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刻拍案惊奇》中朱熹的形象演变

周雅芳

内容摘要：朱熹的形象，从《宋史》等史书中伟大思想家与哲学家演变成晚明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朱子由受人尊敬的儒学圣贤走下神坛，成为百姓眼中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普通人，其中原因既有陆王心学的影响、前人对朱熹的负面记载，又有撰写手法的差异和作者及读者心理等。客观评价朱熹这一历史人物，我们必须辨别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的差别，最终得到一个相对完整公允的结论。

关键词：凌濛初 二刻拍案惊奇 朱熹 宋代理学 晚明小说 形象演变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宋朝著名道学家、诗人、学者，他在二程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其事迹主要记载于《宋史·朱熹传》中。他为官二十七载，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著书力学四十余年，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其中《四书章句集注》等为历代学者所宗，流传至今。朱熹在诗词创作上也颇有造诣，代表作有《春日》、《观书有感》、《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等。

除受文人尊崇外，朱熹还为广大老百姓所熟知，但在民间流传中，朱熹一直是一个欺世盗名、空讲义理的虚伪形象。此种形象是被刻意忽略优点，夸张、放大人物缺点甚至歪曲事实后所形成的，这主要见于《齐东野语》卷二十《台妓严蕊》和《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两篇作品中。这与正史中的朱熹形象有极大出入，可以说是人物评价的两种极端，至于孰真孰假，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塑造的同一人物形象由极端正面走向极端反面，其中原因有待深究。

一.正史中的朱熹形象

正史中所记载的朱熹，常常以儒学大家、哲学家、思想家以及学识渊博的士大夫等美好形象出现。据上世纪七十年代所发掘的朱熹对镜写真像和清代上官周所画之像，朱熹的外在形象敦实端正，儒雅稳重。

朱熹天资聪颖，智慧超凡。刚能说话时便能提出“天的上面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稍大些就能在玩耍时画出八卦图;读完《孝经》后，在书上题字：“不若是，非人也。”[1]他思维敏捷，另辟蹊径，令人惊异。朱熹的聪慧同样表现在他考取功名之时，二十出头的年龄便高中进士，少年得志。他为官时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替民解忧。在几次赈灾救荒案件中，他临危受命，沉着冷静。救灾的同时，他还能从长远考虑，根据实际情况改革政策。这些也能从侧面显示出朱熹是个为民服务的好官。

朱熹爱国爱民，为官有道。在赴任途中便颁布筹粮的命令，用最短的时间为百姓解决饥荒，然事成之后不贪功求赏，给纳粟人求赏不成，甘冒逆旨不尊的大罪来反抗，为民请命被同意后才肯接受职位。虽说此举显得迂腐了些，但是却平添了几分可爱。朱熹把丁钱、役法等规定里不利于百姓的条款都整理出来革除，为民减负。

他曾两次自劾，第一次是因见穷人无家业而纳税，富人反而不纳税，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于是他主张行“经界”，核实田亩，画图造册。此法实行“其利在于官府、细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奸民皆所不便”[2]，但不被统治者所同意，于是他在淳熙二年四月，辞修撰，以“经界”不行自劾。第二次是在宁宗庆元元年，由于言官上言说丞相赵汝愚与君主同姓，不利于国家安定，赵被罢官，太府寺丞吕祖俭、太学生杨宏中等“六君子”先后上书为赵辩解，或被贬官，或被逮捕编管。朱熹甚为愤慨写了《封事》，极力控诉了奸邪小人蒙蔽圣听的罪行，为赵辩护。然其门人算出凶卦，朱熹遂烧了奏稿，更名“遯翁”，并再次上书自劾。两次自劾都是朱熹发现朝廷和社会上的某个问题，希望得到解决却无法实现，无可奈何之举，虽无实绩，但其爱国爱民之心得以彰显。

朱熹在为官之时，不仅勤于政事，且重视教育。不时抽空到州郡的学校讲学;重修白鹿洞书院，使之成为我国后来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其“学规”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我们熟知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还非常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認为漳州当地的风俗不合礼，于是采用古代丧葬嫁娶的礼仪，公之于众，并让父老向众子弟讲解。

