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达时:刘少奇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入党介绍人意见

　　 刘少奇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几个月后，于1921年年底入党的，他的入党介绍人有两个：一个叫罗亦农，在中共党史上是个大名鼎鼎的先烈人物；还有一个叫袁达时，却鲜有人知，几乎所有党史著作中都不曾提及其人其事。其实，在中共早期历史上，袁达时也曾是一个重要人物，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也曾有过不凡表现。这样一个人物，后来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 　　十八岁与罗亦农并肩投入 　　五四运动 　　 说起来非常巧，刘少奇的两个入党介绍人罗亦农和袁达时，既是同乡也是同学，他们的家乡是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镇雷公塘村，两人是同一个村子里一起长大又一起读书的同窗好友。袁达时出生在1901年，罗亦农则比他小一岁。这个地方南来北往的人多，他们经常能听到一些新鲜事，从小就接受了很多新思想。 　　 1916年，两人十四五岁的时候，一起考进了县城里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学校――湘潭益智学校。这个学校虽然也教授英语和一些科学基础知识，但主要安排学习基督教神学的课程，并且要做祷告和礼拜。他俩厌烦这种教育，经常跑到校外去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在反对北洋军阀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运动中，他俩串联了一些进步学生，在县城里参加反日游行，捣毁和焚烧日货。在护国战争期间，他们又组织迎接讨袁军的活动。1917年年底，两人双双离开了这所教会学校，跑到省城长沙去另外寻找求学机会。 　　 1918年，袁达时进了长沙船山学校，罗亦农则因为父亲反对他外出就学而一时滞留于家中。1919年，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罗亦农不顾家人阻拦，再次跑到长沙，找到好朋友袁达时，一起投入爱国运动的洪流中。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船山学校办起了一所平民半日学校，让那些读不起书的人来听课，学文化。 　　 在船山学校，袁达时和罗亦农又结交了两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卜士奇和吴芳。他们四人在船山学校所表现出来的好学精神和远大志向，受到具有新思想的校长贺民范的注意和赞赏。1920年初的一天，贺民范把四人叫到校长办公室，告诉他们说，在陈独秀支持下，北京一个大学生王光祈发起成立了一个工读互助团，建议他们去参加，并愿意给他们经济援助。四人一听，高兴极了，立即打点行装，奔赴京城。可是，当他们兴冲冲地赶到北京，找到王光祈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工读互助团已经解散了的消息。不过，他们又听说陈独秀去了上海，正在那里筹备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于是，四个年轻人又兴冲冲地奔往上海。 　　 在上海老渔阳里六号，他们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介绍说，上海工读互助团这年2月份开始筹备，具体筹办的几个人都是从湖南来的，有毛泽东、彭璜、肖子�等。陈独秀所说的这几个湖南青年，袁达时、罗亦农他们在长沙参加五四运动时都接触过，一听非常高兴。于是，他们按照陈独秀提供的地址，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的弄堂里，见到了毛泽东和彭璜。不料，毛、彭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之后，已经得出了工读互助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而需要另外寻找改造社会的道路的结论。他们还给袁达时、罗亦农等四人提建议说，不要再尝试做这件事了。 　　十九岁创沪滨工读互助团 　　 四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听了毛、彭两个人说的话，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是在探索改造社会过程中经过深刻思考而得出的一种结论。道别之后，袁达时对另外三人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京沪两地的工读互助团进行不下去的原因有所不同，他说：“北京工读互助团夭折，主要是经济困难，这种困难在上海是不存在的。” 　　 他又说：“在我看来，毛、彭不成功的主要问题是方式问题。他们的《简章》规定，凡入团的人不用交费用，加入以后也可以自由退团，这就太过松散，拢不住人。如果入团的人心齐的话，在上海这样经济发达的地方，办得好的话可以使团体扩充，即便办得不好也不至于短期就破产。”其他三人都同意袁达时的说法，并叫他领头，自己来做工读互助这件事。 　　 就这样，这四个湖南青年经过一番酝酿筹划，于1920年6月在法租界的贝勒路吴兴里十六号租了一间房子，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工读互助生活。为了和毛、彭的上海工读互助团相区别，他们给自己的这个团体起名叫“沪滨工读互助团”。