让部分市级媒体陷入了“唯数据论”的形式主义误区。以河北省石家庄广播电视台客户端“无线石家庄”为例，该客户端在iOS 端应用市场APPStore 中上线已有8 年，但评分仅有1.5 分（满分5 分），评论数量仅有不到400 个。近两年，在对该客户端的评价中出现了“强制下载，实用性不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字眼，反映出客户端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各级学校中存在强制下载的问题，与平台建设初心相悖，这种做法极易降低媒体在群众中的好感度与权威性。

五是经济效益低下。媒体建设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投入与广告收入两方面。在财政支持方面，财政投入主要集中于省级、县级媒体，对于“夹心层”中的地市级媒体的财政补贴则略显薄弱。地市一级不仅在媒体融合工作中得不到省、县两级的支持，还面临着来自二者“上挤下压”的竞争压力。在广告盈利方面，传统媒体原有的赢利模式多是以广告经营为核心的二次售卖模式，由于新媒体的冲击，报纸及广电的原有广告经营收入普遍下滑，大部分媒体已经无力靠广告经营来支撑其正常运转。而在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平台中，由于关注度低、曝光率低，以经济效益为重的投资方更倾向于将广告投放到关注度更高的新媒体平台中，合作品牌层级与市级媒体自身层级难以匹配，降低了市级媒体的经济效益，而资金的匮乏也进一步制约其留住人才、发展技术、进行高质量内容产出。

（一）构建原则

由于不同媒体间的行业特征、发展愿景、资源支持、岗位设置及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评估机制的设定要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范畴，针对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设计，避免“一刀切”模式。但不能否认的是，媒体发展中存在相通之处，拟定标准应当基于共性进行，进而为地市级融媒体建设提供可视化的衡量标尺。

作为一种社会舆论机构，新闻媒体承担着传播信息、引领导向的双重使命，有对民众、社会、政府、国家等多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基于此，对于地市级融媒体发展状况的评估，不能单从媒体的盈利水平出发进行考虑，其发展目标也不仅限于维持内部收支平衡。

从根本上来讲，该模型是一种针对地市级融媒体的绩效考评体系，因此其各维度拟定须遵循目标设定的SMART 原则，即目标的具体性（Specific）、可衡量性（Measurable）、可达到性（Attainable）、与其他目标的相关性（Relevant）、时限性（Timebased），同时结合媒体的具体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考量。

（二）维度介绍

基于媒体的多重属性，评估地市级融媒体发展情况的维度应有政策执行力度、人力资源水平、内容生产质量、政务辅助能力、传播能力、财务水平、地域水平七个方面，各维度内容、指标及评估方式如下表所示。其中，由于部分指标难以直接用数字进行量化，故需各地区监督部门在评估周期结束时进行异地走访考察、匿名评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评估方式政策制定 政策开放度 国家政策文件、地方政策文件 走访评分政策执行力度财政补贴 政策对地市级融媒体的资金支持 量化评分政策执行 主要领导力度 党政一把手是否亲自挂帅 走访评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评估方式宣传部门执行力度宣传部门对地市级融媒体建设的督促力度、转型特色走访评分政策执行力度财政补贴 对财政补贴的利用水平 量化评分技术投资 技术投资数额 对技术研发的投资 量化评分技术应用水平 现有技术能否应用至日常工作 走访评分部门设置情况 部门精简程度 媒体的工作效率 走访评分权责明晰程度 是否能做到追责到个人 走访评分员工权益保障程度员工合理权益能否得到保障 走访评分员工工作水平 工作积极性 员工自身工作热情量化评分-工作总结信息化技术应用能力人力资源水平能否在工作中应用技术 走访评分专业能力 员工专业素养量化评分-内容质量团队协作能力 媒体内部的团队管理情况 走访评分人才吸引能力 新进员工水平 新进员工的工作经验、学历水平量化评分-工龄、学历离职员工情况（负指标）离职员工的工作经验、学历水平量化评分-工龄、学历受众满意度 受众随机评分 受众对内容的点评 量化评分完整阅读/ 观看率完整浏览内容的受众所占比率 量化评分分享率 受众进行内容分享的比率 量化评分模块设置情况 完整度 模块设置的完整性、合理性 走访评分内容生产质量多元化程度 模块是否全面多元 走访评分本土化程度 模块设置是否具有本地特色 走访评分内容同质化程度 原创内容比例 原创内容在媒体内容生产中所占比重 量化评分搬运内容比例 转发其他平台原创内容所占比例 量化评分平台特色体现 内容能否体现平台特色 走访评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评估方式政务功能接入情况 运营维护水平 政务功能的日常运维走访评分群众满意度 群众对政务功能是否满意 量化评分服务功能接入情况政务服务能力功能合理化程度服务功能设置是否符合平台情况 走访评分群众满意度 群众对服务功能是否满意 量化评分传播范围 点击量 内容浏览量 量化评分传播精准度 内容能否精准传播至相关受众 量化评分舆论引导传播能力 能力 内容认可度 受众是否认可平台发布的内容 量化评分主流社交平台情绪指数受众在其他社交平台中发表的相关看法量化评分新媒体使用能力各新媒体平台使用程度新媒体矩阵建设情况量化评分盈利能力 净资产收益率 媒体的盈利能力、经营水平 量化评分成长能力 广告赞助增长率财务水平能否实现持续发展 量化评分偿债能力 现金流量比率 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量化评分资产负债率 量化评分经济发展水平所在地级市人均GDP所在地级市的经济状况 量化评分地域水平地域辐射能力 地域影响力媒体在省际、地市级之间产生影响的程度量化评分海外影响能力 海外传播 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态势 量化评分

