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与潘金莲之“堕落”的命运:爱玛与潘金莲
时间：2019-01-04 03:30: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一个是19世纪生活在外省却憧憬着巴黎的医生妻子,一个是中晚明时期身世坎坷,最终在一个金钱堆砌的大家族里迷失自己的五姨太,两者面对“不幸”婚姻各寻出路,追求理想的爱情,最终却都因偷情而惨死。本文试论证:在福楼拜和兰陵笑笑生的笔下,这一结局是否都是其“堕落”命运的必然。
关键词: 爱玛 潘金莲 命运 现实
“命运”二字,自古以来就带有无穷神秘又现实的色彩,从古希腊神话至后世文学它无不以独特的魅力占据着一席之地。
然而命运究竟是什么?莎士比亚将其归究为性格的影响,福楼拜认为是人类文化(社会文化)在暗中支配,托尔斯泰描述了伦理道德、宗法制度对命运的摧残。
《包法利夫人》和《金瓶梅》二书,撇开其艺术创作的手法等不谈,都体现出极浓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都对其后的同类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各自国家的文学史上不但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都隐含转折之意。本文选择其主人公爱玛和潘金莲做对比,试分析这两者的命运,究竟是时代社会的残酷摧残,还是主人公本身性格的引导结果?
一、身世品貌
毋庸置疑,两个女人都是尤物。在迈入婚姻之时,还都是青春灵动、貌美逼人的。
夏尔看到爱玛这个农家“千金”时,“她的脖子从白色的翻领中露了出来。她的头发从中间分开,看起来如此光滑,好像两片乌云,紧紧贴住鬓角,又像起伏的波浪,几乎遮住了耳朵尖”。这位女子不但颇有姿色,而且相当懂得利用外在的东西来充实自己,“她关心一位女歌手初露头角、一家店铺开张大吉。她知道新的流行花样、上等裁缝的地址、树林音乐会和歌剧院的日程。她从欧仁・苏的小说研究家具,也读巴尔扎克及乔治・桑的作品,为她的贪婪寻找想象的满足”,让自己在外省这种地方就像个贵妇人一般高雅。或者更准确地说,她想让自己变成一个外省的贵妇人。
至于潘金莲,她“是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排行六姐。……他父亲死了,做娘的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闲常又教他读书写字”,而且“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二三,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致,乔模乔样”。尽管身世不佳,但这少女并未自怨自艾。和爱玛一样,她“品竹弹丝,女工针指,知书识字”,再加上“脸衬桃花,眉弯新月”,可谓品貌双全。也许在潘的心中,除了出身不好,自己哪一样不比那些个大家闺秀强?就像爱玛千方百计模仿巴黎贵妇人的时髦打扮和举止一样,她也精心地装扮修饰着自己。
二、浪漫主义情怀和现实的碰撞
十三岁时,爱玛被父亲送去修道院读书。她在修道院里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感到压抑,相反,她从修女、神父的絮语,同学间偷传的画册中攫取了多愁善感的养料。爱玛的感伤情怀在修道院里得以充分地滋长。假如她的一生都在偏远的外省农场度过,这种对浪漫的追求情怀也许说不上有什么不合适,当然也不会是一种缺陷。但是当她为了摆脱外省乡间的“平庸”而选择嫁给包法利医生以后,便迅速地意识到幸福的幻灭。
尽管包法利是个老实人,但过于老实就是平庸。他深爱着爱玛,对她言听计从。为了治疗妻子的忧郁症,他放弃好不容易站稳脚跟的托斯特而举家迁至永镇。他甚至原谅了妻子偷情的对象,就因为在对方身上能看到妻子的影子。这样的爱情真挚无暇,但自己的丈夫没有任何爵位,家里也只是小康,这都与爱玛幻想中的华丽生活相去甚远,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带给这位医生妻子无尽的痛苦,以至于她不由自主地开始寻找自己浪漫主义情怀可以折射的影子。
