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晚年对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拾零
时间：2021-07-11 04:01: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胡绳逝世一周年的前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襄樊市委在襄樊市举行纪念胡绳的学术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但行前匆忙，对于在会上讲什么，毫无准备。因有缘直接间接听到过胡绳对中共党史写作的一些意见，故在会上即席谈了一点感想。回京后，翻了一下当年的笔记，觉得很有整理的价值，既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学习。
1998年和1999年胡绳先后发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二十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再评价》两篇大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两篇文章，显然不是大师的即兴之作，而是经过长期酝酿得到的成熟见解。1994年秋以后，胡绳对1949年至1978年中共党史的编写，多有指示。从他当年对中共党史编写的指导思想、如何写好新民主主义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等问题的意见中，可以窥视胡绳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所做的历史思考，故由此命题。
1994年秋，距离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过了14个年头。其间，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2年举行的中共十四大，更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切表明，中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大大前进了。此前，胡绳曾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经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胡乔木给予高度评价。但这是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前的事，现在时间已经又过了3年。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共党史的编写，如何以决议为指导，又符合中共已大大前进了的认识，就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1994年10月9日，龚育之同志传达了胡绳在西安作的有关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编写问题的谈话。大意是：
编写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应以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为指导思想，这样才能有笼罩全局的气势，也才能体现出90年代党史研究的水平。
关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离开经济建设的严重教训，胡绳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没有能够清醒对待国际国内的某些事件；另一方面又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关。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从建国之初，就摆在了党的面前。
过渡时期总路线，就三大改造的具体途径来说，是有自己的创造，但就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样式来说，则是苏联模式。这一选择，如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有它的历史由来”的，“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把它说成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绝对化。
党从1956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思想，以至政策。但何以没能坚持贯彻下去，以至很快又走回头路。这显然与当时对苏联的经验教训只限于具体政策，而未能从总体模式上看其弊端有关。而更重要的是，由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转向了肯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反修防修问题的提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十四大报告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我们将探索成就放在上述限度内来阐述，就可以使二者辩证统一起来。
十四大报告中说：“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
胡绳说，我的意思是想说明：
“对建国头七年、‘文革’前十年的正确方面、成就方面，不要说得过满、不要过高、绝对化，这样前后连贯起来，就可以显现出历史的比较来。不然就使人感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或者是强词夺理，难以服人。”
这一番话表明，胡绳要求编写中共党史要立足于中共在90年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之上，即以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笼罩全局，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把1949—1978年这段历史讲清楚，使之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这就必然涉及这段历史中的一个敏感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施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胡绳说，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的提出是“有它的历史由来”的，“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把它说成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绝对化。这就是胡绳要求把握的分寸。
1995年，在中共七大50周年时，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龚育之为在1996年7月15日举行的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准备了一个讲话稿，着重讲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强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思想，对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的发展的启迪。胡绳读后，很是赞扬。7月11日，胡绳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全体人员大会上讲话，重点谈了七大以来中共对资本主义政策的问题。根据个人记录，大意如下：
胡绳说，可以认为，党从建立开始一直到现在，对资本主义的政策都是一个大问题。建党初期与张东荪、梁启超的论战，张、梁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只能发展资本主义，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他们因此而否定现在应成立共产党是错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对张、梁答复得不完全。说全世界资本主义都不行了，都要搞共产主义，所以要有共产党。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就说，共产党可以联合其他党派推翻封建阶级统治。
胡绳指出，我们党从来没有搞革命是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意思。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如何?讨论的结果是非资本主义。没敢说是社会主义，但不是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但在当时显然不可能实现。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可以让资本主义有个广大的发展。1943年1月1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说，可以让蒋介石搞七分资本主义，三分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将来再搞。因为，由封建主义、封建法西斯主义，到发展资本主义，就是个大进步。将来搞社会主义究竟是采取革命方式还是改良道路，不是如同现在进自选市场，可以自己选择。马克思讲过不断革命。我们实际遇到的问题，比马克思讲的要复杂得多。
抗战胜利后，我们与国民党妥协，可以先发展资本主义。但蒋介石不干。结果三年解放战争，无产阶级上台。这时，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中国有没有生存余地?七届二中全会明确，现在是搞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1952年三反五反，《学习》杂志发表文章说，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是后来，毛泽东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回过头来看，从1953年以后，是情绪性的东西多了，理论性的东西少了。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说，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究竟怎么样，要研究。中国的资本主义很小。全国解放时，又有很多资本家跑到境外去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都是从主要矛盾的提出，一直抓下来的。
1956年党的八大后，本来开始提出作某种退却，提出在社会主义中可以有点资本主义。薛暮桥说，中国现在就是还需要点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很容易轻率地对待资本主义。但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就要敢于利用资本主义，并抵制其消极作用。
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早了，但是我们并不后悔。因为我们终究在社会主义下发展起来了。重新允许资本主义，恰恰证明我们有能力利用资本主义。
胡绳的这次讲话，直接涉及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问题。首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提出质疑，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由于政治上掌握了政权，经济上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因此很容易轻率地对待资本主义。然而，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存在。我们今天正是要从这个高度去重新审视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这不是对三大改造的简单否定，而是要通过历史的比较，阐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使人们领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1998年7月18日，龚育之给胡绳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把从建国到1952年底这三年(多一点)单立一编并以‘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实施’来统领全编，我们觉得，这合乎我们党历来对自己的纲领的宣传，合乎建国最初几年的历史实际。过去把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或《共同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完全淡化了，并不合乎历史实际。重新强调那个时期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也同我们今天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有某种更自然的联系。”对这个立论，胡绳明确表示赞同。