1.政策执行力度

政策及其执行力度是地市级融媒体建设发展的关键维度。中央文件与地方文件的出台，以及地方党政部门的配合程度，是现阶段地市级融媒体发展重要抓手，也是缩小与省级、县级融媒体建设差距的重要指南。作为地市级党政一把手，是推动重要地市融媒体重要政策落实落地的第一负责人，也就是说地市级融媒体建设是一把手工程，否则部门协同难以有效实施，乃至出现部门之间的各种掣肘。宣传部门是实现融媒体中心成为传播主体与市场主体的执行部门，推动政策落地、部门协同与事业定性，是推动融媒体中心实现向新兴主流媒体转型的主管部门。

政府投资是地市级融媒体建设的重要维度。在媒体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政府投资水平能够反映媒体发展潜力。在评估模型中，这一维度被分为财政补贴情况与技术投资情况两部分。作为企业面临的最重要财务决策之一，企业投资影响着公司的经营风险、盈利水平，以及对其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的评价，涉及资金筹集与资金配置效率两部分的内容。与普通企业不同，由于媒体的事业化属性，财政补贴是企业资金筹集来源之一。由于各地区发展基础、经济条件等方面存在客观差异，在进行评估时不宜直接以补贴金额为标准进行计分，而是应当以补贴钱款的利用水平进行划分，以此要求媒体提升投资效率，把钱用在“刀刃”上。新技术的大量出现改变了媒体行业的生态环境，媒体的转型和发展也离不开技术的使用，因此，技术的引进与应用也是评判媒体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但对于媒体发展而言，仅仅引入技术是不够的，还要将技术应用落到实处，因此评估体系还应包括融媒体的技术应用水平。

2.人力资源水平

媒体部门的人力资源水平可通过部门设置情况、员工工作能力、人才吸引能力（即新进员工人数及离职员工人数）来衡量。

如今，广电总局尚未出台针对地市级融媒体的业务范围和部门设置的相关文件，但由于县级融媒体与地市级融媒体的业务存在共通性，参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2019 年发布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可知县级融媒体的业务可分为媒体、党建、政务、公共、增值五项服务类别，地市级融媒体可参考此《规范》进行部门业务划分与职责分配。为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媒体内部应在保证员工基本权益的基础上尽可能精简冗余部门，根除组织中的“闲职”；
此外，各部门应做到权责分明、责任到人，强化部门内员工的责任意识，提高工作效率。

员工工作水平可划分为工作态度与工作能力两部分，其中工作态度可通过工作总结、到岗考勤等记录形式进行量化评分。在互联网时代的融媒体中，评判员工工作能力的标准不应仅限于专业能力，还应拓展至信息化技术应用能力；
此外，出于部门精简、效率提升的要求，部门间与部门内部的分工协作尤为重要，因此员工的团队协作能力也应是评估融媒体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人才吸引能力可分为两部分，即吸引新人才的能力和留住旧人才的能力，故该维度被分为新进员工情况、离职员工情况两方面内容。高质量人才是生产高质量内容的基础，学历水平、工作经验是衡量人才质量的重要指标，故新进员工、离职员工的概况可通过学历和工龄两个指标进行衡量。

