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 军 [骆大侠,以军]
时间：2020-08-15 07:23: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8年1O月，台湾作家骆以军出版长篇小说《西夏旅馆》，当时朋友从台湾给我带来这套上下两册的巨著。并非初读骆以军的文字，但读这部《西夏旅馆》，却变得异常艰辛，文字密度令人窒息。那种藐视纲常伦理，价值秩序，一切洗掉从来，摧枯拉朽之感，颇有种兵临城下，不攻克决不善罢甘休的狠心，如此才可以开启阅读之旅，否则，还是作罢吧。后来几次和友人们闲聊，还生出一个笑话，如果说朱天文写的不过是一本《荒人手记》，那骆以军的这本《西夏旅馆》真是疯人手记了。
初夏时节，这部去年一举摘得华语文学“红楼梦奖”的《西夏旅馆》，终于得以在大陆出版。此前虽然看过骆以军数部作品，却从未刻意想知道此人庐山真面，始终觉得他的文字华丽繁复，意象奇诡，令人目眩，一如台艺大戏剧学教授陈芳英所言，亦狂亦侠亦温文，始终觉得有侠气在其中。6月初，趁着骆以军人在京城，特意前往一睹他的侠气。一进门，听到有人喊骆胖，闻声望去，外型厚重的骆以军跨门而入，还真有几分侠气。一行人落座，说起《西夏旅馆》难读。骆以军回说他训练了自己二十几年，写这本书耗时4年，想要一周读完还要读懂?想想一部作品足够优秀，真的可以反复看很多年吧。通常能写者，不一定能说。可是，骆以军实在是太能说了。初次见面或许还有点羞涩笨拙，后来是越讲越收不住了。让我断定，骆以军之前20多年的写作经验，便是为写作“西夏”做准备。这部小说大陆简体版的出版，于他历经飘零的家族、幻梦般追念故土及父亲的意义，实在难以付诸文字，他只是说：“这套书拿回台北，会给父亲敬上，上一炷香。这个感觉外人也许无法理解。”此后，看他写的《经验匮乏者的笔记》，才知道，他曾经如虔诚写经僧般不眠不休，一字一句一遍又一遍抄读那些他信口讲来的大师巨著。他说自己是习艺者，在苦行抄读中超度洗刷着灵魂，最终老蚌终于生珠。
经验匮乏者的故事
2010年7月，由香港浸会大学创办的华文长篇小说奖项“红楼梦奖”，将第三届“红楼梦奖”的首奖桂冠和30万元港币的奖金授予创作《西夏旅馆》的骆以军，此前两届的获奖作家分别是贾平凹和莫言。授奖词中这样写道：“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文学都面临了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压力，以及市场化、娱乐化、粗鄙化的文化生态环境。本届‘红楼梦奖’首奖授予骆以军的《西夏旅馆》，表达了一种文学道义上的相濡以沫的支持。”
骆以军常称自己是经验匮乏者，缺少那些大家族的光影参差的记忆。“等到我开始准备成为一个专业作家时，我就发现自己不是没有故事，而是经验匮乏，教养不够。你的经验不是你的经验，是父辈口中的故事，或是别人书写中的情景。而眼前的一切场景，好像是栩栩如生、如真似幻，但突然又发现它是假的。怎么样用书写这个动作去把它换成真的，是我要去做的。”作为台湾“外省二代”的骆以军，童年时几乎没有什么家族概念。“不像本省的家庭，有祖父母，各房的亲戚，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像张爱玲，在她十三四岁，脑袋里已经建构出复杂的人际关系。从小就只是爸妈，他们得去打工，哥哥姐姐都不一定有，成长的环境就是身边的朋友，朋友的同质性又很高，大家对世界的期待都是一样的。”有别于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等作家开创的“外省二代”叙事写法，骆以军的“外省二代”经验更弥散、复杂，他说：“朱天心在《古都》里处理的记忆是真的，而我的记忆已经开始出现幻术。”
朱天心曾说，“骆以军与其他新生代作家的差距就像赛马，不是领先一个鼻子或一个头的肉搏战，他是整整赢人家一圈。”细细想来这个差距的根源是骆以军也是往回看的人，他不仅用功也耐得住寂寞，不像其他外务繁多的同辈作家，他能沉静下心来写作。骆以军直言，这样的创作方式与他“外省二代”的身份及童年经验有关。“我今年44岁，我不是在眷村长大的，而是在永和。永和这个小城八成都是外省人，但大家却彼此疏离。”