潘金莲的遭遇比爱玛要凄惨得多。在幼年时期她就已经会“眉画眼,傅粉施朱,品竹弹丝,女工针指,知书识字,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致,乔模乔样”了。这样的装扮说明潘金莲还是憧憬着浪漫的:仿照一般“才子佳人”的模式,让自己通琴棋精书画,能吟诗作对,会涂脂抹粉,只期盼能出现个如意郎君救她于水火之中,带她双宿双飞。然而,残酷的封建现实使她早早地就抛弃了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情怀。王招宣尚未注意到她就已身亡,她又被变卖到土财主张大户家里。“张大户每要收他,只碍主家婆厉害,不得到手。一日主家婆邻家赴席不在,大户暗把金莲唤至房中,遂收用了”。这里一个“遂收用了”,短短四字,却极为触目惊心。可以想见当时潘金莲毫无社会地位,只受尽欺凌侮辱。
主家婆不怪丈夫纵欲无度,反而将怨气撒到无辜又身不由己的少女身上,“将金莲百般苦打”。但潘并没有完全忘却对浪漫的追求,即便由于出身的限制不能嫁个大富大贵之夫婿,但嫁个平凡却爱她的人以其品貌而言却并不是一个奢望。然而张大户为一己之私将她嫁给了外形丑陋、做炊饼为生的武大。不仅如此,张大户与潘私会,“武大虽一时撞见,原是他的行货,不敢声言”。连老婆偷情,或者说被人奸淫都不敢声言的丈夫,如何能不把一个自比“鸾凤”“金砖”的少女对婚姻最初美好的憧憬给毁灭的一干二净呢。在这一点上,不得不说爱玛要比潘好运得多,至少包法利是真正爱着她的。
三、“堕落”的命运
《包法利夫人》这一整部小说描写的,其实就是爱玛在种种外因的引诱下,在内心如火般对浪漫的追求的驱使下,一步一步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最初的诱因就是那被福楼拜详尽描述的昂代维利埃侯爵府上的舞会。正是候爵家的这个舞会,其豪华的气派,高雅的客人,以及珠光宝气的场面,使长期在脑海中构思的神话在爱玛的眼睛里显了形。那个夜晚终于使爱玛梦境成真,找到了自己原本可以幸福的生活方式。从此,她开始奋不顾身地投入幻想,把自己当成“另外一个样子”,之后的种种被抛弃、被侮辱的不幸便展开了序幕。
而在小说的最后,山穷水尽的爱玛到公证人家中借钱,她竟还陶醉于餐厅的摆设:“‘这才叫餐厅’,爱玛心想,‘我想要的不就是这么一间餐厅吗。’”所以,爱玛追求的浪漫,并不是虚幻无形的,而是一种他人的现实。由此在文学中产生了“包法利主义”一词,法语中认为这是“un état d"insatisfaction,sur les plans affectifs et sociaux,qui se rencontre en particulier chez certaines jeunes femmes,et qui se traduit par des ambitions vaines et démesurées,une fuite dans l"imaginaire et le romanesque.(一种情感和社会层面的不满足,尤其在一些年轻女性身上出现,表现为极度却枉然的野心,逃遁于幻想和浪漫之中。)”其浪漫主义情怀和残酷的现实相碰撞,最终败下阵来。不仅仅丈夫夏尔平庸不堪,就是后来的几个偷情对象也都最终被证实只是平庸之辈。福楼拜的那支现实主义之笔也就顺理成章地安排了爱玛失败的结局,以此挑明:这就是与现实对抗的结果。
潘金莲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突出,要归功于《金瓶梅》对女性真实生活首创性的描写,而潘又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是如张竹坡所言:“单写金莲,宜乎金莲之恶冠于众人也。”
自从张大户把金莲塞给武大以求日后厮会,却不久纵欲身亡后,尽管潘金莲和这些浮浪子弟经常打情骂俏,但并没有要做他们妻子或情人的欲望。这种打情骂俏,似乎只是为了满足她身为一个年轻貌美女子的虚荣心。做武大的妻子固然没有幸福可言,做这些地痞流氓的妻子或情人却也好不到哪里去,或者可能命运更糟。所以,武大郎一要求搬家,潘金莲马上就同意了,并且拿出自己钗梳的私房钱来。
被禁锢于一个没有丝毫感情可言的婚姻当中,精神空虚的时候,出现了武大的弟弟武松,“看了武松身材凛凛,相貌堂堂,又想他打死了那大虫,毕竟有千百斤气力”,于是潘金莲爱恋上了自己的小叔。但当她认为武松是最具安全感、可以保护她的男人时,伦理已经不允许她采取任何行为了。
心上人不好女色,不理解自己,不愿与之偷情,留给潘金莲的只有绵绵不尽的悔恨与失落。西门庆乘虚而入,捡到了便宜。而潘在大家族的生活中渐渐认识到,要占据西门庆的欢心,姿色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于是她天生的那些个小聪明就逐渐变成了工于心计的狠毒和凶残,她的精力就变成了为人不耻的放荡和纵欲。