3.内容生产质量

一级指标“内容生产质量”被划分为受众满意度、模块设置情况和内容同质化程度三个部分。

观看、阅读媒体所发布内容的受众对内容质量情况拥有最直接的话语权，因此在融媒体建设的过程中，也应当为受众的反馈与互动给予充分空间。受众满意度又被分为受众随机评分、完整阅读/观看率、分享量三部分。内容评分机制应在客户端、技术条件允许的第三方平台中进行设置，以此征求观众或读者的意见和建议；
为防止出现恶意刷分现象，评分应采取随机形式，界面按适当比例随机出现在受众浏览内容的过程中，以免影响内容浏览体验。完整阅读/观看率这一指标参考自视频平台的“播放完成率”，即在完成点击行为的受众中，完整阅读或观看特定页面所有内容的人数所占比例，该指标也可侧面反映受众对内容的评价，同时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标题党”现象下标题华丽煽情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端；
分享率指在完成点击行为的受众中，将内容分享至其他受众或其他平台的比例，受众的分享行为可反映对内容的认可程度，且能够促进内容的二次传播。

模块设置情况可体现媒体所发布内容的丰富程度，以及内容管理的条理性。高质量的模块设置可改善浏览体验，提升信息获取效率。模型将“模块设置情况”分为三个指标，即完整度、多元化程度和本土化程度，由于这三个指标均难以直接计算，在评估时应当通过上级管理部门的走访进行评分。其中，完整度和多元化程度分别指模块设置的合理完整程度及丰富程度；
本土化程度是指模块设置的本土化水平，由于地市级媒体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质，模块设置也应当充分体现本土特色，贴近本土群众，提供更好的区域服务。

4.政务服务能力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政务服务能力是媒体的政治属性与社会效益的体现，具体可分为“新闻+政务”及“新闻+服务”两部分，在模型中，将这两部分相应地设定为“政务功能接入情况”和“服务功能接入情况”两部分。“政务功能接入情况”与“服务功能接入情况”目标用户均为属地群众，具备服务属性，二者间具有相通之处，因此两部分中均需设置“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

“政务功能接入情况”需与当地政府合作，功能设置情况与政府权限赋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技术支持、日常运营仍属于媒体的权责范畴内，因此内容运营情况能够反映媒体在政务服务能力方面的建设与发展。

服务功能的接入需与相关企业进行合作，在媒体自身定位与服务内容相匹配的基础上，提供教育、医疗、文创等领域的具有充分公信力的民生服务，因此这一部分的合理性尤为重要。由于政务功能运营情况与服务功能合理性均难以直接量化，因此这部分的评分也需通过走访进行评分。

5.传播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传播信息是媒体的本职工作，作为新闻舆论“四力”之首的传播力是衡量新闻媒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本模型将这一维度划分为传播范围与舆论引导能力两部分。

衡量传播范围最直观的指标即为内容的点击量，但仅有点击量不足以证明其传播范围与影响力。由于自媒体的兴盛，网络用户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量十分庞大，其中存在大量冗余信息，因此，信息的精准投放能够切实有效地提升用户的信息获取效率。地市级融媒体属于区域性媒体，其发布信息内容也多与本地域内资讯有关，因此地市级媒体应当充分利用算法分发、LBS 等技术，将信息定向发布至特定地域的群众。媒体的技术人员可从后台监控受众的地区分布，并以此作为传播精准度的考量标准之一。

在我国，各级媒体都肩负着舆论引导的重要使命，舆论引导能力也能够反映出新闻媒体的传播水平。媒体应当对多平台中受众的反馈、评论进行监测统计，以此判断受众是否能够认可媒体发布的内容；
此外，微博、贴吧等开放式主流社交平台中的声音也不容忽视，媒体需与舆情监测机构进行合作，对引起热烈讨论的特定内容的情绪指数进行监测，实时掌握公众舆情，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切实提升自身舆论引导能力。

