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礼记》地位的提升与北朝礼学传统] 礼记的地位
时间：2020-03-27 07:21: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从全部的中国礼学史着眼，隋唐礼学正处于对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礼学进行整合的重要时期，《礼记正义》正是其时礼学风貌的代表作。孔颖达等人选取《礼记》及郑玄注为权威经注本，并为之撰作《正义》。在这当中，以孔颖达为典型的唐初官方学者，颇为重视北方礼学传统，强调《礼记》为三《礼》学的重心所在，并在这一基础上整合南北礼学。而融合的结果，是使得郑玄礼学体系更具义理色彩。这对唐、宋以来的官方礼学具有深刻的影响，也改变了中古礼学的面貌。
[关键词]郑玄；《礼记》；北朝；孔颖达
[中图分类号]B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3-0112-5
三《礼》是指《周礼》、《仪礼》和《礼记》，在郑玄注三《礼》之前，并无三《礼》之学。郑玄的三《礼》学大致上以宗主《周礼》为主，其注释《仪礼》和《礼记》，多援引《周礼》裁定分歧、整齐礼制。清代学者皮锡瑞即明确指出郑玄礼学“以《周礼》为经，《礼记》为记，其别异处皆以《周礼》为正”。而令今人感到困惑的是，唐初官方学者在宗主郑玄礼学的前提下，却认为郑玄《礼记注》为郑玄礼学的重心所在，并为之撰著《礼记正义》。这一看法为后代所沿袭，并形成了以《礼记》为首的三《礼》之学的基本格局。通过考察，不难发现唐初官方学者的这一举措，有其特定的礼制改革之背景和地域学术之立场。
一、礼制改革背景下的唐初官方礼学立场
唐初武德年间的礼制，以因袭隋代旧制为主。我们知道，隋代礼制已初步综结了南北礼学，而尤为重视南朝礼学。这一礼制对于代隋而兴的唐代官方学者而言，当有改造之必要。在这一过程中，以颜师古、孔颖达、贾公彦为代表的礼学家，与隋代大业时期的礼学倾向不同，他们持有强烈的北学立场，并以跨越陈、隋旧学为旨归，从而形成了北学色彩极为浓厚的新的唐初礼学系统。
唐开国之初，其官制、重要朝典及祭祀礼仪，以因袭隋代为主。隋代礼制，已有综结南北礼学的趋向。大致上说，在开皇时期，以北周礼学为主，融合北齐及南朝礼学为辅。在大业时期，则进一步采--纳南朝礼学，形成了南学为主的礼制体系。《旧唐书・礼仪志》称：“隋氏平陈，寰区一统，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炀帝在广陵，亦聚学徒，修《江都集礼》。由是周、汉之制，仅有遗风。”这段记载对于隋代的官方礼制，持批评的态度，认为隋代礼制之改革，其最终结果，是造成了“周、汉之制，仅有遗风”的局面。在这当中，所谓“周、汉之制”，当指以北周为典型的北朝所推崇的《周礼》及两汉制度。此种关于隋代礼制变革的评价，一面暗示了隋文帝时期牛弘所撰的《五礼》，其学术立场已趋向于南北兼采，而另―方面也明示隋炀帝时期的官方礼制，已主要遵从南朝礼学而使北朝礼学“仅有遗风”了。
隋代前期，牛弘撰定《五礼》，还保有北朝“周、汉之制”。或者说，牛弘所撰的《五礼》，当保持了北朝礼学的本位立场，融合南北礼学而成。《隋书・礼仪志》称：“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考虑到牛弘、辛彦之均出仕于北周，为北周、隋初权威的官方学者，故《随志》未言其礼学渊源，而直接说明二人对南北礼学均有所整合。值得一提的是，牛弘之撰作《五礼》，是在其时南北礼学整体面貌逐渐趋于一致的前提下实现的。《新唐书・礼仪志》记载：“自梁以来，始以其当时所行传于《周官》五礼之名，各立一家之学。”南朝梁陈以来，官方采取以五礼为纲，各自分立学官的礼学系统。故牛弘修撰《五礼》，极易采掇南朝礼学。
大业之后，官方即逐渐摒弃《五礼》不用，转而遵从杨广在担任扬州总管、镇守江都时期所修撰的《江都集礼》。这一《集礼》，当大量吸取了南朝礼学，故《旧唐志》发出“周汉之制，仅有遗风”的感慨。根据这一点，我们可推断唐代开国之初所遵从的礼仪系统，是以《江都集礼》为主。或者说，唐代武德年间的官方礼学，基本上沿袭了隋炀帝所整合的南北朝礼仪体系。从政治上看，这对于代隋而兴的唐代官方而言，当有重新制定新礼之必要。
事实上，当唐朝政局基本稳定，渐兴文教之后，就开始注意到礼制之改革。贞观初年，即对礼制进行了第一次改定。《新唐书・礼仪志》记载：
