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

　　有关“和平与发展”是否当代世界主题的讨论已成为我国思想理论界、国际关系学术界、外交政策评论界关注的热点。这并非偶然：清醒认识当前世界的本质特征是一切外交战略正确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难怪于光远先生“一再呼吁把时代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当作社会科学界的头等大事，还表示‘ 希望2002年中国共产党举行第16次代表大会时 ，能把时代问题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提出来讨论和解决 ’”[1]。
　　然而，从目前发表的论述来看，这场辩论已陷入僵局：双方在理论上均无创新或突破，在寻求经验证据上又各取所需，对不利于自己观点的事实视而不见，因而形成了自说自话、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2]。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一是辩论在学理上走进了死胡同，二是过去的陋习仍有影响，总有人企图用学术/政策争论政治化的方式解决问题，或借助领袖语录、官方文件和现行政策的权威硬下结论，或把对方的观点硬同过去实际的或被夸大的政策失误联系在一起，把辩论的水准带回到思想解放运动前的低点。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三方面突破旧有的辩论模式以打破辩论陷入的僵局。第一，揭示某些政治化思维方式的逻辑谬误和双刃剑效应，指出将学术/政策问题政治化的无用以至危害，主张在辩论中排除政治干扰；第二，指出在理论上这场辩论迄今为止对“战争与革命”时代观的经验证伪具有“只破不立”的局限，而对这一时代观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所作的一些局部应急的修正则破坏了该理论范式的系统性和一致性，难以自圆其说。本文主张籍对问题本身的重新界定突破传统理论的框架，引入其他理论范式作为判断当代国际关系特征的新的尝试。第三，作为具体尝试，本文试图运用结构现实主义原理对当前国际政治体系的本质特征作出判断、解释和假设，并以当前世界的现实加以检验，所涉及的经验证据不仅包括那些有利于对“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以下简称“和平发展论”）持否定立场者（以下简称“否定论者”）的事实，也包括那些有利于对立派（以下简称“肯定论者”）的论据，以期通过针锋相对的辩驳把辩论引出“聋子对话”的怪圈。
　　
　　一、政治化将讨论引入歧途
　　
　　这场辩论的相当一部分是以引用领袖人物（主要是邓小平）语录的形式进行的，论争的一方试图用邓语录来证明“和平发展论”其实是邓的主张，而另一方则同样用邓语录指出这是对邓的国际战略思想的片面曲解。这种辩论方式首先就同邓小平二十年前亲自领导发动的、以反对“两个凡是”和提倡真理的实践检验标准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无论“凡是”的对象是谁，也无论“凡是”的准则是公开宣扬还是心照不宣，搞个人神化和思想僵化对小至学术研究、科学决策、大至政府政党、民族社稷，甚至对被神化的领袖本人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用语录进行论战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从实用角度看也缺乏效能。大凡伟人的思想都很辩证，对同一个问题往往都会有正反两方面的论述，从而就为辩论的正反两方都提供了论据，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文革时期的语录战为此提供了最好的历史经验：由于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都能找到大量的“最高指示”证明“唯我独革”，所以文斗就斗不出分晓来，必须要用“革命的暴力”即武斗解决问题。
　　引用邓语录是肯定论者开的头，他们不时援引邓小平的讲话以确立“和平发展论”的权威性和正确性，但这非但未能让他们的观点占据上风，反而常因无法回答否定论者也是根据邓的论述提出的质疑而处于被动。例如，肯定论者声称“和平发展论”是由邓小平首先提出的，根据是邓在1985年的一段讲话“现在世界上真正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然而否定论者立刻根据同一段引文指出邓从来没有说过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而只说过是“问题”。既然是问题，就还有待解决，和平问题解决得不好，就是战争，正如邓在同一次谈话中所说，“总的说来，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否定论者还进一步指出，邓在1990年和1992年曾两次告诫人们，“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4]，“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5]。否定论者因而发问，既然邓说的是问题，而且是尚未解决的问题，怎么能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是邓小平提出的，又怎么能证明“和平发展论”的正确呢？
　　肯定论者还引用“党的正式文件”来压制对方：“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这三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用的是‘时代主题’。那么，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到底是对还是错？这三次代表大会是否也是一厢情愿，是‘空想’、‘幻想’？”[6]这番盛气凌人、火药味十足的反诘对于那些对“上纲上线”的“文斗”仍心有余悸的人们来说或许很有些威慑作用，不过对于辩论本身而言却丝毫没有增加“和平发展论”的说服力。人们不禁要问，写入党的正式文件里的东西就不能进一步深入讨论？
　　“和平发展”大辩论中政治化的作法还表现为肯定论者批评否定论者在国际形势发生动荡（例如科索沃战争和炸馆事件）之际沉不住气，“思想波动”，以至产生“对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动摇和怀疑”。肯定论者引用邓小平在面对“六四”余波和东欧巨变时“处变不惊”、“泰然处之”，“既不担心，也不动摇”，宣称“这点小风小浪吹不倒我们”的言行榜样反衬否定论者“一遇风吹草动就发生摇摆”，“把国际形势看得过分严重”的失误[7]。然而有趣的是，尽管肯定论者言必称邓小平，却对邓在1989年11月国际风云激变时说的一段话视若不见、讳莫如深：“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8]这一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比当时和后来否定论者的说法似有过之无不及。如果否定论者套用肯定论者的辩论方法质问对方，是否认为邓小平的这段话也“把国际形势看得过分严重”了，未知肯定论者将何以对之？
