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树人”，更树新时代好干部标准
时间：2022-11-05 09:00: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 本刊全媒体记者 刘兰
今年4月，“老黄牛”型干部隋玉峰被提拔了。
54岁的隋玉峰在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工业园区工作多年，在工业园区工作期间，隋玉峰一心扑在招商上，15年间跑遍了全国各地，为园区独立引进项目9个，合计投资总额124.5亿元。得益于当地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政策，隋玉峰被提拔为赤峰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市工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促进中心主任。
让干得好的干部上是党的十八大后的用人导向。什么样的干部是好干部？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始终是不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大批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被发现使用起来。他们德才兼备、慎思笃行；
他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事业为上；
他们严于律己、勇挑重担。
建设高素质的新时代执政队伍，不仅要源源不断地吸纳好干部，也要健全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更要为敢闯敢拼者撑腰鼓劲，让好干部成为发展“干将”、改革“闯将”、攻坚“猛将”。
“十年来，用人标准有明显变化，集中体现在更加突出‘政治标准’，在各部门、各地方、各层级都优先选用政治过硬的好干部，强调干部的政治忠诚、政治定力和政治担当等要求。”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范逢春告诉记者。
对于选人用人的政治关，各地都放在首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谈到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时，把政治标准作为首要标准；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强调，要突出政治标准，提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2022年9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担当作为好干部”命名大会，评选表彰了100名“担当作为好干部”。
政治标准的评价也越来越实，一些地方在考察干部时，对考察对象的政治素质进行量化测评。比如浙江台州市黄岩区制定了《干部政治标准量化考评办法》，将全区3000多名干部全部纳入评价对象，分别设置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等五方面政治标准模块，进行量化加减分，评定等级。
重实干重实绩一直以来是我们党选人用人的导向，近年来，对干部工作成效的认定也发生了改变。“以前使用干部时，抓经济发展部门的干部更容易得到提拔，在GDP增长速度竞赛中优势地区的干部更加得到关注。现在选干部的标准更加立体化了，还要看其他方面的综合能力。”范逢春说，这个立体化既体现在业务能力，也体现在基层工作经验等方面。
“你们监督都干不好，我们就要执纪执法了。”8月底，西北某市纪委常委范大伟在某乡镇现场办公时，对参会的县纪委书记、镇党委书记、镇长、村支书说。今年1月，村民吴某与村上签订使用村集体土地的合同，但该地块被同村另一村民占用，拒不腾挪。吴某向镇上、县上反映均无果。该市纪委监委开展农村“三资”管理问题专项治理行动时，发现了这一问题线索。范大伟带领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人员到现场办公解决该问题，一周后，吴某拿到了土地。
42岁的范大伟是该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中最年轻的。2012年，他还在县上当老师时，被县纪委借到宣教室工作。因工作业绩突出，他不仅留在了县纪委，还被提拔为宣教室副主任。之后，市纪委在全市13个县区纪委中选拔人员进行“以干代训”，范大伟入选，其业务能力突出、积极主动、亲和力强的工作作风再次得到肯定，被正式调入市纪委监委。2018年底，范大伟被提拔为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2021年的换届中，他当选为市纪委常委。范大伟的成长，是党的十八大后当地干部成长足迹的一个缩影，业务能力突出的干部在竞争中往往能脱颖而出。
“注重在一线发现、培养、选拔、使用干部，在维护稳定最前沿、经济发展主战场、生态环保主阵地、固边强边第一线选拔使用干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对选用干部提出上述观点。全国各地在选拔干部时也很看重一线工作能力，比如江苏去年提拔的190名县（市、区）党政正职中，就有86人担任过乡镇（街道）正职，有13人具有援疆、援藏等工作经历。
对于实绩突出的干部，天津给出的标准有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需求侧”着眼，从干部培养选拔使用的“供给侧”发力；
山西的标准则是要有算账能力和实践能力，搞清楚本地区本部门的账有哪些、应该怎么算，搞清楚本地区本部门的风险隐患有哪些、应该怎么化解。
第三个明显的变化是论年龄但不唯年龄，利用好各年龄段的干部，不搞年龄层层递减。“之前长期存在‘到龄改非’的政策，使得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受到年龄限制，难以在实职领导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现在提倡用好各个年龄段的干部，使得年龄稍大的干部依然可以得到提拔使用，这是科学使用干部资源的做法。”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季乃礼告诉记者。
