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冤屈探微(五)】 北洋水师
时间：2020-03-03 07:35: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近现代战争，拼的已不单单是勇气，还有交战双方的财力。在双方勇气和官兵素质对等之时，谁手里的资源够多，谁就能撑得更久，就能最终胜利。而万事都需要金钱作为“后盾”，那么北洋水师的钱是否充足呢?笔者仅探讨一笔款项，希求“管中窥豹”。
二百六十万两
在北洋水师的历史上，有一笔高达二百六十万两白银的巨款一直是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这是以“海防捐”名义从几个省摊派募集的，但却没有用在北洋水师的身上，而是花在了给慈禧太后的寿诞相关事宜上。也正是因为这笔巨款，北洋水师的缔造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被扣上了“谎报欺君”罪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很多人了解的“故事”是这么说的：丁汝昌战前提出，在北洋水师主力舰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但北洋水师在黄海战败后，他却上奏水师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从字面上理解，很容易得出这么一个印象：北洋水师战前不是没有钱，而是被李鸿章给“藏”起来吃利息了。如此看来，李鸿章当真是“误国误军、误君误民”，应该为北洋水师的战败负重大责任了。
这笔钱存在吗?言之凿凿，毋庸置疑!可事实上，此二百六十万两非彼二百六十万两，这笔巨款可不是随便谁都能用来花的。
光绪十四年九月，醇亲王奕�致函李鸿章，透露“万寿山用款不敷”，嘱其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二百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李鸿章悟出此乃慈禧的意旨，立即通报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曾国荃、湖广总督裕禄、湖北巡抚奎斌、四川总督刘秉璋、江西巡抚抚德馨等人，“布置各地报效”。各地督抚心领神会，争先恐后，结果合计集款竟达二百六十万两(广东一百万两；两江七十万两；湖北四十万两；四川、直隶各二十万两；江西十万两)。为掩人耳目，这笔款项被称为“水师经费”，是“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款之不足。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
显然，这是为了慈禧太后的颐和园园工筹措经费的“偷梁换柱”的行为，当真是“天衣无缝”――总理水师事务衙门大臣授意，会办水师大臣出面，各省督抚分别摊派，用“水师经费”的名义给修园子当“提款机”，当真可恶至极了。
但是，笔者心中又浮上了一个疑问：李鸿章为了北洋水师的经费，没少向朝廷“哭穷”，也没少和户部“磨嘴皮子”，可是为什么在太后老佛爷要修园子的时候还领头去联络各省筹钱呢?仅仅是因为李鸿章那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动机吗?
如果李鸿章仅仅为此而置北洋水师“嗷嗷待哺”于不顾，确实是十恶不赦之举。但是，这于情于理均有不通之处――须知，李鸿章何等精明圆滑，断不会因为讨好太后去得罪北洋上上下下几万号，那样即便能说服“望银子眼睛都望绿”的北洋众将，也是劳心劳神，大伤元气。另一方面，从北洋对此事的反应来看，并未因钱被挪用而表现出愤愤之色。
解释这个疑问相当关键，我们首先要捋清中枢、直隶与北洋水师的关系。在朝廷中枢，北洋水师的强力支持者恰恰是要住进颐和园“养老”的慈禧太后和掌管水师事务衙门的醇亲王!北洋水师自1875年开始筹办起，到1888年正式成军，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首肯和醇亲王的强力支持，北洋水师根本不可能有“八大远”为主力的堂堂阵容。事实上，不止一次针对北洋水师的清流弹劾被太后和王爷顶了回去。
另外，醇亲王还有另一个身份――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有哪个父亲不想早日看到自己的儿子独当一面呢?颐和园是否尽快建成，关系到光绪皇帝能否真正“亲政”。而之前虽然光绪大婚后，慈禧太后已经“归政”，可是以帝师翁同�为首的“帝党”总想着让皇帝“彻底上位”，在他们看来，慈禧太后入住颐和园之日，就是光绪皇帝“独立执政”之时。那么，醇亲王对修颐和园非常上心就很好理解了。
那么李鸿章积极出面联络筹款又是什么动机呢?我们可以看看醇亲王筹款设想的原话：