7月3日，上海的《时事新报》和《救国日报》同时刊登了他们的《沪滨工读互助团发组言》和《简章》。 　　 一个月之后，沪滨工读互助团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由四个人扩充到了十个人。袁达时在兴奋之余，为了扩大影响，以“袁笃实”为笔名，写了一篇长文《沪滨工读团进行计划的个人主张》，连载在7月22日和23日的《时事新报》上。在这篇文章中，他为工读互助描绘了一个美好的远景，认为“可以由工读团达到很大的新村，由新村达到大同的世界”。 　　 袁达时的这篇文章，是“五四”之后工读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代表作，当时在青年中发生了很大影响。文章登出后，又有一些青年学生陆续加入，团员发展到了十四人。 　　 1920年8月，陈独秀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后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简称为C.Y.。社会主义青年团刚一成立，袁达时、罗亦农等沪滨工读互助团中的八个青年即集体参加，是最早加入C.Y.的团员。 　　二十岁赴莫斯科东方大学 　　 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在新渔阳里六号开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目的是要选拔一批进步青年到莫斯科去学习，为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袁达时、罗亦农等沪滨工读互助团的成员们，大部分都参加了这个外国语学社的学习。很快，由各地选派来的一批进步青年陆续进入了这所学社，其中湖南青年最多，先后到来的有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萧劲光、胡士廉、任作民等，再加上沪滨工读互助团的袁达时、罗亦农、吴芳、卜士奇、陈为人等，在三十多名学员中，湖南青年就占了一半之多，其他省份来的还有浙江的何今亮（汪寿华）、王一飞、梁柏台、谢文锦，安徽的蒋光赤（蒋光慈）、柯庆施、韦素园，河南的曹靖华等。 　　 从1920年9月到1921年4月，袁达时他们这批青年在这里学习了整整八个月，除了学习俄语之外，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并阅读《共产党宣言》以及《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另外还要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担任C.Y.书记的俞秀松同时也兼任外国语学社的秘书。袁达时从这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史料显示，这一时期，袁达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的活动中是一个积极分子，不但担任上海共产党组织主办的《劳动界》杂志的编辑，而且他还以“笃实”为笔名，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湖南农人的生活状况》等多篇文章。 　　 1921年4月，袁达时等一批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在上海吴淞港登上一艘客轮，踏上了去苏联留学的旅程。一同去的有他们一起从湖南出来，又一起创办沪滨工读互助团的罗亦农、吴芳和卜士奇，另外还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谢文锦、王一飞、蒋光慈、廖划平等。 　　 这是一批风华正茂的青年，其时袁达时刚好二十岁，罗亦农十九岁，刘少奇二十三岁，任弼时和萧劲光都才十八岁。刘少奇后来曾回忆说：“当时，我们这些中国青年，到苏联去就是为了寻找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那时的交通条件很差，他们一路上历尽艰险，直到7月初才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此时，恰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大会给刚刚到达的这批中国青年团员发了几张入场券，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人被推选去列席旁听，并且在大会上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随即，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在莫斯科召开，袁达时和吴芳、任岳、陈启沃等人一起去列席旁听了这次国际青年的盛会。刚刚抵达红色之都的青年们在参加了这两次大会之后，感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的气氛，产生了强烈的革命激情。　　 1921年9月，这批中国青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正式开始了留学生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全称是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袁达时和罗亦农、刘少奇这三十多个青年是东方大学第一届中国班的学员。 　　 1921年12月，中国班的学员中开始建立党组织，据刘少奇回忆，在他由团员转为党员的时候，“入党介绍人是罗亦农和袁达时”。 　　