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思潮与20世纪中国
时间：2021-07-03 20:03: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晚清到五四是中国文化急剧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无政府主义思潮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中国文化的肌体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其影响也十分深远，甚至贯穿了一个世纪。这种影响有正面的功效，也有负面的赘疣，对此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反思，可以使我们看清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形态和内在纠葛。从20世纪社会政治运动来看，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反抗一切的斗争姿态，使其成为20世纪激进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以人性至善为基础的社会设计，使社会改造运动转化成了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过程，带上了道德理想主义的虚妄色彩；源自这一思潮的乌托邦激情渗透到社会改造运动之中，使20世纪的社会改造运动带上了乌托邦色彩。
一
中国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也是一个激进的世纪。除了“革命”以外，“反抗”、“砸烂”、“斗争”、“改革”、“发展”、“进步”等一批表征着社会急剧变化的词汇，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直到今天，这一话语体系还在生机勃勃地延续着。中国20世纪的激进姿态，源于中国人对民族灾难的痛苦体验和对民族独立富强的热切渴盼。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彻底丧失了天朝帝国的尊容，沦落为任人宰割的羔羊。现实的灾难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的不满，而西方的强盛激发了学习西方的热情。但对一向自大的中国人来说，否定自己、步武西方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当中国人在“东方与西方”、“中学与西学”、“华夏与蛮夷”的心理拉锯战中忍受煎熬的时候，无政府主义以一种否定一切的姿态，高居于东西与西方之上，获得了既批判资本主义也批判封建主义的理论制高点。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理论与中国传统的乌托邦思想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这就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既能走向富强，又能保住尊严的道路。所以无政府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得以迅速传播，一时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
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性是前无古人的，它基于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构想，否定人类在社会建制方面的一切遗产，主张进入一个没有阶级之别、没有民族之异、没有男女之界、没有宗教之隔的大同世界。它“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气质”，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是一些具有反抗精神的男男女女，他们企图组织起来去破坏社会结构。无政府主义对其信徒来说，意味着一场反对邪恶的伟大斗争、一个反对贬低自己的非宗教运动，一场反对社会堕落的战斗，而国家似乎就代表了这种社会堕落的思想与现实。无政府主义反对政治，反对权力主义：是一种不断造反的精神状态”。[1]晚清士人在当时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将无政府主义“不断造反”的矛头指向了清朝统治，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的目标上获得了一致性；反过来，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希望借助于无政府主义来达到推翻清廷统治的目的。所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甫一落地，就与广有影响的中国政治革命纠缠在了一起，并向中国政治革命的深处渗透。
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无政府主义均有着密切交往，而很多人脚踩两只船。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与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从后者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新的政党在其诞生之初，就与无政府主义者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曾经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且有些就直接来自于无政府主义阵营。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由于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使他们之间出现了一段时期的蜜月合作。但好景不长，在五卅运动之后，由于这两派在工人运动方面的意见分歧，最终分道扬镳，直至发展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裂变为两大阵营之后，其中思想上的关联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割断的，正如德里克强调的那样：“20年代初期，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激进思想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即使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在1921年之前也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虽然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实际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他们在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后，也仍然与无政府主义保持着密切联系。”[2]所以在随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上以及到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建设时期，依然能看到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的激进身影。
无政府主义为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提供的思想弹药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主张全盘性社会改造，反对社会的渐进变革；二是无政府主义强调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对个体的束缚与控制。这两个方面，强烈地渗透到了中国现代政治、社会和文化运动之中。五四新文化对传统的批判与对个人自由的极度张扬，与尼采、施蒂纳、易卜生等无政府主义思想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所以说，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晚清到五四的一个时段内进入了主流思想的血脉，时时会发生作用。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就是共产党创立时通过创立者进入党内的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继续，因为共产党的许多创始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阶段，尽管共产党一次次试图消除自身的无政府主义根源，但它还是如石缝间的小草顽强地生存了下来”。[3]在“文革”之后的一次次社会改造运动中，我们都能看到“全盘性改造计划”的冲动与实践。
无政府主义的全盘性社会改造计划，就是波普尔所批判的“乌托邦工程”。他怀揣着崇高的梦想，准备为所有人创造福祉。这种神圣、崇高的激情，往往会掩盖理性的光辉，导致迷狂，甚至让这些自以为高尚的人，自居于他人之上，不自觉地行使支配他人的权力。就像父母总是喜欢为孩子着想进而获得支配孩子的权力一样，这些理想主义者也常常认为自己可以支配别人。而这样一种心态，很容易造就自命不凡的英雄，走向个人专制或独裁。波普尔从另一个角度，对此提出了警告，他说：“乌托邦主义者试图实现一种理想的国家，他使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蓝图，这就要求一种少数人的强有力的集权统治，因而可能导致独裁。”[4]激进主义者们的社会改造计划，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波普尔说的恶果，但激进主义本身的确是双刃剑，它能有效地扫除障碍，自身也潜藏着危险，而来自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基因，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驱动作用。
中国20世纪的激进主义有着多种思想渊源和复杂的驱动力，但无政府主义是所有激进主义中最有诱惑力、曾一度最为普及的思想形态，它的浪漫主义气质和富有诗意的未来想象，在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所以在适当的时候，它就会复活，发挥它的作用，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二
无政府主义者在某些方面是深邃的思想者，如当他们批判社会的种种弊端、揭露社会的种种丑象时，常常显露出让人震惊的智慧，但他们也是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有时天真得近乎愚蠢。无政府主义理论有一个虚妄的前提，那就是“人性善”。克鲁泡特金设想，在一个废除了国家和社会分工、废除了工资制和商品交易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自觉地参加劳动，共享所有的劳动产品，无政府共产主义就实现了。他解释说：“这制度是这样的：如果社会所有的物品是很丰富的，则各人可以自由取用，没有定额，也没有限制，然而那些稀少的和常常缺乏的物品，便要平均分配。”[5]那么，在没有政府权力的保障下，如何顺利地实施平均分配，而不会起纷争呢？他设想得十分简单，“倘使某种消费品缺乏，不得不平均分配的时候，那么感觉最大需要的人，便可得到最多的量。你要是这时说了，你一定会得到大众的同意”[6]，因为人的本性是互助的，友善的，无私的。只是因为后来有了掠夺者，有了国家，人类才开始堕落。等我们将国家废除之后，人性美好的原始状态会再次降临，这就是克鲁泡特金的逻辑。这样的逻辑在现实竞争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