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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生李祖荫的坎坷人生

    时间:2021-04-11 12:01: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我的三伯李祖荫,号麋寿,湖南祁阳人,生于1897年,卒于1963年。兄弟五人,他行三,我父亲最小,我们亲切地叫他“三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最最使我难以忘记的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平生无大志,但求后人说我是书生而已!”足见其早已把自己政治定位在不激进不落伍的中间地带——“灰调”中。然而他追求的“灰调”生活之道布满荆棘……
      三伯出生在一个号称九代书香之家,远的不说,近的如他的父亲、伯父、叔父,都是前清的秀才,虽未出仕,但道德文章,都为人称道。祖父更是清同治甲戍科的翰林,《兵镜类编》一书的编著者,是一位潜心研究军事思想的学者。三伯从小就爱读书,九岁发蒙,11岁进小学,整日手不释卷。小学毕业后,考入湖南第三师范。在整个学习期间,他都异常刻苦,学校图书馆最早进去的是他,最晚出来的也总是他。所以从小学到大学,次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在报考北大法律系的时候,他遭到了平生第一次的失败,因为数学成绩不好,他名落孙山了。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但他没有气馁。他站在北大校门口大声宣誓:
      “北大现在不要我当学生,我要北大将来聘我当教授!”最终他的愿望得以实现。
      蒋介石邀请去西安,
      他说“好险啊,好在没去”
      从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归来之后,他并没有马上跨进北大的校门,而是先在朝阳、燕京两大学教出了成绩,得到了认可,才由北大主动聘去当教授的。他对此引以为荣,谈起来往往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洋洋自得的笑容。
      从1930-1937年底,三伯都是在北京工作,那正是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时候,他一边教学,一边写文章、出专著,同时兼任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的主编。在这家颇具影响的法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引起了同行们的注意,被人称为朝阳学派的“健将”。
      但三伯这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志向是当书生,而不是当官。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曾邀请北大一批学者、权威去西安,他也在受邀者之列。机票都已订好,但考虑再三,最终还把票退了。事变发生后,他大声说:“好险啊,好在没去!”
      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寇悍然占我北平,三伯和北大法学院的许多老师没有即时撤出。日寇曾派遣汉奸宁协万等两人登门,对他威胁利诱,要他出来为日寇效劳。三伯义正辞严,当即断然拒绝,并把事先写好的遗嘱,交给他们看,以示他誓死不为日寇效力的决心。等到两个汉奸一走,他就立刻串连起陈瑾昆教授等法律系的同仁,和校长蒋梦麟的夫人先后逃至天津,在郑天挺教授的帮助下,搭乘一艘英国货轮,到达香港,再换船到广州,最后乘火车到达长沙,参加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的教学工作,开始了他在湖南的教书生活。
      如果说在北平,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与科研上,那么到了湖南以后,除了教学和科研之外,他的社会活动大大增加了。他已经不是刚刚起步的年轻教授,而是有了一定知名度的法学家了,各方面对他多了一份信赖和尊重。比如我们老家祁阳,两派为争夺一个省参议员的名额,相持不下,最后竟毫无争议地把他推出来,当了一届省参议员。他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当上的呢!那时张治中在湖南推行新政,考试县长,请他出来担任县长考试委员会的襄试委员,并将他的《民法概要讲义》列为必读参考书,又聘他为湖南民众自卫团军事参议会参议。当然,这些都是社会活动,并未改变他的书生形象。1938年陈立夫来长沙,约他面谈,希望他出来从政,担任衡山模范县的县长。这就与他的书生追求相背了,于是他当面拒绝了。他还是愿意呆在学校里教书,保持他书生的本色。
      北大西迁昆明,三伯家庭人口多,加上祖父病重,他无法随同前往,多少有点遗憾,但他立刻转到了湖南大学,继续他的教书生涯。
      湖南大学原来为省办,学校条件较差,经过湖南许多有识之士多年不懈的努力,才在1938年争取到蒋介石的同意,改省立为国立。这时正值北方许多大学南迁,不少原在北方著名大学里工作的湘籍教授,携家带口回到长沙,在那些学校继续西迁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如清华的杨树达、南开的罗皑岚等便纷纷留在了湖南大学,使湖南大学的教师队伍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在留德钢铁专家胡庶华出长湖大之后,湖大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校长和三伯在办学理念上,有很多共同点,他非常信任三伯,让他出任湖大法学院长。三伯也不负所托,很快就将法学院办成了湖大最负盛名的学院之一,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到四十年代末,已经占到全校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成为全校人数最多的一个学院。
      1944年发生的一次事件,更是大大扩大了他在湖大师生中的影响,使他赢得了更大的尊重和信任。
      当时胡庶华担任校长,他在任期间,使湖大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抗日战争极为困难的日子里,他领导全校师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绩,受到广大师生的爱戴和拥护。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得到蒋介石和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欢心。1944年春,他突然被免去湖大校长的职务,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取代他接任湖大校长的是李毓尧。消息传到湖大,顿时引起全校师生极大的愤慨。他们一定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全力挽留胡庶华。他们上书请愿并通电全国。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一次自发性的学生运动——驱李护校运动。
      李毓尧本是留英学矿业的,但他却投进了国民党的怀抱,成了CC派的红人。反对他的人,说他不是学者,而是“党棍”。用这样一个人来取代德高望重的教育家胡庶华,广大师生们认为是对湖大的侮辱,是教育党化的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进了学校,也要赶走!
      李毓尧到校以后,想方设法控制学校,但毫无结果。全校工作陷于瘫痪。于是在蒋介石的默许下,陈立夫的暗示下,宪兵开进学校,大肆抓捕反抗的学生。先后被传讯的77人,被拘捕的48人,被关进集中营的36人,因病被折磨致死的2人,遭到开除、退学、停学处分的,多达228人①。教师中支持学生的,也有四人遭到解聘并被驱逐出辰溪。三伯是其中之一,被解聘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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