　　将辩论政治化的另一种表现是把对“和平发展论”以及相关的“基本政策、基本观念”的质疑和讨论设为禁区，警告“对这一根本判断的动摇…势必会影响我们的基本国策”，“历史证明，由于形势判断失误，曾经造成过多么严重的后果”[9]。肯定论者的主要提倡者何方还危言耸听地惊呼邓小平曾说过“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基本路线，“现在有人公然要加以改变了！”[10]从而表明否定论者的观点在政治上是不可容忍的。这一论点有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把质疑和讨论现行战略和政策视为禁忌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过去很多战略、政策上的失误往往持续很长时间得不到纠正，就是因为对“基本国策”只许拥护，不许提问，非要等严重后果已经造成之后才痛悔莫及。这样的教训难道不应当记取、这样的覆辙难道还要重蹈吗？何方先生何妨再加一句：历史证明，由于“基本国策”不许讨论，曾经造成过多么严重的后果!
　　其次，担心否定“和平发展论”就会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带回到“战争与革命”的极端，是毫无根据也是毫无必要的。说“和平与发展不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并不等于说“战争与革命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两者的差别应当不难理解。国际局势的主要特征并非如某些人所错觉的是一个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二叉分枝。“和平发展论”者自己采取了一种难以辩护的极端立场，还要把对手的论点推向极端从而变成易于攻击的靶子，这样做岂非有失公平？又为什么要强迫人们非得在两个极端中间作一选择呢？
　　同样的道理，反对以“和平发展论”作为我国战略决策的依据并不等于要回到过去以“战争与革命”为导向的内外路线上去。正如否定论者从来没有说过当前的世界还是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一样，他们也并未如肯定论者所指责的，“出于忧患意识，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旧的思维（即“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看待并且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引注）应用于今天的现实”[11]。肯定论者对否定论者的诘难：（否定了”和平发展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百年不变方针是不是得变了？”“怎么可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呢？”其实是把辩论政治化的又一表现，因为在对“穷革命”的极左思潮深恶痛绝的当今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不仅是政府的既定方针，而且是举国一致的强烈愿望，把谁的观点同它对立起来，就可以让这一观点犯众怒、冒天下之大不韪。可是，凭什么非要把加强忧患意识、防范外来威胁同发展经济对立起来呢？凭什么非要二择其一，而不能两者兼顾，令其相辅相成呢？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有备无患的国防建设可能会使经济发展承受一定的代价，但只要两者关系处理得当，国防建设也可以带动民用科技和工业的发展。认为一个大国可以置国家安全于不顾、“一心一意”埋头致富的想法，实在是缺乏起码的国际政治常识，就不在此赘述了。
　　尽管否定论者的主张同“战争与革命”并无关系，尽管今日世界同冷战时期也缺乏可比性，肯定论者在为“和平发展论”辩护时还是特别热衷于用被“耽误了的20多年”当作反面教材。例如，何方先生的大作《论和平与发展时代》就通篇充满了对当年因“时代判断错误”而导致的种种政策失误的全面的、彻底的和无情的批判。毫无疑义，那一时期的内外政策是有很大的失误，然而是否就应当全盘否定、一概摒弃？在何方先生声称是那些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中，有多少是由政策本身的失误导致的？有多少是由实施中的问题导致的？又有多少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外部因素所导致的？在这些“巨大损失”之外，那些政策有没有成绩、有没有值得坚持的合理成分？对这些问题不做具体分析而一概而论，就会吸取错误的教训，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再犯新的错误。
　　例如，被何方指为“违背时代潮流的加紧备战”，难道都是中国庸人自扰的结果？先是美国的包围封锁、后有苏联的重兵压境，难道不是对中国切实的战争威胁，而只是中国决策者的想象？美苏当年的扩军备战比中国有过之无不及，是否也“违背时代潮流”？如果加起来占了世界一多半的美苏中三国都在违背时代潮流，那么时代潮流从何而来？再说，没有当年的备战意识，哪有中国的两弹一星，又哪来中国的核大国地位？又如，当年中国的“闭关自守”，除了自己失误的因素外（尤其是文革时期），帝国主义的封锁难道不应负主要责任吗？如果照何先生的意思，责任尽在中国对时代认识的错误，那么今天中国的时代观完全转变了，也充分实行了开放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仍然对中国实行严密的高技术封锁，这又该由谁负责呢？再如，同样被何先生列为政策失误的三线建设，难道对开发西部没有起到一点先行的积极作用吗？三线建设中的低效、浪费、布局失当以及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消极影响究竟是政策目标所致，还是实施中因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固有弱点如长官意志瞎指挥和平均主义大锅饭所致呢？尽管没有具体的数据和分析为证，然而连否定论者似乎都不加质疑地接受了三线建设“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说法[12]。但这难道是必然的吗？那又怎么解释正常情况下军备和公共工程对经济的刺激、拉动作用？何方先是把当年由对外战略导向的内外政策一概定为“失误”，再把不管是否应由这些“失误”负责的挫折、失败一概归咎于当年“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令人不禁诧异于时代观的万能。按何先生的逻辑，今日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难，从外交的被动和受制于人到内政的失业和腐败猖獗，是不是也要由今天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负责呢？
　　
　　二、理论的僵局与突破
　　