他治学严谨，讲求格物致知，并能以实践去证明;他为四书作注的版本作为后来学校的教材，成为官方读本;朱熹一生写了一百卷文章，是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

朱熹为官二十余载，家中一贫如洗，然“晏如也”，可见朱熹心中对钱财的轻视，不利用职务之便贪财谋利;有学生来访，便同他们一起吃豆饭藜汤，丝毫不觉窘迫;即便贫困到需要靠借钱维持生活，但仍能坚守原则，绝不取不义之财。

在《四朝闻见录》记载的“庆元党案”中，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列出其大罪有六，具体而言有十条，其中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冢妇不夫而自孕”等罪名，说得言之凿凿，然而大多言过其实。最后，朱熹因此被落职罢祠，自此还被冠上“假道学”的名号。面对这样的污蔑和攻击，朱熹没有为自己辩白，反而全盘接受，甚至两次上谢表。一方面，朱熹这般随遇而安、宽容大度的态度令人敬佩，另一方面，他的这种不辩驳也成为日后被人攻击的证据。

综上可知，正史中的朱熹是个极富智慧、为官有道、忧国忧民、不慕名利但有些固执、迂腐的大儒。然瑕不掩瑜，总体来看，是个几近完美的形象。

二.《二刻拍案惊奇》中朱熹的形象

晚明小说中涉及到朱熹的主要是话本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硬堪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小说开篇写了这样一首诗：

世间莫有成心，成心专会认错。任是大圣大贤，也要当着不着。[3]236

开门见山，说明了这篇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朱熹作为大圣大贤，也会因为自己的偏见做了不该做的事。

凌濛初在这篇小说里共讲述了两件朱熹断案之事，前一个是后一个的铺垫和引子。第一个故事篇幅很小，情节也较为简单，说的是朱熹在福建崇安县任职之时，有一刁蛮小民深知其脾性，便状告一大姓人家抢占了他家的坟地。两边争执不下，朱熹前去断案。他因心存成见，不顾细节而错判。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朱熹提举浙东常平仓之时，有一名为陈亮的秀才，因与台州太守唐仲友闹了不愉快，便在朱熹面前说唐轻视他，还说了唐与一名为严蕊的官妓交好之事。朱熹听罢，也不管真伪，连夜赶到台州，唐一时迎接不及，朱熹原本就带着成见，此时更为恼火，直接收了唐的印信，还以通奸之罪将严蕊一并收监，对她严刑拷打，逼她承认罪行。严蕊忠贞，誓死不肯污蔑唐仲友。最后此事传到孝宗耳里，将朱熹和唐仲友平调两处，接替朱熹之位的官员岳霖对严蕊甚是欣赏，为其洗清冤屈，判其从良。

具体而言，这篇小说所刻画的朱熹形象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心怀成见，断案不明

断案是最讲求公平公正的，然而朱熹在两次办案时都抱有成见，第二次尤甚，使无辜者受冤。

第一次在处理墓地归属案之时，朱熹“心里先有些疑心，必是小民先世葬着，大姓看得好，起心要他的了。”[3]237当他看到地里挖出刻有小民祖先名字的石碑，正好证实他内心所想，便不问细节，直接将墓地判给了小民。但他却不知那小民奸诈，故意挖了这个坑让他往里跳，自己则得逞霸占了大姓人家的祖上坟地。朱熹后知后觉，等他明白真相时，为时已晚，悔之不及。

第二次断案则是台州太守唐仲友与台妓严蕊一案。此故事一开头作者就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严蕊，夸赞了她的外貌——绝色美女，才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才华——令词人推服，为人——讲义气、真心待人，塑造了一个从外在到内在都极其完美的女子形象;描写台州太守唐仲友时，说他“少年高才，风流文采”。可见作者对其二人抱有欣赏赞美之义。唐常召严蕊进府中侑酒。有一名为陈亮的秀才，机缘巧合下与唐结识，两人兴趣相投。陈亮有意娶另一台妓赵娟为妻，却无意被唐拆散，气愤不已转投朱熹处去，并说唐对其有轻视之言，朱熹大怒，一气之下到台州兴师问罪，认定唐与严蕊一定有染，不辨是非以通奸之罪取了唐的印信，并以此抓了严蕊入狱，施以酷刑逼供。

