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从德莱顿“翻译三分法”谈诗译者素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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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莱顿“翻译三分法”谈诗译者的素质4篇

从德莱顿“翻译三分法”谈诗译者的素质篇1

从德莱顿的“诗歌翻译三分法”看英译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摘要] 本文通过剖析英语著名诗人及翻译家约翰 德莱顿的著名翻译理论“诗歌翻译三分法”赏析比较了马致远的《天净沙 秋思》三个英译版本。

[关键词] 诗歌翻译三分法 德莱顿 《天净沙 秋思》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是英语古典主义流派的创始人，复辟王朝的桂冠诗人，17世纪著名翻译家。他对翻译的贡献超出前人和同时代其他人，既有大量译作，又有系统理论。德莱顿对翻译理论进行过认真地研究，写了不少论文和序言，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明确系统地提出了翻译原则。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非凡的翻译家，对于诗歌的翻译，德莱顿提出了自己非常精辟的看法。他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的诗译者，首先必须是一名优秀的诗人，特别是在风格上，译者与原作者必须类同。

他将诗歌翻译分为三类：“逐字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拟作”(imitation)。

所谓“逐字译”是指在翻译中，强调与原文字字相对，句句相对，译作局限于原文的韵律。这样，译者便成为原作的奴隶。此等翻译，势必引起诸多问题无法解决。“戴着镣铐在绳索上跳舞”正是此种翻译的真实写照。

显然，这种翻译是翻译实践中所走的一种极端， 德莱顿不赞同。翻译中的另一个极端是“拟作”。德莱顿提出，“拟作是指后世诗人像以前的诗人一样写诗，写同一主题的诗歌，既不搬原作者的诗句，也不局限于他的意思，而只把他当做一个模式，好比原诗人生活在我们的年代我们的国家，使用他可能会使用的写作方式”。显然，拟作是译者表现自我的最好方式，然而他对 ”九泉之下的原作者却是莫大的不公”。

另外，拟作脱离原作的面貌，超越了翻译的范畴，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创作而不是翻译。

德莱顿认为“拟作”和“逐字译”都是两个极端，应加以避免。他主张折中，即采取介于过分随便与过分呆板之间的翻译。在“意译”中，译者重意不重词。在词语表达上，译者有某种自由，因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征，在一种语言中美好的东西，在另外一种语言中不一定美好，可能是粗糙的，丑陋的，甚至毫无意义。所以，译者为译作选择恰当的措辞变得异常重要。选词不当，“会使原来的一件漂亮衣裳变得失去光泽”。然而在意译时，译者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改变原文的外观，却不可以改变或毁坏原文的实质。

我们初步了解了德莱顿的诗歌翻译三分法原则。应该指出，此三分法是对西方传统翻译的两分法，即直译与意译的一个重要发展。下面我们将以此三分法来赏析马致远的《天净沙 秋思》的三个不同英译版本。

《天净沙 秋思》原文：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译文1

withered vines, olden trees, evening crows;

Tiny bridge, flowing brook, hamlet home;

Ancient road, wind from west, bony horse;

The sun is setting,

Broken man, far from home, roams and roams.

译文2

crows hovering over rugged old tres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the day is about dine

Yonder is a tiny bridge over a sparking stream,

And on the far bank, a pretty little village,

But the traveler has to go on down his ancient road,

The west wind moaning, his bony horse groaning;

Trudging towards the sinking sun,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home.

译文3

At dusk, o’er old tress wreathed with withered vine fly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lot, a clear stream flows,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Westward declines the sun,

Far, far from home is the heart broken.