二十一岁担任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上海分部主任 　　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制本为三年，由于国内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急需干部，已经成为中共党员的刘少奇、袁达时、卜士奇和陈为人等人，奉命提前结束学业，于1922年5月起程回国，到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到，被分配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关，总部设在上海。 　　 刘少奇和袁达时刚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没几天，就发生了书记部副主任李启汉被捕事件。接着，租界当局又于7月中旬查封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总部迁往北京，改由邓中夏担任总部主任，另在上海设立分部，由袁达时任主任，其他四个分部的主任不变，即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广东分部主任谭平山，济南分部主任王尽美。刘少奇在这时被派回了湖南工作。 　　 刚刚二十一岁的袁达时陡然承担起了独立领导一个方面工作的重任。上海是中国工人数量最多的工业城市，在全国工人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共中央对他委以如此重任，显然对他寄予厚望。 　　 袁达时上任之初，适逢总部主任邓中夏发动全国性的劳动立法运动。邓中夏拟定了《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还写了一份《关于劳动立法的请愿书》，请愿人的署名就是他和五个分部主任的名字。这个请愿书给每个国会议员都递交了一份，并且连续在各种报刊上登载。一时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六个领导人的名字响遍全国，袁达时亦由此闻名于工运界。 　　 接下来，1922年9月，上海分部领导了金银业工人的罢工运动，一直坚持了二十八天。紧接着，又发动日华纱厂工人和英美烟厂工人的同盟大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上万人，也同样坚持了二十多天。这三场罢工斗争被称为“三角同盟罢工”，在全国影响很大，成为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的一部分。 　　 基本上是在同时，刘少奇也成功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据当时仍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彭述之后来回忆说，在这一年的11月，陈独秀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其间专程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看望他们还在校学习的同学，并告诉他们有关东方大学回国的一些同志的消息，谈到这几位同志的素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谈到了刘少奇、袁达时等同志，他们一经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便显示出既能胜任工作，又能顽强斗争的可贵品质。他说，党目前最需要的正是这种类型的革命战士。 　　二十二岁与毛泽东两赴广州 　　参加国共两党大会 　　 1923年3月，袁达时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到安源工作，在这里，他与老同学刘少奇重逢。1923年2月发生“二七惨案”之后，全国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但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却继续有声有色地开展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把安源作为工运重点，增派了三十多名得力干部来到这里，其中光是从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回来的就有袁达时、萧劲光、任岳、胡士廉等多人。一时间，安源在全国工运界获得了“小莫斯科”的称誉。 　　 邓中夏曾说：安源工运之所以能够“巍然独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该矿全体工人，已经完全组织在一个严密系统之下”。这个“严密系统”的组织就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最初是李立三，1923年2月李立三调走之后由刘少奇接任。当1923年3月袁达时来到时，刘少奇委任他为工人俱乐部组织股股长。 　　 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整顿和巩固工作完成之后，袁达时又被委任为宣传股（后改称讲演股）股长。刘少奇曾特别提道：“讲演股因从前人员不定，讲演责任完全未尽，但自袁达时担任股长以后，讲演事业稍为整理。” 　　 1923年6月，袁达时和毛泽东一起，在广州参加了中共三大。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并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据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说：“毛泽东和袁达时作为湘区党员代表，参加三大。