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舍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
房玄龄等修撰而成的新礼，史称“《贞观礼》”，又称“《五礼》”。《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甲寅，房玄龄等进所修《五礼》”；作为北朝学者代表人物的颜师古，《新唐书》本传称其曾“与撰《五礼》”。这些都说明《贞观礼》又称《五礼》。《五礼》之称，极可留意。牛弘等人所撰的隋代开皇礼制，亦称《五礼》。这一通称可从侧面反映了唐初定立《贞观礼》，似有跨越隋炀、遥承北周礼学传统的意味。
与官方礼制改革取向基本一致的是，唐初官方学者亦持明确的北学立场，而尤以超越南朝礼学为主要标识。在这些礼官学士当中，活跃于贞观初期的颜师古，在贞观年间已是权威学者的孔颖达以及在贞观后期、高宗时期的著名礼学家贾公彦等三人，堪称是唐高祖、唐太宗以及唐高宗三个不同时期的官方礼学的典型代表。此三人对唐初礼制改革之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学术倾向，亦可代表唐初礼学的基本立场。
关于颜师古，据《新唐书・颜师古传》记载，颜氏其祖由高齐入周，世居关中京兆万年。颜师古早年曾在长安“教授”，唐初历任朝散大夫、中书舍人及中书侍郎等职。在贞观时期，曾“考定秘书”，为秘书少监，后为弘文馆学士，是典型的北方学者。颜师古是唐初礼制改革中强调北学化倾向的重要代表人物。《旧唐书》本传记载：
十五年，……将有事于泰山，……时论者竞起异端。师古奏：“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春，于时诸儒参详，以为适中。”于是诏公卿定其可否，多从师古之说，然而事竞不行。
按，封禅是官方祭祀系统中至为重要的祭典。唐初议定的封禅礼“多从”颜师古之说的事实，从侧面说明北方学者在官方礼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影响。
孔颖达也是唐初著名的礼学家，其礼学渊源，亦在北朝。《新唐书》孔颖达本传载其少时“�记《三礼义宗》”，明郑氏《礼记》。据《隋书・经籍志》，《三礼义宗》为南北朝著名学者崔灵恩所撰”，《梁书・崔灵恩传》称崔氏为清河东武城人，精通三《礼》，先在北魏出仕，后下归南朝，是在南朝梁陈具有较大影响的北方学者。孔颖达之精通崔氏礼学，即为孔颖达承袭北朝礼学的具体表现。贞观年间，孔颖达主持撰定科举考试的权威疏解本《五经正义》，这充分说明孔颖达在唐初官方学术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稍后于孔颖达的著名礼学家贾公彦，其礼学师承与学派倾向，亦可代表贞观后期至高宗时期官方礼学的北学化倾向。关于贾公彦的礼学渊源，据《旧唐书・张士衡传》记载，“士衡既礼学为优，当时受其业擅名于时者，唯贾公彦为最焉”，而张士衡曾‘‘从熊安生及刘焯受《礼记》”，可见贾公彦的礼学思想主要源于北朝学者熊安生、刘焯，为典型的北学系统。在高宗时期，贾公彦“奉敕”撰定《周礼》及郑玄注疏解本，也可说明贾氏是当时公认的礼学大家。
以颜师古、孔颖达及贾公彦等人为代表的唐初学者，以北学为其本位立场，综结南北礼学，而非简单地因袭南朝礼学。在这一前提下，唐初礼学的面貌，便与南朝礼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其具体表现，即在于《礼记》地位得到了提升。
二、北学传统与唐初《礼记》地位的提升
以孔颖达、贾公彦为代表的官方学者，普遍推崇郑玄《礼》学，而尤以推崇郑玄《礼记》之学为突出特点。孔颖达等北方学者重视《礼记》的倾向，与以陆德明为典型的南朝学者不同，是唐初礼学的典型趋向。或者说，孔颖达等人选取《礼记》及郑玄注，并为之《正义》，是以北学为本位，整合南北礼学的结果。
隋唐之际，郑玄三《礼》注堪称是三《礼》盛行的权威注本，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隋书・经籍志》称：“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十九篇，凡三种。唯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文中的“《周官》”、“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分别指《周礼》、《仪礼》和《礼记》；文中的“唯郑注立于国学”，是说只有郑玄《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立于学官。其余三《礼》注本，或“散亡”、或“无师说”，总之，都不能与郑玄礼学相抗衡。