　　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对“当代世界主题”的讨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的：广义上，论辩双方使用的都是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国内问题强调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忽视除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分析国际问题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划线，忽视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相互关系）；狭义上，大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列宁关于时代的论述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列宁的“战争与革命”时代观与最近几十年的国际现实明显不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能否从中引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结论来。
　　肯定论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们的论述难以令人信服，而且所引起的问题比所回答的问题还多。肯定论者一个常见的作法是把对列宁“战争与革命”的驳论当成是“和平与发展”的立论。这不仅犯了前面已经提到 的“虚假两分”错误，而且还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谬误。列宁时代观中的“战争”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二战以后的历史所能证伪的只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预言，怎么能引伸为一切战争危险都不存在了呢？所谓“和平与发展时代开始形成于二战后，50年代中期已见端倪，到60年代已经定型”[13]的说法与帝国主义战争的预言同样经不起历史检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美国和苏联分别于1963年和1969年准备（不是威胁而是已着手外交试探）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14]，是美苏、美中、中苏滑到核战争边缘的实例。难道这样的年代也可以以和平为标志吗？
　　列宁只预见到帝国主义战争，而忽略了其他国家的战争，尤其没有料到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战争，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研究国际问题上的局限。对这一点，同属肯定论者的陈鲁直和何方两位先生均有同感。陈先生认为“阶级分析是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我们只能说那是并不限于某两个对立阶级的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所致”[15]，而何先生也认为列宁“只强调国际阶级斗争而对民族国家的作用重视不够。”[16]可惜的是，他们在各自对时代与和战问题的论述中仍然丝毫没有越出阶级分析的雷池一步。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内部，肯定论者对列宁“战争与革命”时代观的批判也显得苍白无力，难以服人，因为它们或流于浅表，未能触及理论深处；或破有余而立不足，只指出列宁的预言与后来的历史发展不符，修改了列宁的某些结论，却未能用新的理论取代旧的、已不适用的理论；或虽有理论创新的尝试，却未能达到与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内核的基本原理的和谐一致，以致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例如，陈鲁直先生在他的“时代与和战问题以及国际关系”一文中，以大量史实雄辩地论证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的许多论断的谬误，指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许多新特点，并预言这样的变化进程还将持续下去。然而，历史并不等于规律，曾经发生过的不等于将来也还会发生。陈先生既未显示这些变化的内在必然性，更谈不上用新的理论去解释这种必然，这就使陈先生总结的资本主义新发展的一般意义和对将来的预测与指导作用大打折扣。
　　陈先生用“大调整”来解释所有这一切变化，但“大调整”究竟是什么，是政策的调整还是制度的改变？如果是政策调整，就缺乏制度保障和稳定性，有没有往回变的可能？陈先生还断言，“大调整的核心内涵就是社会制度的调整逐步取代社会制度的单纯对抗”，“‘谁战胜谁’的问题，靠强制和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的，最根本的还是得靠社会制度的优势竞赛来解决。”陈先生没有说明此说根据何在，也没有解释在“调整”和“非对抗”之间有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但它显然同战后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和军备竞赛、美国至70年代初为止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和在中国周边进行的两场“制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地面战争以及冷战后对中国实行事实上的遏制政策等一系列的经验证据不符。陈先生应该很清楚，就“大调整”的中心美国而言，武力从来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手政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一向是它对外政策的支柱。
　　“大调整”指的如果是体制变革，那它是否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陈先生显然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大调整的特点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社会主义因素”，形成了“混合经济制度”和“福利国家”，实现了效益和公正的结合。如果是那样，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会允许这种自我否定的变化发生？陈先生说那是“得力于它的民主政治体制”，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应该服务于经济基础，怎么可能挖起自己的墙角来了呢？如果是那样，需要修正和扬弃的恐怕就不止于斯大林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部分论断，而和战问题恐怕也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中解决了。