如果我们用德莱顿的诗歌翻译三分法来看这三个英译版，不难看出，译文1所采用的翻译方法是“逐字译”，译文2用的是“意译”，二而译文3，笔者认为是一种神形兼备的译作，有浓浓的诗味，但不失原文的意境，我们不妨称之为“拟作”，三个译本各有所长，但笔者以为译文3为最佳。

原作是一首表达游子深深乡愁的思乡曲。该词最大的特点，也是给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是其结构。前三句每句仅仅罗列三组九种事物，用意象派的观点来看，是九种不同的意象。但这九种事物的罗列并不意味着这些事物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次轻重之分。原作第一句中的“乌鸦”到了黄昏时分绕树分行，总有一棵枯藤缠绕着老树可依，而天涯游子却有家不得归，比乌鸦都不如，这就倍增其哀了。第二句写“人家”，“小桥流水”只是做陪衬的，看见乌鸦尚有枝可依，路人皆有家可归，相比之下，平添了游子许多的哀愁。第三句写“瘦马”，“瘦马”是“乡愁”的象征，而“游子”的“瘦马”行走在“古道”上，“西风”中，离家越来越远，和前面提到的“昏鸦”“人家”形成对照，因此，第三句是前两句的递进与加深，来得更为重要。而最后两句，更是一语道破游子的痛处，不仅仅是人和乌鸦有家，连没有生命的“夕阳”也有一个“归宿”，断肠的游子却只能在天涯漂泊，所以说最后一句是全诗的主题句，或者说是诗眼。

对原作有了大致了解后，我们能更深刻体会三种译作的妙处与不足。逐字译的译作1最大的特点是与原作一样精炼。在一定程度上，原文意境得意凸显，但是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神似”，没有“化境”。试看前三句的翻译，原作中“枯藤老树昏鸦”，写的是乌鸦绕树觅枝之景，传到却是游子思乡之情。而译文中仅仅并列三种事物，既没有画出原文之景，更没有传出原文之情。原作前三句九种事物的陈现，读者一读，眼前能产生一幅具有浓浓乡愁的中国山水画，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些意象也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读者读来更能与原作者产生共鸣，但看译作1，似乎少了那种“诗中有画”的韵味。再看译文2，译者只用一个动词“hovering”，便能汇形画影，传情达意，不仅仅是形似，更是神似，因为原作中那种乌鸦绕树觅枝之景跃然纸上。译文2正是采用了德莱顿所倡导的“意译法”（paraphrase），很显然，这种译法能很好的彰显原作的意境，达到“神似”。我们注意到，原作前三句只是简单地把九个意象陈现出来，却勾勒出一幅情趣盎然的游子思乡图，每个意象都是鲜活有生命力，原作感动读者的地方也在此。译文2并不满足简单陈现九个意象，而是把它们译活了，译文中用了hovering, rotten, wreathed, moaning, trudging, sinking, 动静结合，情趣尽显。读者一样能感受到原作者要表达的浓浓乡愁。只是，译文2用意译，形式上损失了原作中的那种诗味，更像一篇散文。另外，译者在“流水”前加了一个形容词sparking，和全诗忧伤的气氛不协调。译文3，笔者认为是最好的。译文本身五行均押韵，更有诗味，可视作译文2的诗化。然而，这近乎一种创作，即德莱顿所说的“拟作”译者借原作诸多意象组合表达出来的意境，不露痕迹的作了一首英文版的游子思乡曲。需要肯定的是，此译作与原作身形兼备，也正是诗歌翻译该走的正道。

我们用德莱顿的诗歌翻译三分法探讨了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三个不同英译本，它们各有所长，但仍有优劣之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德莱顿认为的“逐字译”和“拟作”是翻译的两个极端应加以避免也并非绝对如此。中庸之路“意译”固然有其所长，但非万能。笔者主张是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中的瓶颈问题。有些诗歌根本不可译，有些诗歌用直译仍然能传达原作精神，因为语言是相通的；
而有时译者用一种近似于自我创作的方法去翻译（叫“拟作”），也能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参考文献：

[1] 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Rou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1.

[2][3]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商务出版社，1991.

[4]许渊冲. 文学与翻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从德莱顿“翻译三分法”谈诗译者的素质篇2

激情与理性

为深入理解气的中国意蕴，还需简略地对比西方的相关概念。我们先对西方的相关概念史做一勾勒。西方最早的一个相关概念应属柏拉图的thymos（thumos），其含义有点接近后世所说的“激情”。但这种西方古典意义上的所谓“激情”，是就理性—激情—欲望的三分法而言的。Thymos是人追求尊严的内在驱动力，它表现为对欲望的克服，但它本身并不完整，应该受到理性的节制（尼科尔斯，2007：16－30）。