2022年9月，射洪市“常青林”行动项目推进协调组在射洪市水利局对全市水利重大项目进行调研座谈。
近年来，多地推行让二线干部重回一线的政策，一些工作经验丰富且年富力强的干部再次被重用。比如，四川射洪市去年底启动了“常青林”行动，通过双向选拔，让退出领导岗位的干部加入城市更新帮扶组、项目推进协调组、党风政风监督组等9个专项工作组，解决该市一些急难险重的问题。“他们的加入，不仅补充了现有工作力量，还推进工作终端见效，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射洪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最后，干部的来源也更加广泛。干部选拔从党政向企事业单位拓展，不少来自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的年轻干部充实到了党政机关。近年来，“院士省长”“军工系干部”“金融副省长”等任职安排越来越多，最新一届的省级党委换届中，也至少有14名新任常委跨行业任职。
9月10日，在宁夏银川举行的百万消费惠民补贴启动仪式上，马迎聪以共青团银川市委员会副书记的身份参加，这表明，去年被破格提拔的她如今已有新职。去年6月，银川市委组织部发布公告，马迎聪、卿峰、马鹏斐等3名“85后”干部获得破格提拔，由科级干部拟提拔为副处级干部。
对于破格提拔，《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规定：“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干部，可以突破任职资格规定或者越级提拔担任领导职务。”这体现出能者上、优者奖的用人导向，党的十八大后，大胆使用敢于负责、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成为亮点。例如，面对新冠肺炎突然来袭，武汉一大批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甘于奉献，在疫情防控前期，仅武汉就有40余名干部被火线提拔，这是在特殊时期提振干部士气的一种激励手段。
干部能上也要能下，对于干部能上能下问题，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先后两次出台相关政策。2015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这是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提出领导干部要“能上能下”；
2022年，中央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其中明确指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
与2015年的规定相比，此次新规将“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情形细化了，包括“政治能力不过硬”“担当和斗争精神不强”“政绩观存在偏差”“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品行不端，行为失范”等15种。在适用范围上，此次新规也将国有企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列入其中。
实现干部能上能下，关键是能下，难点是真下。梳理近年来干部调整职务的案例，记者发现主要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因违纪违法被下，属于“劣者汰”；
二是自身能力不足，人岗不适，属于“庸者下”。
今年7月25日，黑龙江鸡西市原副市级干部朱德义落马。早在2014年，因涉嫌严重违纪，朱德义的黑龙江省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被降级为鸡西市副市级干部。如今，已退休的朱德义仍逃不脱应有的惩处。
党的十八大以后，不少严重违纪的干部受到降级处分，甚至出现了“断崖式降级”。2014年，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从副省级连降七级到科级；
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连降四级，担任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此后几年，陆续有十余名中管干部因严重违纪被“断崖式降级”，包括江西省第十一届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天津市原副市长尹海林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等。
庸者可划分为难以担当者与不担当者两类。难以担当指愿意担当但能力一般，不担当则指能力尚可却不愿意担当。孙大奎属于前者。2020年，四川省启动了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两项改革，在合镇并村的过程中，孙大奎由某镇党委书记调整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50岁的孙大奎虽然在乡镇工作多年，但政绩平平，与另一合并过来的镇党委书记相比，他的能力水平赶不上。合并后该镇经济以工业为主，孙大奎并不擅长，组织经过权衡后做出上述调整。孙大奎刚开始时有情绪，但一年多下来，孙大奎心服口服，年轻的镇党委书记点子多、干出了实绩，“如果让我来，干得肯定不如他好。”孙大奎说。
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连降四级。
而对不担当的庸者，组织上也在动真格。今年7月，江苏滨海县面向全县县管干部和中层干部，开展寻找身边的“躺平者”活动。7月26日，滨海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王大为对首批7名“躺平者”进行集中诫勉谈话。在之后6个月的跟踪管理期内，若是这些“躺平者”没有改进，按照能上能下的新规，他们将属于“不适宜担任现职”之列。
对于“躺平者”，天津的态度更明确。天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德睿指出：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对那些不担当时代赋予的责任，不融入时代、因慢而落伍的干部坚决“不等了”，对那些工作不在状态、能力本领不强、担当精神不足、抓落实成效不明显的干部坚决作出“下”的处理。