这两案均因朱熹心怀成见而误判，导致无辜者损失财物，甚者差点丢掉性命。

2.固执己见，冲动鲁莽，一意孤行

在朱熹将坟地错判给小民后，众多百姓均议论纷纷，为大姓打抱不平的人甚多，面对百姓的质疑，朱熹置若罔闻，仍然认为是大姓的过错，甚至认为世间直道不行，弃官不做也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可见他固执己见，一意孤行。

当朱熹听陈亮说唐仲友对其有轻视之语后，气愤不已，不加思索，仅仅因为“文人相轻”的一些轻薄言语，朱熹便不计后果心怀成见赶到台州编织罪名治唐之罪，说是唐政务有枉，实则是他小肚鸡肠、睚眦必报。

3.滥用私权，虚伪狠毒

朱熹仗着自己的官职比唐仲友高，编织唐仲友罪名，可见他滥用私权;对严蕊加以酷刑，甚至亲手毒打了她一顿，逼她招供，可见他心狠手辣。

《硬》中塑造人物形象时善用对比，其中最显著的一组就是朱熹与严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男尊女卑，性别有时能决定社会地位。朱熹当时位居浙东监司，是朝廷命官，而严蕊则是江南名妓，社会地位极低。外在形象上：严蕊是貌若天仙、风华正茂，朱熹则年过半百，风华不再;为人处事方面，严蕊待人真诚，坚忍不拔。反观朱熹，仅因他人一句轻视言语，便滥用职权，对一弱女子痛下狠手，未免太失文人风度。作为一名大儒，他受天下人敬仰，宣扬儒家思想，却不以“仁”“义”行事，做出这等狠毒之事，可谓虚伪恶毒。

除此之外，还有朱熹形象的自我对比，是正史中的朱熹与小说中的朱熹截然不同的两种形象间的对比，是一个完美的朱熹与恶毒的朱熹的对比，这体现了史料典籍与文学作品在塑造人物时的差异，这同样也是突出朱熹形象演变反差效果的重要技巧。

三.朱熹形象反转演变的原因

朱熹的形象从极端正面演变到极端反面，形成两极对峙的局面，其美好形象彻底崩塌。

从《宋史》《元史》乃至《明史》，提及朱熹时无不是赞美尊崇之意，正史中的朱熹是名副其实的圣贤：他不慕名利、安于贫困、爱国爱民、学识渊博，受到历朝历代文人尊崇，到宋理宗时期，朱熹更是从祀孔庙。此间的朱熹有如神邸般完美。

但到了晚明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这样完美的形象却遭到了颠覆：作者首先讽刺了他身为大儒，宣扬道学，却只会口头功夫，用所谓道学来约束他人，而自己却言行不一，是个虚伪的小人;其次，揭露他狠毒的一面，为达目的，不惜对弱女子用酷刑拷打，滥用私权;最后，抨击他为官不善，断案时主观色彩浓厚，常存“成心”，常犯错误，不能为真正的无辜者讨回公道，不是个好官。将正史中给朱熹树立起来的正面形象一一推翻，对朱熹的完美形象进行了一个彻底颠覆。

另外，《宋史·朱熹传》围绕朱熹生平展开，单独形成一篇人物传记，作为绝对主角，此时朱熹的文学地位处于巅峰。而到了晚明小说中，以《硬》为例，他成了凸显严蕊真善美形象的配角，作者用他的丑恶、虚伪来衬托严蕊的高尚、坚贞和真心，此时的朱熹已然失去了文学界的中心地位，沦为一片衬红花的丑陋败叶，文学地位大大降低。

