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实践逻辑

时间：2021-07-08 20:01:01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新时期，加强供给端改革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客观要求，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也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当前，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方面存在供给主体的非单一性、供给内容的非对称性、供给方式的非科学性等问题。为此，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迫切需要实现供给的有效性、供给的均衡性和供给的科学性。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19-05
　　作者简介：张学亮（1980-），男，山东临沂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王永友（1971-）重庆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意识形态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意识形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更加凸显。但当前，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与西方各种意识形态交融交锋的过程中，常处于“失语” “被动辩解”等尴尬境地，这实质上，是国家意识形态供给侧出现了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意识形态供给侧改革，是当前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课题。
　　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逻辑前提
　　推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首先要明确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供给侧改革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客观要求。“国家意识形态是指国内各种社会思潮或意识形态处于交互作用中的特定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2]就当代中国而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认同。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可见，“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形成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获得真理，进而，理论才能够满足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需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理论不能解释现实”[4]的现象，譬如，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理论与当前“资强社弱”的发展现实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与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问题；人类社会究竟有没有“普世价值”？如何理解人类具有的“共同价值”，又如何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等等。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能够对现实作出彻底的解释，即理论研究不够彻底，“四信”（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教育必然会大打折扣，进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必然会出现认同问题。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和满足实践的需要，即是理论研究的供给侧出现问题。理论研究要彻底，满足人们的需求，就必须发挥理论供给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客观规律，增强理论研究的解释力、说服力和预测力。因此，着力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提高理论供给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更高质量（更彻底）的供给，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2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客观存在。在经济学领域中，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具有客观必然性，无论是供给大于需求，还是供给不能满足需求，都会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国家意识形态也同样面临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一方面，从供给侧来看，伴随文化全球化和信息工具的日新月异，文化（文明）供给主体更加多元，不同的供给主体之间因在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碰撞与摩擦；西方国家以“文明冲突论”为借口，凭借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以潜在或隐性的方式肆意向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实施文化（文明）霸权，鼓吹推销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加强对其他文化（文明）的价值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由此，因意识形态供给主体的差异性和意识形态供给内容、供给方式等的复杂性，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反渗透更加激烈，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从需求侧来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档次也在逐渐提高，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通畅，但由于目前我国文化生产力水平仍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更高质量文化产品的需要，这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甚至封建迷信思想等的传播提供了机会，这些良莠不齐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往往又披着“真善美”的外衣，模糊人们视线，混淆人们视听，动摇了人们的意志，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冲击。同经济领域一样，意识形态供给和需求也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之中，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客观存在。
　　3以供给侧改革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依据。以供给侧改革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既体现了问题意识，又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灌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有很多关于“灌输”的论述，其中，列宁是“灌输理论”的集大成者，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5]列宁的这段论述也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理论形成的肇始。显然，既然要灌输，就要有灌输主体、灌输客体和灌输介体，这里的灌输主体即是理论的掌握者，也可称为理论供给主体；灌输客体即理论灌输的对象，即理论的供给客体；灌输介体包括灌输的内容、方法和载体等要素。在灌输过程中，供给主体借助于供给介体对供给客体实施教育和影响。因此，在各种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导、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西化和分化等思潮甚嚣尘上的当下，只有供给侧改革，才能保证信息或理论传播的导向性和有效性。二是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的理论。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内驱力，马克思历来高度重视人的需要的作用，甚至把它提升到“人的本质”的高度。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呈现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并由此提出了人的需要的“三级阶梯”的理论，第一是人的生存和生理需要，第二是谋生和占有的需要，第三是人的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因此，人的需要的阶梯性（发展性）也就客观上要求，要通过供给侧改革以不断满足人的发展着的各种需求，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由此，现实生活中，要通过供给侧改革，为人民群众创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成果，才能更好地满足群众、掌握群众和引导群众。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因辩证关系论”。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就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而言，多元的社会思潮和西方话语霸权是影响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外因，而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等意识形态掌控者和传播者在国家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不清晰”“不重视”“不管控”“不创新”，则是造成国家意识形态不安全的内因。换言之，有些国家意识形态供给主体对本民族（国家）文化上的不自信、不自觉，甚至崇洋媚外，是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毒瘤。另外，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论”等都为提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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