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杨本泉和《我的“自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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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新炒成热门话题
２００３年初，一篇“旧闻新炒”的文章，炒得沸沸扬扬，不大不小地热闹了阵子。这篇文章，便是何蜀先生的《＜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下一面简称“何文”）。这本来早已是旧闻，但却一时被“炒”成了热门话题。为了让人们了解这桩“公案”的来龙去脉，所以提笔写成了本文。此事还得从２００３年的一系列文章说起。
何文首发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６日《南方周末》，接着又被《中华读书报》等所转载。何文以四个依据来证实《我的“自白书”》不是革命烈士陈然的遗诗：（一） “还在这首诗出现后不久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就已经有人产生了怀疑。这样一首构思完整、语句精炼、韵脚整齐、节奏铿锵有力的诗，能是在敌人刑讯室里‘不假思索’、‘一气写出’的吗？敌人能允许陈然从容把这１２行诗从头到尾写完吗？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岩》（后更名为《烈火中永生》）的导演水华就认为，这首诗与规定情景不符，句子的加工痕迹太重。陈然烈士的亲属也提出疑问：从不知道有这首诗，是不是在敌伪档案里新发现的？”“面对这些意见，罗广斌承认：这首诗不是陈然写的，是他们几个人根据陈然曾经有过的意愿写的。因此在写小说《红岩》时，没有再用陈然的真实姓名，而改成了‘成岗’。以后《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时，书中也就删去了这首诗。”（二） “真相的公开，最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绑架后在关押地不幸逝世。绑架和批判罗广斌的那派群众组织在批判中翻检出了这一历史公案，公开发表了《揭穿一个大骗局———＜我的“自白书”＞之谜》，详细介绍了这首‘烈士遗诗’的来龙去脉。明确提出，这首诗是罗广斌等人的‘伪作’。”（请读者注意这段话）（三） 引用了１９８４年第１期《纵横》杂志署名峻晨的文章《＜我的“自白书”＞的作者是谁》，“峻晨谈到，１９６３年小说《红岩》再版前在京开座谈会，他向罗广斌问起此诗是否有真迹保留，是如何从狱中流传出来的情况时，罗广斌回答了一段话。大意是：‘这个问题使我很不安。《我的“自白书”》并非陈然烈士遗诗，而是我们在撰写《在烈火中永生》一书时，以陈然临刑前要写出一首诗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气慨，以及陈然准备找一个机会再向特务作—番慷慨激昂的讲演后用自杀怒斥敌人、激励战友的计划的依据，由几个人共同创作的。目的在于突出烈士的英雄形象。由于用了真名真姓，《诗抄》（指萧三担任主编由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５９年３月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的编者误以为是烈士遗作收录了。’”（四） 引用胡元的回忆稿：“ｌ９５６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等在南泉从事反映当年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的文艺创作……有一次他（胡）去时，谈到了《我的“自白书”》。胡元回忆：‘我赞不绝口地说好，有气魄。杨本泉（杨益言之兄）说：‘你是第一个读者，不要光说好，要提意见。’我说一定要提意见的话，就是最后一句缩短点儿……我便问是谁写的，杨本泉叫我猜，我猜是罗广斌，罗广斌笑着摇摇头。又猜是刘德彬，刘德彬也摇头。我就对杨本泉道：‘那就是你写的了。’扬本泉平伸出双手摇了几下道：‘大家写的，大家写的。’然后提出一个问题来：不知这样代烈士写一首诗恰不恰当……罗广斌又解释说，因发现陈然要写这么一首诗但还没来得及写，陈然又是才华出众能写出好诗来的，便作了决定把这首诗代他写出来，只不知恰不恰当。我说小说中，作者代人物写诗填词的多极了，有什么不恰当。谁知后来这首诗却首先出现在报告文学中……”