三大以后，袁达时大约在8月回湘，向区党委和党员传达了大会决议和大会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的争论情况。袁对我说，毛泽东让他带话给我，他认为安源工人应集体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在会上反对工人参加国民党，估计张有可能来湖南活动，要我注意。”这段话表明，当时参加会议的湖南代表毛泽东、袁达时都是赞成并且积极贯彻中央关于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决定的。 　　半年以后的1924年1月，袁达时与毛泽东再次在广州相会。这一次，他们是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毛泽东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正式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 　　二十六岁与罗亦农一起当选为 　　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 　　 1925年5月初，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设于广州，刘少奇当选为全总副委员长。会后不久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工人运动迅速从上海蔓延到全国，上海也由此成为新一轮工人运动的中心。为了加强上海的力量，全国总工会8月成立了上海办事处，以刘少奇为主任。同月，袁达时从安源调往上海，任全总上海办事处组织部长。 　　 全总上海办事处的工作范围并不限于上海，而要负责指导整个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的工会工作，因此在这年6月，袁达时被派往唐山，以开滦煤矿为重点开展工人运动。中共唐山地委派地委委员赵玉良等人，配合袁达时工作。 　　 开滦煤矿自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便被英国人强占，共拥有唐山、林西、马家沟、赵各庄、唐家庄五个分矿，其中赵各庄最大。袁达时、赵玉良到赵各庄后，首先开办了平民学校。一个叫王玉柱的老工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说：“袁达时、赵玉良他们1925年来，天气还挺热呢，就在西赵各庄徐彬的后院办学校，有茶水、报纸，房子也刷了。他俩都穿制服，学生打扮，待人都挺和气，工人去时他们接待，走时还向外送。”另一个老工人张天增回忆说：“自从赵玉良、袁达时来了之后，咱们工人才知道受压迫受剥削，教咱们念书懂道理，还领导大伙成立会馆，门口立两面大旗，红牌子上写着‘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1925年8月18日，正式成立赵各庄矿工会开大会，唐山、林西等矿也开始筹备，并酝酿成立五矿总工会，这使得开滦矿局的英国资本家杜克茹极为恐慌，一方面恫吓工人“必须立即停止工会活动”，一方面串通奉系军阀、直隶陆军督办李景林，将袁达时、赵玉良等五名赵各庄工会领袖和四名林西煤矿筹备成立分工会的工人领袖抓走，押送到了天津。袁达时在被捕之后是否经受住了考验，现在能见到的史料有两条：一条是赵各庄矿工会在抗议书中提到“警察在赵各庄、林西两地逮捕工会职员，加以绑缚，施以挞楚”。这说明被捕人员受过刑罚。还有一条是英国资本家杜克茹报告中提道：“上海学生袁达时来北方是为了制造煽惑。据他自认，上海全国工会派他来的。他带来一些钱，为了能够支付他所负使命的初步费用，也就是付给他所选的当地领导人。他到矿上不久，即事实上在各矿选了正副首领，每月发给正首领三十元，副首领十六元。”这条史料虽然不能说是自首，却是具有了供述的性质。 　　 袁达时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三个月后，冯玉祥占领天津，随后全部释放了袁达时等开滦矿的被捕工人领袖。1926年元旦，唐山各界代表三百多人到火车站，欢迎国民军，同时也迎接被捕人员的归来。1月17日又召开开滦五矿工人代表大会，袁达时在大会上宣布“赵各庄工会正式恢复”。随后在1月28日，开滦五矿总工会正式成立，袁达时任总工会理事。至此，开滦乃至整个唐山地区的工人运动出现了一派高涨的局面。　　 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袁达时代表唐山工会到广州参加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袁达时当选为执行委员。也是在这次大会上，他见到了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罗亦农，屈指算来，他们已经整整四年没见面了。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革命势力推进到长江流域。10月，刘少奇在武汉创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将已经在河北担任张家口地委书记的袁达时调到武汉担任讲习所教员，同时参与湖北省总工会工作，负责组织和整顿工人纠察队。1927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举行执委会扩大会议，选举李立三为代理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长，袁达时为组织部长。至此，袁达时进入全国工运的领导层，同时兼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常委兼组织部主任。