6.财务水平

新闻媒体“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决定其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虽财政对其进行补贴，但媒体仍需通过吸引广告赞助等方式实现财务方面的收支平衡，破除“可用资金不足-人才留不住-内容质量低-广告赞助少-可用资金不足”的恶性循环。新闻媒体可参考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披露制度，对自身财务水平进行特定范围的披露，以便为发展状况的评估提供参考依据。财务分析评价体系可分为三部分，即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偿债比率。

盈利能力是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可通过净资产收益率进行判断。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年初净资产+年末净资产）/2］，可反映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投资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说明盈利能力越高。

成长能力反映企业扩展经营能力的重要指标，可通过广告赞助增长比率进行判断。广告赞助增长比率=（年末广告赞助金额-年初广告赞助金额）/年初广告赞助金额，广告赞助是新闻媒体盈利的重要部分，广告赞助商的数量变化与赞助金额的变化能够反映媒体被广告投资方所评估的发展潜力。

偿债能力是评估企业能否规避风险、良性生存发展的关键，可通过现金流量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两方面进行判断。现金流量比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期末流动负债，是指现金流量对负债的保障比率，比率越高偿债能力越好。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是衡量企业风险程度的重要标志，资产负债率越低偿债能力越好。

7.地域水平

一级指标“地域水平”可按维度涉及的地理位置远近不同分为三部分，即代表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代表区域间的“地域辐射能力”，以及代表国外的“海外影响能力”。

将经济发展水平纳入考虑范围，有助于更客观全面地评判地市级融媒体的发展状况。受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影响，媒体行业同样出现了地域间资源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因此，在进行地市级融媒体建设状况的评估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纳入指标内加以考量。

地域辐射能力这一指标是对地市级融媒体在城乡之间、不同地级市之间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考量。近年来，内容“出圈”越来越多地成为媒体的追求目标，地域辐射范围越广，地市级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就越大，其实力也越强大。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地市级媒体是我国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际传播工作开展直接影响到我国进行国际传播的能力与水平，因此海外影响能力是衡量地市级融媒体建设情况的重要指标。

（三）模型内容

将上述七个一级指标加权进行计算，可得出地市级融媒体发展指数，如下列公式所示：

地市级融媒体发展指数=α政策执行力度+α人力资源水平+α内容生产质量+α政务服务能力+α传播能力+α财务水平+α地域水平（α+α+…+α=1）

由于本报告仅停留在设想层面，目前尚未针对不同发展程度地级市中的融媒体建设情况进行相关实地考察，故尚不能确定各维度在指数中所占权重。

（一）部分指标受主观因素干扰过多

目前拟定的评估维度中出现了部分需要通过人工走访进行评分的指标，相较其他直接进行量化评估的指标而言，人工走访评分的形式显然客观性不足，受到评分者主观意愿干扰过多；
此外，主观意愿的干扰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存在媒体管理人员出于绩效考虑进行“暗箱操作”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成为现实，将严重影响到融媒体发展情况评估工作的公平公正。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应当充分遵循异地匿名评审制度，完善相关政策，力求评估工作的公开透明。

（二）易使发展陷入“唯数据论”误区

数据比较直观反映地市级发展状况的优劣概况，同时避免“唯数据论”误区。地市级融媒体的建设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网络接入情况等等，在进行评估时，除了上述数据之外，也应充分考虑到这些客观因素，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数据呈现。不宜单一通过发展指数评判融媒体发展情况统一排名，通过科学合理方式进行数据呈现。要充分考虑到老少边穷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有无法用数据呈现的实际情况。要避免主观推动形成的为数据而数据的传播“死结”，陷入盲目追求数据高低而忽视实际发展的模式化发展，乃至与模型拟定初心相悖。

（三）模型内容有待完善发展

目前，本模型的拟定依据仅仅停留在对现有新闻传播学、管理学、金融学等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与梳理，还缺少对媒体行业的实际考查，因此模型内容尚不完善，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与补充。同时，当前媒体发展环境日新月异，发展基础也各有不同，因此本模型的内容应当随着地市级融媒体的实际建设进程、发展水平不断进行更新迭代，以便更全面、系统地反映地市级融媒体的发展状况，助力媒体融合的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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