30岁后，骆以军发现写小说不再是写诗的才情喷薄，而是一种“极限运动”，把最大的能量聚集在一个点上。那时他没有专栏写，几乎没有收入，每个月要还债。在写作过程中数次抑郁症发作，不得不求助于药物治疗9个月，部分原因可以说是长期的经济压力所致。“当时《西夏旅馆》写了半年，就发觉自己像武侠小说里的虚竹，看到墙上有一套剑法，跟着练，旁边的人也跟着练，内力不够就会吐血。我感到自己是提前来碰这本书了，耗费了很大的心力。很像潜到黑暗的深海的潜艇，涡轮引擎，高压防水舱要非常强大。那时处在一个摇摇欲坠、支离破碎的状况，感觉仓压要爆掉。无法上班，不能出门，也没有爱人的能力，很多时候旁边的人不能谅解，其实他只是生病了而已，整个世界变成异常安静的黑白片。”
骆以军不否认自己在小说中的隐喻，但他认为更复杂。“书中的确在谈外省人及其第二代，但也在谈本省人的一些焦虑。我父亲二十多岁来到台湾，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多年。尤其到了晚年，我始终觉得他真实的人生就是之前的那二十多年，此后这么多年就像是一场梦。而我就是我父亲在一场奇怪的梦里生出来的孩子。”
讲故事已成了何其困难的事
被戏称为“骆胖”的骆以军，其实是个吃素20年的素食者，不过吃素的原因是高中时对观音菩萨发誓：如果让他考上大学，一定戒肉。初见骆以军的人，很难将谦逊憨厚、充满喜感的他与意象奇诡与华丽繁复的小说文字联系起来。他说不喜欢一本正经的场合，最喜欢说笑，轻轻松松。上台演讲前，骆以军常会紧张得不吃饭，“靠激增的肾上腺素强撑”。私底下，他则极尽耍宝搞怪，总能逗得人爆笑，自己也乐不可支。
骆以军说话的确好玩儿，采访过程里几次把人逗得狂笑，只有在唐诺或张大春这样他很尊敬又嘴巴超厉害的书写者面前，骆以军才“任其贬损”，只是嘿嘿地笑，从不还嘴。聊天时，他说起一个段子，《西夏旅馆》刚出版时，唐诺把骆以军批评了，骆某日给朱天心发短信说，觉得唐诺批评得太狠了。后来等到天心的《南都一望》写出来，骆以军又发了短信给朱天心说，原来他批评你更狠啊。
关于骆以军最知名的一则轶闻，就是他为精进写作能力，大学时代曾抄写过许多中外文学经典，包括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川端康成、夏目漱石与太宰治等人的作品。“或许对我而言，抄读如河床，其它种形式之阅读，只是哗哗流过的语义、故事和人心之湍急激爽。”骆以军说，“阅读，以及不要傲慢，是我小说练武最重要的两件事。”他说自己高中时代还是很浑的少年，到大学才发奋读书。但是，阅读文学经典时，他根本读不下去，为此他想到了抄书。“现在很多人把我抄书神化了，其实，这只是我让自己注意力集中的方法，和大家的阅读一样。”骆以军说，如今因为写作的比重增大，以及家庭事务挤占一些时间，阅读量不比从前，无法像当年那样一本一本抄读，不过有时他读到一些喜欢的作品，还是忍不住要抄写。
采访中，骆以军数次提到自己在台湾同辈的小说家，袁哲生、黄国峻，都是30岁上下先后自杀了。“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连带性，可能我们同处一个时代，我们所书写的也是一个共同的痛苦形态。到了这个时代，故事写作很难变得出花样了，而且我们的故事也不可能比得过莫言、王安忆、韩少功、余华、李锐，他们是黄金年代的一批人，二十多岁赶上下放，赶上社会大变革，然后像现代化摄影机一样，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在骆以军看来，台湾不太可能出现大叙事，国民党退据台湾以后，大陆的鲁迅、沈从文、茅盾的著作一度都是禁书，直到戒严前两年才看到，那个时候他二十几岁，正在接受文学启蒙。“那时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像张大春、朱天文、李渝、李永平这批台湾或者马来西亚非常好的华文作家我们在读，另外我们又同时读到莫言、王安忆的东西，这种混在一起的感觉，有点像上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狂飙的时候。和骆以军探讨为什么台湾作家的小说作品写得那么复杂却没故事。他认为，西方20世纪定义的现代小说，本身就不是在讲一个故事，而是观看的方式，是如何透过小说这样的媒介去感知呈现人类存在的状况，人并不只是故事里的配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