7月26日，龚育之又给胡绳写了一封信，说明1953年到1956年的主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以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纲，统领全编。并说明：
对1953年提出总路线，现在有不同评价。
薄老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肯定总路线是“根据实践的要求和经验，对七届二中全会的新发展”。
薛暮桥1988年10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802期发表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说：“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似乎提得太早”。但此文当时在《求是》发表时，即做了修改。在1996年出版的《薛暮桥回忆录》中，也没有保留这个说法，而是说：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而不是原先认为的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建设，然后再采取步骤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认识上当然是一种深化，也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尔后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失误，一是“搞得太快了”；二是“搞得过头了”。
《七十年》肯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党在历史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是适时的和必要的”。
学术界否定总路线提出的议论不少，但见诸严肃著作的不多。
我们觉得现在重新写这个问题，要有所前进：
(一) 把酝酿提出总路线的进程，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思考”这个标题加以笼罩，突出地反映总路线确与原来设想有所不同。
(二) 明确指出：“由原来经过十到十五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改为从现在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完成，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这个改变，特别是以后随之而来的加速过渡的改变，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 指出在提出总路线过程中，毛泽东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评，“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把向社会主义过渡、搞社会主义改造，同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对立起来，实际上把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看成就是搞资本主义。这同我们党过去对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和宣传，是不协调的。我们党多次讲过，新民主主义纲领包括允许和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我们党又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之所以称为‘新’民主主义而不同于旧民主主义，就在于它包含着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预期着这种因素的不断增长，最终要过渡到社会主义。”
(四) 指出总路线的制定，与学习苏联、照抄苏联的过渡时期理论和社会主义模式，有密切关系。这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积极作用，又有历史的局限性和消极影响。当时强调学习总路线要结合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至十二章，从而在思想理论上形成了一个观念，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历史的发展表明：无论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当做社会惟一的经济基础，还是把苏联社会主义看做惟一模式，都不利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探索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和道路。”对此，胡绳提出了以下意见：
总路线的提出不是迟早问题，故不考虑“提得太早”这一提法。“工业化”应承认是必要的、适时的(但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否一切都由国家操办是个问题)。
针对龚信中所说毛泽东的这些批评(指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等提法)，“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把向社会主义过渡、搞社会主义改造，同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对立起来，实际上把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看成就是搞资本主义。这同我们党过去对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和宣传，是不协调的。我们党多次讲过，新民主主义纲领包括允许和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我们党又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之所以称为‘新’民主主义而不同于旧民主主义，就在于它包含着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预期着这种因素的不断增长，最终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胡绳旁批：“毛这样看，不能算错，反而恐怕是他尖锐地看出问题之实质。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之不同固然如此，而它和左倾冒险主义之区别则在于容许资本主义之存在。故毛曾说它是新资本主义(1943年、1944年语，见毛文集卷三)。此问题虽不宜在此书中论述，但这里的评论我以为是不适当的。”
针对信中这样一段表述：“所有这些，表明执行新民主主义纲领，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同向社会主义过渡、搞社会主义改造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是衔接的。1953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扩大的常委会上作学习总路线的总结发言，明确指出：‘集中地说，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胡绳在这段话旁划了一竖杠，批道：“这样说，虽然好像过得去，但其实是把根本问题含糊地对付过去——即‘和稀泥’。”
对信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意义这样一句表述：“还应当指出，在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里，进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胡绳将划线处文字删去，改为：“进行历史上空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划线处为胡绳所加)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问题的原因，信中分析说：从党的领导来看，主要是在巨大胜利面前骄傲了，不像过去那样谨慎、那样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和尊重党内民主了。从广大干部的思想情绪来看，普遍存在着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提早进入社会主义的倾向。胡绳将划线处删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问题后加写：“总的来看，是由于要求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尽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思想倾向造成的。这种思想不能说是不合理，但因此而不能严格地从实际出发办事，就不能不遭致某种程度的事与愿违。”
胡绳这几段话明确反映出以下几个意思：
第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不是迟早问题，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是应当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发展，还是应当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
第二，毛泽东批评继续搞新民主主义，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是抓住了实质，即新民主主义意味着还要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问题是毛泽东这时认为已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搞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其结果是事与愿违。
第三，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意义的估计，在用词上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改为“历史上空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明这场变革，而不突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
第四，胡绳认为，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不是在本书中所能展开的。但他批示的各点，都是以此为主轴而提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恰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所在。胡绳在经过长时间思考以后，不顾耄耋之年体弱多病，以一个老共产党员和党内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度责任感，把他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党和终身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他这份赤子之心同他的思想一样，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作者林蕴晖，1932年生，教授。国防大学100091〕(责任编辑：张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