“这次的新规对于需调整职务的干部，细化完善了调整程序、调整方式等，甚至增加了‘提前退休’的调整方式，更具可操作性。对于不适宜现职的干部，不仅是‘能下’，而且是‘真下’。”范逢春说。
今年6月，1988年出生的洪冠丰被提拔为海南省儋州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可在两年前，洪冠丰担任儋州市中和镇党委组织委员期间，他因在处理信访举报件工作中，不正确履行职责，侵犯信访人合法权益，被市纪委监委给予党内警告和政务记过处分。
受到处分后，洪冠丰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自我反省，直面问题，敢于担当。2021年，他调入儋州市民政局办公室工作后，积极参与当年的换届选举工作，并对白马井镇禾囊村选举不规范、一人违规代领多张选票的行为，现场监督指导，并及时查核和纠正。同时，他还牵头制定换届选举中涉及的各类选票、操作程序、工作流程等标准样式。因工作成绩突出，2021年度考核被评为“优秀”等次。
“洪冠丰受处分后能积极改正错误，用行动表态，拿实绩说话，努力实现从‘有错’到‘有为’的转变，赢得了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认可。他受处分影响期已满，组织对他作出重新提拔重用、晋升使用的决定。”儋州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干部干事创业出错的风险与日俱增，有的干部跌倒后知耻后勇从头再来，也有的干部心灰意冷一蹶不振。“在基层，一些‘过头问责’的情况时有发生，官员的行为逻辑已经实现从‘邀功’到‘避责’转变，这就需要采取措施来鼓励干部的主动精神。”季乃礼说。
在改革创新的过程中，跌跟头、犯错误在所难免，容错纠错机制为干事创业者提供了坚强后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就是要让干事创业者尝到“甜头”，为其免除后顾之忧。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4年来，各地纷纷出台容错纠错细则，为敢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其中都明确提出，经认定予以容错的干部，不影响评先评优、提拔任用、职级晋升等。
2020年初，一场“倒查20年”的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在内蒙古自治区拉开序幕，至今已有上千人被查。在修复当地政治生态过程中，一些干部畏首畏尾、不敢担当的现象严重，精神状态不振，干事创业积极性不高，工作能拖就拖、能推就推。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事业就会一事无成。”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孙绍骋说，为此，内蒙古于近期出台了容错纠错的8条意见，“现在有些地方问责泛化问题突出，一出事就问责干部，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容错纠错工作的8条意见，明确提出精准把握容错免责区间，应容必容、能容尽容。只要干部认真干事，即使没干好、有点失误也不苛责，让苦干实干者卸下包袱。我对干部讲，不怕你干不好，就怕你不去干。”
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是党中央的一贯要求。客观上说，随着反腐败进程的逐步加快，一些借不实举报以达个人目的的事件时有发生。干部受到失实检举控告后，积极为其澄清正名，能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2019年4月，江苏省无锡山水城规划建设局副局长鲁某因工作出色被列入拟提拔正科级人选，可一封举报信成了他是否能被提拔的关键。经查，信访举报反映的一个问题不属实，另一个是在招投标环节存在轻微的程序不规范问题，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无锡市滨湖区纪委监委对鲁某进行了谈话提醒，并及时向组织部门进行回复，未影响其提拔使用。
“虽然区纪委监委为我澄清了，但我还是有顾虑，担心局里的同志们会因为信访举报的事不再信服我，以后工作不好开展。”鲁某说，这种顾虑很快被来自区纪委监委的第二次“撑腰”打消了。滨湖区纪委监委研究出台了《滨湖区纪检监察失实信访举报澄清工作办法》，鲁某成了适用这一政策的第一人。该区纪委监委专门到山水城召开规划建设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就信访举报核查情况进行说明，鼓励鲁某尽快消除顾虑，重新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
在制度层面，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将澄清正名工作要求上升为制度，向诬告陷害者“亮剑”。仅2020年，中央先后印发《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关于做好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的意见》等，对开展澄清工作作出具体规定。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行动起来，比如安徽省纪委监委出台办法，对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诬告陷害行为作了更为严格的程序设计，将核查权限上提至县级纪委监委、认定权限上提至省辖市党委或纪检监察机关，防止随意认定诬告陷害，保护党员、群众监督积极性。
不管是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还是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做好澄清正名工作，都是为敢闯敢干者吃下“定心丸”，利于形成上级为下级担当、组织为个人担当、干部为事业担当的用人格局。（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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