　　在所有肯定论者的论述中，最具理论深度的，也是对列宁的时代观及其理论基础“帝国主义论”批判得最彻底、否定得最全面的，要数何方先生的文集《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何先生很清楚，“帝国主义论”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帝国主义特定条件下的应用和发展，要令人信服地否定“帝国主义论”及其衍生物“战争与革命”时代观就不能不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17]。为此，他提出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资本主义“通过大调整发生部分质变…基本上走出了发展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新获得较强的生命力，可以较长期地生存和发展。”[18]这种变化“在相当程度上阻止了劳动人民贫困化”，使“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在得到不断改善”，“在国内造成了长期的相对稳定局面，阶级矛盾呈缓和状态，今后也会长期继续下去。”[19]一言以敝之，何先生的意思是，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必将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日趋激烈的阶级矛盾在战后资本主义的调整、改良下基本获得解决和缓和，因此导致战争与革命的因素不复存在。
　　何先生的论断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因经济危机引起争夺海外商品、原料、投资市场的斗争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的唯一原因，即使没有经济危机，国家之间的经贸竞争依然存在，依然可以导致战争，而且从历史上看，领土争端、政治霸权、甚至宗教（或文明）冲突等等都可以成为战争诱因。怎么可以仅凭资本主义国内经济危机缓解就断言它们之间的矛盾“无须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而是主要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呢？何方先生给出两条理由：首先，是因为二战后“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阵地大为缩小，使它们不能也不敢再进行相互残杀。”[20]其次，“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成为大国之间冲突的一个制约因素。”[21]如果说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制约了帝国主义间的战争，那么冷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会不会鼓励它们有恃无恐地去“相互残杀”呢？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对发生战争的影响都是双刃剑。例如，技术革命可以改善国际沟通和情报，减少因误解或错误信息引起战争的危险；但同时技术革命同经济发展一样，也可能加剧国际间的发展不平衡，从而破坏均势、导致战争。又如经济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往来和相互依赖，但经济往来和相互依赖除了可能加强合作外也可能增加摩擦和矛盾，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成是和平因素。
　　其二，尽管何家栋先生在总结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时相当小心地在每一良性变化前都加上“部分”、“基本上”、“相当程度上”等限制词，但他表达的意思却是明白无误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还有比较强大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处于鼎盛的发展时期”，[22]“资本主义还将通过不断的自我调节而生存和发展下去”。然而他随即宣布：“社会主义必然要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23]人们对此不禁感到突兀和迷惑：既然资本主义已经通过调整和改良成功地解决了那个社会中的两对根本矛盾即经济危机（何先生称为“发展危机”）和阶级矛盾，而获得了大发展，或者用陈鲁直先生的话来说是在同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制度调整得好的，战胜了制度调整得不好的，”取得了“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居于压倒优势”[24]，它怎么还会必然死亡、被取代呢？何先生如果不把这种必然性的因果机制交待清楚，他的这番宣言就显得苍白无力，而他所谓的“社会发展规律”就更象是信仰而非科学。
　　类似这样的自相矛盾在何先生的论述中比比皆是。另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何先生一方面称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完全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而根据马克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死亡的”的论断作出了对现时代“不能说资本主义正在死亡，当然也就谈不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判断，另一方面却告诫别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超越历史阶段去搞社会主义，而应在民族民主革命后发展资本主义”的说法是“列宁早就批判过了”的谬论[25]。这就奇怪了：何先生本人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大加修正，却不允许别人质疑列宁的个别论断，且不说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可以在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的论点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只有发达资本主义才有条件进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重大修正。
　　何方先生的自相矛盾令人对他的理论的有效性产生怀疑，不过这还不是他观点的主要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何先生从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中解决一个列宁主义的问题开始，结果却归结于对列宁主义时代观的否定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基本原理的动摇，从而也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作为研究当代世界本质特征的途径和工具的有效性。