　　Thymos的语境在现代思想中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变化。第一次变化以霍布斯为代表，他采用了一个新词passions来取代thymos，把柏拉图的理性—激情—欲望的三分法变成了理性—激情的二分法，并确立了激情相对于理性的优先地位（Hobbes，1991）。第二次变化发生在18世纪。一方面，理性演化为利益（interest ）。因为在霍布斯笔下，激情（passions）虽有奠定现代政制之功，但毕竟是一种危险的、不稳定的东西，需要加以驯服。按照赫希曼的研究，当时人们认为驯服激情的方式有三种：压抑或强制；
驯化或利用；
用相对无害的激情来抵消和制衡更危险和更具破坏性的激情。西方历史的发展最后选择了制衡激情的方式。于是，兼有理性与激情特点的利益以其恒常性与无害性承担了制衡激情的重任（Hirschman，1997；
成伯清，2009）。另一方面，激情又演化为情感（emotions ，或译“情绪”）。因为霍布斯笔下的passions以及另一个近义词affections其实都源于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因而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理性时代所开启的世俗化过程开始不断剥离这些概念的神学色彩，而赋予其更多的哲学色彩，并最终赋予其完全的科学色彩。于是，passions和affections先是被sentiment 和moral sentiment替代，最终又出现了将所有这些相关概念包揽其中的emotions.“情感”（emotions）这个概念最初由休谟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出，而后经过布朗（Thomas Brown）、斯宾塞、达尔文等人的发展，最终在詹姆斯（WilliamJames）的《心理学原理》中得到了最后的确认：即对特殊刺激产生的机体变化的知觉（Dixon ，2003：20－25）。

尽管西方思想经历了种种复杂的变化，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两条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一条是理性与情感的分疏。无论是古典的三分法还是现代的二分法，都强调理性与激情之别、利益与情感之别。这种思路体现在社会行动分析上，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把理性行动与情感行动划分开的韦伯社会理论；
更具体地，体现在社会运动理论上，就是情感动员范式与资源动员范式的交替出现（参见赵鼎新，2005）。而在中国人这里，气化身心而归于一体，理性行动与情感行动常常是以一种浑然一体的方式融合在一起的。另一条基本线索是西方现代性思想中的原子论色彩。霍布斯最早奠定了激情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指向——自我保存。在国家层面，所谓“用野心来对抗野心”（汉密尔顿等，1980：364）的思路最后成功地落实在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中；
在社会层面，社会行动者的激情更多体现为为个人权利和利益而斗争。而与此相对的是，中国社会具有浓厚的伦理本位、关系本位的特点，这也是面子和人情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意义之所在。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权利”的含义与西方特别是英美传统迥然有别（Perry ，2008）。

——应星——《社会学研究》

柏拉图的灵魂学说

柏拉图的灵魂学说是他的理念论应用于分析人的结果，也是他的理念论的延伸，包含了认识论思想等。

（一）对灵魂作三重区分。

1、认为人的灵魂包括了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

理性：灵魂的最高原则、是不朽的、与理念相通，是灵魂的本性。

激情：理性的天然同盟、是合乎理性的情感。

欲望：指肉体欲望、既可服从理性也可背离理性。

2、认为灵魂的各部分与各种德性相对应，而且是政治等级关系的基础。

理性——智慧。

激情——勇敢。

欲望——节制。

（二）灵魂回忆说

1、认为学习就是回忆。

根据是灵魂是堕落的理念、不纯粹的理念。

2、认为学习是“练习死亡”。

回忆是净化灵魂的过程。

从德莱顿“翻译三分法”谈诗译者的素质篇3

中国人是三分法思维曾仕强

中国人是三分法思维

　　　 美国有一条规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它表现出来的就是是非分明。中国人却不是这样。世界上思维习惯大致有三种，一分法、二分法、三分法。美国人思维是二分法，中国人多是三分法，日本人大部分是一分法。

　　　 喝茶还是咖啡？美国人要么选咖啡，要么选茶。中国人喜欢说，随便，其实不是真叫你随便端茶或咖啡，而是要你帮忙选最好的。这表明了中国人与外国人在思维习惯上的差异：中国人不喜欢什么事都说得太明白。