在这―背景下，郑玄礼学继续受到官方重视，也就理所当然。贞观年间，孔颖达等人“奉敕”修撰的《五经正义》，其中礼经类即选取《礼记》及郑玄注为权威经注本。这一择取，既符合南北礼学同尊郑玄的情形，又延续了北方礼学重视《礼记》的传统。《北齐书・儒林传序》称：“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其后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北齐以来，北方学者重视《小戴礼》超过《周礼》和《仪礼》。可见孔颖达之选取《礼记》及郑玄注，正体现了北朝礼学的典型风貌。
在此基础上，孔颖达等人又对南北礼学加以整合，可谓是北学融合南学的结果。在《礼记正义序》中，孔颖达强调：
爰从晋、宋，逮于周、隋，其传《礼》业者，江左尤盛。其为义疏者，南人有贺循、贺场、庾蔚之、崔灵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其见于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虽体例既别，不可因循，今奉敕删理，仍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
考虑到其时礼学“江左尤胜”这一状况，孔颖达等人之整合南北礼学，便以参考南朝皇侃义疏为主，以采纳北朝熊安生义疏为辅。
在这里，需要略作说明的是。孔颖达《序》的这一取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唐初官方礼学实为尊崇南学而非北学。这一看法不仅忽略了北朝礼学“尽通”《礼记》、粗通《仪礼》、《周礼》这一状况，而且与南朝礼学的实际面貌颇有出入。隋唐之际的南方大学者陆德明，在南朝陈末撰成的《经典释文》，其《序》可谓代表了南朝经学的权威观点。在《经典释文序》中，陆德明认为《礼记》只是《周礼》、《仪礼》的补充性著作，《礼记》的重要性不能与《周礼》、《礼仪》相抗衡。《经典释文序录》称：
《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礼记》虽有戴胜所录，然忘名已久，又记二《礼》阙遗，依类相从于《诗》下，三礼次第，《周》为本，《仪》为末，先后可见。陆德明将《礼记》定位于《周礼》、《仪礼》“阙遗”的补充性著作。相较而言，孔颖达等人更为重视《礼记》。孔颖达《礼记正义篇首》称：“至孔子没后，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孔颖达认为《礼记》虽然驳杂，但《礼记》包含了礼的内涵、渊源以及得失，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或者说，孔颖达之重视《礼记》及其依据，与以陆德明为代表的南学系统相异，是颇为明显的事实。
与孔颖达共同撰作《礼记正义》的贾公彦，则体现出对南朝礼学的轻视态度。贾公彦《仪礼疏序》提到：“《丧服》一篇，凶礼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时之所以，皆资黄氏。”文中所说的“黄氏”，为北齐礼学家黄庆。南朝《礼》学当中的极盛之学，当属以疏解《丧服》为标识的丧礼之学，《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南朝学者关于丧礼的解释性著作，不下四十余种。贾公彦在关于《丧服》的疏解参考著作中，竞对南朝学者一无所取，而完全参考北齐黄庆之学。其“时之所以”的解释，又充分说明唐初施行的丧服制度，主要承袭了北学传统。在南北礼学渐趋融合的背景下，唐初学者之重视《礼记》，可说是北朝礼学传统与社会礼俗风貌共同影响下的结果。
总而言之，孔颖达等人提升了《礼记》在三《礼》当中的地位，可说是遵从北方礼学传统的典型表现。而其撰作的《礼记正义》，又注意吸取南朝礼学的成果并加以折衷，又是对郑玄礼学的深入发展。
三、唐初学者对郑玄礼学体系的义理化