　　下面，在本文第三部分，作者将尝试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现实主义范式作为理论框架去探讨当代国际关系的特点，以证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是一个错误命题。
　　
　　三、新范式、新问题
　　
　　结构现实主义又称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既有一脉相承，又有创新发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流派之一。我之所以选择它作为研究范式，不仅因为它比起其他理论来对国际关系规律的总结更准确、解释更合理，也因为它同传统现实主义一起（统称现实主义）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主导思想。在美国主宰国际事务的今天，使用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眼下时兴的“同国际接轨”。冷战以后，尽管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派生命题如相互依存论、主权过时论、人道干预论等等在美国学界和媒体大行其道，尤其在对外宣传中更是铺天盖地，但那都是说给别国听的，美国自己的决策圈却头脑非常清醒，绝不为之所动。这是美国外交日臻成熟、官学密切配合的典范：如果全世界都象中国某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跟着起哄，纷纷主张放弃本国主权，争当世界公民（尽管是三等的），而美国则沉着冷静地在那里为加强国家实力、维护国家利益不懈努力，则世界霸权指日可待。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出发点是关于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前提预设：民族国家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主体，它是一元的、自主的、理性的。一元的含义是国家作为整体有其独特的利益，国家利益不是国内各阶层或利益集团利益的简单叠加；自主的含义是国家具有独立决策的能力，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对外交政策有间接影响但无直接控制；理性的含义是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追求国家利益的极大化。传统现实主义用权力定义国家利益，新现实主义把它修正为“低求生存（包括安全）、高求主宰”，然而由于权力是“国际关系的通货”，是实现任何目标的手段，所以不管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国家追求的对象。权力是一个政治概念，指的是让别人或别国做他（它）本来不想做的事的能力。权力同财富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权力是相对的，各方权力的消长必定是零和游戏，这同“安全两难”是同样道理；而财富则有绝对的一面，通过经济合作可以取得“双赢”的结局（财富也有相对的一面，由此引起的经济合作中的“相对收益”问题，这将在下面讨论）。正因为权力的这种竞争性质，所以追求权力和安全的世界各国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新现实主义比冲突现实主义进了一步的地方，在于它认为各国的国际行为或外交政策不是决策者随心所欲的结果，而是受到国际体系的结构的制约，因而国际关系，包括各国的行为及其结果，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新现实主义因此可以根据国际结构的性质在其制约力范围内对各国的行为模式和国际局势特征做出解释和预期。例如，根据冷战后的国际结构，我们可以预期国际局势的某些特征。
　　国际体系是由互动的国家和把这些国家结为一体的结构组成的。国际结构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二是体系内的实力分布。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自有史以来直到今天都未曾改变过，那就是国际无政府状态。这是指国际社会不存在超国家的权威和法治（国际法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各国有选择加入或退出的自由，因此其约束力是很有限的；国际法的另一功能是强国制裁弱国的合法借口），各国服从的只是本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本质区别。正是由于国际社会的这种“无法无天”的特性，战争就成了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最后解决手段，也成了国际关系史上连绵不断、反复出现的现象。可以说，只要“丛林法则”还在国际社会占上风——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改变——战争就将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数。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世界永远处于战乱状态之中呢？有没有相对稳定、相对和平的时期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相对和平与稳定只是国际结构的另一内容即实力分布的表面属性，以它来划分时期是肤浅的、容易误导的；同时，一种特定实力分布的存在时期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不是都能称作“时代”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拒绝以“和平”或“战争”划分“时代”的作法，因为这是以表象代替本质，会使人忽略和战的根源，对国际局势产生表面错觉。因此，讨论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值得讨论的倒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给定的结构特征下，国际结构的另一特征即实力分布是如何影响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知道了这点，再弄明白当前世界的实力分布，和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根据新现实主义原理，均势和霸权，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是稳定的均势和牢固的霸权，是最有可能给世界带来相对的和平与稳定的两种实力分布。道理很简单：当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存在稳定均势时，没有一方能够取得对另一方的优势，这时战争的结果多数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所以发动战争的动机也就大大削弱了。此外，当一国或国家集团在一定范围内以至全世界建立了牢固的霸权后，这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就成了霸权范围内的事实上的政府，可以强制执行霸权秩序、维持霸权下的和平。另一方面，当原有的实力分布发生重大变化时，例如当均势和霸权行将形成或行将瓦解时，出现战争与动乱的可能性最大。这也是不难理解的：第一，实力分布的变化将导致根据实力分布分配的利益发生再分配，这时利益受损的一方会竭力抵抗这一变化而受益的一方则会竭力促成这一变化，冲突的双方在各自认为必要时就很可能诉诸武力。第二，有关各方对新的实力分布的估计以及对相应的利益再分配的“正当合理性”的判断很可能出现较大的认识差距，导致对对方行为和己方处境的不满，进一步增加了战争的诱因。