　　　日本人看问题是一分法，司令官发令走，部下全部走，他们的团队精神很强。美国人看问题是二分法，不是yes就是no，所以他们适合制度化管理。中国人与以上两者不同，习惯三分法思维，中国人在表达自己意思时，更加倾向于含蓄、内敛和注重情感。

中式管理寓人治于法治

　　　美国人管理讲“法”，法是死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中国人凡事讲理，口头上说依法办事，心里想的是合理处置。法是死的，理是活的，理是活的，法是死的。所以，公司只有总经理，没有总经法。我们是依理来决定，不是依法来办事。因为人是讲理的，在中国要法治真的很难。讲理管理叫管理人性化，法治管理叫管理制度化。

　　　中国式管理深究的不是“人治”与“法治”，而是“寓人治于法治”。不能一切照搬制度，而是在许可的范围内，一切尽可能地衡情论理，追求合理处置。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与外国人的不同。中国人看自己和看别人，双重标准。自己升官，认为是自己奋斗努力的结果；
他人升官，统统是拍马屁得来的。中国社会没有人际关系，西方有人际关系。中国只有人伦关系，长幼有序，男女有别。西方认为，人生而平等。中国人认为，人一出生就不平等的，人生是不平等的。所以中式管理不能照搬西方。

　　　中国人会同时讲两句矛盾的话，如一边说“事无不可对人言”，一边却说“逢人只说三分话”。话里有话，告诉你随便，实则不能随便，自己要考虑清楚。会听话的人会把握“看不见的一把尺”。美国人有意见就提，没意见就说没有。中国人不同，说没有意见的，大多是很有意见的。中国的实际情况，增加了我们管理的难度。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国社会没有一定的标准。古埃及、马比伦、罗马、古希腊等有固定象特的文化都死掉了。一个文化要是固定下来，它就死掉了。文化就是要在不停地变化，这种文化才有生命力。中华文化就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中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代表中华文化。

“无为而治”的管理

　　　 你要了解自己，你一定要从《易经》着手。《易经》里面的“变易、不易”是相通的，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是以不变应万变，原则不变而形式万变。

　　　 所以，中国人讲究以不变应万变。原则是不能变的，所有表现都需要变。原则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别人都不知道。我问过很多成功的老总：你怎么能做得这么好？他说，我就是很有原则。我问他的干部，干部说老板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原则。

　　　 没有一个中国人没有原则，但你看别人都没有原则。因为我们都是内刚外圆。

　　　孙悟空的本事最高，但跟着他的人却是猪八戒这类没才能的人，只有唐三藏才能把他们都团结在一起。因此，在中国凡事亲力亲为的不一定就是好老板，这样只会培养出懒惰无能的下属。相反，看似无为而治，让很多有用的人去帮一个“无用”的人，放手让下属各自发挥所长，最后却得了好的结果，这就叫中国式管理。

　　　我在大学当校长时，学生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信，我是不会给他们回信的。我会把信分到各个单位去处理。我当老板很久，从来不管下属。

管理方式要与当地文化相结合

　　　 西方式沟通与中国式不同，西方人不在乎你怎么说，只在乎你说什么；
中国人不在乎你说什么，而在乎你怎么说。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说，外国人却不这样。

　　　中国式沟通特征概括为三句话：我告诉你，你就不要告诉别人；
你如果告诉别人，就不要说是我说的；
你如果告诉别人是我说的，我一定会说，我没说。外国人沟通与此不同。

　　 看西方的书要经过过滤，他们管理理念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人本位的文化，西方是神本位的文化。我们学管理最好是用个案检讨，但你引用的个案应是中国的，而不能引用美国的。美国人是有话直接讲出来，中国人却相反。我们是重理，西方是重法。

　　　 各位记住，老总少说话，对你是有利的。因为一讲话，就把原则暴露出来了，是没有什么用的。制度只能管好人，永远管不了坏人。中国人不解决问题，西方人一定要解决问题。中国人喜欢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小事一过就没了。