《二刻拍案惊奇》作为一部拟话本小说集，不同于史料。在《硬》中出现的朱熹是文学形象，而不是历史人物，其中的故事虽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其本质是小说，有一定的虚构性。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可以与事实相悖，完全按照作者的想法去演绎。因此，人物形象从正史到小说中的演变易受很多因素影响，其中包括陆王心学的影响、前人对朱熹的负面记载、撰写手法的差异和作者及读者心理等。

1.陆王心学的影响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宁受刑侠女著芳名》中所记载的有关朱熹和严蕊之事究竟是真是假，在《宋史》中有相关记载，唐仲友在台州贪赃枉法，朱熹上奏告发，宰相王淮徇私包庇，皇帝下诏命朱熹详查，王淮迫不得已罢免了唐仲友。

近代束景南教授也曾对该事件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结论：其一，唐仲友是个贪官污吏，行为放荡，朱熹对其的弹劾是有理据的，并不是诬陷;其二，严蕊并不像其文中描述的那般清纯无害，她仗着唐仲友的宠爱，恃宠而骄，收受他人贿赂，不仅是唐的玩物，更成为唐贪赃枉法的好帮手，再参照文中曾出现过她在谢元卿家中留宿半年一事便可看出她确实行为不端。所谓的朱熹迫害严蕊之事，不过是朱熹在弹劾唐仲友时牵连到她而已，況且她的确犯了法，入狱审问是正常的程序，也不存在朱熹亲自毒打她，逼她招供一事。那凌濛初为何要在作品中将正人君子朱熹塑造成一个伪君子呢？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二程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理学。一方面他继承了前人“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另一方面在二程对“人欲”持批判态度的基础上肯定了人的合理私欲，比如“饥则食，渴则饮”，他认为人们解决饥渴问题是可理解的，但要求“美味可口”就是不合理的，超出了“天理”的范围，属于“人欲”，要被遏制。他企图通过“天理”来制约“人欲”，从而实现人性的完善，达到社会的和谐。他把伦理纲常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手段，希望借此束缚被统治阶级的思想，从而达到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程朱理学只能在一段时间内促进封建社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其虚伪的道德说教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人们对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美好追求。明中后期，程朱理学日渐僵化，其对士人人格的负面影响也随之放大。士人过分执着于伦理理想，使得他们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性情固执偏激，缺乏在官场上的应变能力;朱熹主张论学主敬，将“敬”作为进学的态度和手段，强调畏谨和收敛，使得士人们“形若槁木，情趣皆无”，牺牲掉自己的人生享乐，极力压制住自己的内心欲望，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日渐提高，西学东渐的风潮使得世界文明流入中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意识到统治者强加于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对那些扼杀人欲的封建说教极度厌恶和排斥。一些思想更为先进的思想先驱将矛头对准了封建伦理纲常，企图解放民众的思想。王阳明从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高举陆九渊开创的“心学”旗帜，在其“心即是理”的主张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生来就具有的“良知”，不管是在静处体悟还是在实践中磨练，只要内心良知明白即可，不需要外界的标准去评判对错;士人除了出仕为官，还可以归隐田园，游玩山水陶冶情操。他的这一主张帮助士人解除了焦虑，使他们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住内心的平静，并且承担起儒者的社会责任而不至于陷入颓废和堕落的泥沼。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在王阳明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百姓日用之道”，肯定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合理欲求。何心隐继承并发展了王艮的学说，提出“育欲”“寡欲”，认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统治阶级应“与百姓同欲”，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应当得到满足。王艮之子王襞的弟子李贽提出了“童心说”，其中包括人人平等、人性自私和个性解放等观点，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李贽的童心说强调“真心”，否定一切虚假事物，反对虚伪的假道学。他还批判了禁欲主义，提出男女平等的观念，否定“重农抑商”的观点，肯定商人的价值，为处于社会底层地位的他们大鸣不平。