四、结局
经历了种种风雨,两位女主人公最终的命运仍难逃一死。福楼拜对爱玛的服毒而死着实费了一番笔墨,以至于文学理论家在将这部作品归入自然主义范畴时,常常以这段描述性的文字为证:
“……爱玛像僵尸触了电一样坐了起来,披头散发,目瞪口呆。爱玛大笑起来,笑得令人难以忍受,如疯如狂,伤心绝望,她相信永恒的黑暗就像瞎子丑恶的脸孔一样可怕。一阵抽搐,她倒在床褥上。大家过去一看,她已经断了气。”
福楼拜出生医生世家,因此不信宗教,崇拜真实。在写到爱玛的结局时,有个朋友去看他,见他正恸哭不已,便说可以不让包法利夫人死啊。可福楼拜却说:“她非死不可,她已经无法再活下去了。她不得不死了。”爱玛必须死,因为这就是19世纪法国的社会现实。她从早年被抛入修道院浪漫文化中时,就已经注定了命运。爱玛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在追求浪漫的过程中,她的情人们一次次地打破了她的幻想,当所有都成为幻灭,她对浪漫的追求就走到了尽头,等待这个激情浪漫女子的就只有死亡了。
至于潘金莲,虽然着墨不甚多,但死状却是比爱玛要凄惨得多:“……武松恐怕他挣扎,先用油靴只顾踢他肋肢,后用两只手去摊开他胸脯,说时迟,那时快,把刀子去妇人白馥馥心窝内只一剜,剜了个血窟窿,那鲜血就冒出来。那妇人就星眸半闪,两只脚只顾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双手去斡开他胸脯,扎乞的一声,把心肝五脏生扯下来,血沥沥供养在灵前。后方一刀割下头来,血流满地。”
封建社会一向认为“万恶淫为首”,只这一点,潘金莲就不可能有善终。可不仅如此,她还杀死了武大郎,这在不把女性当成一个个体来看的时期,更是大逆不道。虽然《金瓶梅》打破了以往中国长篇小说女性人物脸谱化的惯例,用女性来当小说的主角,却仍没能逃过封建的桎梏。所以当潘金莲不但偷情,而且伙同西门庆毒死了自己的结发丈夫时,无论作者再如何庇护――如借潘金莲在西门庆死后独自跪守灵堂表明其对西门庆还是有真正的爱情的――潘金莲之死却仍是不可逆转、众望所归的。对于当时的读者和作者来说,这样一个女子,莫说是安安稳稳地过完下半辈子,就是在世上多苟活个几年,都是不可思议且不能容忍的。于是,《金瓶梅》中潘金莲被武松挖心的一幕便引得众人皆拍手称快,直道是罪有应得。
爱玛和潘金莲本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两位斗士,两者都勇敢地追求各自的幸福。但爱玛一直在奋斗,直至失去所有,以死解脱:潘金莲则追求无果,选择与现实妥协,甚至矫枉过正,居然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尽管两者的个性迥然不同,但最终都被时代判了死刑,若一定要给“为什么”这个问题一个答案,夏尔在《包法利夫人》中的最后一句对白用在这里应该是相当贴切的:“C"EST LA FAUTE DE LA FATALITE(一切只怪命运)!”
参考文献:
[1]齐烟,汝梅校点.崇帧本《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1989.
[2]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马克思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
[4]黑格尔.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牛贵琥.金瓶梅与封建文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7]戈尔德曼著.吴添岳译.论小说的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8]勒内基拉尔著.罗�译.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北京:三联书店,1998.
[9]夏之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
[10]格非.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11]福楼拜著.李建吾译.包法利夫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