对内要竞争，对外要联合

　　　管理是一门艺术，不完全是一门科学，只有生产才是科学。管理方式诸如沟通、奖励都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在管理的过程中，技术与人文都是以人为核心和坐标的。因而，管理在本质上是文化运作的过程。大家都有不公平，我们的公平概念跟西方的公平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公司出现的问题，有些干部为了表示自己聪明，反应很快，还没有搞清楚就抢先表明看法，自告奋勇承担责任。这是不负责任的，实际上是鲁莽的。就管理的角度看，老板最不喜欢这种随便开口要承担责任，夸夸其谈的干部，老板最喜欢的是能真正承担责任的人。

　　　佛山的瓷器是很有名的，中国历史上就是靠丝、茶、瓷器赚外国人的钱。历史上，面对英国对我国蚕丝的掠夺，胡雪岩奋起抵抗，虽然个人的力量有限，但胡雪岩虽败犹荣。但是，我们现在的企业在外面，却是自相残杀，最后导致了产品贱卖。实际上，业内要竞争，对外却要联合。

管理重要的是过程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不过是“好死而已”。无论你是否有钱，人生最终的归宿都是一样的。所以，人生最重要的是过程，管理最重要的也是过程。人生并不需要过分重视结果，人生要享受过程，而不是仅看结果。你有什么样的观念，你就会走出什么样的人生；
你有什么样的观念，你就会当什么样的领导。你有什么样的观念，你就会经营什么的企业。我们要记住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做自己，不要跟人家相比，人生所有的烦恼都是自找的。

　　　 胡雪岩生前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风水宝地，死后却不敢葬在那里。这样有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没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都有钱或是无钱。历史的经验是“功劳易没，过失易存”。最有价值的，就是把一生的过程做好，在盖棺定论后，能求得好死。

　　　管理可归纳为如下三点：管理有没有效，看它能不能跟自己的文化相结合，这是全世界相通的，管理一定要和当地文化相结合才有效；
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等外来的管理不是不好，而是水土不服，要调整变成适合自己的；
中国人态度是变化的，不是固定的，最好就是给他面子，中国人最讨厌拍马屁，也最喜欢拍马屁。

（在论坛上，曾仕强一一解答了现场听众通过手机短信提出的问题。）

　　　问：您说的中国人的传统特点很有道理，但我觉得有点消极。美国人的二分法自有他的优势，比如说效率方面。我觉得三分法很消耗时间比较没效率。

　　　答：美国人的效率绝对比我们低。我儿子在美国，我在美国时送给他一套家具，之后我就回国了。半年后，那套家具还没送达。其实中国人是最勤劳的，只不过有个条件，就是“我愿意”。比如傍晚6点下班了，美国人立即停止营业。但中国人不同，只要他愿意，下班时来了客人他照样做业务。

　　　 效率低的问题不在“三分法”，关键要使你的员工“愿意”。怎么使你的员工愿意奉献呢？就是给他面子。

　　　 问：如何判断二分法，三分法思维人才如何被发现被认可？

　　　 答：只要做到三点，“三分法”罹人才同样容易被发现被认可。即对老板的话有意见的，不要立刻反驳，迟些时候或等与其单独相处时提出来，老板可能更容易接受；
表达反对意见或提建议时，不要有旁人在，否则可能让老板没面子；
老板给予好处时，不要立刻接受而要先推托几番。比如我认为我的老板永远是对的，但这不等于拍马屁。有旁人时可适当“拍马屁”，但和老板单独相处时，要实话实说，做“硬汉”。

　　　问：你不觉得中国人的这种处世态度让人很累吗？能不能简要谈谈中国社会发展与这种处世态度的关系？

　　　答：人是习惯的动物，习惯形成了就不会觉得累。有话直说的人就是目中无人，这种处世态度在中国会四处碰壁。只要站得住，就不要坐下，只要能坐得住，就不要躺下，不要让自己养成懒惰的习惯。

　　　问：怎么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呢？

　　　答：有时候当你变的时候，你老板不变；
当你不变的时候，你老板始终在变。那你怎么办？你应该变就要变，不应该变就不能变。

　　　人生修炼的目标是可以有话直说，但当你功夫、本领不够的时候，千万不要有话直说，要拐弯抹角使人家受得了。一个人不得不求人，做人最好是一定不求人，实际上没有人做得到。

问：您觉得人性化管理如何与制度化管理相结合？

　　　答：管理一定要制度化，制度化不是好的管理。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要衡情论理，合理处置。