孔颖达等北方学者之重视《礼记》，是在沿袭北学和郑玄礼学基础上的结果。而孔颖达等人之发挥《礼记》学说，又与郑玄礼学和北朝礼学有所区别。或者说，孔颖达对原有的南北朝郑玄礼学，既有继承，也有发挥。其中的继承，是沿袭了郑玄《周礼》为体、《仪礼》为履这一说法；其中的发挥，是孔颖达在融合南学的基础上了，形成了以《礼记》及郑注为依托的礼学义理体系。在这当中，尤为突出的是孔颖达对礼源于“太一”的诠释。
以孔颖达、贾公彦为代表的官方学者，对于郑玄礼学体系中《周礼》与《仪礼》的关系，持《周礼》为体、《仪礼》为履的看法，这与南朝礼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孔颖达《礼记正义篇首》称：
郑作《序》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日履。”……礼虽合训体、履，则《周官》为体，《礼仪》为履，故郑序又云：……是《周礼》、《礼仪》有体、履之别也。所以《周礼》为体者，《周礼》是立治之本，统之心体，以齐正于物，故为体。贺磅云：“其体有二：一是物体，言万物贵贱高下小大文质各有其体；二曰礼体，言圣人制法，体此万物，使高下贵贱各得其宜也。”其《仪礼》但明体之所行践履之事，物虽万体，皆同―履，履无两义也。
孔颖达之《周礼》为体、《仪礼》为履的看法，与陆德明之《周礼》为本、《仪礼》为末的见解相类似，均为阐发郑玄的提法。而关于“体”的解释，孔颖达引用南朝礼学家贺埸的说法，是其综结南北礼学的具体表现。
在这一问题上，贾公彦亦持类似看法。《周 礼・春官宗伯第三》提到：“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郑玄注：“礼谓曲礼五，吉、凶、宾、军、嘉，其别三十有六。”贾公彦疏：
云“礼谓曲礼五”者，案《礼序》云：“礼者，体也，履也。”一字两训，盖有以也。统之于心名为体，《周礼》是也。践而行之名日履，《仪礼》是也。
又，贾公彦解释“仪礼”之名的含义时，再次强调这一看法。在《仪礼注疏》“仪礼”题下的贾疏中，提到：“又《周礼》是统心，《仪礼》是履践，外内相因，首尾是一。”
或者说，孔颖达、贾公彦等人与南朝礼学家一致，均接受了郑玄“礼兼体、履“的说法，亦即遵从了郑玄的整个礼学体系架构。
孔颖达等人之发挥郑玄礼学，在于孔颖达等人着意提高《礼记》的地位，并以《礼记》及郑玄注为依托，形成了一个以《礼记》为依托的义理化的礼学体系。《礼记正义篇首》称：
郑作《序》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日体，践而行之日履。”郑知然者，《礼器》云：“礼者，体也。”《祭义》云：“礼者，履此者也。”《礼记》既有此释，故郑依而用之。意思是说，“礼兼体履”的依据，是《礼记》中《礼器》和《祭义》两篇当中有类似的提法。郑玄就是依据《礼记》的这些说法而形成这一简介的。
进一步言，在孔颖达等人看来，《礼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理解《周礼》和《仪礼》中关于礼之理或者说礼之义的重要著作。正如《礼记正义》篇首提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所谓“旧礼之义”，正是礼的根本意蕴；所谓“变礼所由”，是指礼之所以然；所谓“体履”，乃指礼之体用。《礼记》记载的主要内容，不外乎此，而《礼记》的重要性，也即在于此。故孔颖达在《礼记正义》篇首中，又提到：“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文中提到“天地未分之前”，略有形上之意味。孔颖达等人在《礼运》篇“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句下，疏：
“必本于大一”者，谓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气也。极大曰天，未分日一，其气既极大而未分，故日大一也。礼理既与大一而齐，故制礼者用至善之大理以为教本，是本于大一也。
文中将“大一”解释为“混沌之元气”，而“礼理”即含于“元气”，正是孔颖达等人将郑玄礼学义理化的突出例证。
此种从义理的维度诠释郑玄礼学体系，是唐初学者对郑学进行的新的阐释。此种新解，无疑也影响了郑玄礼学的整体面貌。或者说，自唐以来，随着《礼记》在三《礼》之学中地位的提升，孔颖达等人将礼学义理化的倾向也逐渐被后人所重视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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