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资源的差序式管理探析
时间：2021-07-03 12:00: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中国外交手段日益多元化、战略目标逐渐清晰，但国力发展与国家形象、国家影响力提升之间仍存在不同步现象，使中国外交当前的转型面临一种异化困境。导致这一困局的原因主要在于，外交手段与外交资源未能实现有效对接，导致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脱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依据多维度视角对中国外交资源系统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改变当前外交资源碎片化的现状，在资源的开发及利用方面依据差序化逻辑将不同维度的外交资源组织起来。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有机结合，差序化逻辑可使中国外交资源的调用形成一种复合式结构：明确不同外交资源对实现不同目标的比较优势，进而建立实现外交目标资源调用的立体结构图。对中国外交资源的差序化管理要求，准确认识不同的外交资源在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并在外交资源的开发上通过调节资源分布来对结构加以优化。这一立体结构图本身并非固定不变的，相反它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依据外交目标和外交资源之间的不同搭配，促进外交目标的更好实现，同时有效节约外交资源。这对实现中国外交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和外交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也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外交 资源 差序式管理 可持续发展 外交战略
【作者简介】舒梦，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5-0030-15
作为全球秩序中的新兴力量，中国的崛起被赋予了更多的世界意义，同时也引发了不同的争议与担忧，使中国外交陷入了国力发展与国家形象、国家影响力提升不同步的困境。针对这些争议与担忧，中国近年来进行了一系列外交转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线性思维到多维度观念、由传统的斗争哲学到复杂战略， 成效明显但仍不尽如人意。诸多研究或者尝试从拓展外交手段的角度突破这一困境， 或者从战略规划的角度为走出困境提出建议。 笔者认为，目前关于中国外交手段和外交战略方向的优化与规划已经比较完善，问题主要来源于外交战略目标与外交手段之间未能形成有效的对接，这与中国外交资源管理的碎片化趋势有关。基于这一假设，笔者对中国外交资源进行了多维度分析，试图将碎片化的外交资源进行重新归类，并对其中体现的差序加以探究，进而从外交资源的角度发现中国外交的相对灵活的应对模式及相对固定的发展方向，缩小外交战略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差距。
一、中国外交战略转型中的异化困局
由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不断深入及中国崛起所引来的猜忌、担忧及遏制的不断增多，中国在外交战略、策略方面已做出诸多调整，尤其是增加对公共外交和周边外交的投入，更加重视国家软实力的建设和推广。迄今为止，中国外交已经实现了由单一手段向着立体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并用发展，形成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公共外交等齐头并进的外交新局面。 然而，从结果导向的视角看，多元化的外交手段与其预期效果之间依然存在差距。
首先，巨大的公共外交投入并未导致中国国家形象的明显改善，中国的国际接受度仍然相对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外交具有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以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渠道孔子学院为例。从2004年世界上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到2013年，中国已在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建立了400多所孔子学院，在600多所中小学建立了孔子课堂，注册学员达85万人， 在多个地区掀起了一股“汉语热”。孔子学院由国家汉办负责，主要目的是支持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但在实践中，其效果仅限于语言教学且收效甚微，甚至成为一些国家制造中国“文化威胁论”的由头。 公共外交的目的在于通过沟通与交流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而现阶段中国在公共外交方面的投入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据调查，仍有超过半数（52%）的发达国家国民认为中国形象是“严肃、不可亲近的”，约四分之一的国际民众认为中国具有威胁性。
其次，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并未导致周边安全环境的明显改善。实力本应是安全的维护者，而中国周边的地缘环境则恰好相反：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周边环境不断恶化。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钓鱼岛问题、朝鲜核问题都威胁着地区安全；在中亚地区，恐怖主义问题和宗教极端主义思潮随时有可能对中国安全造成威胁；在南亚地区，中印边界及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在南海地区，中国与多个南海国家存在领土领海争端。此外，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进一步挤压了中国的周边战略空间，还从军事上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主权领土争端遏制中国发展，经济上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试图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在多重压力之下，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陷入了“越强大越不安全”的困局之中。
再次，对和平崛起的不断强调和依然占有市场的“中国威胁论”之间的差距。冷战结束后，基于零和博弈下的国家利益考虑，西方炒作的“中国威胁论”老调重弹。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要在无政府状态中实现生存，国家就会采取进攻性的行为企图控制其他国家，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使这一论调在东南亚国家中获得更多市场。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思想，后又进一步转变为“和平发展”的理念，即“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而这一理念同样受到了西方的质疑，认为中国要和平发展是非常困难的， 它的实现过程中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因此只是个幻想而已。 迄今为止，尽管“中国威胁论”已喧嚣多年并被证明毫无根据，但中国依然缺乏有效的反驳。
最后，围绕着中国崛起，已出现了一种对崛起国而非霸主国的制衡格局，对中国的制衡方式逐渐由过去的硬制衡（hard balancing）为主转向软制衡 及战略对冲 等方式为主。这一变化在给中国带来新挑战的同时，也导致原有应对手段的异化而与既定战略目标之间的差距。在战略目标方面，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已出现“和平与发展外交战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不结盟战略”、“大国外交战略”、“伙伴战略”、“多极化战略”、“和平崛起战略”等多种具有代表性的声音 ；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对多边外交、首脑外交、公共外交、经济外交、预防性外交等 现代外交方式均有所涉猎。尽管外交战略目标及外交方式均呈多样性发展趋势，但在面临新挑战的背景下，由于各手段之间统筹协调不够、科学论证不力、战略规划不足，只能在问题或危机出现之时进行单一、被动的应对，未能形成合力来推进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在于现有外交资源呈碎片化格局，未能被有效地整合与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