　　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史为上述理论假设提供了佐证。西方一般都把这一时期的国际结构笼统地看作是两极均势，有人还鉴于其间没有发生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而把它称为“冷和平”时期。但实际上这一时期包含两个相当不同的阶段：从40年代末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前20年是均势形成时期，再往后直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后20年是稳定均势时期。在前一阶段，两极均势初具雏形却仍未完全成型，所以国际局势兼有动荡和稳定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苏联及其阵营竭力扩充实力以取得对美均势，而美国及其阵营则全力遏制苏联以保持对苏优势，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争夺，表现为白热化的军备竞赛、在欧洲的紧张对峙（如柏林危机）、在亚洲的两场地面战争（有升级为大国战争的危险）、以及几乎把世界拖入核浩劫的古巴导弹危机，等等。在不甚稳定的国际结构下，这一阶段的世界是充满了动乱和大战危险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和平时代”。另一方面，美苏两国为了防止中国作为新兴核大国的崛起打破与它们各自的力量对比，曾先后策划实施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却都受到对方钳制（因为惧怕破坏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而未果。这说明正在形成中的两极均势已经具备了阻遏破坏平衡的战争的动力，显示出这一结构导致稳定的一面。
　　到了冷战的后一阶段，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在冷战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一，它极大地刺激了苏联发愤图强、奋起直追的决心，使之竭尽全力地投入军备竞赛中去，经过近10年的努力终于迫使美国接受了与苏“战略均势”（strategic parity）的现实，接受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和平等对手的地位并承认它的势力范围。至此，美苏双方都放弃了追求战略优势而接受均势，表现为60年代末开始的美苏缓和进程和两国在以后20年内签订的多项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这使战后两极均势最终获得确立，国际结构变为稳定。其二，它给了美苏两国极其深刻的教训，使它们切实体会到冲突失控和核灾难的恐怖，自此使两国争霸受到“恐怖均势”的严格制约。“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恐怖均势极大地提高了大国战争的门槛，两个核超级大国在核均势制约下处处小心，不敢轻举妄动，唯恐因冲突失控而触发核对抗。美苏不但竭力防范两国本身迎头相撞，还严密控制各自盟国的行为，以防被意外卷入对抗。不错，美苏相争的确造成了世界紧张局势，也曾触发过不少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但双方还都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主要是尊重各自的势力范围和核心利益，把争夺和冲突限制在所谓的“边缘地区”和不致失控的范围以内。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冷战是两霸之间一种有控制、有秩序的争夺；两极均势实际上减少了战争爆发的机会、限制了战争升级的程度。
　　然而，好景不长。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政治结构从美苏对峙的两极均势变成美国一极独霸。这一结构变化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的影响。首先，同一般人的想象相反，冷战的结束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增加了核战争的危险。不错，俄国已无力再象前苏联那样同美国争霸了，然而这种实力的失衡恰恰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核战争的可能。正因为俄国实力削弱，美国才会大肆推行北约东扩，肆无忌惮地侵吞前苏联的势力范围，甚至不给俄国留下任何大国都企图保持的安全缓冲区，把俄国逼到了墙角。历史经验表明，对一个暂处劣势的大国逼迫太甚是导致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正是因为俄国太弱，无法通过常规方式维护国家生存和安全，才更有必要诉诸核威慑。不久前俄国宣布“国家安全新概念”，把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从“国家生存受到威胁”修改为“击退外国武装侵略”，从而大大降低了核战争的门槛。此外，冷战均势的消失还增加了核超级大国对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可能。过去曾经帮助中国两次逃脱遭受核打击的厄运的两极均势已消失，两国的相互制约、尤其是俄国对美国的制约已大大削弱，这使中国在建立本国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之前遭受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可能增加了。