何文在《南方周末》刊出后，《中华读书报》也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９日转载。由于何文的刊出，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０日，广东工商报社主办的《天地网》发表了署名老石的文章《烈士诗篇也能造假》，文中说读了何文，“就这样，这首骗了亿万青少年假烈士名托伪之作才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于我真有晴天霹雳之感，原来那么神圣的东西轰然倒塌，《烈》、《红》、《诗抄》是我最喜爱读的书，曾要女儿多看几遍受教育。既然诗、情节都敢造假，不知书中还有多少水分没挤出？”“联想到去年第７期《书屋》何蜀先生另一篇文章《文艺作品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烈》、《红》书及由此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大量作品描写的令人恐怖的集中营———中美合作所都是子虚乌有，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产物。”……此文又由《杂文选刊》加以转载。
由于以上两文，《羊城晚报》２月２３日刊发了陈章的文章《烈士遗诗也“造假”？》。文章认为“关于这首烈士遗诗的‘造假’，与‘刘文彩水牢’、‘亩产十万斤’等有目的造假有所不同。……这首‘陈然烈士遗诗’是１９５９年３月萧三先生主编《革命烈士诗抄》时从１９５９年２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烈火中永生》一书中误选的，”“罗广斌曾经作过说明：这首诗不是陈然写的，是他们几位作者根据陈然曾经表示过的意愿写的。”（注：《烈》再版时已删除）“因此可以说，这首烈士遗诗‘造假’，并非有人刻意伪作，只是以讹传讹而已。”“罗广斌虚构陈然在敌人审讯室作诗，也属艺术真实范围之内，至于后来被误以为是烈士遗诗，实在是别有原因，情有可原。”
《羊城晚报》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６日又刊发了杨光治的文章《＜我的“自白书”＞作者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是作者在读了何文后写信给杨本泉询问，“２月初收到杨本泉回信，他详细地回顾了《我的“自白书”》的成诗经过，其中的‘情节’，大概连何蜀也未必清楚。”杨光治根据杨本泉的复信写成了是文，客观地较为清晰地叙述了成诗的经过。并认为，根据杨本泉的经历，“他完全有水平改出这样的好诗，他的说话是可信的。”杨光治认为：“《我的‘自白书’》不管作者是谁，都是一首好诗。这首诗情绪激荡，正气凛然，语言精炼，声韵铿锵，极有感染力，是新诗史中的精品。虽然它不是陈然的遗作，依然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因为它真切地表现了陈然们的心声。我在１月１８日写给杨本泉的信中说：兄虽是‘代人赋’，然而赋出了能传世的真诗。这决非过誉之辞。现在既然创作过程已经清楚，我们不应因人废诗，大可以作一些处理，譬如，重印《革命烈士诗抄》时将它删去：编进语文课本时取消陈然的名字并加以说明，问题就解决了。”此文被２００３年６月《新华文摘》选入。
２００３年２月出刊的《 小诗原》第１１期以《话说＜我的“自白书”＞》为题，刊出了杨光治、杨本泉的两封信（两信先后又由《重庆政协报》３月１８日、重庆《南山风》２００３年５期、重庆《中外诗歌研究》２００３年第一期、成都《晚霞》月刊转载）较为详尽地追述了《我的“自白书”》的来龙去脉。
《小诗原》第１２期还刊发了申身的文章《我看＜我的“自白书”＞的代笔》，申文认为：“关于代笔写诗，有两种不同的性质：清朝乾隆皇帝一生留诗十万多首……大部分诗是由别人代笔写的……我在１９５９年与几位诗友一起编县内诗选，有同志代笔为县领导写了一首冠于书首的诗，起个类似‘序’的作用。我觉得乾隆皇帝让人代笔写诗，是为己，而那位诗友为县领导代写诗是为工作。前后两者性质公私不同。我认为当年为陈然烈士代笔写诗，实属一种公心行为。”“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３年代笔者三次向有关人和单位讲：此诗‘是大家写的’，因发现陈然要写这么一首诗但还没有来得及写，陈然又是才华出众能写出好诗来的，便作了这决定把这首诗代他写出来’，‘是几个人根据陈然曾经有意愿写的’。‘以陈然临刑前要写一首诗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气慨，以及陈然准备找一个机会在向特务作一番慷慨的讲演后用自杀怒斥敌人、激励战友的计划为依据，由几个人共同创作的’。据上所讲，此诗是据陈然刑前的遗愿而代其所写，所以我觉得代写此诗确在革命情理之中，不宜非议。”
到此这桩“公案”的脉络大致已经清楚，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谁知杨光治和杨本泉的通信发表后又引起新的波澜来。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５日，广州出版的《华夏诗报》第１５６期刊发了署名胡增明文章《陈然烈士诗＜我的“自白书”＞不容歪曲》，前面以黑体字加了长达一千七百字的“编者按”，站在“坚决维护”《我的“自白书”》确是“陈然的诗”的立场，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杨本泉。指责杨“武断否定烈士陈然诗作，并妄图占该诗己有”。（因该文及按语较长，容后谈及再引介）
