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旭晟:从政的学者
时间：2021-04-11 12:01: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个人要认真磨炼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文风。年轻人很需要在求学阶段对文笔和文风进行锤炼，这是必经的阶段。”
记者（以下简称“记”）：胡老师您好，能否请您先介绍一下，在您求学的过程中，哪些老师对您产生很大的影响？
胡旭晟（以下简称“胡”）：您好，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时有几个教法制史的老师，这些老师对我的学习尤其对学中国法制史产生了很大影响。法制史方向有三个老师，教古代部分是的张晋藩老师，教近代部分的是曾宪义老师，教根据地方向的是范民新老师，这些老师的课我都很喜欢，而且我自己也喜欢历史。其中张老师和曾老师讲课都非常好，曾老师则非常有风度，他们精彩的教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学习法制史就是和这几个老师有很大的关系。而人大和北大的风格完全不同，人大的老师基本功很扎实，北大的老师思想活跃。人大给我的训练很严格，它的风格对我也有很大熏陶，要严谨治学，板凳须坐十年冷。我的几个老师就说过做法制史和部门法不一样，法制史没有五年以上是不能出成果的，这是老师们言传身教对我的影响。还有就是要我多练笔，文章的写作能力只有反复磨炼才能提高。其次就是我读研究生时期梁治平老师给我很大的影响，他和我哥哥是同学，也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我还是习惯称他为“梁老师”，后来通过我哥哥认识他了。还记得梁治平1985年硕士毕业的时候，我是答辩秘书，他的硕士论文当时给我很大的启发，是一种不同的视角和宽广的思维，这对我以后的影响也很大。他当时毕业留校，留校后就发文章，我就开始读，他文笔很老到，流畅、华丽、活泼，很吸引人，我非常喜欢读他的文章，学界不认识他的人都以为梁治平是一个老先生。但是一些老先生们不是很喜欢，说他写的文章不精炼。而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很喜欢。其中他的文风对我影响很大，以致后来我开始模仿他的风格，我本科毕业时就模仿他写了一篇文章，与梁治平的文风很像。所以可以说他对我文风的形成影响很大。还有梁治平的研究思路和视野对我影响也很大。他的研究思路和视野是一种文化研究、文化解释，从多学科角度来研究法制史，我后来就进行解释性的法史学研究。在写硕士论文时是梁老师的思路启发了我，法史注重考据，当时我的功力不够，所以就学习梁治平的思维，进行解释性的分析。
记：大学四年中，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些事情呢？
胡：第一个事情就是人大的期末考试。当时人大的期末考试有一个风格，就是后面的试题侧重考大题目，共有五六十分，而我们当时就喜欢套题目，把要考的大题目提前从老师嘴里套出来，提前进行准备。记得那个时候考试前一个星期老师会来辅导，我们的行动就是套题，对付老师，把大题目套出来，我们那时已经很有经验了，基本上每门课等老师来辅导后都能套出大题目。可是只有两位老师的试题没有套出来，一个是诉讼法的老师江伟，他和我们约好了，来了倒上一杯水，然后他就一直讲，我们不能插话，等他重新讲一遍上过的内容后就走了，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说话。后来我们就说这些教诉讼法的老师太厉害了，我们对付不了。其他老师的题目基本上都能套出来，套出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准备，其实就是写一篇论文。所以当时每次考试就是写一篇论文，很辛苦，考试时就完全凭记忆写出来。这其中对锻炼我们的写作能力有很大的好处，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记得当时国际法的一个考试，我就考到了高分。
记：您研究生毕业去了湘潭大学，当时您是怎么选择的？在湘潭大学时都有些什么经历呢？
胡：当时本科毕业之后要求是有一个学生留校，当时我们三个人，一个师兄去了教育部，赵晓耕也已经找好学校。那时正是渴望自由的年龄，留在人大就不会有太大的自由空间，而我不想在这么严格的环境下进行学术研究。另一个就是人大的分科很严格，不能跨方向去研究，我很喜欢思想史，但是在人大只能教制度史，也只能做中国法制史，这样对我的局限就很大，和我的兴趣不能统一，我就不想留在人大。我和赵晓耕说，你是大师兄，按照规矩是大师兄留守，所以最后赵晓耕留校了。而我去了湘潭大学，当时正好湘潭大学需要老师，人事处的干部又碰巧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就找我去湘潭大学。
不过我也怕湘潭大学像人大那么严格，所以当时问了湘潭大学，要不要审查我的教案，教课自由不自由，能不能教外国法制史和思想史内容，回复是教案不审查，教课和教学内容都很自由。我听后觉得这样很好，就决定去湘潭大学。
在湘潭大学上课很舒服，也很自由，学生们也很喜欢，我去了湘潭大学总搞教学比赛，我基本上都是前两名的，我当时年轻，所以讲得很有激情，讲课的效果都很不错，甚至还有学生去我寝室问我：“您不觉得您讲的课很好吗？”这种学生用反问句来问老师，我觉得很有趣。我还记得研究生毕业之后曾宪义老师给我的临别赠言：“一定要站稳讲台”，所以去了湘潭大学就努力把课讲好。在湘潭大学也是继续练笔，这是当时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着。写完了也不马上发表，放上几个月，然后再看，进行再斟酌。我在读一个伦理学著作时，记得有一个伦理学学者说：“在学术上，一篇论文如果没有经过同行的评论就去发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毕业之后在湘潭大学写的论文都是给每个老师看，经过大家提出意见后再去发表的，这是我在论文写作中的一个体会。
“我作为一个学者，用自己特有的专业优势进入政治领域以后才能发挥作用。作为法学学者，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能够有独到的作用，可以代表一种声音。现在重视专家的声音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记：您在1997年当选为湖南省人大常委，这段经历您有什么体会？
胡：1997年，我进入省人大常委，当时比较有激情，经世致用的文化也在，在省人大做了一件事情。比如移民款质询案，移民局挪用移民款1000万元，移民款是专款专用的，有法律规定。开会时政府提得比较模糊，被我们注意到了。我们几个常委决定查查看，回来写了个质询案。端午节那天，按照常委会的规定本应该闭会，大家回去过节，当时正好我们提出这个质询案，是十几个常委联合提出来的，所以经过讨论决定延长会期，这是人大会议历史上第一次延续会期，在端午节当天开会。最后处理的结果比较令人满意，当时分管这件事的常务副省长做了检讨，移民局也有几个人被撤了职，还有几个人被判了刑。这件事后来在《南方周末》整版报道。这件事既提高了人大的地位，也提高了法学家作为常委的地位。总的来说，作为一名学者在常委这几年是比较成功的。后来就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兼致公党组委。
记：那么，在您看来，学者和官员有什么不同呢？
胡：作为学者和官员，两者规则不同。学者要弘扬个性，实现自己的理想，作为学者可以自由发挥，写各种不同的文章。官员要寻找共性，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作为官员，如果你的思想大家不接受，那么具体实行就行不通。总的来说就是要把共性发挥到极致。学者和官员的思维方式不一样，语言表达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两者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学者看到问题不满就可以直接提出来，但是官员却不能随便说出口，包括以前我们不理解的官方文章，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不是官员不明白这些问题的存在，而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在官员来看，提升群众的信心更重要，尤其是国家发展困难时期，就像温总理讲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作为领导鼓劲最重要，如果把现状说得一塌糊涂，下属怎么去努力？这样会打击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我们学者出身的官员，比一般官员更较真，比较严谨和认真，个性强些，原则性多些，灵活性稍显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