　　其次，美国霸权主义干涉战争的可能增加了。冷战以后的国际结构虽然成了美国的一极独霸，但美国的霸权还未能覆盖全世界，美国要扩张和巩固它的全球霸权，就必须粉碎任何抗拒的企图。过去在冷战时期，美苏两霸相互制衡，对外辐射相互抵销，客观上为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在夹缝中求生存求独立的空间。冷战后，这种制衡不复存在，美国依仗绝对的实力优势在国际事务中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对不愿接受西方意识形态或拒绝美国霸权的国家肆意打压，不惜采取从经济制裁到政治颠覆到武装入侵等各种手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美国为了建立和维持全球霸权以各种借口如“制止毒品贩运”（巴拿马）、“恢复民主”（海地）、“制止人道灾难”（南斯拉夫）等发动霸权主义干涉战争的可能性却因为不受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制约而大大增加了。这对世界各国、尤其是非西方国家的安全和主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极大损害。国际社会面对这种公然破坏国际法的侵略行为束手无策也揭示出摆在每一个非西方国家面前的严峻现实。
　　再次，冷战以后，虽然由美苏在第三世界挑动的局部常规战争不再发生，第三世界的一些中小国家却也不再受冷战时期各自阵营霸主的制约，获得了因民族冲突和为争夺地区主宰权而开启战端的“自主权”。象冷战后发生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巴基斯坦对印度、厄里特利亚对埃塞俄比亚等一系列战争在冷战时期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们极有可能引发两个核大国的直接对抗。冷战后局部常规战争在数量上和规模上有增无减说明世界并不和平。尽管世界大战尤其是核战争在破坏的广度和深度上为害最烈，其频度却远低于局部常规战争，世界和平受到局部常规战争破坏的几率要远高于世界大战，因此局部常规战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并不亚于世界大战和核战争。况且局部战争对国家造成的危害不一定比世界战争逊色，象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输得最惨、损失最重的都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局部战争（包括以局部战争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而对科威特来说，没有一次世界大战对它造成的伤害超过伊拉克的入侵。可见，在谈论世界和平问题时只考虑大战、热战而把其他形式的战争一概排除在外的看法是十分片面的。
　　冷战以后的国际结构与冷战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把这两个时期混为一谈并冠以“和平时代”实在是说不通的，更何况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冷战后的世界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变得更不稳定、更不安全、更不和平了。世界各国对此都有足够的认识，没有人象中国的肯定论者一样对世界和平抱如此乐观的态度。这从美国军费的回升和中国周边地区方兴未艾的军备竞赛中也可以得到旁证。美国的国防经费在冷战后经过短暂削减后又重新回升，现已突破三千亿美元大关，回到了冷战结束时的水平。美国军事实力遥遥领先，军费开支是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七倍、中国的十倍，却还不顾本国舆论要求削减军费、享受“和平红利”的呼声，坚持增加国防开支，说明美国战略决策者十分清醒，没有被“世界和平”之类的奢谈冲昏头脑。与此同时，冷战后东亚（1992－97年平均增长6.3％）和南亚地区（同比8.1％，其中印度高达9.7％）的军费开支也在急剧上升[26]。这些难道都是和平的征兆吗？
　　冷战的结束还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环境也恶化了。冷战时期，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和苏联为了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竞相向它们提供贸易优惠和发展援助。冷战后，这类优惠和援助也随着美苏争霸的政治需要的消失而萎缩。例如，七、八十年代曾风靡一时的对发展中国家普遍提供单方面优惠的“普惠制”已越来越多地被要求互惠的双边安排所取代。不仅如此，美国还利用自己在国际经济领域内大大强化了的主宰地位修改游戏规则，打着“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幌子迫使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享有绝对优势的高科技和服务业开放市场，而同时却利用环境保护和劳工福利标准等新手法限制发展中国家传统工业和初级产品的进口，并竭力维持发达国家在农产品方面一贯的保护主义政策。对此，联合国贸发会议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在推行贸易自由化中带有偏向性，实行贸易体制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多数未能从自由化中受益[27]。48个最贫困国家在全球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0.8％下降到1997年的不足0.5％[28]。
　　国际发展援助是冷战结束的另一牺牲品。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不断下降，在克林顿提交国会的2001财政年度预算中发展援助仅占联邦开支的0.6％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11％，分别低于80年代的平均水平0.92和0.22个百分点，降至历史上的最低点。其中削减最多的是农业开发项目，从1990年的9亿美元降至1999年的3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占国民经济的百分比在过去十年中也纷纷下跌：法国从0.59到0.42，德国从0.39到0.27，日本从0.31到0.25，英国从0.30到0.27[29]。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发展援助的缩减是与世界贫富差别不断扩大同步发生的。九十年代中，世界上最富裕的与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之比从60：1上升到74：1（1960年为30：1）。可见，国际发展援助的减少不是因为需求或供给能力的下降，而是因为东西方争取南方民心的政治动力消失了。
　　 发展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正如国际经济合作无法摆脱其政治、战略含义一样。单从经济角度出发，国际经济合作是双赢游戏，理应受到各方支持；然而从政治角度出发，在绝对得益之外还有一个相对得益（relative gain）的问题，即得益较多的国家可能因此增强其相对国力和政治权力，成为得益较少一方的权力损失。此外，历来的新兴大国必然是对现存大国的潜在战略威胁，其经济发展不免受到后者的遏制。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积极发展国际经贸关系、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努力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百般刁难和阻挠，就是这些政治、战略考虑的反映。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可以解释美国为什么一直对中国实行严密的技术出口控制，并利用正常贸易关系这一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对中国入世设置障碍。那种以为只要中国不再讲“革命与战争”就能从此安居乐业、专心发展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了。