深受陆王心学影响的明中后期文人，如《三言二拍》的编撰者冯梦龙、凌濛初，尤其是冯梦龙，其作品中的核心思想便是重情。他编写《情史》，立志做“多情欢喜如来”等都能体现这一点。他认为天地间“情”最大，是万物的根本。他对情强调一个“真”字，在现实生活中他与妓女侯慧卿相爱，甚至肯定同性相恋。在文学中，他热爱并搜集体现“真情”的民间情歌，并以此来讥讽假道学。他认为宋代儒者尤其是以朱熹为代表的这一群人，攻击情，用理规范和克制情，却不知情是维护理的基本前提。他还称赞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私奔，认为他们是出自真情，堪称夫妻的楷模......此类进步思想在凌濛初的作品中也有充分体现，李贽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对他的影响尤深。他在“二拍”的众多作品中宣扬男女平等观，揭露道学家的虚伪面目，赞美商人的勤奋务实等与封建传统观念相悖的思想。在《硬》中凌濛初描写才女严蕊与风流才子唐仲友的爱情故事，对朱熹形象进行极力丑化，还借小说人物陈亮之口批判道学家：“而今的世界只管讲那道学，说真心诚意的，多是一班害了风弊病，不知痛痒之人。”[3]311由此可见，陆王心学的反封建思想对凌濛初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不可否认的影响作用。

2.前人对朱熹的负面记载

有关朱熹与严蕊的故事早在南宋洪迈的志怪小说集《夷坚志》中就有少量记载，大致内容仅有严蕊作词伸冤;稍后周密所著的《齐东野语》更详细些，卷十七中《朱唐交奏本末》一篇仅仅交代了朱熹与唐二人因文学思想主张不一，唐又对朱熹有轻薄之语，因而二人交相上奏弹劾对方，其中并未谈及朱熹与严蕊的直接关联。卷二十中《台妓严蕊》一篇则详细描绘了严蕊其人，同时也记载了朱熹因想治唐仲友之罪，而指控严蕊与唐有染，从而使得严蕊深陷大牢，惨遭酷刑，出狱后作《卜算子》伸冤一事。这两部作品均创作于“庆元党案”爆发时期，是朱熹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演变的开端。《硬堪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是凌濛初在前期作品的积淀上，将这些故事加以融合、扩充，使《硬》成为一篇包含了朱熹、严蕊、唐仲友三人矛盾的完整小说，他充分利用朱熹的性格特征，放大和扭曲他的性格缺陷，朱熹形象彻底演变成了伪君子、真小人。

3.撰写手法的差异

唐末的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以及五代十国的长期混战，造成了社会动乱不安，致使伦常破坏，道德沦丧。而到宋朝时国家统一，社会较为安定，经济开始恢复发展，君主吸取唐朝教训，重文轻武，思想上三教合一潮流盛起，众多道学家重整道德规范，尤其是朱熹，加之其哲学思想受到宋理宗的认可，自元以后，甚至成為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史官在记载朱熹生平事迹之时，会不自觉地受到官方立场的制约而挑表现其正面形象的史实，或者对部分事实加以些微的改造和美化，也就成了如今我们在正史中所看的朱熹传记。

到了晚明时期，城市经济蓬勃发展，江南诸多市镇勃兴，市井文化已经繁荣起来，进步思想汹涌，一批作者开始借助文学作品表达对目前社会的不满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追求世俗情趣的市民文学快速繁荣起来。《二刻拍案惊奇》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的一部拟话本小说集。米兰·昆德拉说：“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存在不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存在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能够成为的一切，他有能力做出的一切的领域。”[4]正因如此，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有了根本的不同。小说叙事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就是虚构性。虚构不等于虚假，而是对经验世界的改造和变形。作为小说叙事三要素之一的人物，作者在对其形象进行塑造时，为达到鲜明性和典型性，必然体现出虚构的特征。因此，在《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这篇拟话本小说中，凌濛初为了塑造朱熹鲜明的假道学形象，在情节安排上忽略其优点，夸张、放大缺点甚至歪曲事实来达到该目的，也就成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伪君子朱熹。

4.作者及读者心理

如我们所知，文学作品的创作一方面受作者个人思想情感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文学接受对象的读者也影响着文人的创作方向。