“窃水师经费历年拖欠情形，业经屡详奏牍。自水师章程议定，承平之日，尚须每年添款垂二十万。设遇征调游历，所费益多，势难筹措。而华洋观瞻所系，又不容不竭力图维，撑持全局。臣亦尝思筹一大批银款，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各款之不足。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一其余平、捐输二款，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
解读下来就是：这笔钱的本金并不用于颐和园，而是将钱存在北洋生利息，用利息来贴补“园工之用”，本金则明确是“专备购舰、设防”所用。说白了，颐和园完成之后，就会拨给北洋二百六十万两巨款购舰买炮，这样一来，李鸿章积极地前后张罗，北洋上下也没有微词就容易解释了。事实上，甲午战争爆发后，这笔二百六十万两的巨款中有一百八十五万两被提出来，交予李鸿章购买军火，后来北洋分别向英国和德国订购鱼雷炮舰“飞霆”号和“飞鹰”号，船款中应有这笔银子的一部分。
翁同�的算盘
李鸿章的“牛皮”
北洋水师上下为什么对这二百六十万两银子如此期盼呢?这还得从翁同�一份奏折说起。
1888年，也就是北洋水师正式成军那年，户部尚书翁同稣以黄河决堤无钱治理为由，上了一道《请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现值国家元气未充……诸事待举。然部库空虚，若多事并举，用度浩繁，过于铺张，恐有始基不慎之虞……计惟有在诸事中，择其最要者，逐渐举行，持之以久，力戒虚糜，以求实际。而次第之事，宜当认真布置，徐徐图之，待府库充盈之时，再行续办……大治水师以来，数年间广筹方略，悉心经理，行之以渐，虽靡费千万，然终有所成。依北洋前奏，水师之战备，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畿辅根本之地，颇现久远可恃之象。且今海疆无事，水师之事，似可稍缓……故臣奏请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待限满后，再行藉资弥补……”这个折子还重复了陆防海防之争，实际上就是想裁撤北洋水师费用“应急”。
他的理由是，水师已经成军了，自然没有继续投钱的理由，况且李鸿章也上奏称北洋水师“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成了户部停止向北洋水师拨款的绝好借口。再加上对北洋水师加以“制衡”的声音。于是，翁同稣的奏折得到批准。
可是停款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根据翁同�日记的记载，花销高达五百五十余万两白银!除了“外办”耗费一百零五万余两，余下是“内办”的皇帝、皇后的冠服、朝珠、钿钗、金银珠宝玉器以及皇后妆奁、后嫔应用的金银器皿等。
如此奢靡铺张，相较康乾盛世 时期也毫不逊色。不同的是，康乾时期大清朝“不差钱”，光绪年则是“最差钱”的时候，平均每年财政结余不过两百万两，北洋水师核心“定远”舰单价也不过一百七十万两。换句话说，光绪皇帝的婚礼花费可以购买三艘“定远”级铁甲舰。
帝师翁同�面对关系国家安危的海防是“能抠一个铜板就抠一个铜板”，遇到大宗开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居然是裁减海防经费，同时却很大方地给皇帝学生批了五百五十万两结婚费，身为户部尚书，实在称不上光彩。
有人要说了，李鸿章不是也吹嘘“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吗?说不定翁同�是听信了李鸿章“吹牛皮”的结果，责任还得李鸿章来负。翁同稣在甲午开战后也曾经为自己辩解：不是不给北洋水师拨款，而是李鸿章在1888年后就一直没有上折子讨要经费，既然没有讨要，“想必”北洋经费充足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李鸿章是出于什么心态来讲“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1891年北洋水师大阅之后，李鸿章对醇亲王完整的原话是：“总核水师之势，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结合上下文的意思看，李鸿章这个“深固不摇之势”是建立在“渤海门户”前提下，其间还不乏对水师未能及时更新的不满，特别是最后那句，显示出李鸿章对朝廷海防态度动摇的忧心忡忡。就史实来看，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北洋水师确实起到了稳定京畿渤海的作用。所以说，李鸿章那番话不是“吹牛皮”，反而是字字斟酌的真心直言，表达得恰到好处；又用心良苦，也体现了深谙政治者的功底。
富官御史的力量
但还是要承认，李鸿章宣称“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的确给了保守派停止拨款的口实。按道理说，1888年的北洋水师虽然规模初具，但海军的发展一日千里，是需要持续投资的，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该给保守派这么一个口实，但大多数人还是忽略了一个问题：李鸿章面对着一个极难对付且最终让他身败名裂的集团――清流言官!