　　
　　四、结束语：中国亟待加强中际忧患意识
　　
　　清醒认识当前世界的本质特征、准确估计冷战后的国际力量对比是正确外交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和平发展论”同“多极世界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论”一样，代表着当前思想界、学术界和外交评论界流行的一些错误判断国际形势、误导决策和舆论的观点。这些观点对冷战后的国际局势盲目乐观，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可以高枕无忧地专心发展经济了。它们只讲和平与合作，不讲战争危险和霸权威胁；只讲经济和发展，不讲政治和安全；只讲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不讲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它们对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困难估计不足，对美国一极独霸的危害放松警惕，丧失斗志，只讲妥协，不讲斗争，只讲委屈求全、不讲针锋相对。这种以愿望代替现实的虚幻安全感、自鸣得意的欣快症和一厢情愿的“合作精神”如果滋长下去，势必把中国外交引向歧途，终将在残酷无情的国际现实面前碰壁。中国古训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要在国际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从正视现实、加强国际忧患意识开始。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政治学系）
　　
　　 注释：
　　 [1][7][9] 转引自何方，“我为什么要出一本《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2000年,第13 期， 23 页；22—23页；22页。
　　 [2]双方即使对辩论目前状态和结局的估计也大相径庭。在《世界知识》发表关于“和平与发展”大辩论的一组发言中(见2000年第15、16两期），王隅生先生说“我们总在说和平与发展是主旋律，是主流，这都是不合适的。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调整过来，没有再说是主要潮流”,而“编者手记”却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个论断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共识”，（这个问题）“第一次已被成功地解决了"、“第二次也已逐步解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3][4][5][8]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5页; 353页；383页；344页。
　　 [6] 姜长斌，“时代特征首先是个客观存在”，《世界知识》，2000年，第15期，11页。
　　 [10][16][18][19][20][21][22][23][25] 何方，《论和平与发展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7页；56页；19页；76—77页；74页；19页；75页；97页；75、73页。
　　 [11] 姜长斌，“一年来的争论概述”，《世界知识》，2000年，第15期，10页。
　　 [12] 王金存，“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吗？”，《世界知识》，1999年，第7期，61页。
　　 [13] 转引，《论和平与发展时代》，51页。
　　 [14]冷战期间，美国曾数次考虑对中国发动核攻击，中苏交恶后苏联也曾有过类似考虑，两国曾各有一次切实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甚至已经采取试探对方反应的实际行动。一次是在1963年至1964年间，美国准备以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把中国的核力量消灭在萌芽之前，在通过外交途径试探苏联的反应后因未得到苏的响应而放弃。另一次是在1969年，苏向美建议由美苏联合行动或由苏联单方面行动以核打击摧毁中国核力量，后因美国明确表态反对而作罢。
　　 [15][24] 陈鲁直，“时代与和战问题以及国际关系”，北京：《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2期，1页；8、10页。
　　 [17]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任何为了挽救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内核免受证伪而对其外围理论进行修正的企图都应该得到肯定以至推崇，因为这是维持它的理论之树常青的不二法门。许多以正统自居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修正都看成是离经叛道而加以禁止，其结果是使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面前束手无策，威信扫地，对马克思主义造成的伤害以至绞杀远胜过任何“修正主义者”。因此，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最佳方式就是鼓励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讨论和修正尝试。
　　 [2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Arms Control,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1998.
　　 [27]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贸易与发展报告》，1999年。
　　 [28] 世贸易组织干事长摩尔2000年4月13日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见世贸组织网页。
　　 [29] 美联社，华盛顿2000年4月25日专稿，《美国更富有却分担得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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