　　　问：你的讲话是否存在误导别人狡猾、奸诈、不正直的意思？

　　　答：中国人最讨厌的就是狡猾、奸诈、不正直，我以上所说的理论是对的，使人变得奸诈，还是使人做好管理工作，关键是实践的人怎么应用。正如，我一生不讲笑话，我只是把话讲得很好笑而已。

　　　 问：你所说的先说先“死”，是不是不该说呢？是不是太不求上进了？

　　　 答：道理永远是对的，只是你不会用而已。

　　　问：中国人智慧并不比日本人低，而为什么日本企业在全球大行其道，而中国企业难有作为？是不是中国式管理不行？

　　　答：中国式管理不是不行 。日本人也有他们的长处，我们中国人有些做不到。我在日本就看得清清楚楚，日本人早晚摸黑上下班，中国人做得到吗？日本女人不仅嫁给先生，还嫁给了先生的公司。日本人做事拼命，爱动动脑，从早到晚工作态度都很好，一件事情都想得很仔细。

　　　 问：西方管理和中方管理各有长处？有没有一种中西结合的管理方式呢？

　　　 答：中华文化复兴，看来不能完全靠中国人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对自己没有信心。中华文化复兴，一部分靠西方。德国人正在全心全意引入我们的中药，美国用很大面积的土地在培养我们的中药材，美国人知道今后只有中医才能救得了人命，西药统统都有毒。你在美国感冒等普通疾病，医生不会给你西药吃，而叫你回家休息养病。管理方式为什么相信外国人的，不相信中国人的？

　　　问：
你有没有用录音或出书的形式把你的智慧固定下来？

　　　答：我有灌讲课录音也有出书，我会把我的观点里摘录进录音或书里，大家关键是要灵活运用这些知识。

　　　我觉得人生只要做好三件事：一是你要知道你这辈子是要干什么的？你的人生规划是怎么样的？二是你要知道怎么去完成。三是你要不断改善，求进步。　　　　　　　　　　　　　　

　　　 问：有一个下属，有时候给他任务，他说那不是他的职责，怎么办呢？

　　　 答：这在西方无可奈何，但在中国却不是难题。因为国内签的工作合同一般比国外的合同多出一条，即是“其他”。有了这一条，下属就不能说不是他的职责。

　　　 问：请您讲讲如何处理好情、理、法。

　　　 答：法是规矩，理是脸，情是面子。一个人只要你给他面子，他就会很讲理，如果不给他面子，他就会蛮不讲理。

中国式管理：寓人治于法治

　　“什么是中国？”昨日下午，被誉为中国管理学之父的曾仕强教授一登上全球通商务论坛的讲台，首先向在座的中国人抛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

　　“阴和阳是不是两样东西？在圆圈中加条曲线是不是太极？如果答错了，那么你不了解中国。”在3个多小时的演讲里，已70岁高龄的曾仕强由《易经》着手，引经据典，横贯中西，向1000多名佛山听众，阐述了中国式管理内涵。

　　　“不好明说”的哲学：

　　中国人的“随便”不“随便”

　　“喝茶还是咖啡？中国人说随便，不是真叫你随便，而是要你帮忙选最好的。”在进入管理学讨论之前，曾仕强首先列举了中国人与外国人在思维习惯上的差异：中国人不喜欢什么事都说得太明白。

　　“日本人看问题是一分法，领导说走，下面全部马上走，所以他们的团队精神很强。美国人看问题是二分法，不是yes就是no，所以他们适合制度化管理。但中国人看问题是三分法，除了好和坏还有第三种可能。”

　　“正是这种三分法的思维习惯，使得中国人在表达自己意思时，更加倾向于含蓄、内敛和注重情感。”结合这一文化，曾仕强认为，中国式管理深究的不是“人治”与“法治”，而是第三种“寓人治于法治”。不能一切照搬制度，而是在许可的范围内，一切尽可能地衡情论理，追求合理处置。

