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时间：2021-06-15 04:00: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个当代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国家将上百万干部下放农村、工厂,参加体力劳动。然而,长期以来,这段历史在共和国史书中甚少提及,或语焉不详。近年来,一些亲历过下放劳动的干部的回忆录逐渐问世,使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笔者通过对原始档案资料、个人回忆录、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的梳理,试对这场规模浩大的、影响深远的干部下放运动做一揭示。
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成为巩固的制度
始于1957年的干部下放劳动,同毛泽东突出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密不可分,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大力推动下完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赶超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种体制在使国家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高度集中以及由此派生的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充分估计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把反对官僚主义当成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外,毛泽东特别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的意义。
1957年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一再强调: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从而“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
4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中,把整风与党政主要干部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乡劳动并列,作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
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审定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指示》中提到: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是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为此,中央要求: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各级干部都应该每年抽出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把下放干部作为在和平环境中整顿作风、改进工作、改造干部思想、提高干部和知识分子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根本措施,要求将下放干部同改革体制、紧缩机构、减少人员、加强基层结合起来,下放干部的主要方向是上山下乡,参加农林业劳动。中央预计用10年时间,经过几次轮换下放,干部队伍和国家机构将得到全面锻炼和改造。
195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要求“各机关、部队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除年老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只能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的以外,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参加体力劳动的人员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几乎所有干部。
195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重申1958年9月的决定,并进一步规定:“凡是没有经过劳动锻炼、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而又有条件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必须继续分批下放进行劳动锻炼。……县级以上机关干部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每年应该一次或几次离开工作岗位,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短期的体力劳动。”《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对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长期贯彻执行下去,“成为巩固的制度”。
干部下放劳动制度从1957年开始执行,到1960年执行了3年。尔后,干部大批下放农村劳动暂时终止,代之以支援农业等名义到农村短期劳动。在大规模的城市人口精简过程中,有一部分干部特别是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干部被当作剩余人口遣返或下放农村,这些人的身份也随之从干部变为农民。留在城市的干部则以机关劳动为主,许多人在从事种菜、种粮、养鸡养猪等生产自救性的劳动。
有计划、分批次地推进百万干部下放劳动
按照中央要求,下放干部的工作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建立专门管理下放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各单位下放干部由党委统一安排下放地点和单位。下放的干部受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他们的组织生活及政治学习也交由当地党组织负责管理;与此同时,原单位也同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当时在下放干部中,还配备了少数领导骨干,到下放干部所在的县、区、乡担任适当的职务,负责协助当地党组织管理下放干部的工作。下放干部严武在《难忘“故乡”情》中披露:1958年武钢下放1000余名干部,其中3名领队进入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其余全部由县委统一安排到农民家落户,与农业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全国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各种规定和计划。譬如,中央国家机关成立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劳动生产办公室,统一制作了“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体力劳动情况月报表”和“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体力劳动情况统计表”等,要求各单位按照月、半年和年度统计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人数等情况,按期上报。
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有计划地分批进行的。首先,那些没有经过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被最先下放。接着,那些年龄在45岁以下又有条件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以及长期脱离体力劳动而且暂不需要留在机关工作的工农干部,也都被下放参加体力劳动。在首批下放干部中还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作为骨干,以保证下放干部的工作有良好的开端。另外,在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中提出,有几种干部是可以不下放或暂不下放参加劳动的:年龄在45岁以上的;体弱多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孕妇、有哺乳婴儿和因子女拖累不能下去的女同志;最近两三年内归国(主要指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归来)的华侨留学生和科学工作者;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方人员。9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废除了2月28日《指示》中关于年龄在45岁以上等可以暂不参加劳动的诸条宽限,参加体力劳动人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几乎所有干部。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有55万多人被定性为右派。中央要求,将右派分子下放农村,“让他们在社员和下放的干部的监督下进行体力劳动……以便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据中国科学院《1959年下放干部劳动锻炼总结》档案反映,对于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动,当时采取的是“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政策,他们劳动的时间往往更长。如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原副主任顾准被打成右派之后,从1958年5月到1962年3月,下放劳动近4年。
截至1957年7月,河北、辽宁、江苏等18个省、自治区有18万干部下放。1957年北京市先后下放两批干部,首批下放3600人,第二批7000多人,共1万多人。1957年11月,贵州省级机关第二批1105名干部到山区参加劳动生产,其中绝大多数被分配到西北高寒山区农业社去当社员。
进入1958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进,干部下放形成了高潮。1958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中提到,全国下放干部总数已超过100万人,全国已下放和准备下放的干部大约有300万左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百万干部下放”说法的来源。
汪东兴在《关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回忆》中披露,江西省1958年前后一共下放5万余名干部,赴省内100多个农林牧渔综合垦殖场,开垦荒地,围湖造田,饲养家禽、鱼等。据1958年2月5日《黑龙江日报》报道:截至1月底,黑龙江省已下放干部2.5万多人,其中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的有1.5万多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62.1%;加强和充实基层单位工作的有685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