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一种“实践理性”的解释
时间：2021-07-08 20:04: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李晓燕，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邮编：102249；E-mail：lixiaoyan@cupl.edu.cn.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校级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文化基础研究”（16ZFG81002），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全球化与区域化实证研究创新团队”（16CXTD10）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
2000年以来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实践转向”逐渐渗透到国际关系学科中，形成了以北美学者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实践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世界政治不能被简单视为民族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利益竞争或者交换，而是由基于共同的“背景性知识”而实施适当绩效行动的“实践共同体”组成。对“实践理性”的强调无疑是突破现有国际关系研究大多强调“国家理性”的理论局限的一种重要尝试。本文的研究表明，冷战后的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基本符合实践理论的解释：持续的地区合作实践、“在合作中”的背景性知识，以及形成中的实践共同体成为判断东亚地区合作基于“实践理性”而非“国家理性”的三个突出特征。
关键词实践理性实践共同体东亚地区合作中国
一、从“国家理性”到“实践理性”：必要的修正
回顾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特征，即无论什么理论总是与一个核心理念相关，那就是“理性”。源起于17世纪的理性主义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欧洲学者总结凝练，成为一种具有高度抽象和较强普适性的元理论，也因之主导了包括國际关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理论建构。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5页。理性本位成为大多数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的起始点。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10页。具体到国际关系领域，在二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尽管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建构主义的三大主流理论发展，但始终没有摆脱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理性主义视角，换句话说，即是一种完全从“国家理性”出发思考世界政治的方式。无论现实主义主张的绝对权力或相对权力，自由主义推崇的政体、贸易或制度安排，还是建构主义认可的观念的作用，无一例外都在强调作为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及其理性诉求对于世界政治的塑造。
诚然，这种以“国家理性”为核心概念的理论建构清楚简约地解释了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事实，对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发展，特别是确立其在社会科学界的独立地位功不可没。但是，与此同时形成的“国家理性”话语霸权的垄断地位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阻碍作用也不容忽视。多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打破垄断，尝试发出多元的声音，拓宽研究视角。比如，最早得到学界认可的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研究其实质是强调国际政治中存在的“社会理性”，不是说民族国家基于个体利益的理性核算不重要，而是说这种核算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要基于“国际社会”的存在而产生，根本不存在孤立的“国家理性”。
进入新千年，随着多元文明和全球治理的紧迫需要在世界政治中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打破话语霸权的研究。2007年《亚太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出版专辑该专辑后来成书出版，即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发表了由加拿大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和英国学者巴里·布赞组织四位一流亚洲学者撰写的论文，集中讨论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开拓了一种跨文化视角，清楚呈现了与国际关系理论化相关的非西方的传统、叙事和历史。两年后，参与该项目的中国学者秦亚青发表《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2012年又正式出版了专著《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由此提出了以“关系性”为内核的系统理论。秦亚青提出，西方的个体本位社会强调个体“理性”，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根本理念则是“关系性”。对关系性的重视不是推翻“理性”的重要地位，而是强调理性是有条件的，在重关系和重人情的社会中，理性很可能是关系条件下的理性，这就与个体本位社会中的理性不尽相同，可以称为“关系理性”。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前言第6-11页。“关系理性”的提出无疑是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美国话语霸权的修正，弥补了“国家理性”存在的不足，特别是解释了“国家理性”不能充分说明的一部分世界政治现实。“关系理性”的概念深刻反映了中国文化对国际问题的思考，很快得到更多学者的响应。也有中国学者从哲学层面对“关系理性”进行研究，强调了这种理性形态的当代转换对克服现代性的深层矛盾具有的意义，认为“关系理性”是一种在超越实体化、单子化个人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个体”的存在规定、生存意义和根据的理性。“关系理性”的确立是人的自我理解的一次重大深化，代表着一种新的人的“主体性”观念的确立，即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确立的“为他人的主体性”。参见贺来：《“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22-44页。笔者认为，这一点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强调“主体间性”的意义是相同的。2014年中国台湾学者黄秋琼和石之瑜也针对“国家理性”理论的不足，用“关系平衡”（balance of relationship）的核心概念解释了中国的对外干预行为。CHIUNG-CHIU HUANG and CHIH-YU SHIH， Harmonious Intervention： China’s Quest for Relational Security， ASHGATE 2014.2015年赵汀阳教授的文章提出“关系理性”对解决国际合作难题的重要意义，即优先采取“报复规避”、优先考虑“互相伤害最小化”，以及在此基础上追求合作最大化的最优共在状态，从而实现“孔子改善”的最优目标。赵汀阳：《以天下重新定义政治概念：问题、条件和方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18页。这些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美国理论“国家理性”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地位，并从一个被其忽略的层面推动了理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