　　“无为而治”的管理：

　　孙悟空本事高但不是好领导

　　“孙悟空的本事最高，但跟着他的人却是猪八戒，只有唐三藏才能把他们都团结在一起。”通过《西游记》的案例，曾仕强指出：“在中国凡事亲为的不一定就是好老板，这样只会培养出懒惰无能的下属。相反，看似无为而治，让很多有用的人去帮一个‘无用’的人，放手让下属各自发挥所长，最后却得了好的结果。”

　　这种“不管人”的理论与《易经》里面的“变易、不易”是相通的，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是以不变应万变，原则不变而形式万变。曾仕强表示，这一理论是和西方的“……最后组成互联网”一样的科学。

　　曾仕强强调：在中国千百年的灿烂文化中，老祖宗留下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只要我们能开启智慧，学会用活知识，而不是掌握死知识，那么“学而优则商”，发扬中国式管理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商人”的价值：

　　人生目的是“求得好死”

　　演讲进入尾声，除了管理学上的技巧，曾仕强将剩下的时间转到了中国式管理、中国式商人的人生意义、民族责任上来。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面对这样的追问，其答案可以是赚很多钱，也可以是吃喝玩乐。但是“胡雪岩生前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风水宝地，死后却不敢葬在那里？这样有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曾仕强认为，“没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都有钱或是无钱，而历史的经验是‘功劳易没、过失易存’。最有价值的，就是把一生的过程做好，在盖棺定论后，能求得好死。”

　　“中国古代有三样东西很出名，茶、丝绸和瓷器，赚全世界的钱。佛山的陶瓷很出名，占了其中一样，很了不起。但是，我们现在的企业家在外面，却是‘自相残杀’，最后导致了产品贱卖。”

　　“外国的人话不一定全对，他们的书也要过滤看。”曾仕强希望，“现代中国的商人，应该更加主动地传承中华的文化，最后带动整个中华的复兴。”

　　【现场思维碰撞】

　　制度化不是最好的管理

　　在论坛上，曾仕强一一解答了现场听众通过手机短信提出的问题。

　　问：您说的中国人的传统特点很有道理，但我觉得有点消极。美国人的二分法自有他的优势，比如说效率方面。我觉得三分法很消耗时间比较没效率。

　　答：问这个问题的观众显然对美国情况不够了解。我儿子在美国，我送给他一套家具，后来我回国半年了，那套家具还没送达。其实中国人是最勤劳的。只不过有个条件，即是“我愿意”。比如6点下班，一到点美国人即停止营业。但中国人不同，只要他愿意，下班时来了客人他照样做业务。

　　效率低的问题不在“三分法”，关键要使你的员工“愿意”。怎么使你的员工“愿意”呢？给他面子，只要你给他面子，夸张地说他会没日没夜地为你工作。效率高自不在话下。

　　问：“三分法”思维人才如何被发现被认可？

　　答：只要做到三点，“三分法”思维人才同样容易被发现被认可。即对老板的话有意见的，不要立刻反驳，迟些时候或等与其单独相处时提出来，老板可能更容易接受；
表达反对意见或提建议时，不要有旁人在，否则可能让老板没面子；
老板给予好处时，不要立刻接受而要先推托几番。比如我认为我的老板永远是对的，但这不等于拍马屁。有旁人时可适当“拍马屁”，但和老板单独相处时，要实话实说，做“硬汉”。

　　问：您不觉得中国人的这种处世态度（指三分法思维）让人很累吗？能不能简要谈谈中国社会发展与这种处世态度的关系？

　　答：人是习惯的动物，我这样做，但一点都不累。有话直说的人就是目中无人，这种处世态度在中国会四处碰壁。

　　问：您觉得人性化管理如何与制度化管理相结合？

　　答：管理一定要制度化，但制度化不是最好的管理。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要衡情论理，合理处置。

　　问：有一个下属，有时候给他任务，他说那不是他的职责，怎么办呢？

　　答：这在西方无可奈何，但在中国却不是难题。因为国内签的工作合同一般比国外的合同多出一条，即是“其他”。有了“其他”，下属就不能说不是他的职责。

　　问：请您讲讲如何处理好情、理、法。

　　答：法是规矩，理是脸，情是面子。一个人只要你给他面子，他就会很讲理，如果不给他面子，他就会蛮不讲理。

从德莱顿“翻译三分法”谈诗译者的素质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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