自从“风闻言事”的风气一开，御史等任监察职务的官员就可以根据传闻进谏或弹劾，如果属实，则被弹劾的官吏会受到处分；如果不属实，弹劾者也不会受到丝毫处罚。诚然，在某一段时期内，这确实能起到监督官员是否称职和防止腐败发生的作用。可是久而久之，“风闻言事”蜕变成了结党营私、相互攻击――只要与我政见不合或者阵营不同，我就能根据市井传言(甚至自行炮制传言)，上弹劾奏章来整治你，即便整不倒你，也能让你焦头烂额，我却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反而能落个“不畏权贵”的“直谏”名声，可谓“无本万利的好买卖”。这等事情在明朝也屡见不鲜，哪怕弹劾者构成了诬陷，被判廷杖、流放甚至杀头，那也“流芳千古”，是读书人最向往的结局!
这些清流派的标志性特征就是：说的比做的好，道德标准由他们制定，但是却要别人不惜代价地遵守，清流们则俨然成了“道德仲裁者”。加上他们掌握着舆论导向权，是非曲直简直是由他们说了算，你胆敢有不同意见等同于“狡辩”，必将遭致更严重的口诛笔伐。道德标准的僵化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基于实际情况而真正敢于直言之士往往被扣上“道德帽子”，受到了舆情无情打压，却丝毫不考虑实际情况。
尤其李鸿章办的是洋务，为当时中华正统所不容，被视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此对李鸿章的弹劾奏折犹如雪片一般飞进了军机处，以致出现这些言辞：“骄横奸恣，罪恶昭彰，有六‘可杀’，请特旨明正典刑……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水师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恐用以御敌则不足，而挟以自重则有余!”甲午之败后，言官御史们大呼“杀李鸿章以振奋人心”更是无比积极。
试想，面对言官御史们如此“监督”，李鸿章如果在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后“哭穷”，那么这群人会如何起草弹劾奏章?多半是抨击李鸿章办水师没有成效，“罪加一等”!以至于面对翁同�甲午战败后“北洋不向户部要钱”的辩解，李鸿章愤怒地反唇相讥，如果那时开口要钱，我李鸿章恐怕早就被弹劾奏章给活埋了吧!
在一个国家总体守旧腐朽的官僚体制下，一个头脑相对清醒而希望对国家机器尝试变革的人物是很容易受到敌视的。当年李鸿章想对科举考试“小手术”，增开西学实用考试科目，立即被指责为“以夷变夏”，几乎成了“文化汉奸”。我们更不应该忘记的是，李鸿章的科举同年同科，大清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仅仅因为欣赏西方政治制度，向朝廷大力介绍外国先进的管理概念和政治措施，就被罢职还乡，终生未获启用，死后也被剥夺了赐谥立传的资格。李鸿章所担负的压力何等巨大!
正像毛泽东主席所说：“水浅而舟大也……吾观合肥李氏，实类之矣。”李鸿章确实是不错的人才，只是大清国内部的变革束缚太大，以致李鸿章自嘲“裱糊匠”――勉强维持罢了。
但李鸿章毕竟是大清国的臣子，面对重重掣肘，没办法像他的老师曾国藩那样在风头最盛的时候解散湘军，急流勇退。他只好承担“人情所最难堪”和“费力不讨好”之事，平日里只能“开目而卧”(指一切了然，但“办不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只好被顶出来收拾残局，无奈地看着清流享受着舆论赞扬。
不是滋味的感悟
说到这里，那二百六十万两巨款的来龙去脉已经清清楚楚了，笔者得出了苦涩而悲痛的感悟：到底是谁动了北洋水师的银子?似乎不能专指具体的个人，而是多方势力施压的结果。
在晚清，执掌舆论的是一群丝毫不懂近代工业，只知满嘴“春秋大义”的书生；为官者信条是“多做事多犯错、少做事少犯错、不做事才不犯错”；掌握国家命脉的人大都目光短浅，想要做实事(特别是办洋务)往往上升到“华夷路线”高度。在水师经费常年“短斤缺两”的情况下，为了给自己一手创办的水师争取经费，李鸿章要“豁出老脸”跟皇室权贵和各省督抚勾心斗角，甚至不惜阿谀奉承、溜须拍马。
可以说，做实事的落得千古骂名，而空谈者却掌握舆论，更“容易”名垂青史，这是李鸿章的悲哀，是北洋水师的悲哀，也是当时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推荐访问:北洋 水师 冤屈 北洋水师冤屈探微(五) 北洋水师冤屈探微 北洋海军冤屈探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