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议会思想之引进
时间：2021-07-05 08:01: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民主政治似乎是人类长久以来不断寻找的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但在晚清这样一个异常复杂的政治系统中，各方势力角逐而来，伴随着不同的思想文化的流入，一个封闭的中国被迫进入现代化的大流中。引进议会思想似乎是一个“随势”之举，至少在晚清的政治发展历程中，很多有识之士都是如此认为并把它付诸于践的。本文正是站在中国晚清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下，对来自于西方的议会思想其中的引进之路的探讨。
关键词：议会思想；晚清；政治发展；引进者
人类长久以来都在不断寻求着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希冀在一起生活而不分贵贱，有事共商，公平合理，让彼此都感到满意。然而想要一个完美的制度，显然不太容易。然，民主政治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概念，但在要如何建立并能有效运作方面，人类一直处于不断摸索实验之中。
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看法，近代民主从开始到20世纪末已经经历了三波。所谓的三“波”，就如大海潮汐般，浪潮来的时候，许多国家纷纷建立民主政治；潮退的时候，有些国家又回复到专制的状态。亨廷顿所划分的三波潮汐，大致如下：（1）从1828年到1926年，是一个长波，至1922年到1942而回潮；（2）从1943年到1962年，是一个短波，至1958年到1975年反转；（3）1974年至今，仍在推进中。
中国没有在亨廷顿所指的民主浪潮中。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建立资政院（1910～1911）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四次国会之建立，几尽都是徒有虚名和名不副实。惟中国虽确实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但若以潮汐观念来看，便不能忽视这潮来潮去的冲击。
再者，从发生学上看，民主政治源于西方社会，这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在起始阶段便主要靠移植。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化、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些传统激发了贵族和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参与的斗争，并造就了19世纪的民主发展。”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中国近代的政治发展的速率及其走向也就与中国对现代民主的认识与认同水平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也正是本文为什么要以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作为其出发视角的缘由。
一、纵观晚清政治的发展与议会思想的引进
（一）概述
政治发展是指以政治民主化、政治现代化、大众政治参与、认同于民族国家、提高行政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为目标的一种政治变迁，它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晚清”指自鸦片战争至清王朝垮台，即1840～1911年，历时71年。期间至少掀起过三次民主化浪潮，即戊戌维新运动、20世纪初的预备立宪运动和跨越清末民初的辛亥革命运动。纵观晚清政治发展之速率，表现为前慢后快的趋势。期间的各个时期，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人有很多，如林则徐、冯桂芬、王韬和康有为等，他们在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中，提出过各种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案，有些还付诸于了实践。对晚清中国而言，所谓政治发展，也是指政治生活及其结构从传统的专制集权向现代民主转换的历史过程。其基本目标是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或政治现代化。就当时表现而言，集中诉求于对议会思想的引进和实践。
议会思想在1840年前后开始进入中国，从引进的人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传统有功名的绅士、政府官员、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其中绅士知识分子的代表和著作有：冯桂芬，《校邠庐抗议》（1876）；王韬，《弢园文录外编》（1882）；康有为，《七上书》（1884～1898）；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1910）。政府官员的代表和著作有：林则徐，《四洲志》（1842）；魏源，《海国图志》（1844）；徐继畲，《瀛寰志略》（1846）。而传教士的代表和成绩有：麦都司，墨海书馆（1835～1857）；林乐知，《万国公报》（1874～1906）；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1895）。以上这些人对晚清思想界的影响很大，其具代表性也可见一斑，他们在其著作中或多或少的都提及了西方议会的思想，对不同阶段的晚清政治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且，纵观传统和现代的差异，在时间上晚清社会表现为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和1840年后中国进入的近现代社会的交织；在空间上表现为中国处于传统社会，西方列强则进入到了现代社会。那么对于晚清时期的政治发展而言，已然明显纳入到了世界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视野中，无论是议会思想还是其他的思想流派的发展都必然会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
（二）来自于西方的影响
西方社会对中国晚清政治发展和议会思想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的民主化进程影响着晚清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正如亨廷顿对民主化浪潮的划分，晚清的中国处在世界民主化的第一次长波、第一次回潮和第二次短波之中。总体而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对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回应，其中世界民主化的回潮同样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同时因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中国民主化发展也有着自身的鲜明个性。议会引自于西方，但经过本土的“加工”后，已带上了中国之特色。从选举到开议会的一波三折、各方势力的角逐与妥协中可见一般。
第二，中国人对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主要来自西方。从晚清中国政治发展的足迹看，师法西方始终是国人不二选择。议会思想正是基于此而被清末有识之士所引进并宣扬，虽其中不乏有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之主动，总体而言，还是晚清的中国知识分子主动之选择。
第三，现代民主自西向东的过程中，由于西方是以船坚利炮为前驱，导致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在认知上对现代民主产生了情感与理性的分离。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只是带着“以敌为师”和屈辱的心态在向西方学习，情感上憎恨敌人，理智上又不得不学习敌人，这种矛盾的心态也使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付出了巨大代价。例如在19世纪末思想界开国会的观念已经成熟，然而当时的康有为等人在学习西方引进议会思想的主张上，实际是反对立即召开国会的，为此，中国的议会继续往后延缓，走着专制的历史进程。错失良机的中国国会终不能在东方大地上开花，注定结局惨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