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袁达时作为湖北区委推选的代表，与上海区委推选来的罗亦农在会上再次相聚。在这之前，罗亦农一直担任上海区委书记，参与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在上海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中共五大会议上，罗亦农当选为中央委员，袁达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当年一起去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班同学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 　　二十七岁屈膝变节 　　 中共五大结束一个月后的6月19日至2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召开，袁达时继续当选全国总工会委员并在全总领导机构中担任组织部部长。 　　 1927年6月，新的江苏省委刚刚建立就连遭破坏，前后两任省委书记陈延年、赵世炎相继被捕牺牲。为了重建江苏省委，中共中央调袁达时到上海（江苏省委机关设在上海的租界中），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当时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上海地区更是风声鹤唳，每天都有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袁达时协助省委书记邓中夏，把受到严重破坏的各级党组织逐渐恢复起来。 　　 1928年1月，中共中央再次对江苏省委进行调整，省委书记邓中夏调广东代理省委书记，袁达时调任湖北省委常委。袁达时尚未起程，就传来了湖北省委遭到大破坏的消息，省委机关人员大部分被捕，与袁达时同时任命先到武汉的省委常委夏明翰、符向一以及省委秘书长任开国均被捕杀。袁达时听到这些消息，叹息之余也后怕不已，暗自思忖：若是早几天到湖北去赴任，恐怕现在也成了枪下之鬼。 　　 与此同时，湖南方面也传来消息，曾和袁达时一起留学并一起入党，此时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的王一飞与省委委员李子骥、涂正楚、任卓宣等一起被捕，于1月28日（农历除夕）在长沙教育会坪被枪决，王一飞、李子骥、涂正楚均当场就义，而任卓宣却未被打死，第二天被一个过路的农民所救，却不料又被敌人发现并逮捕，这一次他却选择了自首变节。这件事对袁达时也产生了很大触动。 　　 3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重组湖南省委的决定，任命贺昌为省委书记，袁达时等五人为省委常委。袁达时携妻子何琪仲一起到达长沙，住进省委新设在南门外沙河街白沙井二十二号的秘密机关。 　　 3月26日，袁达时在机关里接待湘鄂赣地下特委书记郭亮派来接头的联络员苏先骏，其妻子何琪仲跑出去逛街，在街上遇见了她过去的同学陈颂云，何琪仲竟然把住处透露给陈颂云，没想到陈颂云到“铲共法院”去告了密，袁达时夫妇和苏先骏当即被抓捕，并且在被押解到看守所，看到了正在受刑的共产党员时，立刻表示愿意自首招供。苏先骏还带着国民党侦缉队到岳阳，于3月27日夜抓到了中共湘鄂赣地下特委书记郭亮。29日夜，郭亮被杀害，头颅还被割下来悬挂示众。 　　 自从1927年国民党先后发动“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以来，国民党虽然抓获了不少中共中央委员，甚至还有政治局委员如陈延年、赵世炎等，却没有一个软骨头，个个都是视死如归。就在袁达时叛变的半个月后，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其时已任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在上海被捕，坚强不屈，英勇就义，临刑前还写了“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的壮烈诗句。罗亦农到死也不知道，他自幼志同道合的好友袁达时，已经成了可耻的叛徒。 　　 袁达时叛党之后，当了“清共委员会”委员。他伙同另外几个大叛徒任卓宣、李涤生（第五届中央委员中的第二个叛党者）等人，不但在报纸上发表劝降宣言，而且大肆从事破获党的地下秘密组织的活动，不知多少党内同志死于他们的指认之下。据郑超麟回忆说：“袁达时被捕后，把湖南全省组织的名单和地址和盘托出，让敌人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从此湖南组织完全消灭，新任省委书记贺昌只好在上海设立湖南省委机关。” 　　1930年7月下旬，红军第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攻占长沙，抓到和处决了苏先骏和李涤生两个叛徒，却未寻找到袁达时的踪迹，而且此后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到目前为止，国内能见到的史料档案中，只有建党初期曾和袁达时一起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过的董锄平在一次回忆中提到一句说：“袁达时也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过，后来当了叛徒。抗日战争时，他在延安附近的一个县里当国民党的县长。”■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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