事实的真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的“自白书”》的创作与误置
其实事情的真象是早已基本清楚了的，《我的“自白书”》的第一作者是罗广斌，第二作者是杨本泉。且看事情的来龙去脉。
１９９７年由北京群众出版社出版，厉华、陈建新、刘和平、王庆华著《红岩魂纪实———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一书提供了不少翔实可贵的材料：“陈然（在狱中）受尽各种残酷的刑罚，他没有透露一个使特务感到有希望的字；陈然受到了各种威胁利诱，他没有损害任何一个同志，使敌人黔驴技穷、一筹莫展。”“他昂奋达观地告诉难友：‘在敌人严刑拷打下，革命者靠的是意志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他曾告诉一位同志，他想写一首诗，题目是《没有了我》。诗的大意是：地下党员参加革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毒刑拷打死亡威胁算不了什么，保持气节，战胜敌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将成功。《我的“自白书”》就是根据陈然在狱中的这个意思而创作的。”在狱中，“使陈然产生了一个计划：找个机会做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后，就纵身从楼上跳下去触电网自杀！以此向敌人宣告，我决不屈服；向难友们表示，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向那些软弱的人猛击，要经受住考验。”（Ｐ１６１）
罗广斌在成都被捕，转押重庆。书中写道，罗广斌在一份自传中说：“……到白公馆和陈然、邓兴丰同住楼上（不能下楼）”（Ｐ３８０）。书中又写道：“因‘六一’大逮捕在白公馆关押过的《大公报》人顾建中回忆写道：‘……这天，忽见有一个抱着铺盖人的背影，随管理员走上楼去。晚上，我听到理员杨钦典与别人说：罗广斌这时候该同家里人见面了，在城里洗了澡、理发。我认为他是取保开释了。但大约三四天后，我从窗内又看见他同陈然在院子里一起散步，态度仍那么平静、乐观，仍然和陈然那么亲密。我很奇怪，他为什么又被解回来，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下午……我发现他与王朴在廊子角落秘谈。当天黄昏，我在洗碗时，悄悄问刘国志：罗广斌怎么回来了？他说：他家里保他出去，但二处必须要他写一张自白书或悔过书，他仍然一个字不肯写，宁愿回到这里来，所以又抱着铺盖卷来坐牢。……罗的事使我很感动。”（Ｐ３８２）
罗广斌在这份自传中还说，在狱中“曾协助陈然修完高中化学与部分代数。” （Ｐ３８１）
自传中又说：“当时黄显声将军秘密给报我们看，便节录下来，由陈然用仿宋字抄写了丢往楼下的王振华夫妇处转达刘国志、王朴再转达许晓轩、谭沈明看，其他用口头转告。有一回宣灏发现许（晓轩）在看，许便给了他，宣近视被管理人员发现，于是《挺进报》白公版就此停刊。”（Ｐ３８０）
自传中说：“在难友的关心下，我没有变节，一次次通过了考验。”“徐远举对我的要求很简单，……只单纯要求我停止‘政治生活’，写悔过书出去”考虑之下，我写了一首‘我的自白书’作为对难友们的一个答复，也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望着脚下沉重的铁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毒刑、拷打、枪毙、活埋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是一个人，不能像狗一样的爬出去，我恨煞那些怕死的东西！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我的血肉全在此地。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Ｐ３７９—３８０）以上摘引《红岩魂纪实———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一书中文字足可以说明这么几个问题：
陈然在狱中想写一首诗《没有了我》，以表达自己的革命气节，激励难友。后来的《我的“自白书”》就是根据陈然在狱中的这意思而创作的。“陈然还有一个计划：找一个机会做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后，就纵身从楼上跳下去触电网自杀；罗广斌被捕押送重庆后，与陈然关在一起，两人关系十分亲密，对陈然的思想比较了解，对他的崇高品德十分钦佩；罗广斌在狱中得到陈然以及江竹筠、许晓轩、王朴、刘国志、黄显声、谭沈明等众多革命难友的信任，参与了《挺进报》白公版的工作；罗广斌在狱中拒写“悔过书”，因此乃兄保释他未果，再度入狱，为表达自己对革命忠贞，写了一首《我的自白书》，这当应是后来《我的“自白书”》的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