明晚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市民阶级活跃，市井小民成为主要读者和观众。此时占据文化宗主地位的陆王心学也深深影响到下层民众的思想，他们受程朱理学束缚已久，无比渴望得到自由和解放。如《三言二拍》中记载的痴男怨女打破世俗禁锢勇敢追求自己幸福的故事令他们心驰神往，同时其中塑造的假道学、伪君子朱熹也将历史上完美的圣贤朱熹形象彻底颠覆，满足了不仅是作者同样也包括读者的心理阴暗面，即不相信完美，渴望打破完美的心理诉求。在这种补偿心理的驱使下，作为作者的凌濛初在《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中对朱熹形象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丑化，作为观众的市民们对此也喜闻乐见，他们通过文本、戏曲、说书等方式将其流传出去，并代代相传。朱熹在此类民间文学中的形象便演变成了一个伪君子。

除了以上原因外，欣赏者的审美趣尚也影响着作者对人物的创作。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时期，上层统治阶级与下层人民的审美取向有着天壤之别。《宋史》是史官根据历史事实所记载的史料文献，它的欣赏者主要是统治阶级和士大夫知识分子。而拟话本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由于在社会上流传，他的欣赏者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欣赏者的变化，就要求作者在创作时考虑到欣赏者的审美趣尚。《硬》中塑造的朱熹要迎合晚明时期人民群众对道学家形象的想象和期待，因此，它和《宋史·朱熹传》完全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欣赏心理迥然不同，作品的人民性不断加强，反映出人民大众对于禁锢其思想的道学家充满排斥和厌恶的心理，表达了他们渴望得到自由和解放的美好愿望。

另外，这种由正面到负面的形象演变与朱熹个人的性格特点有着必然的联系。

其一，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严重束缚和压抑人民，使得广大民众对其心生不满。

其二，朱熹平日专注于研究学问，性子耿直直爽，不懂人情世故，为人固执，办事迂腐，因此得罪了不少朝廷权贵，很多人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他常常劝诫君主“克己自新，遵守纲常”，招致皇帝的不满。在“庆元党案”中，沈继祖弹劾朱熹，朱熹对此非但没有辩白，反而全盘接受，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他这一承认，一夜之间就由圣贤沦为了“假道学”，这个名号就真正坐实了。

到了近代，朱熹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理学主张受到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极力批判，他们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与道学思想作为官方哲学这一点脱不开干系，朱熹的思想抑制了百姓的正当欲望，束缚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与追求，加之他在“庆元党案”中承认那些罪名，因此他的形象同样以“伪君子”“假道学”面世;直到改革开放后，众多史学家、学者通过更多史实研究，提出了一些关于他“理欲说”的正面影响。如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巩固了国家统一等等;还提出其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限制民众自然欲望，而是消除“违背封建道德准则和自己等级地位的非分欲求”[5]等等。如此一来，一个更加真实的朱熹慢慢展现在我们面前。

本文主要从《宋史·朱熹传》和晚明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两篇作品对朱熹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剖析，阐述朱熹形象由正史中的完美圣贤到睚眦必报的伪君子的嬗变，指出正是陆王心学的影响、前人对朱熹的负面记载、撰写手法的差异、作者及读者的心理转变等原因导致了这种形象演变。

值得注意的是，《宋史》作为史籍材料，为历史人物撰写传记时受官方立场制约，更多偏向于表现人物的历史贡献和美好德行。与之不同的小说叙事则更多倾向于虚构性，为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作者发挥想象和运用夸张，自由地描绘和表达。凌濛初在《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便充分利用了这一特征，鲜明地刻画了朱熹假道学形象。因此，在对歷史人物进行评价时，要辨明正史与文学作品两者的区别，保持客观的态度，从而得到一个相对完整公允的结论。这对我们今后充分、全面认识历史人物以及创作和研究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751.

[2][宋]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780.

[3][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4][捷克]米兰·昆德拉.关于小说艺术的对话[M]艾晓明.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41.

[5]胡坤.一个真实的朱熹是什么样子——朱熹研究之新进展及不同见解[N].北京日报，2010-07-26.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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